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康妮·威利斯　Connie Willis——著

杨文捷——译

康妮·威利斯（1945——）是一名极具影响力的美国科幻作家。她获得雨果奖与星云奖的次数加起来迄今无人能及（18次）。威利斯本科就读于北科罗拉州大学，专业是英语与高等教育。尽管从1970年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了，但是直到1982年获得了美国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之后，她才辞去教师的工作，开始全职写作。威利斯是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科幻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常常用所谓的“软科幻”来探讨人类的处境。她文笔诙谐幽默，类似世态喜剧或讽刺剧的行文风格颇负盛名。2009年，她入驻科幻奇幻名人堂。2011年，美国科幻作家协会封她为特级大师。

她的三部雨果奖作品都包含了时间旅行的元素，其中有独立的两个长篇《末日之书》（Doomsday Book，1992）和《别谈论那条狗》（To Say Nothing of the Dog，1998）及分为两部分发表的长篇小说《灯火管制/警报解除》（Black Out/All Clear，2010）。后者的背景是1940年的伦敦大爆炸，详尽讲述了三名从2060年穿越而来的人所面临的困难处境。他们担心自己暂时无法回到现实生活的原因跟他们当时对于脆弱不堪的世界做出的不自觉的反抗有关。与《末日之书》一样，威利斯笔下饱含对这个世界的敬意。在这部作品中，她毫不遮掩自己对20世纪40年代英国的热爱和关怀，以全新的方式讲述了里面许多广为人知的生活细节。这两部小说都显示了威利斯要通过叙事表达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的决心。

《史瓦西半径》是一部典型的威利斯作品。按照威利斯的标准而言，这一篇里面的科学元素较为明显，但与她那些讲述时间旅行的故事一样，本篇的重点依然是科学对人类造成的影响。这是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行文精准流畅，充分展现了作者在巅峰时期的写作技巧。

“一颗恒星坍缩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往自己的内部塌陷。”特拉弗斯把手掌弯成一个半圆，再把手指一合，“塌陷到一定的地步就会达到某个临界点。这时，朝内的引力会超过所有的核力和电力。没有了净反向的力之后，它就会进一步坍缩，变成黑洞。”他的手握成拳，“而这个临界点的直径就是史瓦西半径。”特拉弗斯停了下来，等着我开口。

一周了，他每天都会来见我，僵硬地坐在我的一把椅子上，穿着不自在的衬衣，系着领带。他滔滔不绝地跟我大聊黑洞和相对论，而我在退休之前在大学里教的明明是生物而不是物理。当然了，一定是有人告诉了他我认识史瓦西。

“史瓦西半径？”我用我那苍老颤抖的声音说，仿佛从没听说过这个说法一样。特拉弗斯露出反感的表情。他想要我说的是“史瓦西半径！是啊！‘一战’的时候我曾跟卡尔·史瓦西一起在俄罗斯前线服役！”，然后把史瓦西在炮兵队里想出这个黑洞理论的过程娓娓道来。可我现在还没想好该告诉他些什么。“事件视界啊。”我说。

“对啊，它是用史瓦西的名字命名的，因为这是他构想出来的理论。”特拉弗斯说。他让我想到了穆勒谈及理论时候的样子。他跟穆勒年纪相仿，有一样不羁耀眼的黄头发和一样不可满足的好奇心。也许这就是我会允许他每天过来跟我谈话的原因，尽管让他如此接近我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我构建了一个关于恒星的理论。”穆勒说，我们正在一起用普里默斯燃气炉烤火，让双手恢复知觉，不然一会儿会拿不稳液体镇流电阻，“恒星并不是科学家所说的一团火球。它们是被冻住的。”

“如果是被冻住的，那我们怎么能看见它们呢？”我问。如果不提出异议，穆勒会觉得我在羞辱他。争论是理论的一部分。

“你盯着点收音机！”他指着桌上四分五裂的收音机。我们得再把它往后挪一挪。放着镇流电阻的试管倒映着炉子的火焰。“恒星发出的光是冰上的倒影。”

“倒映着什么？”

“当然是炮弹啊。”

我没有告诉他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有恒星了，因为那样，穆勒一定会无言以对，而我也不想毁掉他的理论。再说，我也不相信有过什么和平时代。无人区地上覆盖着白雪的弹坑常年经受着恒星的炮弹轰炸，喷溅出大片的红和白。或许穆勒的理论是对的。

“而就在这个点，”特拉弗斯说，“就在事件视界——又称事件地平线的那个点，引力会强到连信息都无法从黑洞里传出去。因此，在史瓦西半径上，恒星的坍缩看上去是冻结的。”

“冻结的。”我说。我想到了穆勒。

“是啊。事实上，在俄语里，黑洞就叫作‘冻恒星’。你以前在俄国前线服过役，不是吗？”

