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与炸弹
M.李克特
玛丽·李克特，威斯康星州人，1999年开始发表科幻与奇幻小说，被称为该领域最敏锐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她笔下的科幻、奇幻与恐怖小说不仅行文流畅，而且极具冲击力。由于李克特的作品总会向读者传达某种正义，因此也常被比作科幻界的谢利·杰克森。最近几年，各大奖项频频提名李克特的作品，其中还包括她2006年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梦的地图》。 2003年，李克特发表短篇小说《面包与炸弹》，并坦言该小说是受911事件之后频发的袭击事件启发而创作的。但这篇小说所表达的内容远不止这些。在众多科幻小说之中，这也是一篇大师级的作品。她借孩子之口，道出“这个年纪的人就像是大梦初醒一般，从漫长的睡眠中醒来，走进成人强加给你的世界”，以此描绘出一幅被恐惧统治的未来景象。故事中带给读者冲击感的地方，恰恰是叙述者的留白之处。
曼门斯威特赞德家的孩子很奇怪，她们从来不上学。要不是鲍比看见她们带着山羊和各种各样奇怪的摇椅搬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搬进了山坡上的那栋老房子。可那房子的窗户全破了，院子里也长满了多刺的荆棘，我们无法想象那地方怎么住人。一时间我们都想见见那家的孩子。我在学校听鲍比说，他们家有两个女儿，女孩们有烟霞般的头发和黑橄榄一样的眼睛。可她们从不来学校。
当时我们正读四年级。这个年纪的人就像是大梦初醒一般，从漫长的睡眠中醒来，走进成人强加给你的世界。从前不许我们过的马路，我们偏要过；从前不许我们说的话，我们偏要说。那一年，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许多从前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曼门斯威特赞德家那两个神秘的孩子，以及我们的身体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更令我们感到兴奋（不过有时候也很烦人）。我们从小就听父母透彻地解释这些生理问题，无一例外。丽莎·比顿还没学会说自家地址的时候，就学会说“阴道”了。拉尔夫·林斯特更是帮母亲接生了自己的小弟弟珀泰。那天晚上外面突然开始下雪，而他父亲还没赶回家。不过这些生理知识究竟有何意义，直到那一年，我们才真正有所体会。我们迎来了世界与身体的双重巨变，我们开始对熟悉的生活产生了一些陌生的感悟：原来某个朋友那么可爱，或是臭烘烘的，或是喜欢抠鼻子，或是很胖，或是穿着脏内裤，或是当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近距离盯着你时，你会突然觉得脸发烫。
等海棠开出一树亮眼的粉红，蜜蜂嗡嗡地忙碌，我们的老师格雷摩尔太太望向窗外叹气。大家前排后排地传纸条，在上面制订学校野餐时的疯狂恶作剧计划，像是如何拿水气球埋伏老师，如何朝校长身上扔馅饼。当然，这些事最终都没有发生。只有特利娜·尼德尔斯一个人觉得很失望，因为她真的以为大家会那么干。到这个岁数了，特利娜依然戴着蝴蝶结，还偷偷吮拇指，她根本就是个巨婴。
进入夏天之后，我们常常跑回家或骑车回家。路上大家高兴得大喊大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都是格雷摩尔太太对着海棠树叹气时，我们想出来的好点子。这季节海棠花都谢了，又变得和平常一样不起眼。我们扔球、骑车、踩着滑板从车道上滑下去，摘花、打架、化妆，然后还得过几个小时才吃晚饭。我们看电视，以为这样就不会无聊，但不一会儿我们开始倒立着看电视，或是来来回回地换频道，或是找借口和屋子里的哪个人打一架。（我家就我一个人，无法这样放纵。）就是这时，我们都听到一阵陌生的声响——是山羊的叫声与铃铛声。在灰暗的电视房里，我们拉上窗帘，悄悄窥向昏黄的阳光。
