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我在一个乡镇中学里当语文老师，同时还是班主任。

我并不是一个好老师，学生们总是说我说话太快，声音也不够响亮，坐在后排的人常常听不清我说的什么，我不得不尽力克服这些缺点。我尤其不是一个好的班主任，我任班主任的那个班，成绩是最差的，纪律是最乱的，课桌椅没几张是完好的，参加文体活动总是最后一名，到现在我都还觉得我对不起他们。我想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决不会感到自豪，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很久之后，我的学生们来找我，他们并没有因为我的不称职而责怪我。

做班主任是一件辛苦的事，你必须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等在操场上，监督学生们做早操，然后匆匆忙忙吃过早饭，再在八点钟之前到教室里去监督学生们早读。早上我一般有两节课，有时是四节课，中午经常不能午睡，因为总有学生为了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来找我，下午我一般都没有课，可以用这段时间改作业备课什么的，但有时也会有班会或者大扫除的任务，然后晚上还有两节晚自习，也要不断地到班里去看。没老师巡察，这些学生马上就会闹翻天，我曾经发现他们在晚自习时玩飞刀，还有偷偷摸摸在角落里抽烟的。

学生们的宿舍是用旧教室改造的，二十多张上下铺的木床，把宿舍挤得满满的，因为害怕小偷进来，窗户全都用木条钉死了。女生宿舍要好些，男生宿舍条件就极是恶劣了：地上总是湿的，半干的衣服挂在床与床的缝隙间，空气污浊沉闷，光线阴暗，我根本没有办法在里面多待，而他们却必须在这样的宿舍里至少住上三年。

我至今还记得一些学生的名字，如果要一个一个地查出来，或许也能做到，因为他们其中的许多人曾经把他们的生活费—— 一个星期几块钱罢了——交给我保管。我有一个专门的笔记本为他们记着账，而那个笔记本现在我还保存着。

我任班主任那个班的班长叫曾建，是个男生，我都已经忘了他究竟是怎么当上班长的了，似乎一开始是我安排的，后来重选的时候，他也并没有被选下去。他住在镇里，父亲还是副镇长，家境比别的同学好一些，见的世面也多一些，我当时安排他当班长，也是很自然的事。

曾建是一个瘦瘦的、白白净净的小男生，他这种白净在这个学校里显得格外突兀，因为大部分学生回到家里都是要做农活的，总是晒得一身黑。曾建的成绩并不十分好，但我安排下去的事情他总是能格外认真地完成。他有一个小缺点，就是爱打小报告，但这也算不上什么，所以在我任班主任的时候，一直也没有换掉他。

潘明的事情，就是曾建偷偷告诉我的。曾建因为家在镇里，所以并没有住在学校里，这件事情一定也是别人告诉他然后他再过来告诉我的。那时已经下晚自习了，我回到我的单身宿舍里，正坐在破桌子前改作业，外面传来学生们骑自行车回家时发出的嘈杂的声音，隔壁女生宿舍里女生们在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她们说的是土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听到轻轻的、谨慎的敲门声，我说：“进来。”

那扇门掩得有些紧，外面的人轻推了一下没推开，我便走过去把门打开，是曾建在外面。我把他让进来，他并不坐，显得有些紧张：“老师，我想跟你说件事。”

我说：“说吧，什么事啊？”

他小声地说：“我听说潘明每天晚上熄灯了以后还跑出去，不知道干什么。”

我“哦”了一声，说知道了，笑着让他早点回家。

他鞠了一躬，转身出去了。他的自行车停在门外，是一辆二十八寸的老旧的自行车，显然是他爸爸以前骑的，曾建这样瘦小的个子骑在这辆车上颇有些可笑。

十点半熄灯了之后，我就拿上烟和打火机到篮球场上守着。学生的宿舍是几排平房，把篮球场围了半个圈，另半圈住的是老师，我老远地坐在球场的水泥看台上，点上烟，等着潘明出来。