“什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可是恒星不是真的被冻住了呀。”我说，“它会继续坍缩。”

“是的，没错。”特拉弗斯说，“直到所有的原子都被剥去了电子，除了一个叫作‘露奇点’的东西之外什么都不剩。可是我们看不见史瓦西半径内到底会发生什么，而在黑洞里的人也没法告诉我们里面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传不出信息来。所以，没人会知道黑洞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我说。但他压根儿没听。

他身子前倾，问：“那前线是什么样子的？”

天气太冷了，我们的手每隔几分钟就会被冻得僵硬，况且我们还很担心把液体镇流电阻给摔了。穆勒戴上刚刚放在燃气炉上烤了一会儿的手套，而我把双手伸进已经冻硬了的口袋。

我们在修收音机。负责在各部门之间传递消息的艾斯纳上次没能修好他的摩托车，就被送上了前线。要是我们不修好收音机，我们也没法再继续当报务员了，而是要被送上前线去当兵。

我们也差不多就要到前线了。如果不是在下雪，我们已经能看见前方带刺的铁丝网和无人区的雪包。巨大的俄国煤弹有时候会落进通信营的战壕。一颗炮弹两周前就炸了我们的通信棚。我们走在炮兵的前面，有时候友军的炮弹也会落在我们头上——因为炮口太破旧了。但不管怎么说，这儿还是比前线强。我们拼死也要保护好液体镇流电阻。

“艾斯纳的那个分队昨晚被派去布铁丝网了。”穆勒说，“而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对此构想出了一个理论。”

“有信来吗？”我揉了揉酸痛的眼睛，再迅速把冰冷的手放回口袋里。我迫切地需要一双新手套，可是军需处那里已经没有了。我三次给母亲写信让她给我织一双，但她到现在还没有寄来。

“我知道艾斯纳他们队发生了什么。”他不屈不挠地说，“俄国人有一块大磁铁，把他们都吸到前线去了。”

“磁铁吸的是铁，不是人。”我说。

我对于穆勒的理论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通信战壕里到处散落着要上前线的士兵的东西，从水壶到背包到刺刀应有尽有。汉斯和我有时候很疑惑他们怎么会落下这么重要的东西。

“可能因为太重了吧。”我说。但这并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把刺刀和靴子留下。

“可能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会死。”汉斯捡起地上的一个头盔。

为了让气氛欢快一些，我转移话题道：“昨天我去军需官那儿的时候，手套从口袋里掉出来了，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呢，肯定也在这儿的某个角落里。”

“是啊。”他说，翻转着手上的头盔，“可能当他们冲往前线的时候，这些东西自己就掉下来了。”

我的理论就是，那些自己会掉出来的水壶头盔还有刺刀就像是穆勒的智慧一样。战前他曾是大学里的一个学生，但随后，他脑子里的科学知识和智慧就这么莫名地弃他而去了。尤其当现在我们离前线只有一线之隔时，他的脑子里就只剩下那一套套的理论和好奇心了。把好奇心留下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没错。磁铁会吸铁，而他们扛的带刺铁丝正是铁做的呀！”他露出胜利的神情，“所以他们就这么被吸走了。”

我几乎把双手伸进了燃气炉里面，来回地搓着，想要恢复手的知觉：“我们得赶紧把镇流电阻放进收音机里去，不然你说的这块磁铁也要把它吸到前线上去了。”

我接着修收音机。穆勒站在炉子边上，思考着磁铁的事儿。门砰地被打开。这门也不是真的门，而是一块绑在柱子上的铁棚，是用来加固战壕用的。它被门缝里的一块楔子固定着，只要有人一推，它就会打开，风雪就会涌入。

雪花和光扑了进来，还有前线传来的狗吠一般低沉的轰隆声。我把镇流电阻抓在胸前，而穆勒跑到了收音机前面，像是护住一个受了伤的战友一样护着它。来者裹着羊毛大衣和手套，羊毛帽子遮住了耳朵。他逆着光站在门口泛红的灯光里，盯着我们。

“列兵洛特谢本在吗？我是来看他的眼睛的。”他说。我终于看清了，他是方肯何德医生。

“进来吧，把门关上。”我依然小心翼翼地拿着手里的液体镇流电阻。可穆勒已经提前一步把铁棚合上了。

“你听说了什么消息吗？”穆勒问医生，急切地想要得到一些可以让他有所发挥的消息，“布线的人回来了吗？今晚是不是又有一场轰炸？”

方肯何德医生取下手套。“我是来看你的眼睛的。”他对我说。他的声音让我觉得害怕。从战争开始以来，他一直保持着自己镇静温柔的声音，对救护站和担架里的伤员说话的语气跟对自己在斯图加特的诊所里的病人毫无二致。可他现在听上去有些焦躁，这恐怕意味着今晚真的有轰炸，而且他想让我上前线。

