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生离死别的流放 一、先秦的流放故事

流放在我国起源很早,据传原始社会末期尧舜时即有流放之刑。当时这种刑罚主要是针对氏族内部不听话的成员所实施的一种惩戒。《尚书·尧典》中有“流宥五刑”的记载。有人把它解释为:“宥,宽也,以流放之法宽五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对本族成员犯罪本应处以墨、劓、刖、宫、大辟之刑等酷刑,但为宽大起见,改用流放作为宽宥。

但事实上,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的生存环境非常艰难,每个人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将人逐出氏族事实上可能和杀了他差不多。此外,和任何刑罚一样,流放也是镇压异己,政治斗争有力武器。在当时,流刑曾广泛应用于部落联盟内的某些斗争失败的氏族首领。

如尧舜时期著名的“四凶”案件。四凶者,共工、讙兜、三苗和鲧,皆为华夏部落首领,四人及其部落都被流放。《山海经》说共工曾与颛顼争帝,没有成功,于是怒触不周山,搞得天柱折,地维绝,弄得是天倾西北,日月星辰移转方向,东南地面出现了大窟窿,一时洪水滔天。可能是当时势力太大,颛顼帝倒也没怎么惩罚共工。可是到了颛顼侄孙尧帝之时,共工势力衰微,于是被打入“四凶”之首,流放幽州,用来改变北方少数民族(北狄)的习俗。这可谓是一箭双雕吧,既惩罚了政敌,又废物利用让其作为防御北狄的第一道防线。讙兜可能与共工关系不错。相传,尧年老的时候,在部落联盟会议上提出后继人问题,讙兜推荐共工,尧当然没有同意。后来舜在协助尧理政时,就把讙兜打入“四凶”之中,流放到了崇山,用以改变南方少数民族(南蛮)的习俗。另两位“四凶”成员就是三苗和治水失败的鲧了。前者被流放到三危,以改变西边少数民族(西戎)的习俗,后者被流放到羽山,用以改变东边少数民族(东夷)的习俗。其中最冤的可能是鲧了。鲧是颛顼帝之子,大禹之父。鲧治水九年,殚精竭虑,勤奋忘我,无论在工程上还是精神上,都建造了比较良好的基础,如果没有鲧打下的治水基础,他儿子禹能否顺利完成治水任务可能就很难说了。所以屈原曾为鲧叫过屈,但有意思的是,屈原后来也被楚王流放。历史上“忠而被逐,情何以堪”的悲剧曾反复上演。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虽然当时的刑罚体系以肉刑和死刑为主,但是流放之刑也有使用,但其主要还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并非通常之刑。夏商周三代均有流放的记载,如商朝太甲帝由于不遵祖宗之法,统治暴虐,于是被辅政大臣伊尹流放商汤所葬之处桐宫。当然太甲的运气不错,伊尹并不想取而代之,让太甲流放桐宫,只是让他闭门思过。三年以后,太甲重归善道,伊尹又将政权返还太甲。

春秋战国时期也有流放刑萌芽,其中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上文提到的屈原了。屈原名平字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曾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坚决主张联合六国共同抵抗秦国。无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变法伊始,屈原就遭到以怀王庶子子兰为首的楚国贵族集团的仇恨和排挤,他们在楚怀王面前造谣中伤,怀王误信谗言把屈原降职为“三闾大夫”。屈原虽被降职,但仍关心楚国命运。当秦国为了破坏六国联盟,派特使张仪来楚国游说时,屈原冒死进宫劝说怀王不要上当,但怀王却将屈原放逐到汉北,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河南交界一带。待到楚怀王觉察受骗,才想起重新起用屈原。可是,时隔不久,当秦邀请怀王到秦地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会见秦昭王,对于这明显的鸿门之宴,怀王却听信子兰的怂恿亲去武关,对屈原的苦苦哀劝无动于衷,最后咎由自取,一入关即被秦兵生擒,最后客死秦地。可悲的是,怀王之子顷襄王即位后居然让罪魁祸首的子兰担任最高官职令尹,屈原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子兰为打击政敌屈原,在顷襄王面前不断造谣,顷襄王一气之下把屈原赶出朝廷,流放到鄂渚(今湖北武昌县境内),继而更加远逐到溆浦(今湖南中西部)。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正是这种无比悲怆的国恨家仇成就了屈原不朽的文学奇葩。屈原所流放的地方在当时可谓人迹罕至,荒凉异常。屈原的《涉江》对此有过记载:“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恶劣的自然环境,悲苦的境遇让屈原这位昔日的贵族“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但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无比折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虽然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仍希望有朝一日报效国家,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当国破家亡之际,屈原感伤自己报国无门,在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之时,作《怀沙》之赋,抱石沉江以身殉国,享年63岁。

其时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夏历五月初五日,后来这一天成了端午节,人们希望用这个节日永远纪念伟大诗人的不朽灵魂。屈原死后不久,楚为秦所灭。但是屈原这位悲剧英雄却永远为世人所铭记,并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1300多年后,时年22岁的青年才俊苏轼感伤屈原之事,遂作《屈原庙赋》愤然高呼:“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机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苏轼认为,屈原为士人的万世楷模;但屈原之后大多数士人却成圆滑庸碌的奸诈小人,这是为什么?他指出,罪恶的根源不在士人,而在朝廷。不幸的是,正如屈原哀悼鲧之受罚不公一样,苏轼后来也因政敌攻击,因言获罪,流放黄州。为什么历史老是周而复始!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秦朝之前已有流放的萌芽,但它和后世作为五刑之一且仅次于死刑的流刑并不相同。

上古的流放,罪犯或政敌要被驱逐出国门。这就是《礼记·大学》所说的“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对于那些犯了错误的人,仁德的君王会将他们流放,不让他在中国居住,让他与蛮夷为伍。想想看,那时的国家概念是宇宙之国,宇宙最中央才配称中国。将你驱逐出中国,与野蛮人生活在一起,这种惩罚可够重的。所以,《庄子·徐无鬼》说:“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离开中国数日,见到自己的熟人就开心;离开中国数月,见到以前在中国见的东西,就高兴;离开中国数年,见到长得像人的东西就狂喜。总之,那时和现在不一样,出国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后世的流放则是将犯罪者放逐到本国控制范围内的边远地区,而非国门之外,犯罪者还在中国境内,当然流放的地点肯定好不了,通常是极远而无人烟的地方。另外,先秦的流放刑罚主要针对政敌,但是使用并不普遍,尤其是春秋、战国之际,多国并立,楚材晋用,各国非常注重人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如果将一能人“流放”出境,不但起不到惩戒的作用,而且等于把人才推向敌国,有百害而无一利,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而后世的流放则比较普遍,这主要是天下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