瀛台落日(5-2)

会议开始有争执了,所争的是几条铁路。

依照中俄密约,双方设立华俄道胜银行,建筑一条铁路,自俄国的赤塔向东南伸展经哈尔滨至海参崴,实现了俄国前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求以最短的路程,连接滨海省与俄国中部交通的愿望。

这条铁路全长二千八百里,俄国称之为“中东铁路”,中国则或名“东省铁路”,或名“东清铁路”。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德国与俄国勾结,利用中俄密约,布置了一个类似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先由德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而俄国公使则向李鸿章暗示,基于条约互助之义,愿为代索胶州湾。李鸿章此时虽到过“通都大邑”,而且也会打几句“痞子腔”,但毕竟还是“乡愚”,不知这年初秋,德皇威廉二世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相晤,已有成议。明明是一个吊死鬼的圈套,而漆黑懵懂的李鸿章,看出去是一面圆圆的气窗,窗外一片清光,忍不住探头出去透气,就此上了圈套。

当时是翁同龢当政。书生昧于世事,而理路是清楚的,加以有张荫桓相助,看出李鸿章要上大当,所以一面奏皇帝饬庆王奕劻告李鸿章求助于俄,同时急电驻俄公使,用极委婉的措词向俄国政府说:“中国不愿俄国因而与德国失欢,请俄国暂时不必派海军来华”;一面由张荫桓及荫昌向德国交涉,亦即是情商,不占胶州,另作补报。

中德会议不下十次之多,德国始终不肯让步,而俄国则以急人之急的侠义姿态,出兵到了旅顺、大连。此来是为“助拳”,当然要求地主供应一切。由于李鸿章的坚持,特派负镇守山海关之责的宋庆,供应俄国海军一切“应用物件”,并拨二百万银子修筑旅顺炮台。不久,声明“暂泊”的俄国,竟开口要求租借旅大。李鸿章知道中了圈套,但想摆脱,已办不到了。

结果丢了胶州湾,也丢了旅顺、大连!英国与日本已有结盟的意向,见此光景,为了抵制俄、德,更为了本身的利益,英国趁火打劫,要求租借尚在日本占领之下的威海卫,而以承认闽海地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三国干辽之一的法国岂甘落后?要求租借广州湾。意大利来凑热闹,要求租借三门湾。一时列强瓜分之说,竟有见诸事实之势。

事急,总理大臣全体集会,帝师翁同龢慷慨陈言,主张开放各口岸,许各国屯船之处,然后定一“大和会之约”,不占中国之地,不侵中国之权,而中国则不坏各国商务。

这样,庶几开心见诚,一洗各国之疑。这虽是书生之见,却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所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但所有的总理大臣,包括翁同龢恃之为左右手的张荫桓在内,无不保持沉默,据说张荫桓此时已等于出卖了翁同龢,与李鸿章一起接受俄国代表贿赂的期约,如果帮助俄国实现了租借旅大的要求,可以各得五十万两银子的酬劳。

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春天,继二月初四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公使海靖,订立“胶州湾租借合约”,允德国租借九十九年,建筑胶济铁路,开采铁路两旁三十里内矿产之后,三月初六复由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国署理公使巴布罗夫订立了“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允俄国建南满铁路。

第二天——三月初七,德皇电贺俄皇取得旅顺、大连,而恭亲王奕劻自此病情转剧,终于不起,薨于四月初十。四月二十三,下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又四天,手拟定国是诏的翁同龢被黜;八月初五袁世凯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发生了“戊戌政变”。这个“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害惨了皇帝与翁同龢,而中圈套的李鸿章与见利忘义的张荫桓亦没有落得好下场,变成害人而又害己。

※ ※ ※

南满铁路正式名称叫做“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是由哈尔滨开始,向南直通旅顺,纵贯吉林、奉天,苏俄的势力,因此而能到达渤海。及至朴次茅斯和约成立,俄国将从长春至旅顺这一段,约有一千五百里,割让给日本。这一段铁路历经名城沃土,日本视作击败俄国最大的一项战利品,认为其中有许多生发,所以在会议中提出要求:“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起见,中国不能再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

