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台落日(6-1)

到了京里,端方先跟载泽见面,将杨度的文件都交了出去,然后提出改革官制之议,作为他自己的考察心得。

载泽大为赞成。对于中央官制,他没有什么意见,只觉得借此“削藩”,是绝妙之计。因此,在五大臣一起回奏考察政治经过时,他跟端方是站在一边的。不过,端方着重在仿照日本的宪政规制,意思是必得设置责任内阁,而载泽则极力陈述改革地方官制的必要,说是“照此不变,唐朝的藩镇、日本的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慈禧太后对立宪一事,本持反感,如今听了载泽、端方的话,深为讶异,也改变了过去的想法。立宪是数年以后的事,而以立宪先改官制为名,削夺洪杨以来积渐而成的督抚权力,尤其是借此消除了袁世凯手握兵柄,可能形成肘腋之患的隐忧,先就赢了一注,又何乐而不为?

只是毕竟兹事体大,她觉得如果不细想一想,遽作裁决,未免放不下心,所以一切蔚成风气,纷纷建言,有关立宪的奏折,包括袁世凯所奏:“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的建议在内,一律发交军机处存档,

<<不作任何处置>>

。五大臣环海万里,考察政治归来,如果落得这么一个“无疾而终”的结果,未免于心不甘。尤其是载泽,一方面是面子下不来,一方面正谋大用,全心全意要借考察政治作个直上青云的梯阶,所以更为焦急。

“泽公,”端方想到了一个说法,但必须是跟慈禧太后极亲密的人,才便于进言,而载泽的福晋,是皇后的胞妹,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恰是最宜于进言的人。所以这样含蓄的建议:“皇太后七旬万寿,没有能好好热闹一番,去年日俄还不曾停战,东三省在人家手里,兴致差了,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今年可不同了,东三省总算祖宗保佑,一定可以收回,倘或再干一两件大得民心的事,锦上添花,今年十月初十的万寿,可有得热闹了。”

果然,载泽遣他的妻子入宫,说动了慈禧太后。第二天便交代军机,特派醇亲王载沣主持,筹商预备立宪事宜。除了军机大臣、大学士以外,北洋大臣袁世凯亦在与议的名单之内。

※ ※ ※

一接到北京的电报,袁世凯专车进京,随带两名幕僚,一个是张一麟,一个是在日本学法律的金邦平。

专车到京,已在午后,先到宫门请安,次谒醇王载沣,然后回到北洋公所,端方已等在那里了。

“四哥,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把岑三撵到云南。”端方很兴奋地说:“大老特地叫我来跟四哥商量,这个上下家的位子应该怎么搬才合适?”

原来云南极西,有个内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名,叫做片马,为由缅甸入藏的要地,英国虎视眈眈,想夺片马的野心,日显一日。果然以兵戎相见,自然要调一员名将去镇守,奕劻想借这个名义,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

这就牵涉到原任的丁振铎。倘能对调,自无话说,只是丁振铎的资望不够,而奕劻亦不愿将两广总督这个好缺,便宜了丁振铎,所以又要牵涉到第三者。

这第三者便是端方。他从上年十二月奉旨调为闽浙总督,旋即出洋考察,从未履任。丁振铎以云贵调闽浙,缺分相当,是适当的安排,端方由闽浙调两广,亦无不可,但他意犹未足。因而便又牵涉到第四者,袁世凯的亲家周馥。

原来端方志在两江,希望袁世凯能同意,将周馥由江督转为粤督。他的理由是,李鸿章入京议和前,原为两广总督,北洋旧人在广东的很多,周馥都能笼罩得住。

袁世凯自是欣然同意:“陶斋,两江是你旧游之地,此去人地相宜,政通人和,再好没有!不过,”他说:“这个位要分两次来搬,才不落痕迹。”

