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嗣继统这一案的争议，上达御前的，一共四个折子，两宫太后召见军机，细作商量，认为翁同和所拟，与徐桐、潘祖荫联衔的一折，办法最为得体，所以采用他的意思，颁发懿旨：“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绪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和、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邸抄一传，欢声雷动，“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帝系还是属于穆宗，一脉相承，与旁支无干。将来嗣位的新君，无法追尊所生，更不能再往上推，将他的本生祖父醇王亦尊为皇帝，不会重蹈明朝“大礼仪”的复辙，自是天下后世之福。

然而最令人感动的，还是垂念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既然天语褒奖，而且用他的一条命，巩固了“国本”，则死有重于泰山，所以由清流发起，在宣武门外的文昌馆，为吴可读设奠开吊。

这一天素车白马，盛极一时，除却亲王、郡王等亲贵，向例不与品官的祭典以外，从大学士起，到各部司官，下及各衙门正途出身的小官，无不亲临一拜。

最难得的是那班崖岸自高，以清贵耿介骄人的清流，王公大臣家有婚丧喜庆，亦以得此辈亲临为荣，而这时却都自告奋勇，在灵堂支宾，代丧家接待吊客，更是吴可读的身后哀荣。

这等场合，少不得品评挽联。吴可读这一死，人奇事奇，以忠君爱国的挚情，作宗社大计的死谏，感格天心，奉旨赐恤，这是绝好的一个题目，所以挽联中情文并茂的警句，触目皆是。吊客叩奠已毕，接着便是缓步浏览，一副一副看下来，到客座中便不愁无话可谈了。

“这一联最贴切，也最洒脱。”名翰林也是名诗人的陈宝琛，指着他的同乡，编修黄贻楫的一副挽联，对张佩纶说：“上联使事精确，下联亦颇能道出柳堂的为人。”

这一联的句子是：“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

在三月下旬，一天午后，京城里忽然烈日下飘雪，虽然片时即止，但亲眼目见的人很多，相诧以为必有奇冤，如传奇中《斩窦娥》的故事。不久就传出吴可读尸谏的消息，方知不是奇冤，而是奇节。眼前之事，却只有黄贻楫提到，便觉可贵。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张佩纶忽然说道：“骙庵，来，来！有件事，趁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拿它商量定局吧！”

于是在客座中找到张之洞、宝廷、黄体芳、邓承修、何金寿、吴大澂、盛昱等人，商量仿明朝杨继盛的例子，以宅为祠，将吴可读在南横街的住宅买下来，改建为祠堂。

“这是理所当然。”张之洞首先就起劲，“不独南横街，蓟州是柳堂尽节之地，亦应该设法建祠。”

“建祠容易，上谕已有‘孤忠可悯’的字样，出奏必能邀准。如今只须筹划建祠的经费好了。我看……。”

“我看，”邓承修抢着吴大澂的话说，“不必麻烦那班大老，我们自己设法凑吧！”

“对！”陈宝琛附和，“自己设法凑一凑，众擎易举，趁此刻就动手。”

“那得写个小启。”张之洞跃跃欲试地，“须得如椽巨笔。”

“那里还有巨笔？”邓承修笑道，“香涛，就是你即席大笔一挥吧！”

“论下笔神速，自然是幼樵。不过将来吴祠落成，还有奉烦之处。此刻就我来效劳吧！”

于是张之洞找了处僻静的地方，埋头构思，仿六朝小品，写成一篇缘起，当时便买了本“缘簿”，写上缘起，即席捐募。

“开缘簿”的第一个，须是名位相当，最好请一位“中堂”，但也有人认为官气不必太浓。正好李鸿藻来吊，他是清流的领袖，并请他登高一呼。

李鸿藻先不作声，等把大家的意思都弄明白了，他才提出他的看法：“此事须有个算计。柳堂的千秋大事，自然要紧，不过遗属的生计亦不能不顾。不知道奠仪收得怎么样？”

“收了有三千余金。”陈宝琛答道：“恭、醇两邸，都是二百两。”

