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节

信到之日,正好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简约;一共五款,第一款是: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何机会,如有他人侵犯,均应保护。表面上好象尊重中国,实际上是法国变相取得越南的保护权。李鸿章当然懂得其中的奥妙,但他只求不赔兵费,其余都好商量,至于条约的文字,只要没有刺眼的字样,就可以瞒过言官的耳目。因此,画押以后,奏报朝廷,曲意解释:“自光绪七年以来,曾纪泽与法外部总署,暨臣与宝海、特利古等,往复辩论,案卷盈帙,均无成议,愈办愈坏。迨山西、北宁失陷,法焰大张,越南臣民,望风降顺,事势已无可为,和局几不能保。今幸法人自请言和,删改越南条约,虽不明认为我属邦,但不加入违悖语意,越南岂敢借词背畔?通商一节,谕旨不准深入云南内地,既云“北圻边界”,则不准入内地明矣。兵费宜拒一节,该国本欲讹索兵费六百万镑,经嘱马建忠等,历与驳斥,今约内载明,不复索偿,尚属恭顺得体。中国许以北圻边界运销货物,足为中法和好互让之据。”

这“通商”范围与“兵费宜拒”,是朝廷特饬办理和约的要旨,另外还有一点,是要保全刘永福的黑旗军。这牵涉到北圻撤军,最费周章,简约第二条,就曾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据,不虞侵占,中国约明将北圻防营,撤回边界。”但刘永福是否肯撤,大成疑问。

刘永福和黑旗军的出处,是李鸿章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几乎上到太后、下到小民,内而军机处、总理衙门,外而驻法使臣曾纪泽,都认为刘永福和他的部属,对国家不但过去大有功劳,将来还大有用处,所以从马建忠自上海陪福禄诺北上准备与李鸿章议和之时起,就不断有人上奏,包括张佩纶在内,无不要求保全刘永福。慈禧太后和醇王当然会顺应舆情,在指示李鸿章议和宗旨的四款密谕中,最后一款就专为维护刘永福而言。

己之所受,恰是敌之所恶,李鸿章知道法国人在这一点上是不肯让步的,如果中国政府不将刘永福视作官军,依据五款简约第二款,从北圻撤退,法国就会当“土匪剿办”,这那里是保全之道?当然,刘永福自己知难而退最好,无奈这是不可能会有的事。至于李鸿章个人对刘永福的观感,倒跟法国人差不多,第一是痛恨,恨刘永福捣乱闯祸,害得和局难成;第二是轻视,断定刘永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李鸿章就滇、桂边境的整个局势来看,认为刘永福是一块被重重围困,杀不出路来的“孤棋”。但是孤棋有两只“眼”亦可“做活”,从前的两只眼是唐炯、徐延旭,这两只眼现在变了自身不保的“假眼”,但可能又找到另外两只眼,一只眼是岑毓英、一只眼是唐景崧。

因此李鸿章在开议之初,就有一个打算,关于刘永福的出处,唯有在和约中不谈。然而何以不谈又必得有番话搪塞朝旨和清议,所以复奏的措词,很费了些苦心:“至刘永福黑旗一军,从前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受伤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臣,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这是极言刘永福不能“御大敌”,且为敌轻视,不值得保全。接下来,便想借重朝廷的力量,先解决刘永福,免得将来发生冲突,自己经手和约,脱不得干系:“目下和议已成,法人必无反复,法兵必渐撤减,滇、桂边防各军,亦宜及早切实整顿,凡不得力之勇营,应逐渐裁减,汰无用而留有用。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严明约束,酌加减汰,预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这道奏折与议定五款简约,同时上达御前。慈禧太后与当政王大臣倒都没有话说,但言路大哗,朝旨命李鸿章应该博采群言,不可稍执成见。这一来,李鸿章心存畏惧,跟福禄诺还有些附带的口头协议,就不敢奏报了。

附带的协议是由简约第二款而来的。这一款前段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在凭据,不虞有侵占滋扰之事,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但是,中国“防营”何时调回呢?福禄诺提出要求,沿广西边界的,限简约生效后二十天内撤回,在云南边界的,限期则放宽一倍,是四十天撤回。虽未达成协议,但无论如何是经手谈和的人,必须了清的首尾,而李鸿章因为清议不满于简约内“未将越南为我藩属一层,切实说明”,不敢再谈撤兵,所以隐匿不以上闻。

好在这到底是简约,根据第五款规定,三个月以后“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在清议觉得还有挽回利权的机会,认为不妨到时候再说话。在李鸿章则认为三个月以后还可以说明经过,此时不说不妨。