袁世凯的办法是,周馥跟端方上下家对调,第二次搬位时,端方不动,其余三家转个圈,岑春煊去云贵,丁振铎去闽浙,周馥去两广。

※ ※ ※

由载沣主持的会议,只召集了两次,便已定局,奏准两宫,即时颁发上谕。照例用“钦奉懿旨”开头,铺叙慈禧太后深体民心的功德。第一段是由祖宗的规制,谈到立宪乃是自强之道,说是“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敌,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第二段入于正题,决定立宪,而以改官制入手。“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无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岔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只隔得一天,派定“更定官制”的“编纂”人员,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以次是东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臣荣庆,商务尚书载振,吏部尚书奎俊,户部尚书铁良、张百熙,礼部尚书戴鸿慈,刑部尚书戴宝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工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寿耆。部院堂官中独缺兵部,却补上一个北洋大臣袁世凯,意思便是当他兵部尚书了。

同时又规定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诸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而“总司核定”之责者,派了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玑。

看了这道上谕,袁世凯心里不免抑郁,尽管北洋权重,到了京里却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与“总司核定”的瞿鸿玑一比,更觉见绌。不过,他也有值得安慰之处,第一是端方与周馥对调的上谕,已见明发,排岑的计划,初步实现了。其次“编纂官制局”的提调,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孙宝琦与杨士琦。他的随员张一麟、金邦平,还有他所欣赏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

※ ※ ※

“编纂官制局”设在海淀的朗润园。头一次集会,由载泽主持,先议办事章程,提调已拟了个说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先议中央,后议地方。载泽念完了这个说帖,环视问说:“诸公有意见,请提出来!”

类此会议,照例以官位大小,定发言先后,世续对“立宪”不但不感兴趣,亦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鼻烟壶指一指那桐说:“琴轩,你说一点儿什么吧?”

那桐要说的话却不止“一点儿”。前一天在庆亲王府密议,已商定了策略,由他来对付载泽,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说:“立宪是所谓‘三权分立’,不过,立法在目前还谈不到,所以我主张只分‘司法’、‘行政’两部就可以了。”

“不错!”载泽点点头。

“其次,”那桐又说:“上谕说的是‘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意思是应该早早见诸实行,始足以昭大信,如果迁延日久,与‘徒饰空文’没有什么两样。倘或草草议定,又不免犯了‘操切从事’之戒。所以,我主张目前只议中央官制,因为地方官制由督抚到未入流的典史,官制复杂琐碎,只怕一年也议不完。如果只议中央官制,以两月为期,在皇太后万寿以前,核定颁布,成为朝廷旷代的恩典,岂不甚好?”

这番说词,明目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维护北洋大臣的权力,无奈说得振振有词,不易驳倒,何况又有慈禧太后万寿这顶帽子扣在上面,更叫人动弹不得,唯有同意。

“再有件事,”那桐又说:“新官制的编纂,下有司员,又有提调,上面有三位总司核定的王大臣,我辈居中,承上启下,如果每次都要集会再能定案,未免旷时废事,得要定个总其成的章程才好。”

“这无非两个办法。”铁良接口说道:“一个是推定专人,一个是轮流值日。”

“轮值似乎不妥。”那桐慢条斯理地说:“这不比带领引见,可以由各部堂官值日,反正只要礼节不错就行了。但编纂官制,是整套的东西,前后衔接,错不得一点。倘或一案出来,头一天值日的看不完,第二天值日换了个人,别生意见,第三天又有别样主张,这岂不是让下面的人为难?”

“中堂说得是!”铁良自动撤回原议,“轮流值日的办法行不通。”

“可还有第三个办法?”载泽问。

大家都不说话,便确定了“推定专人负责”的宗旨,接下来就要公推这个“专人”了。

“我要言之在先,”世续忽然开口:“我内务部的公事实在忙不过来,诸公公推,请把我先剔除在外。”

“我看,”徐世昌故意先推载泽,“领袖群伦,自然是泽公!”