李鸿藻点点头，表示安慰，“建祠之事，不丰不俭，宜乎酌中。人之慕义，谁不如我，所以捐募不该挑人，不能说谁的捐款要，谁的捐款就不要！这种义举，要量力而行，主其事者，应该体谅他人。柳堂为人诚笃，跟他交谊相厚的甚多，论情，自然越多尽心力越好，但是论事实，只怕力有未逮的居多，要先劝在前面，不必勉强，反令泉下有知的受者不安。”

这话就是指眼前的一班清流而言的，除却盛昱是天潢贵胄，张之洞一任四川学政，颇有所获以外，其余为了维持名翰林的排场，文酒之宴，捉襟见肘的居多，所以听了他的话，口虽不言，心中无不感动，觉得他真能知人甘苦。

“至于我，当然力赞其成，不过我是在籍守制的人，未便领头发起。这开簿面的人，还得另外斟酌。”

“那么，老师的意思呢？”张佩纶问。

“我看，宝中堂最合适。”

宝鋆是大学士，又管着吏部，是吴可读的堂官，请他来率先倡导，确是最适当的人眩同时，李鸿藻又主张由盛昱跟宝鋆去接头这件事，这也是很妥帖的安排。在座的人，无不心服，觉得他到底不愧老成谋国的宰辅，就是料理这样一件小事，亦是情理周至，有条不紊。

于是深谈细节，有了成议，将吴可读的长子吴之桓找了来，细告究竟。当初吴可读怕建言获咎，罪及妻孥，所以付子的遗书，一再叮嘱“速速起程出京，速速起程回家”，以下又连写了六个“速”字，如见张献忠的“七杀碑”，令人触目惊心。谁知女主当阳，亦复有道，不但未曾获罪，而且得蒙赐恤。这天看到吊丧的盛况，奠仪的丰厚，已是感激涕零，如今听说还要为老父立祠，留名千古，越发激动不已，趴下地来，“砰、砰”磕着响头，接着涕泗滂沱，号啕不止。

就在吴可读神主入祠，举行祭典的那天，贺寿慈却以七十高龄，而不得不冒着溽暑，举家出京。

这次是宝廷的一个奏折化作了“逐客令”。六月初七，上谕以贺寿慈补为左副都御史——降三级调用的处署，宝廷立即上奏折抗争，笔锋初起，便挟风雷：“夫朝廷用人，每日‘自有权衡’，权取其公，衡取其平，不公不平，何权衡之有？”

接下来便攻击恭王以次的军机大臣。

用人之柄，操之于上，何以见得贺寿慈的复用，出于军机？宝廷指出一个证据，贺寿慈回奏不实是“欺罔”，“恭演龙楯车顺道阅书”是“大不敬”，而交部议处的谕旨，军机含浑其词，斥之为“殊属非是”，这就是有心开脱。吏部所拟的处分并不错，错在军机“徇庇”。倘无此心，则李春山一案定谳，声明贺寿慈的处分请旨定夺时，军机应该“乞特旨严谴”，而竟免置议，这不是包庇是什么？

一段振振有词，近乎诛心的议论，写到这里，宝廷反跌一笔，说是“当降调时，人言啧啧，颇有谓贺寿慈恃有奥援，不久必复起，而奴才深维枢臣之意，或以贺寿慈身为大臣，不欲绳以重律，使之以微罪行，自必密奏宫廷，永不叙用。讵意谪官甫及三月，遽邀恩简。”

因此，他不免怀疑，难道贺寿慈的一降一用，事出偶然，“朝廷亦无成心”？这句话看似平淡，其实问得很厉害，如果大臣进退，只照一般官吏的照例迁转，根本无所措意，则所谓“权衡”者何在？

于是他又进一步推论：“即使果出圣意，官闱深远，或于贺寿慈之人品、心术，未尽周知，枢臣则断无不知之理，胡弗谏阻，是诚何心？”接下来，笔锋扫向贺寿慈，宝廷给了他八个字的考语：“即非卑佞，亦颇衰庸”，这样的人“排众议而用之”，实不知于国家有何好处？而况“副都御史，职司风宪”，以一个“欺罔不敬”的人，置于这个职位上，何足以资表率？贺寿慈以前当过左都御史，未听说他有所整顿，于今重回柏台，不知道他内心亦有疚歉否？言官中“矜名节，尚骨鲠”的人很多，一定不屑与贺寿慈共事，而其中无知识的，则必起误会，以为朝廷特放贺寿慈来当御史的堂官，是表示要象他那样的人品声名，方合做言官的资格。而京内外大小官员，看到贺寿慈这样欺罔不敬，不知爱惜声名，犹且可以幸蒙录用，将会怀疑朝廷“直枉不辩，举措靡常”，从此益发肆无忌惮。所以贺寿慈的复用，不但是言路清浊的一大转机，亦是政风良窳的一大关键。最后率直提出要求：“恳将贺寿慈开缺，别简贤员补副都御史。”