曼门斯威特赞德家的两个女孩的衣服颜色鲜艳，像马戏团。一个围了条紫纱巾，一个围了条红纱巾，上面还有闪烁的亮片。两人坐在木头货车上，拉车的两头山羊脖子上挂了铃铛。麻烦就是这样开始的。通讯社根本不提我说的这些事：烈焰般的海棠花、天真无邪的我们、铃铛清脆的声响。他们只报道一些叫人不开心的事情，他们说我们野蛮、没人管教、诡异。他们说我们很危险。仿佛生活是一块琥珀，我们始终悬浮在其中，生来如此；仿佛我们并不是逐渐演化成那种恐怖丑陋的模样的，也不能从中走出来，（但我们确实走了出来），成为教师、舞者、焊接工、律师，还有几个人当了兵，两个人做了医生。而我，成了一个作家。
惨剧发生后的那些天里，所有人都说生活被毁了，未来将支离破碎，但只有特利娜·尼德尔斯一个人坚信这一点并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其他人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谴责，但大家依然继续生活了下去。是的，确实如此。你会惊讶地发现，即使有那样一段阴暗的过去，人也可以活下去。拿钢笔的手（或是拿粉笔、听诊器、枪，碰触爱人的肌肤）与划火柴的手不一样，根本做不出那种举动，那不是一件可以原谅或治愈的事情。回首往事，告诉自己那个人就是我或者说我们，这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你还是那时的你吗？
十一岁，看着尘埃在一束直射到电视机屏幕上的阳光里懒懒地旋转、落下。铃声、山羊的叫声和一阵纯真的笑传来，我们都跑去看货车上那两个围着彩色纱巾的女孩。山羊的蹄子慢慢站稳，木头车轮的嘎吱声响缓缓而终。我们围上去，认真打量她们的黑眼睛与姣好面庞。假如她们的体形与年纪相符，那个挂着浅笑的女孩应该是妹妹。另一个也比我们岁数小，不过至少也有八九岁。豆大的泪珠顺着她棕色的脸颊簌簌滑落。
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盯着她们，然后鲍比问：“她怎么了？”
妹妹看看姐姐，后者竭力噙住眼泪想挤出一个微笑。“没事，她总这样。”
鲍比点点头，眼角余光依然看着那个哭泣的女孩。她试着问：“你们从哪来的？”
男孩看看大家，一脸“她们在开玩笑吗”的表情。不过谁都看得出，鲍比喜欢这个梨花带雨的女孩。夕阳下，黑眼睛与睫毛闪烁着晶莹的泪光。“现在放暑假。”
一直悄悄吮拇指的特利娜问：“我能上去坐坐吗？”两个女孩欣然答应。于是她从围在前面的孩子中挤过去，爬上货车。妹妹一直微笑看着她，姐姐似乎想要忍耐，却哭得更大声。特利娜似乎也要哭出来，好在妹妹及时说道：“别担心，她就那样。”还在哭的女孩甩了一下缰绳，铃铛叮当响起来，山羊拉着货车咔嗒咔嗒地向山坡下走去。我们听着特利娜惊恐的尖叫，但我们知道其实她没事。等她们走完一圈回来，大家轮流坐上山羊货车。我们玩得不亦乐乎，直到听见父母用哨声、吼声和摔纱门的声音催我们回家。我们回家吃饭，两个女孩也准备走了。其中一个还在哭，另一个则和着铃铛声唱歌。
“我看见你和那些难民在一起玩，”母亲说，“和那些女孩在一起一定要多加小心。我不希望你进她们的房子。”
“我没去她们家。我们就是和山羊货车玩了一会儿。”
“好吧，不过记得离那个地方远点。她们怎么样？”
“一个经常笑，另一个总在哭。”
“不管她们给你什么，都不许吃。”
“为什么？”
“就是不行。”
“你就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我没必要向你解释，小姐，我是你妈。”
第二天，第三天，我们都没看见那两个女孩。第四天鲍比说：“真见鬼，干脆我们去找她们吧。”他已经开始留分头，在裤子后口袋里揣梳子了。说完他便动身往山上走，但是我们谁都没跟着。
等他回来，时间已是傍晚。大家冲过去将他围住，像记者似的大声地提各种问题。“你吃那里的东西了吗？”我问，“我妈说那里的东西什么都不许吃。”