袁世凯想了一下,提出相对的条件:“如果中国不能造跟南满平行的铁路,日本亦应如此。否则,一样有损利益。而且所谓‘平行’,亦应该有个限度,相去十里是平行,相去百里亦是平行,不可一概而论。”

“满洲地方辽阔,人烟稀少,经营一条铁路不容易,所以即使隔得很远,一样也有妨害。”小村紧接着说:“至于日本亦不造平行线,可以同意。不过,与南满连接的铁路,即是南满支线,将来看地方发达的情形,可以添造。”

“不!”袁世凯立即反驳:“日本继承的权利,限于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并不包括任何支路。如果逾此范围,是另一件事,不能并为一谈。我再提醒贵大臣,当年中国许与俄国的,只是东清铁路,没有包括其他支路。”

小村语塞,便由日本的另一名全权内田康哉接口说道:“添造铁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便利,地方就会繁荣,这是与中国有利的事。”

“如果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彼此应该同意,但不能与南满铁路混在一起来谈。”

“照这样说!”小村紧钉着问一句:“贵大臣是同意添造的了?”

“如果为了开发地方,中国亦可随时斟酌情形,添造铁路。”

“不然!在南满范围内添造铁路,总是妨害南满铁路的利益,有与南满竞争之嫌,中国自不应随时添造。”

听翻译将这段话译了过来,袁世凯认为小村的一句话,有漏洞可钻,所以很快地问:“彼此同意,总可以了吧?”

小村认为这句话很难回答,与接座的内田小声商议之后,方始答说:“如果日本同意,中国可以添造,但不能与南满铁路平行。”

这在交涉上是一大收获,日本已承认中国在南满铁路范围之内,建造支路的权利,虽须日本同意,但至少有了要求权。倘或日本拒绝,相对地,日本想添造支路,中国亦可拒绝。所以小村的答复,等于是为他提供了一项牵制的工具,自然是失策。

正当小村在悔恨不迭之际,名居参议而有发言权的唐绍仪,忽然画蛇添足的说:“造铁路,有关中国主权,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国同意,不能随时添造。”

“自然要同贵国商量,日本决不至象当年俄国对待贵国的情形,贵国不必顾虑。”

这时唐绍仪已发觉自己的话有语病。本来照袁世凯与小村的折冲来说,权利是同等的,谁都可以在南满的范围内添造铁路,唯一的条件是征得对方同意。而照他所说,仿佛南满添造支线是日本的权利,不过须征得中国的同意。但是唐绍仪虽已发觉失言,却拙于弥补,倘或见机,只要复述小村的话,敲打转脚,成为定论,依旧不损权利。而他只是重复声明,造路不经中国许可,总是碍及主权。语气中越发明显,添造南满支路,只是日本人的事,与中国无关。

小村想不到遇见这样一个对手,大喜过望,立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大声说道:“我只着重在南满铁路利益有关这一点上。所以如有与南满铁路利益有冲突的任何支线,中国不应该添造。”

就这一句话,推翻了原来的承诺,而唐绍仪懵懵懂懂,只觉得话不大对劲,却说不出个究竟。默尔而息,遂成定案。

交涉由此落了下风,因为日本方面已看出底蕴。瞿鸿玑并不懂国际公法,利害出入,不甚了了;袁世凯虽然机警且肯用心,但究竟不能如李鸿章当年办交涉那样,动辄视对手为后辈,以气势得人,话说错了,亦可设法收回或弥补;随员中倒有些留学生懂交涉的要领,无奈中国官场尊卑的观念甚深,人微必言轻,发生不了作用。

能发生作用的,只有一个曾国藩第一批选送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他是袁世凯办洋务的“大将”,官拜外务部侍郎,声名甚盛,谁知是浪得虚名,无须忌惮。