我之前去救护站给我的眼睛取药的时候，曾傻傻地告诉了他我曾在耶拿的苏谢尔医生那里学医。现在我很担心他会让我去当他的助手，而那将意味着我要上前线。“你眼睛还疼吗？”他问。

我把镇流电阻递给穆勒，站到一盏挂在门框上铁钉的灯下。

“我觉得他应该作为病弱者给送回家，医生先生。”穆勒说。他知道这不可能。前段时间我们收到消息，说被冻伤或得了非传染性疾病的人都不得作为病弱者遣送回去。这条消息当时还是他收到的。

“这里有更亮的灯吗？”医生问他。

穆勒的好奇心太过旺盛，路过什么有趣的地方他都挪不开步子。如果他上了前线，我觉得他是没法让自己离开的。我还以为他会找出什么留在这里的理由，可我忘了他对布线分队的下落更有兴致。“我去看看艾斯纳他们到底怎么了。”他边说边打开门。大雪喷涌而入，似乎已经在门口不耐烦地敲打了半天。我跟医生两人一起使力才将门再次合上。

“我眼睛还在疼。”推铁棚的时候，我对医生说，生怕他要来让我去前线帮他，“好像进了沙子一样。”

“我有一个病人，得了我不认识的病。”他说。我松了一口气，尽管疾病跟迫击炮一样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救护站里每天都有士兵因肺炎、痢疾和白血病死去，但这些疾病不像前线一样让我们恐惧。

“他高烧不退，身上有糜烂的伤口和脓疮。”方肯何德医生说。

“会不会是疖子？”我问，尽管我知道他不可能辨认不出疖子这么常见的疾病。但他没有听我说话的意思。我意识到，他要找帮他做出诊断的人并不是我。

“病人是个科学家，是个叫史瓦西的犹太人，炮兵队的。”他说。炮兵队离前线比较远，我自告奋勇地要去看看，但他并不想我去。

“我要找比亚韦斯托克医疗总部的人。”他说。

“收音机坏了。”我敷衍道，不想告诉他我不能帮他发电报的真正原因。我们只能发军事相关的信息，而且必须用摩斯码加密。就算他的消息能发出去，也得敲打好几个小时。我把收音机裸露的电线给他看：“不管怎么说，你得先跟指挥官请示。”但他已经找到了一张纸，写下了收信人的名字和地址，好像这里是电报站一样。

“那就等你修好了再发。我把症状都写下来了。”

我把收音机放回原处。穆勒回来了，他一脚把门踢开，搞得到处都是雪。方肯何德医生的电报被风吹得在战壕里飘来荡去，我在那张纸飞进炉子里前一把抓住了它。

“去布线的人都被抓了。”穆勒说着，放下手提灯，他肯定是去救护站问到的消息，“有五个人冻死了，还有八个冻伤了。指挥官觉得今晚会有轰炸。”他没有提到艾斯纳和艾斯纳队里其余三十个人的下路，但我已经猜到了。是前线。我静候在原地，僵硬的手指抓着那封电报，期待着方肯何德医生说：“我得去看看那些被冻伤的人。”

“让我看看你的眼睛吧。”医生边说边教穆勒拿好手提灯。他俩一起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这个药膏你每天涂两次，”他从包里掏出一个扁扁的盒子，“会有点灼热感。”

“那我就拿来涂手吧，也让我的手灼热一下。”我说，脑子里是艾斯纳在前线被冻僵的样子。或许他的手里还抱着一卷带刺的铁丝。

他把我的眼皮拉下来，用小指给我涂上药膏。不疼，但等我眨了眨眼之后，药膏就进到了我的眼睛里，把我的视野染成了红色。“收音机明天能修好吗？”他问。

“不知道，也许可以。”

穆勒还拿着那盏灯。我透过那束光猜到他大概已经忘了布线和磁铁的事情，正在全心全意地思考为什么医生要用收音机。

医生戴好手套，拿起了包。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以手套作为条件给他发电报的，可惜已经太晚了。“我明天再来检查你的眼睛。”他在大雪中拉开门。前线的声音近在咫尺。

他一走，我就跟穆勒说了史瓦西和医生想发电报的事，不然穆勒是不会罢休的。可我们没空再去满足他的好奇心了，我们得赶紧把收音机修好。

“如果你是当时负责收发电报的人，就一定帮史瓦西发过消息。”特拉弗斯急切地说，“你帮他给爱因斯坦发过电报吗？人们已经找到了爱因斯坦回执给他的那封信，可如果史瓦西也给爱因斯坦发过信的话就太棒了。我的论文就有着落了。”

