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机会来得很快,而且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从处置了筹议边防一案,慈禧太后心力交瘁,病势日增。李德立请脉以后,提出警告,说她气血两亏,心神悸怯,多由操劳国事,焦忧太甚而来,如果不是摆脱一切,彻底调养,将会酿成“巨祸”。

慈禧太后也知道自己的病不轻,然而要她放手不问国事,却怎么样也不肯松这句口。而臣下则又必须“讳疾”,一方面是怕引起她的猜疑,对她本人而讳;一方面因为慈禧太后是实际上的皇帝,为安定人心,须对天下而讳。这样就不便公然奏请免除常朝,只望她自己能够节劳。

“西边是顶争强好胜的,总得有个说得进话去的人,想法儿劝一劝才好?”

恭王亦以宝鋆的看法为然,但是谁去劝呢?七福晋是见了她姐姐不大说得出话的,七福晋怕碰钉子不肯进宫,而且恭王也不敢冒昧。最后,让宝鋆想出来一个人:居孀的荣寿公主。

慈禧太后本就爱重荣寿公主,在她居孀以后,更有一份不易解释的歉意,因为是她作的主,将荣寿公主指配给了体质虚弱的符珍,结果害了她一辈子。为此,格外另眼相看,就说错了话也不要紧,而且荣寿公主沉着机警,善于析理,也不致于说错话。

于是荣寿公主衔命入宫,一到就表示要住下侍疾。她也真的亲尝汤药,夜深不寐,只要慈禧太后一张眼,或者问一声,她总是很快出现在病榻前,真正是孝顺女儿的样子。

二月初一从养心殿回宫,慈禧太后几乎连走下软轿的气力都没有。荣寿公主觉得不能不开口了。

“佛爷!”她忧容满面地,“女儿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奇怪吧!”慈禧太后怜爱地责备:“几时不让你说话来着?”

“那,女儿就说了。佛爷,打明儿起,好好歇着成不成?这么冷的天,天不亮上养心殿,好人也得受病,何况圣躬不安?”

“唉!”慈禧太后摇摇头,“我何尝不想歇着?你说,‘那边’是能拿大主意的人吗?”

“要拿主意,这么安安稳稳歇着,还不是照拿?”

“这话倒也是。”

“本来就是嘛!”荣寿公主接着便又劝说,边防正在部署,曾纪泽方由英赴俄,对俄交涉在停顿之中,眼前并无大事,正好养安。

慈禧太后笑了,“照你这么说,我这个病倒生得是时候了,”她又感叹地,“真是,害病都得挑挑时候!”

“原是神灵庇护。国家大事,千斤重担,都在皇额娘一个人身上。”荣寿公主又说,“过一两个月,曾纪泽到了俄国京城,开议那时候要请训,皇额娘早就万安了,有精神对付老毛子了。”

这句话说得慈禧太后不断点头,“把‘那边’请来吧!”她说。

慈安太后却真是老实,听慈禧太后一说,先自一愣,便有些手足无措之感,“我怕我一个人不成吧!”她迟疑着问。

“没有什么不成!这多年下来了,难道说还有什么看不清楚,听不明白的?”慈禧太后又指着荣寿公主说:“有她阿玛在那里,错也错不到那儿去。再说,我还是可以帮着你看折子,拿主意。”

这样鼓励着壮慈安太后的胆,她总算放了些心。但是,第二天跟军机见面,仍难免怯场,因而率直说道:“慈禧太后身子欠安,只好我一个人来料理。六爷,我可有点儿摸不清头绪,该当怎么办的怎么办!错了什么,漏了什么,你们可要早说。”

“是!”恭王答道,“办事原有常规,臣等不敢欺罔。”接着便将一叠交议的奏折,捧上御案。

第一件案子便麻烦。这一案是邓承修接得家乡的来信,参劾广州府知府冯端本,招权纳贿,庇恶营私,情节甚多。原来是交由已调两江的两广总督刘坤一跟广东巡抚裕宽查办,此刻要议的,便是刘坤一跟裕宽的复奏。

由于被参的情节,有实有不实,督抚查办的结果,有同有不同,加上案外生案,牵涉到一个曾经做过知县的广州府绅士,因而慈安太后茫然无主,将一叠奏折翻来翻去,找不到恭王所说的邓承修的原奏。

“不行!六爷,你来看看,是那一件?”