就因为这一转念,小村与内田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第二天接议安奉铁路,小村提出了“改造的要求”。

原来日本陆军自朝鲜渡鸭绿江增援,在奉天、吉林境内造了好几条轻便铁路,其中最重要一条是,由朝鲜义州对岸的安东,到奉天省域的安奉铁路。日本事先已经扬言,希望继续经营这条铁路,此是与中国主权有关的事,怕遭到强烈反对,迟迟未发,此刻悍然不顾地提出来了,名为“改造”,当然包含“改造”完成,继续管理经营的意思在内。

因此,袁世凯这样答说:“这条铁路是筑来军用的,军事完了,就应撤掉,何必改造?”

这又是袁世凯失策了!如果说,当初造安奉铁路专供日本军用,而未收任何地租,如今日本既已获胜,理当将此路赠与中国,作为酬劳。或者至少由中国贴补建路的工料费用,收回自行处置。至不济也可提出合办的要求,日本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只是袁世凯一向好用权术,以为你说“改造”,我便用无须改造来驳你,尔虞我诈,针锋相对,岂不省事?那知小村不上这个当,索性挑明说道:“奉天与安东之间,早有通铁路的必要了!以前曾与贵国外务部提过,未有结果,军事忽起,所以匆忙造一条轻便铁路,除军事以外,对地方商务振兴很有益处,应该造成一条永久性的铁路。因此,这次实在不是改造,而是重造。”

一提到曾与外务部接过头,话就不容易说了。袁世凯不知其事,瞿鸿玑亦记不起有这交涉,唐绍仪到外务部的日子不多,更为茫然。因而袁世凯竟无以为答。

但日本的代表却不放松,小村与内田轮番鼓吹,筑成这条铁路如何与中国有利。最后只好许他改造,只是有个条件,路轨的宽度应与关内外铁路相同,不能照南满路尺寸,表示将来可以收回成为中国铁路的一部分,而非南满铁路的支线。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吃亏的地方。但比起当年李鸿章在马关议和的情况,却有霄渊之别,所以不常出席的庆王奕劻,经常出席的瞿鸿玑,都认为议约能有这样的结果,已是差强人意了。

其中有个随员,却忍不住有一肚子话说。此人是上海土著,名叫曹汝霖,字润田,祖父两代都在曾国藩所创设的江南制造局供职,家境小康,所以曹汝霖能够自费留学日本,学的是法律。

毕业之时,正好新设商部,有许多商事法需要拟订,并决定借鉴于日本,因而曹汝霖被延揽入部,官居主事,派在商务司行走,兼商律馆编纂。中日北京会议的随员,多在外务部及商部调充,曹汝霖因为学的是法律,兼以精通日文,因而入选。小村的发言,他不须经舌人传译,语气吞吐迎拒之间,了解较深,每每为当事人误解对方的真意,该争的地方不争,不该争的地方又咬文嚼字,虚耗工夫而着急。他在会中无权发言,亦无法递个条子去提示纠正,唯有咽口唾沫,聊以滋润干燥发痒的喉头而已。

到得那一天散会,他可真忍不住了。向例散会以后,除了瞿鸿玑径回公馆,其余的大部分都随袁世凯在北洋公所晚餐,商量应该提出的文件及次日会议应该注意的要点,这天居于末座的曹汝霖,看着唐绍仪问道:“唐大人,我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要请唐大人指教。小村本来已经同意,得日本同意后,中国亦可添造铁路。后来唐大人提出主权的主张,小村立即改口,光说中国不能在南满添造铁路,不及其他,作为定议。那时,唐大人为什么不驳他?”

