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宗教改革时期

在此一发展阶段，出现了路德教派及加尔文教派。这两种教派不是属于富有上层阶级的宗教，而是属于城市中产阶级，城市贫苦人家及农人的宗教。这两种宗教之所以能引起这些人的共鸣，是因为它们说明了一种新的自由与独立感觉，及这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但是这种新的宗教理论不仅明白地说明了这些受到一种正在改变的经济秩序的威胁的感觉。这些新的宗教理论且增加了这些感觉，同时还提供种种解决办法，使个人能够应付一种否则便不可忍受的不安全感。

在我们开始分析这种新宗教理论的社会与心理重要性之前，先说明我们研究态度的方法，或可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项分析。

在研究一个宗教的或政治的学说的心理重要性时，我们必须首先记住，这种心理的分析并不含有评判此学说之真理的意思。惟有就一学说本身的逻辑结构，才能决定此学说的真理。分析某些学说或观念背后的心理动机，决不是对此学说的正确性，和此学说所含有的价值，做一理性的创新，虽然这种分析可使吾人更明瞭一个学说的真正意义，并因而影响一个人的价值判断。

对学说做心理的分析可以显示出来的是主观动机，这些主观的动机使人发觉某些问题，和使他循某方向来寻求解答，任何一种思想——不论是错是对，只要不仅是一种用传统观念所形成的肤浅形态——都是由正在思考的人的主观需要与利益所引起的。有些利益是发现了真理而得以增进，有些利益则由于摧毁了真理，而得以增进，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心理的动机都是重要的诱因。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在人格的强有力需要中没有生根的那些观念，对行为，和对此人的整个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我们分析宗教或政治学说的心理重要性，我们必须把这两件事加以区分。我们可以研究创造一个新学说的这个人的个性构造，和试着去了解在他的人格中，那些特征与他思想的特别方向有关。具体而言，这就表示说，我们必须分析路德或加尔文的个性构造，以便找出在他们的人格中，有那些倾向使他们获得某种结论，和形成某种学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研究此一学说能引起共鸣的社会团体的心理动机，而不是研究此一学说的创造者的心理动机。任何学说或观念之影响力，须视它引起人们个性结构中，心理需要的共鸣的程度而定。惟有当一种观念能迎合某一社会团体的心理需要时，它才会在历史上成为一有力的力量。

这两个问题——领袖的心理和他的随从的心理——是有密切关连的。如果同一个观念对他们都能引起共鸣，那么，他们的个性结构一定在某些重要方面，是相似的。除了若干因素以外，例如领袖所具有之特殊思考及行为天才，他的个性结构通常也极明显地呈现其信徒的特别人格结构中，领袖的个性结构中含有其信徒所具有的若干特征，这乃是由两个因素之一，或两个因素的合成所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他的社会地位就形成整个团体的人格的那些情况而言是典型的；第二个因素是，由于他生长的偶然环境，及由于他个人的经验，这些相同的特征遂发展成一显著的程度，而对此一团体而言，这些相同的特征则由其社会地位演变出来的。

在我们分析新教和加尔文教义的心理重要性时．我们不是讨论路德的和加尔文的人格，而是讨论那些喜欢他们的观念的社会阶级的心理情况。在开始讨论路德的神学之前，我愿先一提的是，路德这个人是“独裁个性”的典型代表，以后，笔者还要讨论这一点，因为他是由一位非常严厉的父亲培养长大，同时因为他在童年时没有享受到爱也没有安全感，所以他的人格受到一种对权威具有两种极端相反的感情的折磨；他恨权威，并且反抗权威，而同时他又崇慕权威，有服从权威的倾向。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一直有一个权威是他反对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权威是他崇慕的——在他青年时，是他的父亲与修道院的长老们；以后则是教皇与诸侯。他充满一种极端孤独、无权力、软弱的感觉，而同时又满身是想要统治的欲望。他受到疑虑的煎熬，同时，他不断地追求某种能给予他安全，和使他解脱疑虑之折磨的事物。他恨其他的人，尤其是“贱民”，他恨他自己，他恨生命；由这种恨，产生了想要被爱的迫切欲望。他整个的人都被恐惧、怀疑和内在的孤独所充满了。

