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台落日(10-2)

在张英麟接任之前的半年,已有上谕,设置代替国会的资政院,并派贝子溥伦与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为总裁,会同军机大臣,拟定详细院章,因而陆宝忠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的基础。结果是驳掉了!因为从慈禧太后到张之洞、袁世凯,都没有意思施行两院制的立宪政体。

在张英麟接任以后,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的章程,皆已拟妥,而朝廷尚有瞻顾,未曾颁布。但立宪的呼声,则已高唱入云,在上海有好些倡导立宪的团体,有一个叫“预备立宪公会”,首脑是南通状元张謇、福建解元郑孝胥等人,电请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更有个声势赫赫的“政闻社”,是梁启超所组织,也是保皇党的大本营,电请宪政编查馆,在三年内开国会。

类此的奏请,除了报纸刊载以外,朝廷照例“不报”,却抄发了奉派赴国外考察宪政,甫自德国、日本归来的礼部侍郎于式枚的一道奏折。于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专司章奏,文字为海内传诵,所以即使对宪政没有兴趣的朝士,也要仔细读一读。

他的奏折中劈头就说:“臣愚以为宪法自在中国,不需求之外洋。”只看这句话,对热中立宪的人,便是兜头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章,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静气,细究其故的魔力:“近来访察群情,详加研究,编考东西之历史,深知中外之异词。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实振古未闻之事,乃为近日新说所宗。臣历取各国宪法条文,逐处参较,有其法己为中国所已有而不须申明者,有其事为中国所本无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诞可笑者,有此国所拒而彼国所许者,有前日所是而后日所非,固缘时势为迁移,亦因政教之歧异。”

话虽如此,于式枚认为比较可取的是日本宪法。“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自为义解,颇具深心。”以下引叙上海报上刊布的一篇题为《今年国民为国会请愿文》的文章,攻击“宪政所以能实行者,必由国民经有一运动极烈之年月,盖不经此,不足以摧专制之锋”的论调,他说:“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权;归之所归,则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

接着撮叙法国大革命及日本立宪的结果,从而议论:“盖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日本则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须屡缓其期。上有不得已之情,下有不可遇之势,情势所迫,不得不然。至于我国臣民,本来无此思想,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怨毒之积,又非日本改造之初。我皇太后、皇上曲体舆情,俯从廷议,特允非常之举,宽为莫大之恩!迭降谕旨,既极周详,分定年期,尤为明尽,应如何感颂奋勉,以待推行,岂容欲速等于索偿,求治同于论价?”

至此笔锋一转,以轻蔑的语气,大骂主张立宪的记者、教员:“况今之言之宪,请国会者,实为利而不为害,且在士而不在民!其所言报馆、学堂,不农不工不商,但可强名为士,未尝任纳税当兵之责,乃欲干外交内治之权!至敢言‘监督朝廷’,又或云‘推倒政府’,读诏书则妄加笺注,见律令则曲肆讥弹,胥动浮言,几同乱党!”因此,于式枚认为:“观于法国之事,则知发端甚巨,固祸变之宜防。”但亦不否认:“又观于日本之事,则知变法方新,亦人情所恒有。”从而警告:“惟须亟筹补救之策,乃不至成溃决之虞。”至于补救之道:“惟在朝廷力图富强,广兴教育,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随时劝导,遇事弹压,庶不至别滋事端。”最后归结到宪法,主张先“正名定分”,引“日皇所谓‘组织权限,由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于君,非民可解’,”意在言外地表示:“将来的宪法,必当出于钦定,而不可由国会厘订。”至于制宪的程序,该等到“将来各处奏报到齐,必须慎择贤才,详加编订,于西法不必刻划求似,但期于中正无弊,切实可行。”

如此立论,在守旧派,尤其是揽权日甚的少年亲贵,自然击节称赏,一般人看来,觉得除掉“颂圣”不免肉麻,批评敢言的记者、教员,持论过苛以外,由于他承认立宪的要求,为“人情所恒有”,所以并未起多大的反感。至于对宦海升沉特感兴趣的人,则着眼于“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这句话,认为是针对两江总督端方而发,东南督抚,或者会有调动。

这篇文章只引起批评,并未引起风波,但传到海外,保皇党纷纷大哗。于是到了六月里,军机处接到一个怪电报。

这个电报发自南洋,是个电奏,自署名叫作“法部主事陈景仁”,自道是政闻社社员,电文中将于式枚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请朝廷“革于式枚之职,以谢天下。”

“荒唐,荒唐!”张之洞看完这通电报,大摇其头:“时逢末世,什么怪事都有!各位看,该当作何处置?”