话说到一半,低头在吃饭的袁世凯,倏然抬眼,但他很机警,知道唐绍仪要受窘了!为了不使他过分难堪,立刻又低下头去,假装进食,其实一口饭在口中缓缓嚼咽,侧着耳朵在细听他跟曹汝霖的问答。

唐绍仪有些恼羞成怒了,“外交上说话不在乎多!”他操着生硬的广东腔,大声答说,“我提出主权的主张,是扼要的话。他既承认我的主权,自然不能单独行动,这些道理你不懂。”

曹汝霖见此光景,敢怒而不敢言,但也没好脸色给他看,微微冷笑着偏过脸去。这顿晚饭吃得便有点不欢而散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曹汝霖刚刚到部,已有一名北洋差官,持着袁世凯的名片来见,说是:“大帅请曹老爷在今天开议之前,早点请到北洋公所,大帅想跟曹老爷谈谈。”

开议是下午三点钟,曹汝霖两点钟就到了。一到便请入签押房,袁世凯起身迎接,就请他在书桌对面落坐。

“润田兄贵处是……?”

由此一句开始,袁世凯细问了曹汝霖的家世、学历,在日本几年,何时到部,是何职司,最后提到昨天饭桌上的事。

“昨天听润田兄向少川质疑,实在佩服!”

经过昨天那一番质问,曹汝霖气平了许多,唐绍仪盛气凌人,固然风度欠佳,自己在那样的场合,直揭长官的短处,亦未免少不更事。所以略有些不安地答说:“是我太轻率,出言欠检点。”

“当年我也是如此。”袁世凯说:“年轻倒是要有锐气才好。”

“是!请大人多指点。”

“不敢当!倒是这次议约,我要请教的地方很多。”袁世凯略停一下说:“可惜,大部分都已定议了!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闻高见,将来好有遵循。”

“大人言重了!”曹汝霖很不安地,“我亦是一得之愚,不定对不对。”

“对不对,要说了再研究。有意见,总是好的!请不必客气,有不妥之处,尽管指出来。”

“是!”曹汝霖想了一下说:“安奉铁路不是战利品,日本要重建,应该是可以要求他们合办的。”

“是!是!这是我疏忽。”

听袁世凯引咎自责,曹汝霖颇为惶惑,照此说下去,事事都是他的轻许,变成专门来指责他了!那岂不大违本心?

袁世凯看出他的心意,便又说道:“润田兄,若说闻过则喜,我还没有那样的修养。不过,我请教足下,并不是想听几句恭维的话。我幕府中笔下好的人很多,我有自己动手的东西请他们改,总要改得多,改得好,我才欢喜。这一点知道的人也不少。润田兄,请你了解我的诚意,尽管直言。”

有此一番说明,曹汝霖才能畅所欲言:“除安奉路以外,南满路方面,可以争取利权的地方也还多。譬如抚顺煤矿,附设炼钢厂,规模甚大,不管于军需、度支,都有很大的关系,何不要求合办?”他停了一下说:“光是限制矿区,不准超出铁路沿线多少里以外,并不是好办法。再说,事实怕也限制不住,尤其是矿穴,只朝有矿的地方去开,在地面上或许并未逾界,地底下就另是一回事了。”

“嗯,嗯!高明之至!”袁世凯很想了一会才问:“还有呢?”

“还有,俄国割南满一段给日本,照道理说亦须经中国同意。”

“喔,”袁世凯很注意,但也有些将疑,“这是什么道理?”

“中东铁路是中俄合办的。俄国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中国有五百万两的股本,说起来中国对中东铁路亦有一半的权利,如今要割让给日本,当然要中国同意。否则,不就慷他人之慨了吗?”