他转头盯着我看，片刻之间，我忘了他其实和我一般大，只是个孩子——除了他梳的新发型和那双蓝眼睛的凝视。“你妈妈对她们有偏见。”说完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把手插进口袋。他握紧的拳头张开时，露出一把鲜艳糖纸包裹着的小糖块。特利娜伸出短胖的手指从他手中捻起一颗亮橙色的糖。接着大家一阵风似的抢光了鲍比手里所有的糖。
父母又开始叫孩子们回家了。我妈站在门口，她离得很远，看不清我们在做什么。糖纸被扔得满地都是，蓝的、绿的、红的、黄的，还有橙色的。
妈妈通常不和我一起吃饭。在爸爸家时，我们会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吃饭。但妈妈说，那样做很粗俗。
“他还喝酒吗？”妈妈问。妈妈一直坚信爸爸是个酒鬼。她以为我不记得那些年的事情了：爸爸不得不提早下班，因为我给他打电话，说妈妈穿着睡衣在沙发上睡着了。爸爸寡言少语，一脸阴郁，把乱扔了一桌子的瓶瓶罐罐收进垃圾桶里。
妈妈倚着厨房的案台站着，看着我。“今天你和那些女孩一起玩了？”
“没有，不过鲍比去了。”
“嗯，我看也是，谁叫那孩子没人管呢。我记得他爸爸还和我是一个高中的。我跟你说过这个吗？”
“嗯。”
“他爸长得挺帅的，鲍比长得也不错，不过你得离他远点。我觉得你跟他玩得太多了。”
“我几乎不跟他一起玩，他整天都和那两个女孩在一起。”
“他说起过她们吗？”
“他说有些人心存偏见。”
“噢，他真这么说了，是吗？他从哪儿学来这话的？肯定是他爷爷。你听我说，除了那些煽动家，根本没人再那么说话了。这是有原因的，有人被那家人害死了。记住我这句话。很多、很多人因为他们死了。”
“你是说鲍比家，还是那些女孩？”
“嗯，其实两边都有，但尤其是那些女孩。他没吃什么东西吧，吃了没？”
我看向窗外，假装院子里有什么东西突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然后才看向她，愣了一下，好像刚睡醒似的。“你说什么？啊，没有。”
她斜眼盯着我，但我就当没看见。她用涂着红指甲的手指轻轻敲了敲台面。“你听我说，”她尖声说道，“马上要打仗了。”
我翻了个白眼。
“过去的事你一点儿不记得了，是吗？好吧，你怎么可能记得，你那时候还在学走路呢。以前这个国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战争。呵，那时候的人整天都坐飞机飞来飞去。”
我正想把叉子送进嘴里，听她这么说便停了下来。“呀，那可真够傻的。”
“你不懂，大家都这样。所有人都是这么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的。你爷爷奶奶坐过好多次飞机，我和你爸爸也坐过。”
“你们都坐过飞机？”
“就连你都坐过，”她笑着说，“你瞧，你知道得太少了，小姐。过去日子太平得很，直到有一天，一切都变了。是那些人，”她指向窗外，直指着米勒斯家的房子，不过我知道她说的不是那家人，“发动了战争。”
“她们只是两个小孩子。”
“好吧，确切说不是她们家，我指的是她们出身的国家。这也是我要你多加小心的原因。没人知道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小鲍比跟他那个激进派的爷爷可以说我们心怀偏见，可除了他们还有谁会这么说？”她走到餐桌旁，拉出椅子坐到我面前。“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们没办法知道谁是坏人，所以，远离她们。答应我。”
坏人。真叫人难以理解。但我还是点点头。
“嗯，很好，”她起身将椅子放回去，又从窗台上抓下烟盒，“别把饭吃到桌上。这个季节蚂蚁多。”
透过厨房的窗户，我看见妈妈坐在野餐桌旁，一缕灰色的烟盘旋而上。我把盘子冲干净，放到洗碗机里，又擦了擦桌子，然后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思考着自己从不了解的世界。山丘上的那座房子在夕阳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窗户上的破洞似乎用某种塑料布盖住了，那些塑料反射着阳光。