“你说过，信息是无法从黑洞里发出的。”我说，“但可以通过正在坍缩的恒星，对不对？”

“是这样的。”特拉弗斯不耐烦地说，再次把手弯成一个半圆，“假设这里有一个静态的观察者。”他把弯着的手往后收了收，举起另一只手的食指来代表静态的观察者，“而恒星里有一个人。现在恒星开始坍缩了。如果这时恒星没有达到史瓦西半径，观察者是可以看到光的，但是光抵达他的时间会变长，因为黑洞的引力在把光往回拉。这就意味着此时恒星上的时间变慢了，光的波长也就变长，发生红移。当然了，这是个假想问题。一个正在坍缩的恒星上不可能有谁在发信息。”

“我们发了。”我说，“我给母亲写过信，让她给我寄手套来。”

收音机还是没有修好。两周了，我们只收到了一条电报。电报上说：“俄国敌军开始崩溃了……”杂音太重，剩下的信号无法辨别。我们已经把收音机拆了两次。第一次我们找到了一根松掉了的电线，可第二次我们什么问题都没发现。如果汉斯在，他肯定能立马找到问题所在。

“我有一个关于收音机的理论。”穆勒说。他这十天以来，每天都有新的理论。要么是俄国人把我们的信号给吸走了，要么就是天边闪动不定的北极星挡住了无线电的信号，或者敌军并没有崩溃，他们只是在蛊惑我们落入他们的圈套。

我说：“我再试试吧。或许它已经自己好了。”我戴上耳机，借此屏蔽了他那没完没了的理论。耳机里什么信号都没有，只有像前线战场一样低沉的轰隆声。

我掏出方肯何德医生那张叠起的纸，将它放在收音机上。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过来看我有没有收到回执。我每次都会摘下耳机，让他自己听耳机里的杂音，告诉他我们收不到信号。不过即便这是真的，这也不是我没帮他发出消息的真正原因。我是怕指挥官发现，我怕被派去前线。

不过，我还是折中地给我在耶拿的教授写了一封信。我还没有收到回信，所以我必须先对医生撒谎。

“你不用这样。”穆勒说。他坐在收音机上，双腿在空中晃荡。他捡起那张写了症状的纸，放在了燃气炉的火焰里。我伸手想要抓住它，纸却已经被烧得通红。“我已经帮你把电报发了。”

“我不信。现在什么都发不出去。”

“你没发现昨天北极星没有出现吗？”

我没有发现。医生给我的药膏让我晚上看见的所有东西都变成了红色，更何况我并不相信穆勒的理论。“现在什么都发不出去。”我说，并把耳机递给他，让他听里面的杂音。他边听边晃着腿：“你这样是在给我俩找麻烦，干吗要这么做？”

“我只是好奇。”如果我们被送去了前线，好奇心一定能要了他的命。他一定会因为好奇心去拆开一颗地雷。“我们是可以发军事消息的嘛。我跟接线员说了，长官是担心这跟俄国人用的毒气有关。”他晃着腿笑了，因为现在好奇的人变成了我。

“那你得到回复了吗？”

“得到了。”他发狂般地说，戴上了耳机，“不是毒气。”

我耸了耸肩，做出对答案无所谓的样子。我戴上帽子和母亲给我织的围巾，说：“我去看看有没有信，可能我的教授给我回信了。”

“疾病性质不明。”穆勒为了盖住风雪的声音，大喊道，“可能是脓疱疮或者某种腺病。”

我朝他笑道：“如果我母亲给我寄了包裹，里面的东西我分你一半。”

“那要是你的手套呢？”

“手套就不分你了。”我说，出门去找医生。

救护站的人告诉我他去看史瓦西了，并且给了我去炮兵部的位置。那儿并不远，可现在正在下雪，而我的手已经开始冷了。我到了军需处，问有没有来信。

有个新来的正在修艾斯纳的摩托车，零件围着他铺了一圈。他指了指一个麻布袋子，说：“信都在那里，你自己看吧。”

袋子里融掉的雪晕开了信封上的字。我眯着眼睛，想要看清上面的名字。我的眼睛开始疼了起来。没有来自母亲的包裹，也没有来自教授的信件，但有一封给史瓦西中尉的信。发信人的名字里写着“医生”。可能他自己也给医生写了信。

“我去给炮兵部的人送电报，也顺便把这封信拿去吧。”我给新人看了看那封信。他点点头，继续干活儿了。

就在我进去的这一会儿，外面的天色彻底暗了下来，雪也越下越大。我把手插进硬邦邦的口袋，往炮兵部的后门走去。通信壕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风挟着大雪，在战壕里挤出长长的号叫声。我把围巾摘下来，把它像姑娘的头巾一样围在头上。