这个奏折，发交军机，相顾失色，因为明劾贺寿慈，暗中对军机指责得很严厉。恭王一看再看，看到第三遍，放下折子，叹口气说：“唉！错了。”

“怎么错了？”宝鋆气急败坏地说：“副都御史出缺，贺云甫是现职大员奉旨降调，开名单自然‘开列在面’，照例的公事，怎么错了？”

“你别跟我争！”恭王遇事要跟宝鋆开玩笑，故意这样说道：“名单是你开的，你自己跟上头复奏，我们都不管！最好请旨拿宝竹坡申斥一顿，也让我出出气。”

“六爷！”宝鋆真的急了：“你不能说风凉话。我自请处分就是了。”说着，来回大踱方步，颇有绕室彷徨的模样。

“佩公，沉住气！”遇到这样的情形，总是沈桂芬出主意，他很冷静地说：“平心而论，这件事是失于检点了。”宝鋆最佩服沈桂芬，当时站定脚步，连声说道：“好，好，你说！”

“外头有句话：‘不怕言官言，只怕讲官讲。’贺云老是讲官参过的，如今派了去当言官的堂官，那些‘都老爷’，心里自然不高兴。不过御史不便动本，不然就仿佛以下犯上，谁也不肯冒这个大不韪。”

“啊，啊！”宝鋆一拍油光闪亮的前额，恍然大悟中深深失悔，“这倒是害了他了。”

“不仅对贺云老是‘爱之适足以害之’，而且正好又给了讲官一个平添声势的机会。”

沈桂芬说，“宝竹坡是替言官代言。这个折子看来是‘侍讲学士宝廷’一个人所上，其实等于都察院的公疏，暗中着实有点力量，没有一番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恐怕要大起风波。”

会有怎样的风波？宝鋆凝神细想，张佩纶虽已请假出京，清流还多的是，声气相通，互为支援，除了张之洞只愿论事，不喜搏击以外，其余的，那一枝笔都惹不起。目前还只是暗责军机，到了彰明较著参劾枢臣徇庇，即令无事，面子也就很难看了。

就在他沉吟无以为答时，恭王开口了，“算了吧！”他说，“贺云甫何苦？滕王阁下，逍遥自在的老封翁不做，在这里受后辈的气？”

这一说，恭王也是要撵他走路。宝鋆知道再争无益，但总觉得贺寿慈太吃亏，有些替他不甘。

“佩公！”沈桂芬察言观色，料透他的心事，提醒他说：“交情总在那里的。为云老设想，桑榆之补，俟诸异日，留点交情给他少君，反倒实惠得多。”

“说得对，说得对！”宝鋆觉得对贺寿慈有了交代，如释重负，“六爷，我看这层意思，托载鹤峰跟他去说吧。”

“可以。”

于是体仁阁大学士，也是贺寿慈的同年载龄，衔命透达消息，说是清流嚣张，而“上头”又有意利用此辈箝制大臣，事情相当麻烦，不能不作个明快的处置。他的委屈，将来有补偿之时。载龄隐约表示，贺寿慈就养南昌，不会太久，他的长子南昌府知府贺良桢擢升道员，是指顾间事。

外官知府过班成三品道员，是宦途顺逆的一大关键，越过此关，便有监司之望，而监司已称“大员”，再跳一步就是封疆大吏的巡抚。不然，调来调去当知府，说起来还是风尘俗吏。贺寿慈老于世故，觉得自己保住纱帽，真还不如儿子升官，倘或能调个海关道，盐运使之类的肥缺，更是意外之喜，所以老泪纵横地，不断表示感激恭王跟“宝中堂”的成全。又说自己时运不济，连累枢廷，无以为人。那一派谨厚的君子之风，使得载龄亦深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