那天晚上，一架飞机飞过橡树林。我从睡梦中惊醒，戴上头盔。妈妈在她的房间里尖叫。她怕到不行，根本就是在添乱。我没有像她一样双手颤抖，也没有躺在床上尖叫。我戴上头盔，听着飞机从头顶飞过。别冲我们来，别冲我们镇，别在今晚。我就这样戴着头盔睡着了。早上醒来时，脸颊两侧压出好几道印子。
眼下夏天即将到来，我数着日子盼着苹果树与紫丁香早点开花。郁金香与水仙尚未在暑热降临前颓败。我觉得这个季节就像我们的纯真岁月，大家带着满腔热忱在新世界醒来，尚未被其阴影压制，变成我们后来成为的那种人。
“你应当了解当时的世界了。”去养老院探望父亲时，他这样对我说道。
这话我听过好多遍，它已失去意义。蛋糕、钱，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过去，我们可以同时买到六种不同的麦片，”他说教般地举起手指，“麦片外全都裹着糖衣，你能想象出来吗？吃不完只能任其腐烂。我们得把它们扔了。还有飞机，以前天上到处都是。真的。人们都那样旅行，全家都那样。就算有人搬去别的地方也无所谓。见鬼，你只要坐上飞机就能去看望他们。”
无论何时他说起话来都是这样。无论何时，无论谁提起那段过去，都是一副困惑的语气。他摇摇头，叹了口气。“我们曾经那么幸福。”
一提起那时候，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起春天的鲜花、孩子的笑声、清脆的铃铛声与山羊货车吱嘎吱嘎的声响。还有烟。
鲍比握着缰绳坐在货车上，那两个皮肤黝黑的女孩坐在他身旁。他们驾着货车从山上下来又上去，整个上午又哭又笑。她们的纱巾在身后飘扬，就像彩虹。
旗杆与门廊上的旗子无精打采地垂着。蝴蝶轻盈地从花园里飞进飞出。怀特霍尔家的双胞胎正在后院玩耍，没上油的秋千嘎吱作响，响声在邻里间回荡。莱恩库特太太请了一天的假，好带几个孩子去公园玩。他们没有邀请我，大概是因为我讨厌贝姬·莱恩库特。上学时我跟她讲过好几次我讨厌她，还扯她的头发，谁叫她的头发像人造白金一样闪亮，我根本忍不住。今天是拉尔夫·帕特森的生日，绝大多数孩子都和拉尔夫还有他爸爸一起去了雪人山洞游乐园。他们在那里玩了好多游戏，就是在雪还很安全的时候，大家常玩的那些——滑雪橇、堆雪人什么的。莉娜·布里德索尔与卡罗尔·明斯特里特跟着她们家的保姆一起去了商场。小保姆的男朋友在电影院工作，可以让她们悄悄溜进去，免费看一整天的电影。整个小镇都空了，除了怀特霍尔家的双胞胎。一直吮拇指的特利娜·尼德尔斯也在家。她在门廊前的秋千上看书。鲍比则与曼门斯威特赞德家的女孩们一起坐着山羊货车在街上走来走去。我无所事事地坐在自家门廊前抠膝盖上结的痂。鲍比只和那两个女孩说话，他的声音很小，我根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最后我站起来，拦住他们的去路。山羊货车磕磕绊绊地停下来，伴着尚未散去的铃声，鲍比问道：“有什么事吗，威尔斯？”
我最近才发现，原来他的眼睛那么蓝。我不能注视那双眸子超过三十秒，仿佛看久了就会被它们灼伤。我转去看那两个面带微笑的女孩。现在就连那个总在哭的孩子也开始笑了。
“你究竟有什么毛病？”我问。
女孩睁大了深色的眼睛，眼白露得越来越多。她看向鲍比，围巾上的亮片反射着阳光。
“我的天，威尔斯，你在说什么呢？”
“我就是想知道，”我依旧看着她，“你干吗一直哭，你是生病了，还是怎么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山羊晃了晃头，带着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鲍比拉动缰绳，让山羊后退几步，车轮发出吱嘎的声响。可我依然挡在他们前面。“你到底有什么毛病？”