大概十一点钟的时候，男生宿舍里果然钻出一个小个子，我把烟踩灭了，从篮球场边上小跑着绕过去。那个小个子已经上了坡，向学校后门走去了，我跑到后门边的时候，他正准备要翻墙出去。后门只是小小的一扇门，平常都是不开的，出去是一座石头山，山下有池塘，没有人住，很是荒凉，这扇门只有学生上劳动课需要到山上去的时候，才会打开一小会儿。

我吼了一声：“潘明！”

那个身影停住了，我走过去一看，果然是潘明。他是我们班个子最小的男生，瘦，黑黄的皮肤，大嘴巴，扁鼻子，穷，平常总是被同学们欺负。

我问：“你出去干什么？”

他不吭声，也不跑，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总是这个样子，就是上课被点名回答问题了，他们答不出来，也是这个样子，让人拿他们没办法，有时简直会让我感到绝望。

我说：“回去吧，这么晚了不睡觉，明天怎么上课。”

他就乖乖地跟我回去了。

“以后不要再出去了。”我说。

但是很显然潘明并没有听我的话，他再一次翻墙出去的时候被值夜的老师抓住了。星期一升旗仪式的时候，他和其他几个违反了纪律的学生被罚站在旗杆下示众，我把他找到我的宿舍去，他一声不吭，我们对着熬了两个小时，他还是不解释为什么在夜里翻墙出去，我不得不把他放回宿舍。

这件事情一直拖到秋天。天冷下来了，似乎潘明也怕冷，再也不在夜里翻墙出去了。不过奇怪的是，他夜里乖乖地睡觉了，人却变得更瘦了，精神也差了许多，经常在上课时打瞌睡、流口水，被同学们耻笑，但他脸上总是没有表情，总是那副逆来顺受的让人无可奈何的样子。

过了一年，到初二上学期准备要期末考的时候，潘明突然不来了。他那个村里只有他这么一个学生，所以我在班里也问不出究竟，过了一个星期，我决定到他家里去看看。

星期天一大早，我就骑上自行车出发了，在柏油路上骑了足足有十几公里，又在石头铺的山路上推着自行车走了几公里，最后差不多没有路了，我只能扛着自行车往前走，累得半死，终于在正午的时候到了他们村里，只是山沟沟里零星的几亩地，十几家人种着。我以前并没有到潘明家里来家访过，这一次来都还是一路问过来的，到了村里，也不知道潘明家究竟是哪一户，我看到村口有几个老头儿蹲着，就过去问。有个老头儿站起来，说领我过去，又回身用土话对着旁边的人说了几句，就有另一个老头儿站起来，叼着烟向田里走去。

潘明的家是一栋土房子，屋顶铺了青瓦——其实这村里的房子大多都是土房子，潘明家还算好的了，至少屋顶上还有瓦片，许多人家屋顶上铺的还是茅草。一扇破烂的木门，并没有锁，虚掩着，推开一看，里面黑黑的、空空的，一张床摆在屋角，蚊帐是放下来的，那蚊帐也很久没洗了，又黑又黄；另一边屋角堆着一个用石块垒起的炉灶，灶上一口破锅，里面有半锅的稀粥，垒着炉灶的那一面墙都被柴火熏黑了；屋子中间放着几张小板凳，还有一张小小的旧木桌，大约是吃饭用的。我看屋子里太黑，就拎了两张小板凳，和领我来的老头儿在门边坐着。老头儿拿出一包我们那儿最便宜的“青竹”烟，低头哈腰地给我敬烟。他年纪比我大多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像我这样一个中学老师，在他们看来都已经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了。等了一会儿，看到田埂上一男一女急匆匆地走过来，后面跟着一个瘦瘦的孩子，正是潘明。

潘明的父亲和母亲也都很瘦，他父亲的名字我记得是叫潘文锦，母亲的名字似乎是叫潘色葵，但是之前我也只见过他父亲一次，是潘明刚上初一的时候他父亲领他来学校时见到的，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潘明的母亲是一个哑巴，我却是一直到那天才知道。我把我的来意大概说了一下，无非是让潘明继续读书，我会想办法让学校减免潘明的学杂费。他们很热情，但是又有些畏惧，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吃公家饭的见过世面的人，或许也并不仅止于此，我并不知道，虽然我在这里生活了那么久，但我与他们之间仍然充满了隔阂，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不清楚他们的习俗——但是，即便有一天，我通晓了他们的语言，清楚了他们的习俗，我就真敢说我已经融入了他们之中了吗？不，我总觉得我做得还不够，我觉得我或许需要被生活彻底地打败，接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耻辱，才有可能真正地完全融入这片土地之中。