“革职不就完了!”世续答说“主事无专折奏事之权,光这越分言事,就可恶之极!”

“且慢!”袁世凯另有看法,“陈景仁所恃者政闻社,政闻社又何所恃而敢如此猖狂?”

此言一出,满座默然。最后是庆王奕劻开了口:“不必多问了!我看,只拿政闻社请限期立宪,跟这姓陈的并作一案,发一道上谕。各位看呢?”

大家都知道,政闻社跟肃亲王善耆有关系,所以奕劻主张“不必多问”。不过陈景仁究系何许人?何以会在南洋?张之洞认为应该查一查。

“何妨先找一部‘缙绅’来看看?”

世续这句话提醒了大家。随即取来琉璃厂荣禄斋印刷的,光绪三十四年春季及夏季的缙绅录,遍查法部官员,就找不到一个名叫陈景仁的主事。

“莫非是冒名开玩笑的?”张之洞说“如本无其人,则煌煌上谕,无的放矢,那可不成事体了!”

“冒名是不会的。”世续又说“照我看,此人在法部怕查不出来,必得到吏部才有着落。”

这一来,袁世凯也想到了,“或者是个捐班主事,”他说:

“从未到过法部。”

他的猜测不错,吏部司官查复,陈景仁是捐班主事,本来分发刑部,一改新官制,便变成了法部主事,听说此人是南洋的一个富商。

只要有这个人就好办了。由张之洞口授大意,军机章京拟好一个旨稿,呈堂传阅。袁世凯看上面写的是:“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以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预备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等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昵,昌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侜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陈景仁,着即行革职,以肃官常。”

“我想改一两句。”袁世凯提笔勾抹添写了两句,再送张之洞看。

一看,“以肃官常”四字勾掉了,添了两句:“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以示薄惩。”张之洞便即问道:“陈某人在南洋,如何命地方官查传管束?”

“这加个伏笔。”袁世凯说:“此人倘敢潜回内地,就可以责成地方官遵旨行事了。”

“啊,啊!”张之洞不免自惭,当了三十年的督抚,连公事上这个小小的窍门都还不识,岂非荒唐?

※ ※ ※

这道上谕,面奏裁定,第二天南北各报,都用大标题登了出来,政闻社社员大哗,纷纷写信给梁启超,或者政闻社的总务员,年高七十,精通六国文字的马相伯,要求退社。所持的理由不一,有的是为“侜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的话头吓倒,怕惹来大祸;有的是觉得“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的话太难听了,不愿同流合污;有的认为陈景仁太霸道,既然讲言论自由,有话大家好说,何致于于式枚说错了话,便该革职?

就在这政闻社社员纷纷要求退会或解散团体之时,“预备立宪公会”所策动的各省国会请愿代表,已陆续到京,八大胡同与戏园饭馆平添了无数打着蓝青官话,满口新名词的陌生面孔。有时因言语隔阂,习俗不同,惹起纠纷,“地面上”的官人,总是善言排解,此由于民政部尚书肃王善耆曾经迭有“堂谕”,对这些代表,务必妥为保护之故。

袁世凯对肃王的态度颇为不满,不过他一向不愿得罪亲贵,所以隐忍未言。但对政闻社却耿耿于怀,隐忧莫释,因为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政闻社以拥肃、离庆、拉张、倒袁为宗旨,尤其离间他与庆王奕劻的关系这一点,更难忽视,日夕伺机,想一举消灭政闻社。