于是恭王只好走近御案,将原件找了出来,上面有慈禧太后的御笔,是“查办”二字。

“对了,查办!怎么说啊?”

恭王有啼笑皆非之感,讲了半天,慈安太后似乎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从头来问“怎么说”,难道再不厌其烦地讲一遍?

这算是件小事,小事这么耽误工夫,大事如何料理?恭王便笼统答一句:“邓承修参的也不全是没影儿的事,冯端本确有点儿不对,臣请旨交部议处。”

“好吧,交部议处。”

在慈禧太后片言可决的事,到了慈安太后那里,凭空耗费了好些工夫。恭王一看这情形,觉得不必这样费事,便另换了一种办法,每一案说明简单案由,然后再提办法,或者“交部议处”,或者“下该部知道”、或者“依议”、或者“准奏”。果然,这一下便快得多了,二十几件奏折,不到一个时辰,便都已打发。

一退了朝,慈安太后如释重负,回到钟粹宫不住长长地舒气。有这一番经验,她才衷心地服了慈禧太后,暗暗自语:“看人挑担不吃力,真亏她!”

当然,熟能生巧,慢慢摸得清头绪了,也就能够自作裁决了。沈桂芬每日见面,发言虽少,却比平日格外用心,看看时机已到,将荣禄的那件案子翻了出来。

这件案子,还是荣禄奉旨办理慈禧太后普陀峪“万年吉地”的时候发生的。陵工一向是好差使,但责任也特重,丝毫出不得错,只是那时的荣禄正在风头上,不免马虎。有个被革了职的知县马河图,谋求陵差,照例不可,而荣禄用了他当“监修”,为人参了一本。有慈禧太后在,这件案子被压了下来,此刻旧事重提,沈桂芬跟兵部的另一个尚书,翁同和的拜把兄弟,当过弘德殿谙达的广寿商议,拟定了荣禄的处分。

议定罪名,向来是有律依律、无律比附,这比附上就大有伸缩的余地,如果比照长官失察的罪名,不过罚薪的处分,而沈桂芬拟的是“比照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例”。这是极重的罪名,提督、总兵奉命征剿土匪,受有贿赂,不剿而抚,保举匪人充任官职,结果复叛,就象当年苗沛霖的那种情形,则此保举的武官,丢脑袋亦不算意外。

罪名虽重,拟的处分却轻,“降二级调用”,而轻中有重,“不准抵销”。罪名有时不怕重,那怕革职,只要有机会,一道恩旨,开复处分,就可无事,如果“降级”而不得用“加级”之功抵过,那就非降官不可。沈桂芬是想了好久,才想出这么一招“绵裹针”来治荣禄。

不仅如此,他还特地在折尾声明:“此系察议,可否改为降一级调用,请旨办理。”意思还是为荣禄乞恩。

“怎么叫‘察议’?”慈安太后问。

“这是明载在大清会典上的。”恭王答道:“看情节轻重,斟量处分,叫做‘察议’。

按律治罪,就是‘议处’。”

“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是很重的罪!”

“是。”

“这么说,是拟得轻了?”

恭王一时答不上来。是轻是重,他肚子里明白。荣禄一向走醇王的门路,他当然无所用其庇护,但私交也很不错,似乎又该替他说话。就这踌躇之时,宝鋆越次答奏了。

“是。”他说:“回母后皇太后的话,这个处分,按大清律来说,是很轻的了。”

“既然已拟得轻了,就不用再改。”慈安太后很熟练地说:“依兵部原议。”

上谕未发,荣禄就已得到消息“哼!”他愤愤地说,“别样都还罢了,折尾的声明,不是猫哭耗子?我不领他这个情。”接着便请幕友拟奏折“谢恩”,同时请病假,意思是不想再补降两级的缺,当过从一品的尚书,再补上个从二品的缺,面子上未免难看。

这个要求当然能够如愿。事实上也解除了恭王的一个难题,因为文职正二品的缺极少,武职的正二品则是很多,象步军统领所属的左右翼总兵就是,但这是荣禄十年前的旧职,自然不便再派。此外则各省驻防将军属下,专管一城的都统,亦是正二品,荣禄既在病中,不便外放,就能放也嫌委屈。所以他的奏折一上,交吏部议复时,恭王把它截留了下来,搁置在军机处,根本不办。