听得这一说,袁世凯好半晌作声不得,“润田兄,”他说:“你的道理不错。不过关于中东路的权利,我们早就在无形之中放弃了。”

“此所以需要交涉!”曹汝霖脱口答说,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了,“当时为了中东路,杨、许两星使,与俄国财政大臣商量得舌敝唇焦。杨星使因为受气而晕倒,以致命丧异国,可以想见磋商之激烈。如今俄国是战败国,中国正该趁此机会,旧事重提,切切实实提出收回利权,重新合办的要求。至于华俄道胜银行,当时是否一并议及,我不甚清楚。好在事隔未久,外务部必有档案,大人何不调出来看一看。”

“润田兄,你的见解十分高超。不过,唉!”袁世凯叹口气说:“虽然事隔未久,已几经沧桑。对俄交涉是李文忠一生勋业中的一大败笔,当时的内幕,想来你亦必有所闻,我们后辈,不便批评,何况李文忠贤良寺议和,积劳殒身,说起来跟阵亡是一样的,更何忍批评。如果翻中东旧案,势必伤李文忠的清望。再者,如今的国势,亦还不是能翻旧帐的时候。润田兄,我是腑肺之言,请你细察。”

“是的!”曹汝霖以谅解的心情,接受袁世凯的看法。

“至于这次对日交涉,说起来我的苦衷亦不止一端。我跟润田兄一见如故,不妨谈谈。第一是撤兵。朝廷对收回东三省,属望甚殷,日本人看出我们的弱点,隐隐然以撤兵作为要挟。这,想必你亦看得出来。”

“是!”曹汝霖承认他说的是实话。

“其次,北洋很想多办点事。”袁世凯也有些激动了,“中国从甲午到如今十二年,先是闹政变,后来又闹拳匪,不但元气大丧,而且浪掷韶光,我们落后人家太多了,一天当两天用,犹恐不及,所以我在北洋只要力之所及,总是尽量多做。可是有人以为我揽权,尤其是……唉,不提也罢!”

曹汝霖恍然大悟,怪不得他每次发言,总要向瞿鸿玑问一句:“是这样吗?”或者:“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原来枢庭已有疑忌之意,所以不能不如此委屈绸缪。

※ ※ ※

“中日新约”终于定议了,计正约三条,附约十二条。前后不满一个月,照会议日期来说,算是顺利的。

最后一次会议,奕劻自然要出席,签字及毕,摄影留念。第二天,袁世凯在北洋公所设宴为小村饯行,敬陪末座的曹汝霖,恰好坐在作主人的袁世凯旁边,自然而然地成了主客之间的舌人。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以及要言不烦的措词,大为小村所注意,因此,席散以后特别向主人要求,希望跟曹汝霖谈谈。

袁世凯当然表示同意,而且特意将他专用的会客室让出来,供他们单独谈话,真正是单独,并无第三者在座。

“这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所以会议上竭力让步。”小村说道:“那知是失望了。”

所谓“让步”是比较而言,较之马关条约,这一次的“中日新约”在日本算是很客气的,但仍得了便宜,总是事实。曹汝霖不愿与他争辩这一点,只问:“请问贵大臣,此来所抱的绝大希望是什么?”

“我原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的见识、眼光,在会议之后,想跟他进一步讨论两国如何联盟,那知道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席上,只在文字枝节上讲究,斤斤计较,徒费光阴而已。”

“两国联盟?”曹汝霖问道:“自然是对付俄国?”

“是的!”小村的表情是凝重之中有忧色,“俄国的野心甚大,我在朴次茅斯议和时,已经看出来了。俄国将来定会卷土重来,如果贵我两国,不早为之备,一定同受其害。倘能彼此联合,整军经武,力图自强,两国或可免受其害。”

“既然如此,贵大臣何不向袁宫保直接提出这一番意思?”

“袁宫保不从大处着眼,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那么,”曹汝霖问:“贵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够转达?”

“是的!有机会请你转达,倘或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可以专程前来。”

“好!我一定设法转达。不过,”曹汝霖想了一下说:“我听说政府方面对袁宫保亦有疑忌之意,这一层,贵大臣在会议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关于联盟一节,即或袁宫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时亦不便向政府进言。这是我个人的私见,提供贵大臣作参考,幸勿为外人道!”