我坚持着不愿意留下来吃饭，一方面是我不愿麻烦他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与他们毕竟还是格格不入。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失望，潘明的母亲已经趁着我们说话的时候，从外面拎了一小袋米和一只鸡回来，大约是从别人家里借来的，但我还是坚持着要走，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拒绝其实已经伤害了他们。

他们一直送我到村口，潘明的父亲坚持要帮我把自行车扛到外面路上，一直到我能够推着车走为止。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阻止他，只好让他扛起车子在前面走，我在后面默默地跟着。出村之后没多久，天就暗了下来，刮起了风，跟着闪电就在山顶上亮起来，雷声也“轰隆隆”地响起来，眼看是要下大雨了。如果下雨的话，这段山路根本没法走，潘明的父亲再一次请求我到他家里去，等吃了午饭再走，我没办法，只好答应。

我的重新出现让潘明的哑巴母亲欢天喜地，鸡很快就杀好了在锅里炖着，潘明的父亲又跑去请来村长，原来就是那位领我来潘明家的老头儿，村长也姓潘，但名字我记不住了，他带来了一条草鱼，让潘明的父亲把鱼杀了做生鱼片吃，我很怀疑潘明家里就算是过春节的时候也没吃得那么好。鸡炖好了之后，潘明又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斤“米单”——一种很淡的米酒，我们就着鸡肉和生鱼片喝“米单”。雨下了一个下午，一直到天快黑了才慢慢停下来，我今天自然是走不了的了，虽然担心明天星期一的课怎么办，但也只好先住一夜了。

潘明家里根本没地方让我睡，村长领着我到他家里去。喝了些酒，我们的话也多起来。我说潘明长得和他爸不太像。村长突然说，潘文锦是潘明的继父，潘明的父亲叫潘瑞祥，前几年在小煤窑里被砸死了，抬回来差不多只剩块皮，村里没人当着潘明的面提这件事，就是那栋瓦顶的土房子，都还是靠着小煤窑赔的几千块钱，才建起来的。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潘明为什么会在夜里翻墙出去了。

那还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潘瑞祥和我同校，不过他读的是高中。说起来潘明果然跟潘瑞祥有些像，都是大嘴巴，扁鼻子，黑黄的皮肤，就像潘明现在在班里总是被人欺负一样，潘瑞祥在学校里也总是被人欺负。

我跟潘瑞祥并不熟，只是知道学校里有这么一个怪人。我对潘瑞祥的态度是不愿去欺负他，但也不愿去搭理他，我记得他的脸上总是带着谦卑的笑容，无论别人如何讥笑他他也不会生气，他虽然是整个学校里最刻苦的人——常常四点多就起床到教室里去看书，但成绩却非常地差，我简直无法相信像他这样的人居然也能考上高中。

我们的宿舍是在学校的后墙边上，翻过围墙，就是一个大池塘，到夏天的时候，池塘里总是蛙声一片。因为我是睡在靠窗的上铺，有时候夜里尿急了，懒得下床，就会把家伙掏出来，对着窗外尿尿——有些同学比我勤快些，跑到外面走廊上，站在栏杆上尿尿，结果被值夜的老师抓住了示众，实在是丢脸，还不如我这样尿尿来得安全。

有一次我又在夜里对着窗外尿尿，忽然看到有一个人正在翻围墙，正是月圆的时候，天上又没有云，我一眼就认出来那个翻墙的人是潘瑞祥，我奇怪地看着，想知道他在半夜里大家都睡着的时候翻墙出去想干什么。后来的很多年，我都无法确信我所看到的一切是真实的，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也没有去问过潘瑞祥，实际上一直到我到潘明家里家访的时候，我才确认很多年前我所看到的那件事是真实的——我看到潘瑞祥在池塘边慢慢地走着，他站住了，把衣服脱得精光扔在池塘边，突然的一瞬间，他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青蛙，然后他——还是“它”？——以青蛙所特有的笨拙而敏捷的姿态跃进了池塘里。