“泽公有御前的差使!”载振说了这么一句,语气中不赞成,但也并不表示反对,只象是提醒。

这句话提醒了载泽本人。就在这天方有上谕:“御前大臣礼亲王世铎,于出入扈从,并不跟随,殊属非是!着开去御前大臣差使。镇国公载泽加恩着在御前大臣学习行走。”这是大用的征兆,载泽自然要巴结。再按实情来说,世铎既因“出入扈从,并不跟随”而开缺,载泽便当格外警惕,扈从左右,片刻不离才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不必等载泽自己开口,便知他决无法来负专责。于是那桐在载泽辞谢以后说道:“我看,在座的,都有本身的公事分不开身,只有慰庭是例外。”

“对!”世续对立宪不表兴趣,而对袁世凯却有好感,所以附和着说:“慰庭本是奉旨召来京议官制的,正该专负其责。”

※ ※ ※

编纂员共十七个,皆是一时之选,而大部分是调自外务部与商部的东西洋留学生,风头最健的四个,号称“四大金刚”,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还有个曹汝霖。

这四个人都是留日学生,学的是法科,论到宪政,当然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为坚持不移的宗旨。立法还谈不到,唯有暂设资政院,备皇帝顾问,作为国会的代替。行政、司法两者坚持依照宪政常规,厘订官制,不稍迁就。

先是司法独立,便有人大表反对,认为侵削了行政权,而行政采取责任内阁制,倒没有多少人反对。也不是没有人反对,总司核定的孙家鼐和瞿鸿玑,早就与以载沣、载泽为首的亲贵,取得了协议,另有釜底抽薪之计,此时不必反对。

内阁之下为各部院,“四大金刚”递了一个说帖,认为“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驭之权。名实不副,难专责成。”主张裁撤归并。

说帖由提调转到袁世凯那里,因为切中积弊,言之成理。

当然批示“照办”。

那知消息一传,流言四起。那桐赶到朗润园,神色张皇地向袁世凯说道:“慰庭,你住在园里不知道,外面对你很不谅解呢!”

“喔,”袁世凯是不在乎他人谅解不谅解的,很沉着地问:

“是为什么?”

“你不记得戊戌那年,为了裁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等衙门,闹出轩然大波?那些衙门的官儿,如今都认为你有意要敲掉他们的饭碗,群情愤慨,怕要出事。”

“这话我就不懂了!如果不是这么实事求是来编纂官制,我们来干什么?”

一句话将那桐堵得好半晌开不得口。

“哼!”袁世凯微微冷笑,“反正恶人是做定了,索性做个彻底,只怕都察院也要裁。”

“这,慰庭,”那桐神色越显惶惑,“你可得三思而行!你说吏、礼两部名实不副,很有些正途出身的老辈在骂你,怎么还可以得罪言路。”

“我是按照宪政常规行事。三权分立,监察是议院之权,何须单独设立都察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得罪言路我不怕!”

这几句话传了出去,对袁世凯不满的舆情,如火上浇油,越发炽烈。而住在朗润园中,对外面情形,多少有些隔膜,只是敢作敢为而已,在发知单召集下次的会议,注明议题是研究都察院当裁与否。

会议那天,载泽未到,托病的也很多。

与会的人则在听了袁世凯的意见之后,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就在这难堪的沉默中,陆润庠掏出一封信来,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刚接到寿州相国的一封信,念来请大家听听。”

“寿州相国”是指孙家鼐,他的信很短。警句是:“台谏为朝廷耳目,自非神奸巨憝,孰敢议裁?”

