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写历史，内心里总有一个期望，期望自己的小说能够在某方面贴近历史的真实，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驱动力，恐怕很少有作者愿意花功夫到历史小说里面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历史小说家都是历史的爱好者。不过历史讲究的一是历史观，一是专业的史学方法的训练，这两样都不是一般作者轻易能够达到的，所以对历史界来说，历史小说终究不过是小说，历史小说家也终究只是写小说的，如果这个小说家居然真的以为自己的写作靠近了历史，历史学家是会动怒的。近些年清宫题材大热，产生的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无数，有时不免戏说太甚，学界对此是颇有微辞的，这个时候回头来看高阳的清宫小说，不免要感叹高阳写作于几十年前的历史小说，今人只怕还是难以超越的。

高阳的清宫小说，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身临其境，这方面高阳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的祖先在清朝世代为官，小时候家里还高悬着分别由嘉庆皇帝御赐和慈禧太后亲题的两块匾额，这样的家世让他耳濡目染清朝官场的种种，这样的条件，如今的历史小说家恐怕是只能羡慕。

正因为这种现场感，高阳对整个清朝的判断与一般人就未必一样了。晚清以来中国积弱，一直是让国人耿耿于怀的事情，无数人寻找其中的病根，而清朝败坏了国家的根基则是共识，高阳的史观与这些人颇有些不同，在他看来，清朝作为历史的一个环节，偶然因素所起的作用太大，种种遗憾也在所难免，不过总体而言，这三百年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却是不容小觑的。高阳的清宫小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史观，其中自有一种大历史的悲悯情怀在。

不过小说家毕竟是小说家，在《慈禧全传》中，高阳分析慈禧得以掌权的原因，最关键的因素，是恭亲王奕忻对垂帘的支持，而事情的起因当然是恭王没有被咸丰帝托孤为顾命大臣，从而被排斥在权力集团之外。事实上，恭王与咸丰帝本来是一母所生，是真正的手足，而造成兄弟参商的最根本原因毕竟还是帝位之争。高阳感叹命运无常，偶然性作祟，使得恭王与咸丰帝兄弟失和，最终的得益者不过是一个女人，而正是这个女人使得晚清历史完全改写。这里高阳的分析当然自有道理，然而把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段经历完全归之于几个个人的力量，其实是未必然的。这就像当年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把李闯的失败归于误杀了李岩一样，是因为历史没有按照人们想像的美好方向去走而留下的一点天真梦想，其实慈禧的专权，自有她的过人之处，而晚清的积弱，也绝非慈禧一个人可以改变或者造成。

小说就是小说，读者把它作为小说读也就罢了，高阳在写作第一部历史小说《李娃》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他的兴趣本来在于历史，对历史考据等等充满了热情，而最终使他忘情于历史的，在于他无边的悲悯和想像力，他对小说细节的热爱。

高阳长于考据，为他的小说中诸多的历史细节提供了真实的背景，但是事实终究如何，后人永不得知，人们能够确知的，不过是历史发生之后，结于今天的果实。高阳在《慈禧全传》中再现了诸多场景，虽然细节上未必一定发生，但就读者而言却愿意相信历史可能如此，这应该是高阳历史小说的最大成功了。

历史与小说，往往是两极，一个只重事实与证据，一个依靠想像与文采，然而小说植根于人性的真实，而历史同样由人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二者取得一致。有人说历史由谎言构成，但无论如何，历史小说需要植根于历史，并且在历史的谎言中去寻找真实的可能性。高阳的作品，差可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