“这是个合情合理的问题，”我迎着太阳朝他的影子大喊，“我只想知道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与你无关。”他喊道。与此同时女孩的妹妹也开口说话了。
“你说什么？”我问她。
“因为战争，还有所有这些苦难。”
鲍比让山羊停稳。姐姐搂住他的胳膊。她朝我笑了笑，但马上又啜泣起来。
“然后呢？她遇到什么事了？”
“她就这样，总是哭。”
“真够蠢的。”
“噢，看在上帝的分上，威尔斯！”
“你不能一直哭，那样就没法活了。”
鲍比驾着山羊货车从我身边绕过去。那家的妹妹一直回头盯着我看。走远一些后，她朝我挥了挥手，可我转过身，没搭理她。
过去住在山顶那栋大房子里的人姓里希特。后来曼门斯威特赞德家在整栋房子彻底荒废后搬了进去。“噢，当然，当时他们很富有，”听到我说我最近在研究一本书，父亲说道，“可是你知道吗，过去我们都很富有。你真该见见那些蛋糕！还有商品清单。过去我们在邮件里看看商品清单，就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了。他们会把东西邮给你，哪怕你想要的是蛋糕。我们过去用的商品清单，叫什么来着，亨利与丹尼？反正就是两个男人的名字。反正，我们年轻的时候，只有水果能这样订购，等整个国家富起来之后，就连奶油海绵蛋糕也可以订了。他们还会在邮给你的包裹里塞满糖果、坚果、饼干与巧克力。噢，我的上帝，就在邮包里面。”
“你刚才说要跟我讲讲里希特一家。”
“他们家——一家子人都遭了非常可怕的变故。”
“因为下雪，是吗？”
“你哥哥杰米，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失去他的。”
“我们不必谈这个。”
“在那之后一切都变了，你知道的。所以你妈妈变成了那个样子。当时大部分人都只失去了一个家人，有的甚至全家都好好的。但你知道里希特家，他们住在山丘上那栋大房子里，下完雪后，他们全家都出来滑雪。可那时，世界已经变了。”
“我想象不出来。”
“好吧，我们也是。没人能猜到事情会变成那样。相信我，我们都在猜测未来会出什么事，大家也都在设想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但谁会想到雪能出问题？我是说，下个雪能有多可怕呢？”
“死了多少人？”
“噢，好几千。成千上万。”
“不，我是问里希特家。”
“一家六口，全死了。先是孩子，然后是大人。”
“大人也感染了，难道不蹊跷吗？”
“嗯，可没有多少成年人像他们那样在雪里玩。”
“那你们肯定是觉察到了。”
“什么？没有，我们那时候都很忙。非常忙。我倒希望记得自己在忙什么，但我想不起来。”他揉揉眼睛，望向窗外，“那不是你们的错。我希望你知道，我理解你们。”
“爸爸。”
“我是说你们这些孩子。这就是我们交到你们手上的世界，充满了邪恶，你们甚至无法察觉判别。”
“我们知道的，爸爸。”
“你还是不明白。提起雪，你会想到什么？”
“死亡。”
“好吧，你听着，在那件事发生之前，下雪意味着快乐。快乐与和平。”
“我无法想象。”
“对，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还好吗？”妈妈盛好通心粉，将碗放到我面前，倚着案台站定，看着我吃。
我耸耸肩。
她将冰冷的手掌放到我额前，皱着眉头退了一步。“你没吃那些女孩拿来的东西，对吧？”
我摇摇头。她又有话要说，但被我抢先道：“不过别的孩子吃了。”
“谁？什么时候？”她突然贴这么近，我几乎能看清抹在她脸上的化妆品的纹理。
“鲍比，还有其他几个孩子。他们吃了糖。”
她的手重重拍上桌子，震得装通心粉的碗都跳起来，还有那些镀银餐具，牛奶也洒了。“我没跟你说吗？”她大叫。
“现在鲍比整天都和她们在一起。”
妈妈斜眼看着我，摇了摇头，狠狠地咬住下嘴唇。“什么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吃的那些糖？”
“我不知道。几天前吧。什么都没发生。他们还说味道不错。”
她的嘴像鱼一样张张合合，接着走出厨房，穿上高跟鞋，抓起电话。厨房门砰的一声巨响，我透过窗户看见她走到后院，用力地向谁挥动手臂。
