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虚假往往导致另一个虚假，第二个虚假又需要第三个虚假来支持它，这样发展下去，直到一个人被缠在蛛网般的虚假中不能脱身，这种情形已并非鲜见。一个人或一类人，如果缺乏对问题寻根究底的精神，他或他们的生活中便随时可发生这种最终被纠缠不清的局面。诚然表面的修补并非无用，只会产生新的问题，所以反过来又需要一种权宜之计来临时应付之。神经症患者企图解决基本冲突时也处于这种局面。在神经症患者这里也和在前面的情形中一样，并没有出现真有用处的东西，尽管表面状态发生极端的改变，而最先存在的问题还是又冒了出来。神经症患者情不自禁地把一个假解决加在又一个假解决之上，一个个重叠起来；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可能突出冲突的某一个方面，但他还是处于被分裂的状态。他可能干脆回避众人而孤独自守，虽然冲突一时发生不了作用，他的整个生活却失去了坚实的基础。他创造了一个胜利的、人格统一的理想化自我，但同时也制造了一条新的裂隙。他试图把自我从内心战场中排斥掉以达到弥和那条裂隙的目的，结果又陷于更难堪的处境之中。

一个如此不稳定的平衡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才能保持住。于是患者从无意识手段中寻求救兵，这些手段包括盲点作用、分隔作用、合理化作用、严格的自我控制、自以为是、捉摸不定、犬儒主义等等。我们不打算逐一细述这些现象，那时一个这里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我们只说明患者为了对付冲突是怎样运用这些手段的。

神经症患者的实际行为与他的自我理想之间的差别很大，以至于我们奇怪患者本人居然看不见这一点。他不仅根本看不到，甚至对就在他面前出现的矛盾也木然无知。这种盲点现象是最明显的矛盾，它首先使我注意到冲突的存在和有关的问题。比如，一个具有屈从型的各种特点的病人，虽然自认为是个象耶酥一样的大好人，有一次却用随便的口气告诉我，他在办公会议上恨不能用枪把那些同事一个个全给毙了。诚然，诱发这些类似杀生念头的毁灭性渴求在当时是无意识的，但问题在于，他戏称作“好玩”的这种杀人思想，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圣徒般的自我理想化意象。

另一个病人是位科学家。他相信自己献身于科学，自认是位发明家。在决定自己应该出版哪一些著作时，他纯粹只是从碰运气的动机出发，挑选那些他认为会得到最大反响的东西。他并不试图伪装或掩饰，只是象上边一例那样容易地就实现了；因为这几例病人不仅有文化，还有心理学知识。如果只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对我们不想看的东西置之不理，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些现象。我们应该补充一句：我们对事物视而不见的程度，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欲望去这样做。一句话，这种人为的盲点很简单地表明我们极不愿意承认冲突。不过这儿真正的问题是，象上述那些显而易见的矛盾，我们怎么能够如此熟视无睹？事实上，如果没有某些特殊的条件，这的确是不可能办到的。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感情经历完全麻木迟钝。另一个条件是斯特勒克早指出过的，即是所谓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的那种隔离性生活方式。这位学者除了对盲点现象做了说明以外，还谈到了这种逻辑严密的分隔法。什么是给朋友的，什么是给敌人的；什么是给家人的，什么是给外人的；什么是对公的，什么是为私的；什么是对有身份者的，什么是对下等人的——患者都划分得一清二楚。所以在他看来，在这个范围内的事，并不与在那个范围的事相矛盾，二者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实际上只有在患者由于冲突而丧失了统一感时，他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所以，把整个事物分割成相互无关的小单元，与反对承认冲突一样，也是患者被冲突分裂的结果。这种方式颇类似一种理想化意象中的情形：矛盾依在，冲突消遁。很难说是这种理想化意象导致了这种化整为零的分隔作用，还是分隔作用导致了理想化意象的产生。不过，看来似乎是这样，生活在相互无关的单位中而无视整体，这一事实是根本性的，它促成了理想化意象的创造。