地平线上有闪动不定的红色，但我不知道那是前线还是穆勒的北极星，周围也没有炮弹声来指引我。我们快没有炮弹了，所以通常会等到晚上九点以后才会开始炮击。俄国那边开始得更晚。有时我会听到机枪的声音，但风雪会将它扭曲，使人无法辨别它的方向。

通信壕似乎比我跟汉斯第一次把收音机带进来的时候更窄、更深。到北上通往总部的岔路所花费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还要久。前线在不断地后移，弹药储存库、士兵宿舍和伤员运输站都离我们的后方越来越近。炮兵部从前方的村庄挪到了炮兵线旁边的战壕里，只在我们后面不到半里处。每晚例行的轰炸开始了。我听到了低沉的轰隆声，像是一声惊雷。

轰隆声是从我前方传来的。我停了下来，环视四周，心里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战壕里转错了方向。我再次踏出脚步时，便看到了通往总部的岔路。

总部没有门，只有一张挂在门口的毯子。我把手从围巾里取出来，弯腰进入一个跟兔子洞一样的地方。支撑着头顶上陶泥的木梁非常矮，我只能弯腰前行。避开了风雪的声音后，我终于能把前线的声音仔细分辨开来——四磅的炸弹一个一个砰砰作响，拖拉的呜咽声是照明弹的，背后不间断的怒吼是机枪声。这边的战壕肯定比较浅。穆勒和我在收音棚里几乎不能听见前线的声音。

有一个人坐在一个凹凸不平的桌前，面前铺满了纸张和书籍。桌上还有一截蜡烛和一根红色的烟囱——或许只是在我眼里是红色的吧。战壕里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个人，都泛着红色。

他穿着制服，却没有穿外套，手套也是露指的。这里并没有炉子，我的手已经开始冷了。

迫击炮一声轰鸣，一块块冻住的尘土从顶上掉下，落在桌上。那人把纸上的灰尘拍了拍，抬起头来。

“我是来找方肯何德医生的。”我说。

“他不在这儿。”他站起身，绕到桌子的另一边。尽管他看上去最多四十岁，体态却像老翁一样僵硬。他留着胡子，脸在红光中看起来很脏。

“我有一封他的电报。”

一个八磅的炮弹炸开了，更多的尘土被震落下来。他抬起胳膊，拍了拍肩膀上的尘土。他制服的袖子已经裂成了布条。他举起的手背和胳膊上都是流着脓的红疮。我看向他的脸。他胡子下以及鼻子和嘴边的脓疮已经干了，结成了一层硬硬的痂。糜烂的伤口和脓疮。枪声再次响起，灰尘像雨点一般拍打在他裸露的手上。

“我有一封他的电报。”我边说边往后退去。我想从外套的兜里拿出电报，却翻出了那封信：“史瓦西中尉，还有你的一封信。”我只抓着信的一角，以防他接过信的时候碰到我。

他朝着我走过来，把信接了过去。他下颚的肌肉绷得很紧，我猜他的腿上一定也长了那些可怕的脓疮。“是谁寄来的？”他问，“啊，是爱因斯坦教授。很好。”他把信翻转过来，手指刚碰到信的封口便疼得叫出声来。信掉到了地上。

“你可以帮我读一下信吗？”他说。他的身体沉到了椅子里，双手抵着胸口。我能看见他指甲下面的脓疮。

我的手已经失去了知觉。我捏起信的一角，将它翻了过来，信的封口上还粘着他手上的皮。我往后退了一步：“我得去找医生了，有急事。”

“你找不到他的。”他说，鲜血从他的指尖涌出，顺着他指甲上的脓包往下滴落，“他上前线了。”

“什么？”我不断地往后退去，直到门口的毯子抵着了我的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他上前线了。”他减慢语速，又说了一遍。这次我勉强能听清他说的话了，但我还是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医生上前线了是什么意思？这里不就是前线吗？

他把蜡烛朝我一推：“我命令你帮我读这封信。”

我的手指失去了知觉。我把信封从上往下撕开，差点把它撕成两半。信很长，满是公式和数字，上面的字已经变得扭曲又模糊：“我尊敬的同行！我热切地读完了你的论文。我没想到这个问题的精确解居然可以被阐述得如此简单。我认为用解析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十分完美。下周四我会跟学院汇报解释你的工作！”

“阐述得如此简单。”史瓦西像是忍受着极大的痛楚一般说，“够了，放下吧，接下的我自己来看。”

我把信放在他面前的桌上，转过身顺着黑漆漆的战壕往后跑去。前线的声音天崩地裂一般将我包围。刚转过第一个弯，穆勒就一把将我截住。“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大喊，“回去！快回去！”

“回去？”他说，“前线在那边。”他指着他来的方向。可前线不在那边，前线在我后面，在炮兵总部里面。“我不是跟你说过今晚会有轰炸吗？你找到医生了吗？你把消息告诉他了吗？他说什么了？”

