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威夫特和他的《格列佛游记》

胡允桓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著名翻译家）

乔纳森·斯威夫待（Jonathan Swift，1667—1745）是英国启蒙运动中激进民主派的创始人，十八世纪英国最杰出的政论家和讽刺小说家。他父亲是定居爱尔兰的英格兰人，早在他出生前七个月就已去世。斯威夫特由叔父抚养长大，就读于著名的都柏林三一学院（以天主教的“三位一体”命名）。在当时，担任教会的神职是穷孩子的最稳妥的出路；但斯威夫特厌恶神学和那些烦琐的哲学课程，他的志趣在于历史及文学。凭着一纸表示不堪深造（其实他后来还是取得了硕士及博士学位）的“特许文凭”，他只好到母亲的远亲邓波尔爵士家去作私人秘书，处境无异于“识字的奴仆”。不久，他便以见解精辟、讽刺犀利的文章显示了才华。他的一篇揭露政府贪污行径的政论，直接促成了英法停战，以至有人称那项和约为“斯威夫特和约”。他后来虽然成了首相的亲信和女王演说词的起草人，成为别人巴结的对象，但仍以清贫为荣。

斯威夫特没有官衔，给报社审稿不取报酬；哈利首相给他写文章的奖金，被他愤而退回，声明自己不是被雇佣的文人墨客。女王及其要巨终因畏惧他的声望和讽刺文章的影响，将他逐出伦敦。他到都柏林后积极投入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接连发表了战斗性极强的文论，使英国的殖民政策不得不有所收敛。斯威大特深受爱尔兰人民热爱，在他因匿名作品被当局悬赏缉捕时，人们保护他；在他最后一次访英归来时，人们鸣钟举火，用仪仗队簇拥他返回寓所。斯威夫特晚景凄凉，亲人去世，头晕耳聋，每逢清醒，仍执笔写作，直至七十八岁逝世。

斯威夫特的传世之作中，以《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流传最广，也最为各国读者所喜爱。该书通过里梅尔·格列佛船长之口，叙述了周游四国的奇特经历。但仔细体会，却处处揭露着英国社会的黑暗现实，并寄寓着作者的理想。

虽然格列佛起初以为小人国与英国毫不相像，但实际上小人国却是英国的写照。透过那似是荒谬的逻辑，我们看到的是：国王比他的臣民只高出一个指甲，却狂妄地自命为头顶天的宇宙统治者，以其无常的喜怒决定老百姓的命运。官吏们也无需德才兼备，只要跳绳跳得高，就可得到高官厚禄。

小人国的两党以鞋跟高矮为区分标志，这里影射的是当年英国的托利党（即保守党的前身）和辉格党（后来发展成自由党）两党政治；而吃鸡蛋时是从大头敲开还是从小头敲开，则指的是天主教与新教（亦称清教，即加尔文教派）之间关于教会仪式的无稽之争。为了这一区区争端，竟导致了小人国的内战，甚至殃及邻国。由于小人国里的警察制度和诬告成风，格列佛不得不逃离那里。

大人国的人无论体力还是理智都超过了那群“小人”；大人国里实行的是理想化的、有教养的君主政体，国王贤明而正直，经常关怀臣民，法律也是自由和福利的保障。

在大人国国王的要求下，格列佛向他介绍了英国的社会及制度，他的溢美之词在国王的追问下破绽百出。国王对英国存在的营私舞弊、侵略战争和法律不公大加指责，并指出其原因就在于人心的卑劣自私。

飞岛国的科学家脱离人民与实际，从事不着边际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对属地的居民，更采取残暴的手段：稍有叛逆，就将飞岛驾临上空，阻隔阳光，或降落到其国土上，将居民碾压成粉。这里揭露的正是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

格列佛还到了一个魔术家的国度，在那里回溯了古罗马的政治，对比了英国的制度。此时，他的思想已从支持君主政体变为拥护共和了。不过，他还只是赞美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宗法社会。

如果这种看法还属于“浪漫的倒退”的话，格列佛对智马国的描述，则指出了文明社会对于人类的腐蚀，表明只有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才是纯洁高尚的。这一观点后来被法国的卢梭发扬光大，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发端。

智马国的居民分为状似野兽的“雅虎”和有智慧、会说话的智马两类。“雅虎”代表了人类的贪欲和败坏，而智马则生活在原始的善良社会。不言而喻，如果人类堕落下去，将与动物无异，那是多么可悲啊！

斯威夫特生活的时代是由培根开创的实验科学和牛顿奠定的古典力学方兴未艾之际。他笔下的小人国和大人国虽是虚构的，但其居民身高分别是正常人类的十二分之一和十二倍。那里的一切建筑和器物，都具有数学比例的准确性，全书结构匀称而明显，这都符合理性思维的要求。

斯威夫特是在古典主义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文字功底极深，表现手法新颖，尽管隔着一层翻译，仍有许多值得我国青少年朋友学习和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