我一直以为我只是做了一场梦，但现在想来，其实潘瑞祥的一些奇怪的行径，却都可以用这个怪异的梦来解释，比如在夏天的时候，他常常一天只吃一餐饭，或者根本不吃，居然也并没有显出很饿的样子，比如他身上所独有的一丝淡淡的腥气——这腥气在村长向我提到潘瑞祥的时候，突然地在我的记忆中苏醒过来，并如此清晰地弥漫了整座村庄，弥漫在这个村庄里的每一个人身上，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愚钝和漫不经心，因为实际上，这腥气也如此清晰地在夏天的潘明身上散发出来，而我却一直没有注意到。

那一夜我根本无法入睡。村里甚至都还没有通电，天黑了没多久，整个村庄就漆黑一片，似乎所有的人都上了床。村里没有别的声音，只有青蛙的“呱呱”声在此起彼伏。大概半夜十二点钟的时候——我不断地打着打火机看表——村长到床边叫我，我假装睡着了，然后他就出去了。我悄悄下了床，站在窗边，我看到村长家里的所有人都随着村长鱼贯而出，别的人家里也不断地有人走出来，他们不约而同地向小河边走去，然后村里再也没有人了，我只听到更为繁密的蛙鸣。

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面对这件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当成一场梦，就像我初中的时候看到潘瑞祥变成青蛙时把那一切也当成了一场梦一样，我从没对别人提起这些事，并试图把这一切忘掉，但很明显我并没有做到。

潘明终于还是跟着我回到了学校。星期六下午下了课之后，我让他到我宿舍来，说要请他吃饭，让他等着，他局促不安，连话都说不出来。我也不管他，米下了锅，就自己骑上自行车到街上买了肉菜，回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小卖部门口摆了许多花花绿绿的风车，就买了一个，虽然觉得潘明不见得喜欢，但也不知道该送他什么好。

两个人闷头吃饭，他吃得特别多。吃完后，他自己收拾了碗筷到水龙头那边去刷碗，我改作业。他刷完了碗，说要走，我说别走了，在我这里看会儿电视吧，就“啪”地把电视拧开，虽然只是一台十二寸的小黑白，但他看得津津有味。一直看到晚上十一点多，学生宿舍早熄灯了，我才想起他现在回不去了，索性让他洗了澡，睡我床上好了，我自己打地铺睡，反正是夏天，也无所谓。

不知怎么回事醒得很早，天还没有亮，窗外传来疏疏落落的蛙鸣。床上的潘明竟然也醒着，正拿着风车，对着窗户，让它转着。

我说：“你怎么不睡？”

他没吭声。

我又说：“跟我到池塘边走走吧。”

他就乖乖地下来，穿上衣服鞋子，风车还是紧紧地抓在手里。我也穿上衣服鞋子，打开门，自己先走出去。

没有雾，我们翻过围墙走到池塘边时，露水已经把裤脚打湿了。池塘暗沉沉的。我对潘明说：“我认识你爸爸。”

潘明抬头看我，脸上又惊又喜，他知道我说的是他的亲爸爸：“你认识我爸呀！他长得什么样？”

我笑笑：“跟你很像。”

他撇了撇嘴：“我太丑了！”

我拍了一下他的头。

他突然说：“我会在青蛙的叫声上跳，我跳给老师看！”

我问：“你们村里的人都会吗？”

他已经向池塘里跃去了，回过头来大声地回答我：“不，只有我和我爸会！”

天已微亮，蛙鸣很稀疏了，他跳得曲曲折折，手里还抓着风车，渐渐地向对岸去了。

我从池塘边绕过去，潘明已经坐在池塘边一块石头上，裤子是湿的，看到我就“嘿嘿”地笑。

我和他一起坐在石头上，风车呼呼地转着，太阳已经升起，阳光暖暖地扑在他黝黑的脸上。

但是潘明并没有能把书继续读下去，学校不同意减免他的学杂费，因为像潘明这样情况的学生实在太多了，不可能只减免潘明一个人的学杂费而不减免别的学生的学杂费，而如果都减免的话，学校又负担不了。