“这么说来，你亲手拿过爱因斯坦的那封信？”特拉弗斯说，“那一定很震撼吧？当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才发表了两个月，距离人们发现黑洞的存在还有好几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他掏出一个笔记本，开始记笔记。“‘我尊敬的同行’……”他喃喃自语道，“‘阐述得如此简单’，这些资料都很可贵呢。我为了写这篇论文，找史瓦西的资料已经找了很久了。但关于他的信息真是少之又少。可能是战争的原因吧。”

“史瓦西半径内，没有信息可以从黑洞内传出。”我说。

“哎，这么说很妙！”他边说边记，“我可以把这一句写进我的论文吗？”

现在轮到我坐在收音机前面，开始没完没了地往红十字、耶拿的老教授以及爱因斯坦医生发电报了。我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都冻伤了，只能用左手来打字。还是什么都发不出去，而我必须发出电报。我得找到一个人来告诉我史瓦西到底得了什么病。

“我有一个理论。”穆勒说，“犹太人投降了，跟俄国人成了一伙儿。我们现在完全被孤立了。”

“我去看看有没有信。”我说。我不想再听他的理论了，可医生在我走出棚子的时候走了进来。

我告诉了他电报上的内容。“脓疱疮？”医生大喊，“你也看到他的样子了，你觉得是脓疱疮么？”

我摇了摇头，没法告诉他我觉得那像是什么。

“他都有些什么症状？”穆勒燃起了好奇心。我没有告诉他史瓦西的样子。我害怕如果告诉了他，他只会变得越来越好奇，然后不顾一切地去前线亲眼看看史瓦西。

“我来看看你的眼睛吧。”医生用他那美好平静的声音对我说。我希望他能告诉穆勒去拿灯——这样我就可以单独问问他史瓦西的情况了——可是这次他自己带来了一截蜡烛。他把蜡烛拿得很近，我的视野完全被红色的火焰填满了。

“史瓦西中尉的情况恶化了吗？他有些什么症状？”穆勒探近身子，问道。

他的症状就是浑身都是炮弹炸出的坑和洞，我在心里说。我很抱歉没有告诉穆勒，因为这只会让他更加好奇。我向来对他毫无隐瞒，包括汉斯是怎么在通信棚里被炸的，他又是怎么小心翼翼地把液体镇流电阻放在收音机上面，然后再伸手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捡起来的，我都通通告诉了他。可我没法告诉他史瓦西的事。

“他有什么症状？”穆勒再次问道。他的鼻子几乎要探进蜡烛的火焰里，可医生转过了头，像是没有听见他说话一样吹熄了蜡烛。他把伤口上的绷带拆开，看了看我的手指，一片红肿。穆勒从医生的肩膀上探着头说：“我有一个理论，是关于史瓦西中尉的病的。”

“闭嘴吧。”我说，“我再也不想听你那些愚蠢的理论了。”我顾不上他一脸受伤的表情和他默默走回去坐到收音机旁边的样子。因为现在我有一个理论，而这个理论比穆勒能想出的任何理论都要骇人听闻。

我们所有人——其中包括穆勒、那个在修艾斯纳的摩托车的新兵，或许还有这个声音沉稳的医生——都很惧怕前线。可我们的恐惧是不完整的，因为尽管没有明说，我们大家都相信前线并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是我们只要把收音机修好，或者把摩托车修好，就可以摆脱的；是只要把头埋进冻得僵硬的土地里，就可以挺过去的；是我们只要能被算作病弱者，就可以躲避的。

可前线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就在史瓦西的身体里。至于那些我一直在竭力发出去的症状，那些糜烂的伤口和脓疮，压根儿不是他身体上的病症。那些伤口只不过是那些带刺的铁丝和炮弹砸出的坑罢了，它们属于某一处更为深入的前线里层叠交错的战壕。

医生给我的手绑上新的包扎带。“我已经设法让史瓦西作为病弱者回去了。”医生说。穆勒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他：“可物资线被大雪封了。”

“史瓦西回不去了。”我说，“前线就在他身体里。”

医生收好包扎带，放回自己的救护箱里：“等路再开放了，我也会以冻伤为由把你还有穆勒送回去。”

穆勒惊呆了，他脱口而出：“可是我没有被冻伤。”

但是医生已经不听他的话了。“你俩赶紧逃走吧。”他说——我觉得他好像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趁现在还走得了。”

“我有一个理论，是关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史瓦西得了什么病的。”医生刚走，穆勒就开口说。

“我去取信了。”

“不会再有什么信了。”穆勒在我身后大喊道，“物资线都被堵了。”可明明有信来。它们散落在各种摩托车零件的边上。拆开的零件剩得不多了，只要路清理完毕，新兵就能骑上摩托离开。