妈妈在镇上组织了一个会议，所有人都来了。大家都穿得像要去教堂一样。只有曼门斯威特赞德家没出席，原因显而易见。大部分居民都带上了家里的小孩，就连还在吮拇指或在襁褓中的小婴儿也不例外。我自然在场。鲍比和他爷爷也来了，老人家掏出一支冰凉的烟斗，叼在嘴里。开会过程中他不时弯下腰与孙子说几句悄悄话。尽管没有太多争执，气氛还是很快热烈起来，因为大家都很兴奋。我妈今天特别穿上了她那条玫瑰色的连衣裙，并在嘴唇上涂了一抹亮红。即使是我也开始意识到她身上有一种美。不过我当时年纪太小，不知道那种美有些不讨人喜欢。“必须牢记，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都是战士。”她的话赢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史密斯先生建议软禁，但我妈指出软禁需要镇上派人去给他们送日用品。“大家都知道这些人总是饿得要死，可究竟谁来为面包付账？”她说，“凭什么要我们买单？”
马瑟斯太太也说了几句关于正义的话。
海伦斯威先生说：“再没有人是无辜的了。”
我妈站在屋子最前面，轻轻倚靠着镇委会的桌子，说道：“那么，就这么定了。”
这时弗利夫人站了起来。她最近才从遭到破坏的切斯特维尔搬到这里。弗利夫人佝偻着肩膀，神经兮兮地看向坐在她身边的人。因为她总是这样，所以我们中有人私下叫她鸟妇人。她的声音一直在颤，还很小，大家不得不向前倾身才能听清楚。“有哪个孩子真的生病了吗？”
大人们互相看了看，又看看彼此的孩子。我看得出来，妈妈心里很失望，因为没人报告任何症状。接着，讨论的话题转向了那些颜色鲜艳的糖。鲍比没站起来，也没有举手，他直接大声说道：“你们说的是这些吗？”他向后仰靠在椅子上，将手插进口袋，掏出满满一把糖。
大家开始窃窃私语。我妈紧紧抓住桌边。鲍比的爷爷咧嘴笑着，从鲍比手中的糖果里随便捻起一颗，剥开丢进嘴里。
高尔文·赖特先生不得不敲响小木槌平息四下的吵闹声。我妈站直了说道：“很有勇气，仅仅为了表明观点，就敢这样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是啊，你说对了，我是要表明观点，梅琳。”说着他看向我妈，并摇了摇头，好像这只是属于他们俩的秘密对谈，“这糖是我放在屋里各处用来帮住戒烟的。我用政府发行的货物清单订购回来的，非常安全。”
“我从没说过这些糖是从她们那儿来的。”说完，鲍比看了看我妈，又环视大家，最后看向我。不过我假装没注意。
回家时，妈妈一直抓着我的手，她的红指甲几乎嵌进我的手腕。“别说话，”她说，“一个字都不许说。”她把我送回房间，我连衣服都没换就睡着了，梦里依然在不停练习道歉。
第二天早上，外面又传来铃铛的声响。我抓起一个面包，在门口等他们从山上下来，然后站到路中间。
“你又想干什么？”鲍比问。
我举起面包棍，像教堂里举起小婴儿为之洗礼的人一样。总在啜泣的那个女孩一下子大哭起来，就连她妹妹也紧紧抓住鲍比的胳膊。“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他大喊。
“这是礼物。”
“这是什么愚蠢的礼物？赶紧把东西拿走！老天啊，你能把它放下吗？”
我放下手臂，面包棍在口袋里晃来晃去。两个女孩吓得都哭起来。
“我只是想表现得友好一点。”我的声音颤起来，几乎和鸟妇人一个样。
“上帝，你难道什么都不知道？”鲍比说，“她们害怕我们的食物，你连这都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炸弹，你个蠢货。你怎么不稍稍动动脑子？”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山羊动了动，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货车也跟着前后晃起来。“炸弹！你连历史书都不好好看吗？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她们送去的粮食包得和那些一碰就炸的炸弹一个样。”