听得这番话,小村半晌作声不得,最后叹口气说:“我想不到中国政府内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辞去以后,袁世凯自然要找曹汝霖询问谈话的内容。曹汝霖将小村的意思,据实相告,只隐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说的那一段话。

“唉!”袁世凯叹气的神情,跟小村一样,“我又何能作为?

只好辜负他的盛意了。”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说:“莫说是日本人不明内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谁不以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听计从,有一番大的作为?那知事实并非如此。”

袁世凯默然半晌,才说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处境越难!”

他一直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到得此时,认为以退为进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关照张一麟替他预备一个“请开去各项差使”的奏折。

张一麟对袁世凯的待人处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他此举的用意,所以这个奏折写得冠冕堂皇,但见表功之意,并无固辞之心。袁世凯深为满意,但却迟迟未曾拜发,要挑个最适当的日子。

几经咨询,接纳了杨士琦的意见,在封印之前一天拜发。因为就表面而论,这个辞差的奏折,到达御前,已在封印之后,如果邀准开去各项兼差,则封印开印,天然就是一个交接的绝好时限。至于谈到实际,辞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这个奏折是写给慈禧太后一个人看的,若以为有挽留的必要,发一道慰留的上谕即可。趁封印期间,了掉这重公案,不会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响。

等奏折一上,慈禧太后颇感意外,在召见军机时问道:

“袁世凯为什么好端端地,忽然要辞差?”

奕劻是知道这回事的,却故意装作诧异的神情答说“是!

奴才亦莫名其妙!”

“你们倒想想看,总有原因吧?”

这下是瞿鸿玑答奏:“袁世凯兼的差使很多,因为精力照顾不到,难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啧有烦言,想来袁世凯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难怪他。”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应该怎么办?”

由于有“难怪他”这句话,瞿鸿玑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觉得还未到能扳倒袁世凯的时候,便很见机地说:“论到才具,袁世凯自然是好的,有几桩差使也少不了他!合无请旨慰留,或者酌情开去几项差使?”

“要慰留,就一项差使都不必开。”慈禧太后说,“我并没成见,只觉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这句话,一点不错。如果酌量开去几项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内,大可不必!”

“是!”瞿鸿玑很勉强地答应着。

“皇帝有什么话?”

皇帝能有什么话?照例答一句:“一切请皇太后作主。”

于是决定慰留。由军机章京拟旨:“袁世凯所奏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所请应毋庸议。”

“达拉密”拟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鸿玑将最后一句改为“毋庸固辞”。原来“所请应毋庸议”是表示辞差之事,根本不必谈起,此时一改,意思颇不相同,“固”辞之“固”,意味着辞已不错,只是一时尚无替手,不能不暂维现状。这些语气上的吞吐出入,在早年的慈禧太后是很讲究的,如今正如瞿鸿玑说袁世凯的,“精力照顾不到,难免疏忽”,竟未看出仍有“疑人”的意思在内。

邸抄刚发,袁世凯在天津就接到了电报,慰留在意中,最后那句话却大出意外,不免错愕。

及至打听到这句话出于瞿鸿玑所改,袁世凯想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句成语,知道自己跟此人势不两立了!

※ ※ ※

考察宪政五大臣是十二月中旬到日本的。初适异国,目迷五色,看不出什么地方是实施宪政的功效,又从何考察起?

唯一的例外,是补绍英的缺的李盛铎,他做过驻日公使,此番旧地重游,一切都还不太陌生,而也唯有他稍知宪政是怎么回事。心想,此事头绪纷繁,如果不先提纲挈领,拣要紧之处下手,只怕漫游全球,三、五年也考察不完。必得找个人来参赞一番,先定个考察的章程出来才好。

“参赞”现成,五大臣带的随员很多,首席参赞名叫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氏,与南通状元张謇一榜的翰林。戊戌政变时因为有新党的嫌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那知湖南巡抚赵尔巽倒颇欣赏他的才气,几次奏保,已当到了候补道。这次随五大员出洋,原有一套应付公事的办法,所以等李盛铎一提到,随即拍胸答说:“我有办法!诸公尽管去观光,逛厌了换地方,反正返抵国门之日,必有交代。”

“秉三!”李盛铎喊着他的别号说:“你先别大包大揽,倒说我听听看,是何办法?”