机会终于来了!就在杜钟骏到京请脉的那时候,由美国旧金山来了一通电报,是“中华帝国宪政会总长康有为,副长梁启超暨海外二百埠侨民”所上的请愿书,列陈“十二大请愿”,可归纳为九事,其中最重要的共有五点。

第一点“立开国会以实行宪政”,这在慈禧太后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忤。尽裁阉宦,迁都江南,及改国号大清帝国为中华帝国,则无不犯了大忌。慈禧太后勃然震怒,将原电交了下来,命军机处会同政务处及宪政编查馆会议具奏。

袁世凯成竹在胸,但须先有一番布置,特地去看庆王奕劻,要求屏人密谈。

“王爷,”他神色凛然地说“我有件心事,至今不敢率直奉陈。王爷知道不知道肃王结交了一些什么人?”

“我不太清楚。”奕劻答说:“此人向来不讲边幅,疯疯癫癫的,不必理他!”

“不然!疯子会闯大祸!”袁世凯又问:“王爷可知道,所谓‘中华帝国宪政会’,就是保皇党的改名?”

“知道。”

“康有为有个弟子叫汤觉顿,在京已经多时,王爷可知道?”

“不知道,连汤什么顿这个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

“那就无怪乎王爷不知道了!这汤觉顿便是奉了康梁之命,专门来跟肃王联络的,他们经常见面。”袁世凯说到这里突然顿住,而脸上是极痛苦的表情。

这使得奕劻既惊且疑,“慰庭,”他问,“你有什么难出口的话。”

“我有句话,不忍而又不能不言,说出口来,就要有个归宿。否则,王爷怕亦担了很大的责任。

奕劻骇然,“何出此言?”他将心定了下来,沉着地说:“慰庭,你不妨说给我听,如果我该负责任,我一定负。”

袁世凯点点头,压低了声音说:“保皇党的首脑,从前是康有为,现在是肃王!朝廷严旨要捕康梁,而康梁奉肃王为魁首。王爷,请问这该怎么说?”

奕劻听得这话大吃一惊!心里懊悔,不该让袁世凯开口,如今可为难了!照袁世凯的说法,肃王善耆应与康梁同科,但又何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讦告此事?倘或不闻不问,万一有何事故,袁世凯会说,当时曾警告过庆王,他没有表示,只好不办。这就变了比同隐匿,至轻也是个革爵的处分。

看他脸上阴晴不定,袁世凯索性再说些让他胆战心惊的话,“王爷,”他说,“肃王办的消防队,用兵法部勒,一样有洋枪,一样三六九出操。请问,救火消防队用得着这个吗?”

奕劻的脸都吓黄了,“他要干什么?莫非要造反?”他气急败坏地说。

“王爷,”袁世凯摇摇头,极冷静地答说:“你这话谁都没法子回答。”

奕劻心想,消防队练武携枪,不就是打算趁火打劫吗?倘或宫廷有灾,命消防队进大内救火,可能俄顷之间,变起不测。

转到这个念头,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那怎么办呢?”奕劻紧皱着眉说:“以善一的身分,能有什么位置?”

“善一”就是肃王善耆,他居长,弟兄四人名字中都有一个善字,而辈分则与帝系的“溥”字辈相并,因而辈分较高的亲贵,都以善一、善二叫他们兄弟。善一的辈分虽低,毕竟是世袭的亲王,即令犯有极重的过失,亦须有确实的证据,方能奏请处置。如今事涉暧昧,而又关系重大,如果让慈禧太后知道了他是这样的态度,必然震怒,但却无奈其何。倘或隐匿不言,万一出了什么事,可又脱不得干系。此所以奕劻为难万分。

他的处境是袁世凯早就想到了的。就要奕劻觉得为难,才会听从他的建议。于是他用安慰的语气说:“王爷也别着急,事情就怕不能前知,知道了总有法子预防。亲贵理当保全,倘有不测之事,就算自己没有责任,又何忍见那位亲王为端华、载垣之续?”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奕劻连连点头,“无事是福!”

“我在想,亲王体制尊贵,朝廷必当优礼,表面上实在不能有什么举动,为今之计,唯有釜底抽薪,削其羽翼!”