我捡起一地的信，拿到灯笼旁边，试图看清上面的字。我的眼睛已经完全不行了，除了一片模糊的红色，什么都看不见。“我把信都拿回通信棚了。”新兵头都没抬就点点头。

开始下雪了。穆勒在门口接我，可我从他身前掠了过去，直接走到燃气炉前面，把火开到最大，举起信。

“我帮你读吧。”穆勒急切地说，翻看着那些已经被我丢开的信封，“看，这儿有一封你母亲的。可能她把手套给你寄来了。”

我眯着眼睛看着眼前一封封的信，同时，穆勒正在帮我拆着母亲的来信。信被我抵在火焰跟前几乎快要烧起来，而我却连一个名字都看不清楚。

“亲爱的儿子。”穆勒念道，“已经有三个月没收到你的消息了。你受伤了吗？还是生病了？你需要点什么吗？”

最后一封信是来自苏谢尔教授的。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信封角落里他的名字，尽管我自己的名字模糊得完全无法看清。我撕开信，红色的纸上一片空白。

我把它丢给穆勒：“帮我念念这个。”

“我还没念完你母亲的呢。”虽然这么说，穆勒还是接过了信，读了起来，“亲爱的洛特谢本先生，我于昨天收到了你的来信。我几乎无法辨认你的字迹。难道前线没有好一点的笔吗？你所形容的病叫作诺伊曼氏病，又称天疱疮……”

我从穆勒的手中抓过信，跑了出去。“我跟你一起去吧！”穆勒大喊。

“你得待在这里，守着收音机！”我说，快乐地顺着通信壕跑着。史瓦西的体内并没有前线。他是得了天疱疮，得了诺伊曼氏病，而现在他可以作为病弱者送回去就医。

我摔倒了。我本以为是自己是被丢弃的头盔或是牛肉罐头绊倒了，可是随着轰隆一声，我身边的尘土和砖石突然砸了下来。我听见了滚球炸弹低沉的咝咝声，迅速卧倒在战壕里。可咝咝声并没有变得悠长，而是戛然而止。随后又是轰隆一声，战壕塌了。

在被战壕活埋之前，我爬了出来，顺着通往史瓦西的战壕一路匍匐前进。可一整条战壕都塌了，等我爬上去之后，战壕的痕迹已经消失在纷飞的大雪之中。

我不知道前线是在哪一边，但我知道它近在咫尺。它的声音无处不在，炮弹的轰鸣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天上下着鹅毛大雪，我连子弹出膛的火光都看不见。我从没见过更红的地平线，连雪都是红的。

我根据自己的判断顺着战壕往前爬去，可没爬几步就被带刺的铁丝截住了。我停下来，大口地喘着气，脸和手都埋在雪地里。我走错了方向，来到了前线。在一片狂轰滥炸的声音中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像是雪上有轮胎滑过。我以为是坦克，吓得无法呼吸。声音越来越近，我鼓起勇气抬起来，发现是军需处的那个新兵。

他在一团卷曲的铁丝网的后面，离我很远，可我隔着大雪依然能看清一切。他把摩托车修好了。而就在我的注视下，他把腿甩过铁丝网，用脚使劲往下一蹬。“走！”我大喊，“快走！”摩托车往前一蹦，“快！”

摩托车朝着我驶来，速度越来越快。摩托车头撅了起来，我原以为它能跳过铁丝网，可它还是翻了下去，先是摩托车，再是那个兵，都慢慢地翻了几圈，砸在了带刺的铁丝上。地面突然升高，我也往下坠了下去。

我落进了史瓦西的战壕。这儿有一半都塌了，木制的大梁横七竖八地压在尘土和雪堆里，可那张毯子依然挂在门口。史瓦西靠在一把椅子上。医生在他的上方弯着腰。史瓦西脱掉了上衣，胸口跟汉斯的一样。

前线又传来轰炸声，屋顶再往下垮了一些。“没关系！这是一种病！”我大喊，“我带了一封信来做证明。”我把已经失去了知觉的手里紧紧攥着的信递给他。

医生一把抓过信。雪顺着塌掉的屋顶飘了下来，但史瓦西没有穿上衣服，只是毫无反应地看着医生读那封信。

“你所形容的症状几乎可以肯定是诺伊曼氏病，又称寻常型天疱疮。我此前有过两个得了此病的病人。他们都是犹太人。它是一种黏膜疾病，不具有传染性。病因不详，是一种绝症。”方肯何德把信纸揉成一团，“你冒着枪林弹雨就是为了跑过来告诉我这个病是治不好的？”他对着我歇斯底里的声音是那么的陌生，与他通常的声音简直有云泥之别，“你应该赶紧逃走！你应该……”话音未落，他就被埋在了一片尘土和碎木块里。