荣禄那里,当然有好些人去慰问,翁同和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空言无补实际,荣禄决定韬光养晦,等机会报仇。

慈禧太后的病,为了失眠和饮食无味这两种征象,始终去不掉,成了缠绵之疾,时好时坏,但就是好的时候,也是“多言则倦、多食则滞”,就算想问政事,也是力不从心。

大政事只有两件,一件是对俄交涉,一件是筹议边防和海防。备战求和,则和战在未定之际。曾纪泽虽远在英国,对于廷议纷纭,举棋不定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大计不决,交涉一定无功,因而他在伦敦,迟迟其行,只是与总理衙门函电往还,反复讨论,要先定出一个交涉的宗旨来,方愿启程。

和战大计则不但朝中争得很厉害,督抚中亦分成两派。主战的势孤而气壮,那几乎就是左宗棠一个人。主和的则人多而情虚,因为主和便好象是退缩、懦怯,一定挨骂,因此为头的李鸿章,只能跟恭王密函商酌。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入觐,过天津时曾有一番密谈,决定谏劝持重,理由是海防不足恃,万不可开衅。他们一方面分别上奏,请宽减崇厚的罪名,以为转圜之计,一方面由李鸿章侧面鼓励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中俄纠纷。

主和派渐渐占了上风,在翁同和的全力游说之下,连一向态度最激烈的醇王,也改变了主意,不主张遽尔决裂。同时,在籍养病的郭嵩焘,也上了一个奏折,洋洋数千言,分析对俄交涉的事理,主张遣派专使实地调查,伊犁尽可暂缓收回。崇厚的罪名,应当符合万国公法的规定。而且很不客气地说:“廷臣主战乃一隅之见。”

由于郭嵩焘的精通洋务,他的意见,自然受人重视,因而主和派的声势越振。原来主战的高谈阔论,主和的曲曲调停,有各行其是,不相为谋之势,此刻则以开议无法再缓,而崇厚的能否免死,便成了和战大计中的一个关键。就在这时候,鲍超奉召入京,他的出处,又是和战大计的一个表征。因而主战主和双方,无不注视慈安太后召见鲍超,作何表示?

鲍超还是第一次进京。当然也是第一次谒见慈安太后。在天津便由李鸿章一再教导,如何行礼、如何奏对,一再演习,所以召见的仪注,丝毫不误,入门磕头,请安谢恩,然后跪着等候垂询。

慈安太后先问了路上的情形,然后照例问百姓:“四川的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

“贤臣丁宝桢,操守好廉洁的。”鲍超用浓重的川东口音答道,“百姓安堵如常。”

“沿途百姓呢?看过去还平安?”

“仰赖天恩。百姓平安。”

“今年年成好不好?”

“沿路看年成都不坏。‘小春’都收起了。”

慈安太后略停一停又问:“你在路上走了几天?”

鲍超诧异,这话刚才问旅途的情形,已经答奏过了,何以又问?他总以为问过例行的关切民瘼的话,总要提到对俄的军务部署,打点着一肚子的话,一时还没有机会陈述,只好将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坐轮船坐了十几天,沿途吃药,水陆都耽搁了,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天津。”

“沿途吃药?”慈安太后问道:“你身子有那些不爽快?”

这一问,算是接上了话题,鲍超精神抖擞地答道:“奴才在家乡,接到各处来信,说的不同,有说古北口已经开仗,俄国兵船到了天津,京城吃紧,奴才恨不得插翅飞来。故而奉到圣旨,连夜请人起稿,奏报起程日期,好教朝廷放心。奴才一面又连夜修起书信,给各省旧部,叫他们到湖北水陆方便的地方住到一起,听奴才的信息。奴才另外又请人写奏折,请旨招募勇叮奴才心想,等奏折批下来再作道理,时候就晚了,所以奴才迎着上来,免得一来一往,多费工夫。奴才昼夜筹划,睡不得几个时辰,奴才的小婆子劝奴才歇歇。奴才心想,国事这样子紧急,臣子那忍心偷闲?因此上,肺家受了寒,咳嗽得厉害了,牵动旧伤。”

“噢,你沿途在那几处服药?”

“在宜昌服了五剂。到天津,李鸿章看奴才的气色不好,留住在他那里,又服了好几剂。”

“你是要紧的人,服药要谨慎。”慈安太后有些词穷似的,接着,便问了句:“你觉得那里的医生好?”