就这样,对法和议就算糊里糊涂结束了。

正在这时候,张之洞奉召到京。在山西三年,操劳过度,所以年未五旬,而须发多白,越显得是忧国荩臣的丰采。一到,照例宫门请安,当即召见。慈禧太后手里压着一个张树声因病请开两广总督缺,专治军事的奏折,要看张之洞的奏对如何,再作道理。

当然,召见的用意,是他早就得到了消息的。仕途有几个关键,一跳过去,就是龙门,道员擢监司,巡抚升总督都是,张之洞心里有数,早就有所筹划,因而奏对甚称懿旨。

问到越南的军事,他不必为他的至亲唐炯辩让,亦不必攻讦张树声,只说目前滇桂边境的用兵,两广总督的职司就象剿捻时候的两江总督一样。当年曾国藩坐镇江宁,全力为前方筹办粮台,李鸿章得无后顾之忧,方能成平捻之大功。如果现在两广总督亦能多方调度,要械有械,要饷有饷,源源不绝地输运边境,则前方将士,无虞匮乏,自然可以严申纪律、效命驰驱。

这话在慈禧太后自然觉得动听。张树声出身淮军,对边境支援,厚此薄彼,已有许多人说过话,最近张佩纶还曾提到。张之洞翰林出身,与湘淮俱无渊源,而且勇于任事,教他到两广去筹划粮饷,当然可以不偏不倚,大公无私。

然而粮饷又从何而来呢?张之洞亦早已想好一条路子,不过这条路子不宜陈之于庙堂,更怕清议抨击,不能不严守秘密。所以只含含糊糊地答奏,广东的富庶,天下知名,所患者经手人侵吞中饱,只要肯实心整顿,多方爬梳,弊除则利自生。

这番话又是慈禧太后所爱听的,因此,不到三天,就有明发上谕:“张树声准开两广总督缺,仍着督率所部,办理广东防务。两广总督着带之洞署理。”

清流大用,至此极盛,李鸿藻门下两张都是门庭如市,红得发紫了。

二张的大用是李鸿藻的一大安慰,更是一大希望。从三月十三“降二级调用”到现在一个半月,始终未有后命。这表示还有滥保唐炯、徐延旭一案未了,要等这两个人解到京里,审问定罪,看情节可以不予察议,才会补用。当然这也不是坏事,无官无职不必上衙门,也就不致于难堪。能这样“闭门思过”过一年半载,等张之洞在广东、张佩纶在福建,大展长才,更邀慈眷之时,合疏力保,一下子就可以开复原官,岂不比降补内阁学士,再循资升转强得多?

因为如此,他反倒不愿吏部具折题补。好在吏部两尚书,一个是接自己遗缺,久在弘德殿同事的徐桐,一个是翁同和的把兄弟,跟自己的关系也极深的广寿,都可以照他的意思行事。只是虽已罢官,门庭并不冷落,尤其是两张,几乎没有一天不到宣武门外,曾为严嵩故居所在之地的绳匠胡同李宅长谈。

这时的张佩纶,已经遵照慈禧太后的面谕,上了一个“请设沿海七省兵轮水师,特派重臣经画”的奏折,这所谓“重臣”,当然是李鸿章,而将来不管水师衙门设在京师,或者天津,李鸿章只会兼管,不会专任,专任之责,必定落在自己身上。所以“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在他看来只象某处黄河决口,特简大臣为钦差去踏勘实情,就地指示该管督抚防堵那样,不过三五个月工夫,就可以返京复命。然后就会奉旨会同李鸿章筹办水师衙门,管七省的海防,也有七省的协饷可用,那时以“学士行边”,艨艟环护,万里乘风,固非范仲淹梦想所能到,而书生典兵,“少年负重”,更可能如吕蒙之荐陆逊。李鸿章如果内召,或者进军机,或者管总署,当然会荐以自代。

在张之洞知道此去广东,军事非己所长,不妨推重彭玉麟,事成则收和衷共济的美名,事败亦尽有人分责分谤,要全力以赴的,只是筹饷,而筹饷的捷径,则是开赌。

不久,张树声上了一个奏折,首先就说:“两次督粤,几及三年,空怀报国之诚,曾乏济时之略,涓埃靡效,抱疚难名。特粤事利弊,臣竭蹶请求,粗悉原委,谨撮举大略,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以下分吏治、军政、理财、民风四大条,民风一条中,提到广东的赌风:“赌之名目甚多,至不可胜计。今白鸽等票,比户有之,虽部议加重罪名,而嗜赌成为风俗。几以禁令为违众拂民之事。闱姓一项,臣于光绪六年会同抚臣裕宽察看复陈,请严禁投买,以肃政体,而杜漏卮,言之已详。比以经费支绌,屡有借军需之说,巧请开禁者。臣坚持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之战,未敢为所摇也。”