我穿过眼前夹杂着红色尘土和雪花的旋涡，爬到史瓦西面前。“把衣服穿好！”我对着他大喊，“我们得赶紧出去！”我爬到门口探看，想要回到通信战壕。

穆勒撩开毯子跑了进来。他居然奇迹般地背着收音机，耳机在雪里被拖了一路。“我来看看你到底怎么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通信战壕已经完全被炸成了碎片。”

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变成了事实。他没能战胜自己的好奇心，结果被困在了这里——尽管他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看也没看就把收音机往桌上一放，两眼盯着史瓦西。史瓦西靠着战壕的墙，把衣服抓在手里。

“快穿衣服！”我边喊边走过去帮他穿衣服，遮住他那炸开的皮肤下弹坑的痕迹。大风灌入，战壕的口被封住了。我抓着史瓦西的手臂，他的皮肤就这么在我的手里剥落下来。他倒在了桌子上，收音机翻倒在地。我听见了液体镇流电阻破碎的声音。紧接着，整个战壕都塌了下来，我们躲在桌子下，什么都看不见。

“穆勒！”我大喊，“你在哪儿？”

“我被压到了。”他说。

我试着在黑暗中寻找他的身子，却被紧紧地挤在史瓦西旁边，无法动弹。“伤到了哪里？”

“胳膊。”他说。我听到他想要挪动手臂的声音。这一动作让更多的尘土崩落而下，阻隔了所有前线的声音。我听见桌脚不堪重负的咯吱声。

“史瓦西！”我喊。他没有回答，但我知道他还没有死。他的身体像燃气炉一样滚烫。我的手被压在他的身子下面，动弹不得。尘土像雪花一样飘落而下，在我们的身边堆积起来。黑暗先是泛着红，再然后我连红色都看不见了。

“我有一个理论。”穆勒说，他的声音离我那么近、那么空洞无趣，以至于像是我自己的，“世界末日到了。”

“这就是史瓦西请病假回家的时候吧？”特拉弗斯说，“或者按照你们德国佬的说法，作为病弱者被送了回去？也是，一定就是这时候，因为他三月份就死了。穆勒后来怎么样了？”

我本希望在我告诉了他史瓦西的事情之后他便会离开，但他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穆勒的胳膊骨折了，被送了回去。他后来成了一名科学家。”

“就像你一样。”他再次翻开笔记本，“在那之后你还见过史瓦西吗？”

这个问题简直没头没脑。

“就是你们逃出去之后？在他死之前？”

他说的话似乎发生了扭曲和红移，过了很长的时间才抵达我的耳朵，我差点没明白话里的意思。“没有。”我撒谎道。

特拉弗斯在纸上奋笔疾书。“真的很感谢您，洛特谢本博士。我一直以来都对史瓦西十分好奇，而现在你跟我说了这些之后，我就更是好奇了。”特拉弗斯说。至少，我觉得他是这么说的。我听到的信息被引力的暴风雪扭曲得不再像是人类的语言。“如果您愿意帮我的话，我想把史瓦西作为我的论文研究课题。”

快走，出去。“我骗你的。”我说，“我压根儿就不认识史瓦西。我见过他一次——远远地见过一次而已，就像你那个静态的观察者一样。”

特拉弗斯满怀期待地抬起头，似乎还在等着我的答案。

“史瓦西压根儿就没去过俄国。”我继续撒谎道，“他那一整个冬天都待在哥廷根。我刚才完全是胡说八道。这一切都只是个假想问题。”

他举着笔，等待着我的回答。

“你别待在这儿了！”我大喊，“你快走！静态观察者不管离得多远都很危险！只要你来到了史瓦西半径内，就再也出不去了。你明白吗？我们还留在那里啊！”

我们还留在那里，被困在俄国前线的战壕里。这里的恒星正在慢慢被烧尽，逐渐坍缩成一个连时间都不再存在的中心。这里什么都没有，除了那个叫作史瓦西的露奇点。

穆勒想要用自己被砸碎的手臂把收音机挖出来，发出一条无人能听见的电报：“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同时，我在奋力抽出自己被桎梏的双手——尽管有史瓦西温暖的身体，它们依然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在一切的最中心，史瓦西也正在慢慢地被烧尽，他体内的黑洞一个细胞接一个细胞地向心聚爆，把他连同着我们一起拖入无边的黑暗。

“这是个圈套！”我对着中间的特拉弗斯大喊。可是我的信息已经无法传出，只是原封不动地弹了回来。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呢。”特拉弗斯说，我终于能再次听清他的话了，“你能想象吗？他就这么在战争之中拖着患了绝症的身体构想出了黑洞的理论啊！而且他构想出这个理论的时候，连黑洞的存在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