“当今中国精通宪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卓如……。”

卓如是梁启超的别号,李盛铎一听这个名字,急忙乱摇双手:“不行,不行!这个人万万惹不得!”

“木公!”李盛铎字木斋,所以熊希龄这样叫他,“我当然不会找梁卓如。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湖南同乡杨晢子,木公听说过这个人吧了”

李盛铎知道杨晢子就是杨度,他是王湘绮的得意门生,曾应经济特科,初试高中一等第二名。但以一等第一名梁士诒,为瞿鸿玑误认作梁启超的兄弟,又说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末字相同,“其人可知”。因此梁士诒不敢再应复试,而杨度亦有“康梁余党”的嫌疑,同样地自己绝了这条进取之路,买舟东渡,成了中国留学生中很出风头的人物。

“怎么,杨晢子精通宪政?”

“是的!湘绮自负有王佐之才,他的得意门生,自然也要研究这套帝王之学。晢子是君主立宪派,如果请他做几篇考察报告,一定处处顾到君主的地位与尊严,奏报到朝廷,一定不会出毛病。”

“那好!准定请他做枪手,请你赶快去找到他,好好跟他谈一谈。”

“找他容易,不过有两件事,我先要请示木公。第一,考察报告,似乎要定几个题目,如果开流水帐似的,只叙旅途所见所闻,似乎难有结论。再者,有了题目,将来在报章上发表也比较方便。”熊希龄说:“宪政初步,在启迪民智,这些文章将来是一定要布诸国人的,同时这也是诸公万里之行的一个交代。”

“说得是!”李盛铎连连点头,“一客不烦二主,题目索性也请晢子去定,只要扣住‘考察’这回事就行了。”

“好!”熊希龄又说:“第二,总要送一份润笔,而且应该从丰。”

“这好办!我跟泽公来说。你看送多少?”

“总得一个整数。”

“一千?”李盛铎说:“似乎少了点。”

“是的,一千太少了,总得一万银子。”

李盛铎想了一会说:“这总好商量,你就快去办吧!”

于是熊希龄兴冲冲去找杨度。他住在东京饭田町,由他担任会长的“东京留学生会”的招牌,就挂在他家大门上。既是会址,自不免有会员往来,不便密谈,所以熊希龄将他约在一家“料亭”中相晤。

“近况如何?”熊希龄问说。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很好啊!”

“只怕一样不好。”熊希龄笑道:“钱不够花。”

杨度笑笑,然后又说:“听说你要来,我跟房东太太说,‘不要紧了,有人送钱来给我过年了!’”

“不错,可以让你过肥年。不过,你要作文章。”

杨度不答,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熊希龄接来一看,上面写着三行字“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

看完,两人相视而笑,真有莫逆于心的惬意。熊希龄将那张纸折起来收入口袋,“这三个题目很好!”他说:“润笔总有万金之谱,回头我先送两千过来。晢子,过个肥年在其次,你平生的抱负,正好借五大臣这个躯壳,大大展布一番。这是绝好的机会,请你珍视。”

杨度点点头答说:“话我要说在前面。论见解,卓如未必赶得上我,不过以腹笥之宽,行文之畅,我不能不让他出一头地。所以这三篇文章,我要分一两篇给他做。”

“那都随你!不过,卓如的笔锋太犀利,不要带出什么有忌讳的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不要紧!我跟他说明白,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他的稿子。”

“那,我也要跟你说明白,若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你送来的稿子。”

“尽改不妨。”杨度问说:“何时交卷?”

“大概半年吧!”