关于以下的分析方法，似乎还应再予以说明一下。对于一个人的思想，或一种理念所做的心理分析，其目的在于了解这些思想或观念所发生的心理根源。所以，从事此种分析的第一个条件便是要充分地了解一个理念的逻辑的脉络，以及了解发明此观念的人在意识上想要说些什么。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人即使在主观上是很诚心的，也经常可能下意识地受到一种动机的驱使，而此种动机完全不同于他自信受驱使的那个动机；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会使用某一观念，而此观念必然地隐含某一意义，且此观念非意识地对他而言，表示某种不同于此一“正式”意义的事物。而且，我们知道，他可能会试图以一种理念的建构，来协调在他自己感觉中的某些矛盾，或者试图掩饰一个他用理性来压抑的观念。了解了非意识因素的活动之后，我们便知道，应该对言辞存怀疑态度。而且不可以其表面价值来评断一事。

分析观念主要需要做两项工作：一项工作是测定某一观念在整个理念系统中的分量；第二项工作是决定，我们是否用理性来从事这项工作，因为理性可以区别出思想中的真正意义。关于第一点的例子是：在希特勒时意识形态中，特别强调的是凡尔赛条约的不公平；事实上，他对和平条约的确是愤怒不平。然而，如果我们分析他的整个政治意识形态，我们便会发现，它的基础是对权力与征服的强烈渴望，而且，虽然他在意识上，强调对德国的不公平，但是，实际上，这种想法在他的思想中，并没有占多大分量。至于，一种思想之自以为是的意义，及其真正的心理上的意义，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可从路德学说的分析中获之。

我们说，基于人的无权力，他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服从。他自己说，这种服从是一种自动的服从，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爱心。因此，根据逻辑的推理，有人会认为，这不是服从。但是，在心理上，从路德思想的整个结构上来观察，我们可以断定，这种爱或信仰。实际上就是服从，虽然，在意识上，他以为他对上帝的服从，是出于自动的和爱心的，可是一种无权力及软弱的感觉充满了他的心灵，使他与上帝的关系的本质，成为一种服从。（正如同，一个人在意识上对另外一个人有被虐待依赖性，而却常常以为这是“爱”。）因此，从心理分析的观点来看，他所说的未必是真心话。我们相信，惟有在分析了他的观念的心理意义之后，才能了解在他的体系中的若干矛盾现象。

笔者现在根据路德新教的整个体系的前后关系，所显示出的意义，来分析路德新教的教义。笔者不拟引用与路德或加尔文若干教义有冲突的一些句子，如果笔者认为它们的分量及意义并未形成真正的冲突的话。但是笔者所做的说明，并不是专门挑一些适于笔者之说明的句子，而是以研究路德和加尔文的整个体系，或研究其心理基础，作为笔者论证的依据。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宗教改革的教义中，那些是新的东西，我们首先必须知道，在中世纪教会的神学中，什么是基本主要的。在进行此一工作时，我们遇到的方法上的困难，也就是当我在讨论“中世纪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观念时，所遭遇到的方法上的困难。在经济方面，没有一种结构会突然地改变成另外一种结构，同样地，在神学方面，也没有这种突然的改变。由于路德与加尔文的若干教义，与中世纪教会的教义是那么相似，以至于有时候很难以发现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天主教与路德新教及加尔文教派都否认，人可以靠他自己的品德及德行，就可以获救，上帝的恩宠是惟一可以获救的方法，没有上帝的恩宠，人是决不能自救的。然而，旧的神学与新的神学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在本质上，天主教的精神不同于宗教改革的精神，尤其是在人类尊严与自由，及人的行为对其自己命运的影响方面，更有很多差异。

在宗教改革的很早以前，某些原则就是天主教神学的特征，即是以下这些学说，人的本性虽然由于亚当的罪恶而败坏了，但是内心里，还是追求至善的；人的意志是可以自由地向往至善；人的努力对他的超脱还是有用的；以及，基于耶稣基督舍身救世的功劳，再靠着教会的圣礼，有罪的人便可获救。

然而，若干位最具代表性的神学家，像奥古斯汀与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一1274）虽然也持着上述的这些看法，但同时，他们教授的教义却具有极不同的精神。阿奎那虽然宣传命运前定的教义，却一直强调意志自由是他的基本教义之一。他必须以最复杂的种种解释，来沟通自由学说与命运前定教义之间的矛盾；但是，虽然这些解说不见得能满意地解决这些矛盾，他并未放弃意志自由，及人类努力对人类超脱有所帮助的这些看法，即或意志的本身可能需要上帝恩宠的支持。

在论及意志自由时，阿奎那说，如果认为人没有做决定的自由，而同时又认为人甚至有自由可以拒绝接受上帝赐予他的恩宠，那么这将抵触了上帝与人的本性的本质。

其他的神学家较阿奎那更强调人类之努力可以使自己获救。布纳芬杜拉（Bonaventura，1221—1274，意大利哲学家及红衣主教）说，把恩宠赐予人类原是上帝的意旨，但是惟有有德行而想要接受恩宠的人，才能得到恩宠。