一听这两句话,袁世凯如兜头挨了一闷棍,神色大变,不但开不得口,头都抬不起来了。

※ ※ ※

“寿州相国”是咸丰九年的状元,距离作为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结局的光绪甲辰正科,已有二十科之久。

在士林中,真正是十三科之前的“老前辈”,自李鸿藻、翁同龢下世以后,隐然冠冕群伦,为清议的领袖。

经他这一骂袁世凯为“神奸巨憝”,等于登高一呼。言路上本就因为袁世凯胆敢擅议裁都察院,将他恨之切骨,此刻有“寿州相国”的号召,自然下手痛击了。

大概自和珅、穆彰阿败事以来,从未有这么多“白简”指向一个人,几乎是众口一词,说袁世凯议裁台谏,志在削朝廷的耳目,居心叵测,殆不可问。措词激烈的,甚至指他“谋为不轨”。

袁世凯到底觉得言路可畏了,但还力持镇静,在朗润园中,不动声色。

张一麟少年新进,不免害怕,便悄悄地向袁世凯提出忠告,应该速谋补救之计。

因为外面的流言甚盛,说京城里怕会激出变故,酿成暴乱。胆子小的人鉴于辛酉之祸,甚至带了川资在身,为的是一看情况不好,连家都可不回,径自出城避乱。

到了晚上,唐绍仪微服相访,劝袁世凯赶快出京。

可是,他是奉旨进京的,不奉旨又何能出京?

正在相顾束手之际,军机处派了人来通知: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

“袁世凯,你闹得太离谱了!”慈禧太后从御案上抓起一束白折子,扬一扬说:“你看见没有,参你人这么多!”

“臣死罪!不过,言路上……。”

“不要再辩了!”慈禧太后厉声说道:“赶快回任!参你的人太多,我亦没法保全你了!”

“是!臣遵懿旨!”袁世凯“冬、冬”地碰了几个响头。

这个钉子碰得不轻!袁世凯形容惨淡地回到了朗润园,都有些怕见人了。馆中有那得到风声的,免不了私下议论,一传两,两传四,都知道袁宫保栽了大跟头。孙、杨两提调,原以为袁世凯必会立即找他们去商议,谁知竟无动静,孙宝琦还能忍得住,杨士琦却认为不能听其自然。

“慕韩,”他说:“总得找项城去问一问吧?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很明白的一回事,亲贵、权要、言路,都欲得之而后快,偏偏项城又不肯收敛。如今正在风头上,碰都碰不得。”

“不碰也得有个不碰的办法,走!”杨士琦拉着他说,“去看看!”

“慢、慢!去了就得有办法拿出来,先想停当了再说。”

杨士琦想了一下说:“这件事少不得东海,他的作用很要紧。先送信进城,请他赶紧来。办法我有,且先见了项城再说。”

“东海”是指徐世昌,他的身分地位也到可以用郡望、籍贯作代名的时候了。孙宝琦也认为这件事非跟徐世昌商量不可,当即派人送信,然后与杨士琦一起到了袁世凯所住的那个院落,刚进垂花门就看到一个矮胖的背影,在走廊上负手蹀躞,腰弯得很厉害,仿佛背上不胜负荷似的。

“嗯哼!”杨士琦特意作了一声假咳嗽。

袁世凯闻声回身,看了一下没说话,转身往里而去,孙、杨两人随即默默地跟了进去。

“你们都知道了吧?”

“听说了。”孙宝琦的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

“没有什么!”杨士琦是很不在乎的态度,“责任负得重了,不免有这样的遭遇。从前李文忠、恭忠亲王都经过的,到后来还是慈眷优隆。”

“后来是后来!”袁世凯说:“眼前要保住面子才好。首先,我怎么才能回任,这个折子该怎么措词,我就想不出。”

“不!”杨士琦立即接口:“决不能自请回任。得想法子弄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明发上谕派宫保出京。”

“啊,啊!”袁世凯精神一振,“想个什么理由呢?”