“釜底抽薪,削其羽翼!”奕劻轻轻的念着,抬眼望着袁世凯问:“你的意思是,把他手下得力的人办几个,或者调开?”

“不!羽翼者康梁一党,什么中华宪政会,远在海外,鞭长莫及,不如先查办政闻社!只要上谕一下,汤觉顿之流,自然闻风而遁,再无人逞其如簧之舌,盅惑亲贵。这才是爱人以德的保全之道。”

这几句话说得冠冕堂皇,奕劻大为赞赏。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议时,便提出解散政闻社的主张,满座皆以为然。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亦在座中,见此光景,唯有沉默。散会以后,一路哼着“先帝爷,白帝城”,扬长而去。回到王府,未及更衣,便连呼:“找王小航来!找王小航!”

这王小航单名一个照字,汉军旗人,跟肃王府的渊源甚深。戊戌改变之前,在礼部当主事,上折言事,尚书怀塔布、许应弢不肯代递。王照一怒之下,做了一个呈文,指责堂官不当,不遵旨为他代递奏折。而且这呈文是上堂亲递,同时声明:两尚书不受,他要到都察院呈递。

自有部院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怪事。怀塔布与许应弢迫不得已,只好答允,为他代奏,随即由许应弢亲自动笔,拟了一个奏折,说王照“咆哮堂署,借端挟制”,并解释不为代递的缘故是:王照奏请皇帝游历日本,而日本最多刺客,从前俄国皇太子及李鸿章都曾遇刺。王照置皇帝于险地,所以不敢代递。又指责王照“居心叵测,请加惩治”。

这道奏折很厉害,能为王照带来杀身之祸,无奈锐意变法的皇帝,一意广开言路,对礼部堂官顾虑他的安危,并不见情,降旨道:“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鳃鳃过虑。”

接着又说:“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激,抑不上闻,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蔽之一端。怀塔布等均着交部议处。”结果,怀塔布、许应弢,及两名满缺的侍郎,一律革职。处置之苛,未之前闻。王照亦就因为掀起这么一场大风波而名闻海内了。

及至戊戌政变失败,王照当然在查办之列,幸而是京中土著,又有善耆照应,得以闻风脱走,与康有为同船逃到日本。前两年方始悄悄回国,化名“赵先生”隐居昌平、保定等地,不过经常溜到京城,以肃王府为居停,作善耆的谋主。

这时把王照请了来,善耆便将政闻社行将奉旨解散的决定,告诉了他,向他问计,应该如何预作布置?

王照与康有为由患难之交搞成水火不容,肇因于康有为露了以保皇为沽名图利之计的狐狸尾巴,在日本动辄向人说,他奉了皇帝的“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起兵要粮要饷,借此便可募捐筹款。有人以此求证于王照,他自然不肯替康有为圆谎,因而结成冤家。不过,王照对梁启超是颇有好感的,所以劝善耆应该设法保存政闻社。

“既然勒令解散,想来下一步就是查拿了。这个责任自然落在民政部,那时候王爷可就为难了。”

“说得是!”善耆憬然有悟,“事不宜迟,教他们快走吧!此刻老赵怕还不知道这件事,等他一知道,布下罗网,那可要大糟其糕。”

老赵是指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谁都知道他是袁世凯的鹰犬,掌握着民政部属下的密探。王照心想,这赵秉钧自题别号叫“智庵”,阴险多计,一奉解散政闻社的上谕,必定秉承袁世凯的意旨,小题大作,株连无辜,只怕各省请愿代表都会遭殃,因此决定亲自出去一趟。

“王爷,我看这件事得我去料理。”他说,“别人去,话说不清楚,不了解事机之险,会误大事。”

“你去自然最好。不过,怕显眼!”

“不碍,我会化装。我还得跟王爷要点东西。”

“什么?”善耆问:“钱?”

“钱倒不要,要南下的火车票,只要三等、四等,多多益善。”

“那容易!”