慈禧太后和军机处,对张树声交卸以前上这样一个奏折,用意何在,颇为困惑,是自陈政绩,有意恋栈,存着朝廷可能会收回张之洞督粤成命的万一之想呢,还是因为他有几件参案在查办,先侧面为自己剖白?无从明了。不过在任三年,直到今日来“述职”,无论如何是太迟了。因而上谕中颇致不满,说广东“积弊至此,张树声在任数年,何以不早为整顿,直至交替在即,始行陈奏,实属任意诿卸。着张之洞于到任后,将一切应办事宜,认真经理,总期有利必兴,无弊不革,以资治理而重地方。”

看到这道上谕,张之洞才松了口气。张华奎为了他父亲丢官,必会设法报复,这一层只有张之洞心里明白。那道奏折中提到禁赌,就是有意跟张之洞为难,料想他筹饷之道,不外开赌,希望以义正辞严,可以诉诸清议的论调,堵塞张之洞所想走的那条路。

料倒是料中了。张之洞私底下的打算,确是如此,赌风之盛,原不止广东一处,但唯有广东的赌,因为参合西洋发行奖券的规则,可以从中抽捐。最有名的一种赌,名为“闱姓”,以国家的抡才大典,作为赌徒卜利的凭借,主事者多为地方上有势力的绅士,设局卖票,凡遇大比之年,等榜发看买中姓氏的多寡,以定胜负。大姓如区梁谭黎,买中了不足为奇,出奇致胜在买中僻姓。于是有力者便有操纵之法,打听到僻姓的举子,暗底下为他找枪手,通关节,此人榜上有名,就是他多买中了一姓,自然胜人一筹。

其次是“白鸽票”,放出一群信鸽,看它飞回来多少?猜中为胜。这当然更易操纵,胜负无凭,博者不悦,因而又改良为“山票”。

山票是用千字文起首的一百二十个字,猜买以十五字为限。每次开三十个字,全中就是头彩,同中同分。这比白鸽票漫无准据的,自然易于措手,因而每次山票可以卖出数十万张,全票每张银洋一元五角,分为十条,每条一角五分,但如中彩,可以分得数万圆之多,因而广州虽极穷的人家,亦买山票。如果在其中附加若干,作为军饷,是一笔轻而易举,源源不断的可靠收入。

山票之外,还有“铺票”、“诗票”。铺票以店铺招牌不同的一百二十字来猜射,诗票则以五言八韵诗一首卜胜负,章程与山票大同小异,都是可资以筹饷的财源。

这些情形,张之洞早就打听得清清楚楚,胸有成算,不便明言,只等到任以后,奏请施行。一成钦案,清议即有指责,而生米已成熟饭,不怕阻挠。何况取之于公,用之于公,只要付托得人,涓滴不入于私囊,则问心无愧,亦应可邀得清议的谅解。

不道张树声一奏,几乎直抉其隐,自不免吃惊,更怕朝旨赞同其说,降谕继续禁赌,那时要挽回就很不容易了。

因此,张树声碰了个大钉子,在张之洞实在是不亦快哉!虽然朝旨中责成他“有利必兴、无弊不革”,但这“利弊”不妨就国家而言,开赌既可以筹饷,则是利非弊,并不违反上谕。

两张的新命以外,朝廷还有一番奖进人材的措施。阎敬铭升了协办大学士;张荫桓奏对洋务,颇中慈禧太后的意,因而开缺赏给三品卿衔,派在总理衙门行走;刘铭传和鲍超正将复起;而左宗棠眼疾已愈,特召进京,仍旧当军机大臣,并以大学士管理神机营,且为体恤老臣起见,上谕左宗棠不必常川入值,免派一切差使。

和议虽成,朝廷的一切措施,在醇王上获慈禧太后的鼓励,下得左宗棠、彭玉麟及清议的支持之下,仍是朝着整军经武的方向在走。这与李鸿章的做法,并不冲突。因为李鸿章主张和议,是要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建立海防,这与醇王的看法是相同的。

但是,急进的法国军人,不容中国有从容部署的机会,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订的和约,很快地起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