“这得问问东海,看军机处有没有什么大案要派人出去查办。”

“已经着人去请东海了。”孙宝琦接着杨士琦的话说。

“如今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言路上要想法子赶紧安抚。”杨士琦说:”只要此辈肯放松一步,我想老太后亦必不为已甚的。”

“说得是!”袁世凯深深点头,“上头的意思,亦是因为言路上太嚣张,怕压不下去,所以要我避一避。看样子,倒不是要跟我为难。”

“还有,”孙宝琦说:“亲贵的谗言,也不可不防。”

“这还在其次。杏城的话不错,如今以安抚言路为先。”袁世凯说:“菊人以翰苑前辈的资格,出来打个招呼,应该是有用处的。”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杨士琦又说:“还有一位也有用处,陶公以地方长官的身分,把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京官通请一请,想来大家不能不买他们这位‘老公祖’的帐吧!”

“嗯,这个主意好!杏城,就烦跟陶斋说一说,或者请客的事,就烦你替他提调。”

“吃喝玩儿,陶公那样不精通,何用我替他提调?我马上告诉他就是。”

“好!”袁世凯觉得心情比较舒畅了些,定神想了一下说:

“照你们看,新官制什么时候可以议定?”

“那难说。只要都察院不裁,吏、礼两部一仍其旧,我想,”

孙宝琦估计着说:“大概九月中旬,一定可以完工。”

原来袁世凯还希望在官制议定之时,能够参与,如果此事定案在十月初,则借为慈禧太后祝嘏的名义,再次进京,托庆王奕劻相机进言,能再到朗润园来住几天,说来始终其事,已失的面子便可挽回。如今听说九月初即能定局,就得另想别法了。这个法子要徐世昌来想。他细细思索了最近军机处收到的折报,并无重大事故,可派袁世凯出京处理。最后,仍是袁世凯自己悟得一策。

“我想今年来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跟铁宝臣一起出京校阅。菊人,你看如何?”

徐世昌本性持重,又学了荣禄的诀窍,凡有重要事故,那怕一言可决之事,亦必先通前彻后考虑过,此时垂眼静思好一会,方始开口。

“这个脱身之计很好!不但冠冕堂皇,而且可有所表。不过,”他放低了声音说:“慰庭,从前年大将军有个故事,你总听说过?”

“年羹尧的故事很多,不知老兄指的那一个?”

“他班师回京的故事。”

袁世凯思索了一下,摇摇头说:“倒没听说过。”

据说雍正即位以后,召年羹尧自青海班师,雍正亲自郊迎,目睹军容如火如荼,极其壮观,内心已生警惕。其时正逢盛夏,雍正为示体恤,传旨命士兵卸甲休息,谁知年羹尧的部下,置若罔闻。后来年羹尧本人知道了,谢恩过后,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晃动了几下,顿时欢声雷动,卸甲如山。雍正心想,圣旨不及军令,如果年羹尧此时有篡位之心,自己的性命必已不保,所以从此一刻起,便下决心要杀年羹尧。

听徐世昌讲完这段故事,袁世凯憬然有悟,“你是说上面想收兵权?”他问。

“是的!”徐世昌答说:“亲贵的疑忌之心,由来已非一日。不过本来能拖还可以拖,如今举行大规模秋操,铁宝臣一看那种情形,回来一说,不把泽公他们吓坏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既安慰,又伤心,“诚然!”他说:“我这六镇北洋新军,自信在海内已是所向无敌,也难怪他们疑忌。此事迟早会发作,拖亦不必拖,等秋操过后,我们好好再商量。”

“既然你决定这么做了,明天我跟庆邸、子玖去说,一奏必准。可是总也得有个办法啊!”

“那好办!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晚上就有办法交给你。”袁世凯唤人将张一麟请了来,“请你打个电报给仲远,现在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请他作个初步筹划。明天一早,请他专车进京,等着他的办法出奏。”

张一麟答应着走了。袁世凯又谈如何疏通言路,特别是要笼络东南各省的京官。徐世昌一诺无辞,起身说道:“我得赶进城去,把这些办法,先跟庆邸、陶斋说一说。仲远一到,立刻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