为了理解这种现象，必须将文化因素置于考虑之中。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人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螺钉，对自我的疏离几乎比比皆是，人的价值也一落千丈。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有着数不清的严重矛盾，便形成了一种对道德的普遍迟钝和麻木无知的现象。道德准则另人不屑一顾，所以，没有人奇怪一个人为什么今天是虔诚的教徒或慈爱的父亲，明天却一变而为江洋大盗。我们周围找不到什么人格整合、意志统一的人来使我们自己的分裂状态相形见绌。在精神分析工作中，由于弗洛伊德将心理学看成是自然科学而抛弃了它的道德价值，所以把分析医生变得和病人一样的盲目，两者都看不见这种矛盾。分析医生以为自己有个人的道德观或对病人的道德观有任何兴趣，就是“不科学的”态度。但事实上，对矛盾的承认，不一定只局限在道德领域内，也出现在许多理论系统中。

合理化作用可界定为通过推理过程达到自我欺骗。一般认为，合理化作用主要用于自我辩护或把自己的动机或行为说成符合大家接受的那种观念，这种看法只在一定程度内是正确的。比如说暗示生活于同一文明中的人都沿着同一准则进行合理化，但事实上被合理化的内容却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合理化的方法也大相径庭。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合理化作用事实上正是一种创造人为和谐的试图。在患者围绕着基本冲突建立起的防御工事的每一角落，都可以看到这种合理化作用的进行。患者的主要倾向通过推理而得到增强，他把有可能表现出冲突的各种因素或变小，或变形，使它们掩饰冲突。这一自欺的推理过程是怎样有助于粉饰人格的？我们对比一下屈从型与攻击型便可见端倪。屈从型把助人的欲望归结为自己的同情感，尽管他有很强的支配倾向。如果这些支配倾向太明显，他便将它们合理化为对人的关注。攻击型助人时也坚决否认有任何同情感，只是顺便为之。理想化意象总是需要大量合理化行为作为它的支持，实际的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悬殊必须最后被归结为不存在。通过外化作用，患者用合理化手段证明事出外因，或证明自己的那些麻烦只是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自然”反应。

患者的自我控制倾向可以极为强烈，以致于我曾认为它是最初出现的神经症趋势。它的功能好比是为了防范矛盾感情的泛滥而修筑的堤坝。虽然在初期它常常是一种有意识的意志行为，后来便逐渐变成自动的了。患者在这样进行自我控制时，不允许自己被任何事物所左右，无论是热情、性欲、自怜还是愤怒。在分析过程中，他很难做到自由联想。一句话，他试图压制一切自发性。这种特色最明显地表现在那些冲突较为外露的患者身上。通常，有助于淹没冲突的方法有二：其一是清楚地表现出一种主导的态度，其余与此相冲突的态度都屈居次要；其二是充分保持自我孤立，使冲突无法产生作用。而上述压制自发性的患者连这两种方法也没有运用。他还保持着不分裂的假象，全凭的是理想化自我意象。显然，如果他没有某种基本努力去帮助他建立内心的统一，单*制造盲点的理想化意象是远远不够的。当这种形象是相互矛盾的因素的大杂烩时，它尤其显得无能为力。那时，就需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意志力将冲突的趋势刹住。由于最带破坏性的趋势是由愤怒引起的暴力，所以他就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去控制愤怒。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愤怒被压抑后，积聚起足以发生爆炸的力量，又需要施加更大的自我控制去将它窒息下去。如果医生要病人注意这一过度的自我控制，病人会辩护说这是任何文明人都必不可少的美德。他所忽视的，却是自己的控制是强迫性的。他身不由己地严格地实行着这种控制，如果还是不能收到效果，他便会惊惶不已。他的恐惧可表现为怕神经失常，这就清楚表明控制的功用就是抵挡被分裂的危险。

武断的自以为是能从两个方面发挥作用。既能消灭内心的疑虑，又可消灭外在的影响。疑心重重与犹豫不定都是伴随着冲突而存在的副产物，它们可以严重到足以使患者的一切行动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患者自然容易受外在影响的支配。当我们对自己真正坚信不移时，是不容易受外部因素的摆布的；但假如我们随时都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走哪条路，那么，外部因素很容易就变成决定我们选择的力量，即使是暂时的力量。还有，犹豫不定不光指一种行为过程，也包括自我怀疑，怀疑自己的权利和价值。