“都平常。”

“到底那个医生靠得住些?”

鲍超不明白,慈安太后为何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想了想答道:“李鸿章荐的医生,药倒还觉得平和。”

慈安太后点点头,换了个话题:“你是跟着曾国藩打仗?”

这何消问得?然而不能不答:“奴才原是跟着向荣出师广西,追贼追到湖南,曾国藩调奴才管带水师,随同杨岳斌将江面肃清。后来胡林翼调奴才统带陆路,招募霆军各营,随同曾国藩打仗。”

“你打过好多仗?”

“太多了,记不清了!”鲍超答说:“水面陆路,总有几百仗。”

“你好声望!”

天语褒奖,应当谢恩,鲍超磕个头说:“奴才毫无能为。”

“我知道很吃了些苦。”

“当效犬马之劳。”

说到这里,又没有话了,而起用宿将,郑重其事,似乎也不能象外放官员例行召见那样,问几句话就了事。于是,慈安太后又回到鲍超的病情上来。

“你身上的伤痕,还牵动不牵动?咳嗽好些了没有?”

“是好些了。”

“既然李鸿章荐的医生还好,还是要用李鸿章的医生。”

“是!”鲍超掉了一句文:“谨遵慈谕。”

慈安太后想了想,问到李鸿章:“你跟李鸿章是至好?”

如何谈得到至好?鲍超的病,就是因为李鸿章抹煞良心,袒护刘铭传而来。只是这些恩怨,不便直奏,只将慈安太后的话,改动了一个字:“奴才跟李鸿章是多年‘旧’好。”

“他的体子怎么样?还好吧?”慈安太后问,“饮食好不好?”

“李鸿章曾邀奴才吃过饭,他一顿吃得两中碗饭,胃口要得。太后可以放心。”

“你也要当心!总要叫医生替你好生看。”

“是!”

又没有话了,慈安太后是真的想不出话了,只好点点头说:“你歇歇吧!”

鲍超知道,这是召见完毕的表示,随即跪安退出,心里既觉得轻松,又觉得遗憾。轻松的是,慈安太后极好对付,丝毫没有天颜初对,战战兢兢的感觉,遗憾的是自己预备了多少天,有一肚子如何募勇,如何布防的话,完全无用,真正白糟蹋了!

慈安太后召见鲍超的经过,当天便有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话的太监,当作笑话去说给她病中遣闷。除了那句“小婆子”触犯忌讳,万不能出口以外,鲍超的乡音和自称“奴才”,都被诧为奇事。

汉人称臣,旗人称奴才,是开国至今,相沿了两百年的规矩。慈禧太后不明白鲍超是受了谁的教,还是他有意自附于旗下,所以口称奴才。然而,她所认为的笑话,倒还不在鲍超身上,而是慈安太后的话。

“你看,”她对荣寿公主说,“你东佛爷倒是怎么回事啊?鲍超千里迢迢来陛见,也该问问他,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如果用他,他想怎么样效力?怎么絮絮叨叨,跟个三家村的老婆子似的,尽说些无味的废话。”

“东佛爷,阿弥陀佛的人!”荣寿公主说,“想问也无从问起。”

“这样子,怎么能担当大事?”慈禧太后叹口气:“唉!这个病,困住了我。”

“皇额娘!可千万不能心烦。”荣寿公主警告着说,“要不然,药可是白吃了。”

慈禧太后摇摇头:“怎么能不烦?沈桂芬说是懊恼成病了!办事要论细心稳重,还是他。军机上少这么一个人,恐怕更玩儿不开了。”

荣寿公主极知分寸,论到国政,她不肯随便说话,所以默然不答。

如果是别人这样不接话茬儿,纵非不敬,也会被慈禧太后认作不识抬举,失去恩宠,但对荣寿公主却是例外,不但不恼,反觉得她稳重识大体,所以不再谈论国事,只等慈安太后来了,再作道理。

整整三个月以来,慈安太后照例从养心殿退了朝,就到长春宫,将召见军机及部院大臣,或者入觐督抚的情形,说与慈禧太后听。当然,不仅仅是让她知有其事,主要的是跟她讨主意。

“六爷跟我说,鲍超这趟进京,兴奋得不得了,看样子是指望着放个总督……。”

“怪不得!”慈禧太后失声说道,“那么巴结,自称‘奴才’。”

“是啊,我也奇怪!原当他在旗,问六爷,六爷说不是,武将不懂规矩。六爷又说,现在没有总督的缺,意思是不能让鲍超当总督。”

“有缺也不行!”慈禧太后说,“他们军功起家的这一伙,杨岳斌当过总督,虽是行伍出身,到底念过书。鲍超西瓜大的字,认不得一担,怎么能当总督?”