善耆随即派人到前门车站买了一百张京汉铁路的火车票,派人保护化了装的王照,到前门外东河沿、大栅栏、八大胡同走了一遍,直到午夜方回。

第二天果然下了上谕:“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羽,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复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赵秉钧一看有“严拿惩办”的字样,随即下令,遇有谈论国事,鼓吹立宪而行迹可疑的陌生人,先逮捕了再说。可惜,他晚了一步,汤觉顿与各省请愿代表,都在这天上午,拿着王照所送的车票,上了南下的火车,即有少数逗留在京的,亦以接到警告,及早躲到亲友那里,深居简出,噤若寒蝉,赵秉钧的部下一无所获。不过,大老们的耳根倒是清净了,因为各省请愿之事,就此无疾而终。

话虽如此,应该交代的表面文章,仍旧密锣紧鼓地在赶工,八月初一那天,终于颁发了一道煌煌上谕,明定筹备立宪期限为九年,也就是在光绪四十二年颁发宪法。同时在这道上谕中,公布了“宪法大纲”、“选举法要领”,以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宪法大纲中首列“君上大权”,共计十三款。第一款:“大清皇帝统制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款:“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此外,立法、召集会议、用人、军事、外交、财政诸大权,统归君上,不受干涉。唯一有些微宪法意味的一款是:“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

尽管归政于民,有名无实,但毕竟立宪有了期限,当国的大老可以松一口气了。尤其是慈禧太后,真有如释重负之感,因而兴致显得特别好。宫眷的情绪完全视“老佛爷”的喜怒爱憎为转移,兼以时入仲秋,桔绿橙黄,一年好景之始,乐事正多,转眼慈圣万寿,更是好好热闹一番。

“人生七十古来稀!过了七十,就该年年做生日。何况是皇太后,更何况立宪有期,太平在即。”

内务府的这一论调,流传得很广,在内廷行走的人,无不津津乐道,但有件事颇生争议。这年慈禧太后万寿,有个往年所无的点缀:西藏黄教的达赖喇嘛,将携带着大批珍贵的贡品,赶在万寿期前入觐。在乾嘉以前的盛世,这是常事,自道光至今,外患内乱频仍,时世不靖,道路修阻,达赖及班禅入觐之事,久已停止,如今复举,正见得盛世将临,所以很热中于这件事。

可是李莲英却屡次谏阻,他的理由是谁都想不到的,说是故老相传,皇帝与达赖同城,必有一方不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是说,皇帝有病,怕达赖来了,会有冲克?”

“是!”李莲英直答说:“不然何必降旨各省荐医生?”

慈禧太后默然。从回銮以后,她就渐渐发觉,李莲英很卫护皇帝,现在听他这话,更是效忠皇帝的明证。不过,她也知道,李莲英跟荣禄一样,不管怎么样,是不会背叛她的,别人拥戴皇帝就会结了党来反对她,而李莲英决不会!而细细一想,他亦没有错,皇帝的病,若能痊愈,自己仍旧是太后,倘或不起,且莫说立了幼主又得有好几年的辛苦操劳,而且太皇太后毕竟隔着一层,大权多少要分给皇后,总不如全握在自己手里来得好。

于是她说:“你是那里听来的怪话!皇上还能让个喇嘛克死?若说有个人不利,也必是不利于达赖。”

李莲英适可而止,不再往下说了。慈禧太后却想起一件事,达赖早就到了山西,驻锡五台山,六月初将由山西巡抚,一指派妥人,护送来京。至今两月,何以未到?

第二天问起军机,此事归世续主持,便由他答奏:“六七月里天热,带来的贡品又多,一路调拨夫马,种种不便,所以等到凉秋入觐。”

“现在不是秋凉了吗?”