“我们干的？”
“好吧，我们父母干的。”他摇摇头，拉动缰绳。货车嘎吱嘎吱地动起来，两个女孩紧紧地靠向他，好像我会害她们似的。
“噢，我们曾经那么快乐！”爸爸说着，再次陷入回忆，“我们就像孩子一样，你懂的，那么天真无邪，我们甚至都不知道。”
“知道什么，爸爸？”
“知道知足。”
“对什么知足？”
“噢，所有事。我们拥有的够多了。那是飞机吗？”湿润的蓝眼睛看向我。
“过来，我帮你把头盔带上。”
他一巴掌挥开头盔，擦伤了脆弱不堪的手指。
“别这样，爸爸。快停下！”
爸爸用得了关节炎的手指笨拙地摸索，想解开头盔上的皮带，却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他用带着血污的手捂着脸痛哭。飞机从我们头顶隆隆飞过。
现在我回忆惨剧发生前的那个夏天，我觉得自己弄清楚了父亲一直想要表达的意思。那并非关于蛋糕、邮包订单和飞机旅行。尽管他用那些东西来描述，但他所指的却不是这些细节。过去的人有另一种情绪状态。过去人们的存在方式和感受都已经彻底毁灭，空留泡影。在我们继承的这个世界里，那些情绪已经不复存在。
“有时候，”我对丈夫说，“我怀疑自己的幸福是不是真正的幸福。”
“当然是真正的幸福，”他说，“不然还能是什么？”
那感觉就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棍。曼门斯威特赞德家女孩们眼中含泪，害怕面包，穿奇怪衣服，带着那些臭烘烘的山羊，但她们也是孩子，和我们这些孩子一样。我们忘不掉那天的小镇会议，也忘不掉大人们当时计划要做的事情。我们依旧像往常一样爬树、追着球跑，被大人叫回家吃饭，听嘱咐刷牙，乖乖喝完牛奶。可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那种感觉。说真的我们并不理解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但我们知道自己曾经被赋予了什么，以及那是谁赋予我们的。
我们没有像大人一样召开会议。大家只是在某个炎热的午后坐在特利娜·尼德尔斯家的游戏屋里，一边用手给自己扇风一边像大人们一样抱怨天气。我们提到软禁的事情，但那似乎不可能施行。我们还讨论了扔水气球，用厕纸把屋子裹起来之类的方法。最后有人提到用牛皮纸袋装上狗屎来放火。我觉得那正是讨论开始走上正轨的时刻。
你或许会问，谁锁的门？谁准备的柴火？谁划的火柴？我们所有人。二十五年前，我毁了自己所有感知快乐的能力，不管是我自己的，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如果我现在想寻找慰藉，那就只有这一点了——是我们所有人做的。
也许之后镇上不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也许这个计划和我们过去准备的那些恶作剧一样，没机会付诸实施。可会议还是组织起来了，大人们聚在一起讨论如何不受邪恶统治，讨论是否要扩宽主街道。没人注意到我们这些孩子已经悄悄溜了出去。我们不得不留下那些还在吮拇指或在襁褓中的小婴孩，尽管这些婴儿并不在我们的救赎计划里。我们只是孩子，考虑得不够周全。
警察赶过来时，我们没有像报道中说的那样“在模仿某种原始舞蹈”，也没有吓得浑身抽搐。我现在还记得鲍比，他的头发湿嗒嗒地塌在额头上，脸颊上挂着两抹亮红，看起来像是刚在雪地里跳过舞一样。当然，我们从不信任那些从天而降的白色碎片，也不敢在雪地里做任何事。特利娜张开双臂高兴地转着圈。曼门斯威特赞德家的女孩驾着山羊货车，搭载着堆得高高的摇椅，慢慢离我们远去。铃儿响叮当，就像过去的老歌里唱的一样。世界再次变得安全而美丽，除了开会的小镇大厅。大块的白色碎片如同鬼影一般飞舞，火焰仿佛一头永不满足的饥饿怪兽，吞噬着那片天空。
符瑶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