“我也这么想,鲍超是好战将,不如叫他督办军务。”

“那不成了钦差大臣了吗?更不行了!”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说:“他当过提督,还叫他当提督,不是要募勇吗?他是湘军出身,叫他到湖南去好了。”

三言两语就定了鲍超的出处。慈安太后细想一想,果然,放鲍超去当湖南提督,是人地相宜,再也适当不过的安排。偏偏自己就想不到,实在不能不心服。

“我知道了,明儿跟六爷说。”慈安太后接下来又谈一件大事,“左宗棠上了一个折子,说新疆要派一个总督、一个巡抚。总督驻乌鲁木齐,巡抚驻阿克鲁,请朝廷先派定了人,让他们去创办行剩”“现在不是时候!”

“六爷也这么说。伊犁还没有收复,只能搁一搁再说,这个折子也不发抄,免得影响人心。”

“很好!”慈禧太后点点头,深表嘉许。

“六爷又谈了一件事,说接到肃州的信,左宗棠出嘉峪关到哈密去了。带了一样东西,”慈安太后说:“你再也想不到的,是一口棺木。”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深为注意,一双半闭着的眼,倏然大张,睫毛闪闪地望着慈安太后问:“真有这话?”

“想来不假。六爷说,左宗棠忠勇可嘉。不过……。”

“不过怎么样?”慈禧太后抢着问。

“不过有伤国体。”

“哼!”慈禧太后摇摇头,身子往后一仰,是大不以为然而不愿指责恭王的神气。

“左宗棠今年快七十了。”慈安太后有恻然之色:“这么热的天,又在西北水草不生的地方,抬着棺木去拚老命!想想,唉,真是!”

慈禧太后不作声,静静地靠在软椅上,两手交叉在胸前,双眼一眨一眨地,竟似无视于慈安太后在她面前。

这神情象是有什么大疑难待决似的,慈安太后惴惴不安地问:“你在想什么呀?”

慈禧太后缓缓地转过眼来,眼中感喟无限,“他们爷儿俩,总是想跟洋人拚一拚,好好见个胜仗,才能挺起腰板来舒口气。这个愿心,不知道那一天才能了?”

慈安太后默然半晌,方始说了句:“打仗也得要有人。”

“人不是没有。人心不齐!左宗棠要打,李鸿章不肯打;李鸿藻要打,沈桂芬不肯打;老七要打,老六不肯打。”慈禧太后又说:“咱们俩不也是吗?”

“我没有主意。”慈安太后又说:“不过,即便打仗,总得要有点儿把握才行。就算有人,就算人心齐了,也得要有钱,北洋买两条铁甲船,就得二百万银子,怎么得了?”

提到钱上面,慈禧太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惑,谈海防、谈边防,动辄上千万银子的事,她也总是听从军机的调度,说给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平日说得天花乱坠,一旦有事,又总是困难重重。钱都花得那里去了呢?左宗棠西征,一年六七百万银子的军饷,到底也还落个“抬棺木拚老命”的报答,此外就算不清那盘帐了。

她在想,古语说的是“天子富有四海”,而太后则是“以天下养”。当初修园,大小臣工,无不力谏,说话在道理上,不能不听,其实全不是那回事!要花大家花,要挥霍大家挥霍,无论如何以垂帘的太后来说,总该与众不同,“与其别人来花,不如我自己来花!”她这样在想,然而她也还是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

为了两件大事,或者说只是一件大事:是和是战?慈安太后终于知难而退,不能不请慈禧太后来跟“六爷”及军机大臣当面商议。

第一件事是为了崇厚定死罪一案,说话的人越来越多,李鸿章、刘坤一这一北一南,疆吏领袖的两总督,固然早有建议,宜乎赦减,现在则连曾纪泽亦隐然表示,赦免崇厚的罪名,为对俄国有和平了结的诚意的起码表示。同时据李鸿章奏报,英国公使威妥玛及法国新任公使宝海,亦都要求,唯有赦崇厚的罪,方有和平了结的可能。

如果不愿和平了结,自然是不惜一战,但真如慈安太后所说的:打仗要人要钱。要人还可以仔细搜罗,要钱则非各省尽力不可。但是河南巡抚涂宗瀛和江苏巡抚吴元炳,都上奏表明,又要京饷,又要协饷,又要筹拨海防经费,实在是势难兼顾。由此可见,都是跟李鸿章一鼻孔出气。朝廷如果一定要开仗,连江苏这样富庶的地方,都无法额外解款,那么一旦决裂,后援不继,岂非自速其败?