对此我无话可说。我曾经提出帮潘明支付学杂费，但潘明却并不领情，他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怜悯。我只能看着潘明梗着脖子再一次离开学校。后来我一直没有到那个村里去，也没有再跟潘明有任何的联系。一直到好几年之后，县里面开始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我突然想到潘明可以再回来读书了，就抽了一个周末再一次骑上自行车到村里去，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个村里已经空无一人，田里的稻子还在长着，但房子里却积满了灰尘，灶是冷的，老鼠到处乱窜，看见我也并不畏惧。但村里也并不是寂静无声的，偶尔还有蛙鸣，虽然百无聊赖。

回去的路上，看到一台挖掘机正在山上开路，我上去对着挖掘机手打手势，他停了下来。显然他是外地人，对这个村子的情况也并不熟悉，他说县里在这一带搞开发，准备做成一个万亩果园，他来了已经有快两个月了，村子里本来是有人的，可是突然一夜之间都消失了，县里的公安还来看过，但是也查不出究竟。

几个星期之后，我接到曾建的电话，他已经上了大学，但偶尔还会给我打电话，问问好什么的。我们聊了几分钟，他说到了大学里才知道世界有多大，还说班里有些同学富得他根本没法想象，我们说了有一阵，就在快要挂电话的时候，他突然提到他爸爸跟他说起的一件事，说镇里面有几个干部，跟着县里下来的人，到某某村去搞开发，遇到一件怪事，有一天晚上那个村里的人突然全都失踪了。我说我知道，潘明的家就在那个村里。曾建沉默了，正是这异常的沉默让我确定，曾建其实是知道潘明的事的，他打这个电话只是在做最后的确认。

然后，我再一次听到曾建的声音——仿佛并不真实：“镇里下去的一个干部，有一天夜里很无聊，就拿开山的炸药到小河里炸鱼，结果炸死了好多大青蛙。”

在本县的县志里，记载着这么一件事：民国初年，发生了大饥荒，曾经有许多饥民饿得不行了，竟变成了青蛙捕食昆虫充饥。当然编撰县志的人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我也从来不认为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我一直确信这一切只不过是来自我的虚构，来自一场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的真实的梦魇。

很多年之后，我早已离开了那所中学、那个小镇，我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我不知道是谁寄来的，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真的就是寄给我的，但我还是把它撕开了，里面是用钢笔写的一大段文字：

傍晚天还没有黑的时候，池塘绿得仿佛固体，水面平静，只有池塘的中心有一些细小的波纹。黾蝽在水面上划水而行，红的和黄的蜻蜓在水上飞过，梦一般地变幻着它们飞行的方向。

有一天我看到许多小人儿在山脚下穿梭奔跑，穿着草叶做成的衣服，它们的肤色或者是白或者是黑，它们的身高最多只到我的脚背，它们在灌木丛里奔跑，就如同受到惊吓的老鼠。就是在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或者不如说听到了蛙鸣的形状，它们真的是有形的。那第一声蛙鸣其实很平淡，后来我听到了无数次与那一声蛙鸣同样形状的蛙鸣，就像它们用鼓膜在那固体的、光滑的池塘上迅疾地刮过一样，短促，清亮，是一块马鞍形的、表面光洁的玉石。

渐渐地我学会了在蛙鸣声里跳跃而行。最开始我只是在池塘边小心翼翼地练习，在两只青蛙之间，我从这只青蛙的鸣唱上跃到另一只青蛙的鸣唱上，仿佛我在与它们合作表演一种简单的舞蹈，我是舞者，而它们提供音乐与舞台。它们素朴、沉静的歌声能让人忘记身外的一切，我无法从舞台上下来，更无法停止我笨拙的舞蹈，那如黄金、如青铜、如玉石、如钢铁一般的歌声啊！

到五月的中旬，我就可以沿着池塘的岸跳跃了，我对近岸的蛙鸣都已熟悉，它们何时开始鸣唱，何时沉入水中休息，我都已清楚。不时会有空出的舞台，我知道那是它们找到了它们那唯一的、永久的倾听者，它们已沉入水中，它们的歌唱将只送给那唯一的倾听者听，旁的人、旁的青蛙再也不会听到，但总会有新的、孤独的青蛙出现在那空出的舞台上，它们的歌唱还有些生涩，当我跃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那歌声略嫌粗糙的表面。