所有这些疑虑都损害了我们生活的能力。不过，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感到不可忍受，一个人越是把生活看成一场无情的斗争，他越会将怀疑看成一种危险的弱点。一个人越是自我孤立、坚守独立，外在影响越容易成为引起他恼怒的诱因。我的全部观察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攻击倾向与孤独倾向相结合，便形成最有利于自以为是倾向滋生的土壤。攻击倾向越是趋于表面，自以为是的表现便越僵硬武断。患者企图通过武断固执地宣布自己总是正确来一劳永逸地结束冲突。在合理化作用的控制下，患者自然发现感情是内心的叛徒，必须严格防止它的发生。这样诚然可以得到平静，但那是坟墓的平静。所以，不难猜想，这种病人厌恶分析，因为分析可能打破他苦心达到的“和谐”。

另一种表现几乎与自以为是表现刚好相反，但也是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防御手段，那便是琢磨不定。有这种琢磨不定表现的病人常常象神话故事里的角色，你要捉住他，他就一下变成一条鱼；如果他觉得还不安全，又变成一只鹿；假如猎人跟了上来，他便化作一只小鸟飞走。你无法使他们固守自己的话他们不是否认说过此话，便是向你保证他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有使问题便得模糊的惊人本领。要他们对某一事件持一确定看法，常常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真的想态度鲜明，听者到头来还是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种紊乱表现也见诸他们的生活。他们一会儿恶毒凶狠，一会儿又富于同情；一会儿过分周到细微，一会儿极端粗心冷漠；在某些方面强求出人头地，某些方面又自我抹煞。他们先表现为盛气凌人，后来又变成任人践踏的门垫，然后又会变回去而恢复盛气。在做了对不起某人的事之后，他们会后悔不已，力图弥补过失，然后又会旧性复发，以恶待人。对他们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

分析医生也会感到困惑，甚而丧气地感到无从下手。他这样想就错了。他们是这样一种病人，他们还没有成功地走上通常的统一人格的途径；他们不仅未能压制住一部分冲突，也还没有树立明确的理想化意象。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表现的那些试图的价值。我们前面讨论的各种病人，无论他们的问题有多少麻烦，至少在人格上有更好的组织，还不象琢磨不定的人这样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如果分析医生以为冲突就浮在面上，无须去发掘寻找，从而认为这件治疗工作是轻而易举的，那么他也同样错了。他会发现病人反对把问题明朗化，这甚至可能挫败他的治疗意图；他应该明白，那不过是病人拒绝洞察内心的一种手段。

最后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防御手段是犬儒主义，即对道德价值的否认和嘲弄。每一种神经症都必然有对道德价值的怀疑，无论患者如何固守他可以接受的特定标准。尽管犬儒主义有多种根源，其功能总是否认道德价值的存在，从而使患者勿须弄清自己实际相信的是什么。

犬儒主义可以是有意识的，于是成为阴谋权术者们一贯奉行并捍卫的准则。一切皆是表象，你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不被抓住就行了。每个人只要不是笨蛋，就是伪君子。这种人对医生分析时用了道德一词非常敏感，而不管医生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正象弗洛伊德时代人们对“性”一词极度敏感而无视它出现的场合一样。但是，犬儒主义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只不过由于患者口头上顺应众人的观念而使这种讥诮倾向被掩盖着。虽然患者可能不知道自己有犬儒主义，但他的言行却暴露出他在以这种原则生活。或者，他会愚蠢地陷入矛盾之中，这就象有些人自信看中诚实与体面，然而妒忌别人的诡计多端，并且恨自己在这方面“不在行”。医生治疗时必须在适当时候使病人充分意识到他的犬儒主义并帮助他理解这一点。另外，也可能有必要向他解释，为什么他应该树立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以上所述都是围绕着基本冲突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为了简明扼要，我把这整套防御体系称作保护性结构，在每一种神经症中，都可以见到多套防御体系的结合，只是其作用程度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