和既不甘,战则难敌。慈禧太后应慈安太后要求,扶病出临,接见军机,要彻底定一和战大计。

国事棘手,竟至慈禧太后扶病临朝,恭王首先就表示臣职有亏,惭愧惶恐,无地自容。

接着便根据各方的报告,以及报纸的记载,分析俄国的动向,一面增兵守伊犁纳林河,一面派出兵舰巡弋吉林沿海一带。陆路犹可一战,海防空虚,万难抵挡,因此,目前总须设法促成和局。

“海防筹办了不至一两年!”慈禧太后问道,“当初是怎么定的议?你们自己说吧!”

海防之议,定于光绪元年四月,以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由总理衙门与户部会商奏定,年拨“海防专款”四百万银子,由粤海关洋税四成,江海关洋税两成,以及税源最靠得住的江浙两省厘金中拨出。恭王奏明了当初原议的办法,便又陈述这五六年来筹办的情形。

“海防专款虽说每年有四百万银子,收解并不足额。西征的军费每年六七百万,借洋债支应,由粤、江两海关的洋税作担保,按年拨还。江浙两省的厘金,有时移作别项紧要之用,亦都奏准在案。所以,海防专款拨给两洋的,每年每处不过数十万银子,购办炮船,派遣留洋学生等等,都在这笔专款之内,陆续开支。”恭王停了一下又说:“即使款项有着,购办铁甲兵船,操练纯熟,亦非好几年的工夫不可。北洋为京畿门户,比南洋更重,有李鸿章在那里主持,部署比较周密,南洋则重在制造、训练,防务较为空虚。臣等不是敢推诿,实在是这几年专心经营西北,海防尚难兼顾。自两位皇太后垂帘以来,十几年间削平发匪、捻子、回乱,元气大伤,国力未充,于今不得不委屈一时,力图振兴。”

“‘委屈一时’自无不可,只怕‘力图振奋’四个字,又是空话!”

慈禧太后的声音虽然平静,但语气中的责备甚严,恭王大感局促,唯有低头垂手,表示惶恐。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由于精神不济,无力辩驳,想了好一会,这样交代:“崇厚的罪名,是大家公拟的,不能由我们姊妹赦减。虽说权操自上,也不能不顾公意。”说到这里,因为气喘,不能不停下来。

“是!”恭王已了解慈禧太后的意思,料知还得费一番周章,不如自己见机,所以接着便说:“臣请旨,议减崇厚的罪名,仍交王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复奏。”

“醇亲王也该参与。”慈禧太后又说,“张之洞很明白事理,也叫他到会。”

“是。”恭王加上一句:“到会以备咨商。”

这是特意确定张之洞在会中的身分,不是参加会议,只备顾问。慈禧太后点点头,认可了恭王的意见。

于是隔了两天内阁会议,由大学士全庆主持,事先备好一个折稿,派人朗声宣读,是拿外间的议论作为减罪的理由,完全是针对着俄国及各国公使做文章,说“近闻外间议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

接着便声明与俄国和好多年,不失友谊。崇厚的错处是不将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向俄国详细说明。现在以中国之法,治崇厚之罪,本与俄国不相干,但恐远道传闻失实,引起误会,所以法外施恩,免除崇厚死罪,由曾纪泽知照俄国。这就是中国对俄国和好的证据。

此外,醇王又单独上一奏折,也主张崇厚暂免死罪,仍予监禁,等到条约议妥,再行加恩。他的意思是:你们俄国人当崇厚是朋友,帮他说话,果真如此,则要救崇厚的命,就该和平订约。否则,崇厚仍难免一死,你们就是不够朋友!

两个折子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唯有依从。两折合而为一,颁发了一道上谕,崇厚到秋决的时候,就可以不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