而池塘的中心对我而言仍是无法到达之处，那里的青蛙太少，那里的舞台与舞台之间的空疏太大。但我却梦想着到那里去，每当黎明，当几乎所有的青蛙都沉寂下去、沉寂下去……夜空下只余蟋蟀的清唱的时候，会有异常洪亮的蛙鸣从池塘的中心隆起，简直如同来自地狱的钟鸣。但我一直不敢过去，就算我知道我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跃到那声音上，我仍是不敢过去。那洪亮的蛙鸣慢慢地隆起、扩张，直到整个的池塘都被它吞没，然后倏乎而逝，而另一声蛙鸣又已从池塘的中心隆起。

我从没对人说这件事，夜深人静时，我独自在池塘上跳跃，在蛙鸣最繁密的时候，我甚至可以在池塘上平躺着不动，任由它们的歌声把我托起。

五月的下旬，可以在浅水里看到黑色的蝌蚪，你分不清它们到底是青蛙还是癞蛤蟆。

夏天终于过去，青蛙们都安静了。冬天的时候，池塘照例是干涸的，露出龟裂的塘泥，在泥与泥的裂缝间躲藏着青壳的蚌，而岸边的泥洞里，则隐藏着巨大的黄色鲶鱼，它们的相貌有点像长着两撇长须的弥勒佛。我有时会在草地里挖出冬眠的青蛙，它们跳不起来了。

池塘岸边原本长着成片的相思树，每株都是我抱不拢的老树，但在我还读小学的时候，它们就被伐倒了，它们青绿而粗糙的、长满树瘤的身体里渗出微黄的汁液，而在皮与骨之间，有着黯淡的红。

很多年之后的某一天，不知道为什么，青蛙们突然不再鸣唱。它们爬出池塘，在岸上跳跃，柏油路上已没有立足之地，小镇里到处都布满了青蛙，你无法相信这个世界竟会有如此多的青蛙存在，屋顶上、马路上，它们像抗议的人群一般涌动着。但它们是沉默的，它们只是跳跃，后来它们甚至跳进了屋子里，就算把门窗都紧闭了，它们还是能够一只一只地跳进来，跳到桌子上、床上、电视机或煤气炉上。小镇里的人用汽车碾杀它们，后来又用上了杀虫剂和农药，但青蛙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在夏天尚未结束的时候，小镇里的人就不得不习惯与青蛙一起生活了。

整个小镇都变得潮湿而静谧，一种让人恶心的洁净感长久地横亘在小镇居民的胸腹间，无法消散。

然后它们在一夜间消失了，并从此不再出现，池塘里再也没有一声蛙鸣。每年的五月我都无法入睡，只能一整夜一整夜地坐在池塘边，穿着草叶的小人儿在我的四周无声地奔跑，蚊子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多，直到蜻蜓出现。我记得我看见第一只蜻蜓时的喜悦，那是一只黄蜻蜓，在玉米地里飞，露水打湿了它的翅膀，我轻轻地捏住它的尾巴，它褐色的复眼里没有忧和喜。

而青蛙再也没有出现，直到夏天的最后一天。我相信那必定是夏天的最后一天。夜深人静时，一只巨大的青蛙从池塘的中心孤独地浮起，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几乎把它误认为一条鳄鱼，它与我对视着，我知道它将不会再歌唱，不会再发出它那洪钟一般的蛙鸣，因为再也没有另一只青蛙或另一个人，能做它永久的倾听者。

我把信收好，安静地睡了几天，然后开始收拾行李。我住的那栋房子外面，也有一个池塘，在我即将离开的那一天的清晨，我看见一只黑绿条纹的青蛙伏在窗台上，我悄悄地走向它，并向它伸出我的手。但它转身跃下了窗台，笨拙地跳跃着，转眼间消失在那片通往池塘岸边的暗绿的灌木丛里。

2005年5月14日初稿

2007年6月17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