“是!也快动身了!好在山西离京不远,只要一动身就快了。”

他没有说真话。真相是达赖不愿入觐了!因为他对陛见的礼制有意见。照礼藩部的拟议,达赖见了皇帝,跟任何臣工一样,必须磕头,而达赖自视甚高,以“国师”自居,不愿向皇帝行跪拜大礼,故而迟迟其行。

如今慈禧太后催问,而万寿又快到了,世续不能不找礼藩部想法子搬弄达赖进京。当下决定,好歹骗他到了京里再说,因而由军机处密电山西巡抚,敦劝达赖起程,礼制上总好商量。

达赖被劝动了,决定一过中秋就动身。那知又横生波折,“西藏番僧,联名呈诉赵尔丰枉杀多命,毁寺掠财。”番僧就是喇嘛,达赖得知此事,自然又观望了。

原来西藏的政教纠纷,颇为复杂。当黄教始祖宗喀巴在明朝永乐十七年圆寂时,遗命以达赖、班禅二大弟子,世世化身转世,互为师弟,宏扬大乘教义,并以达赖主前藏,驻拉萨,班禅主后藏,驻扎什伦布。转世到今,达赖是第十三辈,班禅是第九辈。

这十三辈达赖,法名阿旺罗布藏塔布克勒嘉穆错,出生于光绪二年五月,由第八辈班禅为他披剃授戒。到了光绪八年,第八辈班禅圆寂,下一年转世现身,即为第九辈班禅,法名洛桑曲金,当然成为达赖的弟子。

其时英国垂涎西藏已久,光绪十三年驱使印度侵入藏边,发生战争,藏军伤亡七百余人。第二年又打了一仗,藏军一万余人,溃不成军。因此,达赖恨极了英国,而俄国正好趁虚而入,所派的一个间谍名叫道吉甬,做过达赖的老师。自甲午战后,西藏是联俄派的天下,英国的势力处处受到压制。不想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无暇远顾,英军得以卷土重来,在光绪三十年七月间,借故侵入拉萨。达赖大惊,将印信交给了前藏三大寺之一噶尔丹寺的噶布伦——前藏总揽立法行政大权官员的称呼,额定三僧一俗共四名,仓皇往北而逃。

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很讨厌达赖的嚣张跋扈,便上了一道奏折,数他平时的不是以外指责他事危潜逃无踪,请朝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以班禅代摄。

这一下,达赖对班禅便是旧恨加上新仇了。旧恨是在两年以前,班禅到拉萨朝拜达赖,随从疏忽,击鼓而过布达拉宫,达赖以为布鼓师门是大不敬,罚他藏银三十称。师弟之间,就此有了嫌隙,加以英国人从中煽动,彼此仇怨日深。

不过,这一次班禅却很顾师门的义气,具奏力辞,无奈除他以外,别无人可以权摄达赖的位号,亦就只好勉为其难。

至于达赖,最初是逃到库伦,意在投俄。只是蒙古的喇嘛领袖,法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极受爱戴,而达赖跟他不能和睦相处,便难以存身了。库伦办事大臣深感为难,奏闻朝廷,下诏西宁办事大臣迎护至西宁。

西宁在青海,是宗喀巴的降生之地,最大的一座寺名为塔尔寺,达赖到了西宁,自然卓锡在此。但就象在库伦那样,达赖与居停不和,积渐而至于势同水火。

原来蒙古青海,除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外,另有勒封的八大呼图克图,以章嘉呼图克图为首,位居第四的名为阿嘉呼图克图,主持塔尔寺。达赖寄人篱下而犹颐指气使,阿嘉呼图克图自然不服。

于是陕甘总督升允上奏,说达赖性情贪吝,久驻思归,请示应否准其回藏?朝廷因为英军侵藏以后,强迫噶尔丹寺的噶布伦订立丧权失地的条约,正派唐绍仪在印度与英国代表交涉改订,此时自不宜放达赖回去,指示俟“藏事大定”再议。

同时,将阿嘉呼图克图调回京里去管喇嘛。这样调停,本可勉强无事,不料又爆发了两活佛斗法的轩然大波。据说,达赖与阿嘉呼图克图积不相容,彼此都想用法术制对方于死命。

此本是红教所盛行的邪道,但黄教的喇嘛,亦偶一为之,当然,有无效验不得而知。巧的是,达赖这一次行法,似乎真的有效,年未五十的阿嘉呼图克图,一场小病,竟然不治。塔尔寺的喇嘛知道两人有斗法之事,认定阿嘉呼图克图死于达赖之手,多方搜寻,找到了埋在泥土中的土偶等物,自是达赖用来咒魇阿嘉呼图克图的铁证。因而群情愤慨,一直闹到驻藏办事大臣那里。