“那还早得很。”杨度很高兴地说:“阁下此来,无异放赈,今年有好些留学生可以舒舒服服过年了。”

一件大事说定,熊希龄十分高兴,在料亭中当着浓妆艳抹的艺妓,大捧杨度。这倒也不尽是作假,熊希龄有样好处,待人厚道而且诚恳。所以在赵尔巽之前,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延入幕府,便颇受器重,亦就在他那诚恳两字。有一次延经学家皮鹿门讲学,熊希龄亲自擂铃,召集听众入讲堂,便有人戏撰一联:“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又有人妒嫉他是陈宝箴面前的红员,用“熊”、“陈”同姓以拆字格做一副对联,将他连陈宝箴一起骂在里面,道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却不知熊希龄的“能干”,正因他“四足不停”之故。

这次五大臣在日本,更得力于熊希龄的“四足不停”。原来革命党人将有不利于五大臣的举动,劳动日本警察,昼夜守护。

载泽等人,吓得步门不出,一切需要对外接洽的事务,全靠熊希龄奔走。直到阴历二月初一,五大臣自横滨上船赴美,才得松一口气。

到得美国,分道扬镳,端方、戴鸿慈考察德国,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由英转法。一路逍遥,到得五月下旬,先后回到上海,但枪手的文章尚未寄到。于是熊希龄又出一个主意,以“考察东南民气、征集各省意见”为名,留人在上海守候,一面派专人赶到东京饭田町杨度寓所坐催。当时商定,端、戴留守,载泽等人先回京复命。

不多几日,派到日本的专差回来了,携来一大包文件,奏折、论说、条陈,一应俱全。其中有个论立宪应从改革官制着手的说帖,端方大为欣赏,趁戴鸿慈正好不在,将这个说帖悄悄抽下,攫为己有了。

及至坐轮船到了天津,自然做了北洋衙门的上宾,盛筵既罢,戴鸿慈回行馆休息,端方便在袁世凯的签押房里,将那个说帖取了出来,说一声:“四哥,你看这个主张如何?”

袁世凯只一看头几行,便很起劲了,“深获我心!”他拍着大腿说:“我早就有此意了。好些衙门只剩一个空架子,吃闲饭的官儿,虚耗俸禄,还影响了他人的士气,非彻底改革不可。还有那些都老爷,遇事生风,不辨是非,真正败事有余,成事不足!都察院这个衙门,也该取消。”

“四哥,你没有细看说帖,看了你才知道,其中妙用无穷。”

听这一说,袁世凯聚精会神地细看说帖,看到一半,便即明白,原来这个改革官制的办法,主张采取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钦派而提交国会通过,阁员由总理大臣遴选奏请敕命,与日本的内阁,一式无二。如果照此办法实行,内阁总理大臣当然是庆王奕劻。大权在握,要排去瞿鸿玑方便得很。即使仍为阁员,上奏是总理大臣一人之事,不必象军机大臣那样全班进见,瞿鸿玑亦就无法从中操纵,“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这,”袁世凯迟疑地说:“只怕上头不肯放手。”

“自然要有个说法,才能让上头照办。”

“喔,陶斋,你倒说来我听听。”

“我是一条苦肉计,此刻不必细说。四哥,我只问你一句话,如果责任内阁制实行,你愿意不愿意入阁?”

“这……。”袁世凯沉吟着。

“曾湘乡说过,‘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大老也没有几年了。”

“大老”是指奕劻。端方的意思,奕劻告老,必牢保荐袁世凯接任总理大臣。意会到此,袁世凯自不免怦怦心动。

“陶斋,你还是先说说,是怎么一条苦肉计?”

“四哥,如果你打算一辈子在北洋,这条苦肉计使不得,不能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端方说道:“反正要入阁的,就无所谓了,我想复命时这么回奏:立宪规模,宜仿日本。至于改革官制,可以裁抑督抚,集权中枢,庶几无外重内轻之嫌,方为长治久安之计。”

“这话也没有什么说不得。督抚有权无权,全看自己的做法。”

“那就是了,我准定照此回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