派人询问达赖,他承认土偶是他所埋,但否认是在跟阿嘉呼图克图斗法,指出依照黄教仪典,这是感谢大皇帝恩惠的一种仪式。查证经典,果如所言。于是斗法一事,成为无可究诘的悬疑,不过,达赖在西宁可是存身不住了。当时的理藩院便安排他入雁门关,移床山西五台山,一住已经三年。

其时由于唐绍仪等人与英国不断的交涉,终于改订了条约,对原由西藏自己被迫订约所丧失的利权,挽回了许多,而赵尔巽的胞弟尔丰,受任川滇边务大臣,锐意经营康藏,改土归流,屯垦练兵,虽然不断遭遇阻力,但西藏的面目却在改变,使得达赖大为不安。一方面怕朝廷真个统治了西藏,一方面又怕班禅的地位势力凌驾而上,变成大权旁落。

因此,他决定自请入觐。以为这一下占了班禅的先着,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在京也可以看看风色,相机活动,早遂重回拉萨之愿。

不想好事多磨,磨得达赖意兴阑珊,如今又听赵尔丰在西藏有此诸般恶行,自然要看看再说。不久,朝命派成都将军马亮查办,初步处置总算公平的。复经山西巡抚力劝,毕竟还是启程了。

一入直隶境界,朝廷特派大员赴保定迎接,这一下,地方官不能不特加尊礼,百姓亦就刮目相看,道路争传:“西藏活佛来了!看一眼都是福气!”于是所到之处,驻锡名刹,香花供养,警护森严,这在达赖却是颇足以为慰的事。

一到京,就更气派了,京里的喇嘛很不少,也没有几个人瞻礼过达赖,此时欢欣鼓舞,脸上象飞了金似的,昼夜不断,聚集在他所安座的黄寺,王公亲贵,皆来致礼,更是少有的荣耀。每一出行,前呼后拥,身后追随着无数黄衣喇嘛,轰动九城,倾巷来观,使达赖更觉得权势之可贵可恋。

但,令人不怡之事,很快地来了。理藩部负责为他们的堂官照料达赖的一个司官,名叫罗西木桑,是蒙古人,但在西藏多年,能言善道,只是有点不大懂交情,商谈觐见礼节时,毫不放松。

“要我行跪拜礼办不到。”达赖一口拒绝。

“这是按成例行事。”罗西木桑说:“决无不敬大师之意。”

“成例不足凭!而且那是班禅自贬身分!”

他说得这话,罗西木桑自然知道。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无论达赖或班禅见驾皆不行跪拜之礼,直到乾隆年间,有一次班禅在热河行宫觐见,自请依臣子之礼,从此就成了例规。

“大师的话,窃所不喻。”罗西木桑答说:“达赖、班禅世为师弟,原为一体。再说两大师化身转世,所以今天弟子所见的大师,就是乾嘉以来的各位大师,何以从前可循例行事,而此刻不能?”

这话驳得很厉害,达赖顾而言他的说:“你提起乾隆年间的话,我倒要问你,乾隆御制《喇嘛说》你读过没有?”

“在理藩供职,自然读过。”

“那么,你倒说,高宗怎么解释喇嘛?”

罗西木桑想了一下,朗然念道:“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话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

“慢着!”达赖截断他的话说,“既谓之‘无上’,岂能屈膝于人?”

“御制的文章中还有句话,”罗西木桑从容地说:“‘即汉话称僧为上人之意。’无上是如此讲法,请大师不可误解!’

不但话不投机,而且措词不甚客气了,随行的噶布伦赶紧扯开,“改天再议吧!”他说,“好在为时尚早。”

礼制未定即不能觐见。其实,就定了也还得等待,因为两宫违和,除军机及必须召见的大臣以外,一切仪制上繁文缛节,以及必得有精神来应付的朝觐,概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