在十三、十四、及十五世纪时，在杜恩斯·史考特斯（Duns Scotus，1265？一1309，苏格兰神学家）、奥坎（William of Ockham，1299—1349？英国哲学家）拜尔（Biel）的体系中，越加地强调布纳芬杜拉的这种看法。这是要了解宗教改革新精神的一项特殊发展，因为路德特别抨击中世纪后期的烦琐派哲学家。

杜恩斯·史考特斯强调意志的重要性。意志是自由的。由于意志的实现，人也就实现了他自己，而这种自我实现便是对个人的最高满足，因为上帝认为，意志乃是个人自己的一项行为，所以甚至上帝对人的决定，也没有直接的影响力。

拜尔与奥坎强调，人类自己的功过是他获救的一项条件，虽然他们也谈到上帝的帮助，但是他们不再像旧教义那样，重视上帝的帮助。拜尔认为，人是自由的，随时可以乞求上帝的恩宠，来帮助他。奥坎说，罪恶并未真正地败坏了人的本性；他认为，罪恶不过是一件行动而已，并未改变人的本质。特兰特宗教会议（TheTridentinum，1545—63）非常明白地指出，自由意志可以与上帝的恩宠合作，也可以不与上帝的恩宠合作。奥坎与其他晚期的烦琐学派的人士认为，人不是可怜的犯罪者，而是自由的生物，他的本性是可以为善的，他的意志不受大自然或任何其它外在力量的约制。

出钱购买免罪令在中世纪晚期是件很盛行的事，也是路德极力抨击的一件事，这件事与日益强调人的意志及人的努力的有效，有着关联的。由于可以向教皇的特使购买免罪令，人非但免除了世俗的惩罚，而且就将如同西伯理（Seebery）所指出的，人有理由期望，他将可以免除一切罪恶，因为世俗的惩罚被认为是可以代替永久的惩罚。 初视之下，向教皇购买免罪令免受炼狱之苦的作法，似乎与人之努力便可获救的观念是冲突的，因为这种企图免罪的作法含有依靠教会及其施圣礼的权威的意思。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是正确的，可是，同样正确的是，这种作法也包含有希望与安全的精神；如果人可以如此容易地使自己免除惩罚，那么也就大大地减轻了罪恶感。他可以比较容易地卸脱过去的重负，和摆除折磨他的焦虑。此外，我们必须记住的是，根据教会的明言的或暗谕的理论，免罪令的效力还得视一个前提而定，这个前提就是，购买免罪令的人已悔过和忏悔了。（注2） 在神秘主义者的作品中，在讲道中，以及在为听告解的神父的工作而制定的种种规则中，也可以发现与宗教改革精神极不相同的一些观念。在这些观念中，我们发现一种肯定人类尊严的，及人类可以表现其自己的精神。循此态度而发展，我们发现一种模仿耶稣基督的观念，这种观念早在十二世纪时便已很普遍，同时还发现一种信念，认为人可以企望像上帝一样，为听告解的神父而设的规条就显示出对个人特别情况的了解，和表示承认个人之间有客观的区别。这些规条并不认为罪恶是不可饶恕的，而只认为这是人的弱点，因此，一个人应受到谅解与尊重。

总结而言，中世纪教会强调人的尊严，意志自由，以及，人的努力是有助于他的获救，中世纪教会也强调，上帝与人的相似，以及人有权利相信能得到上帝的爱，由于人与上帝相似，人觉得是平等的，是如同手足的。在中世纪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萌长，迷惘与不安的感觉开始产生了；而同时，强调意志的重要与人类的努力的趋势，也日形强壮。我们可以假定，文艺复兴的哲学，与中世纪末期的天主教教义都反映了某些社会团体中盛行的精神，而这些社会团体就是指经济地位使其得到权力感与独立感的社会团体。在另一方面，路德的神学也说明了中产阶级的感觉，中产阶级反抗教会的权威，憎恨新的有钱阶级，感觉受到日益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威胁，并且觉得无权力和个人的不足轻重。

就路德的体系与天主教传统不同而言，路德的体系可分两方面而言，一个是在新教国家中经常比较受重视的，就是认为，路德使人类在宗教事务上得到独立；他使教会失去的权威，使个人得到了权威；同时，路德的信仰与拯救的观念，是一种主观的个人经验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个人负有一切责任，权威是与责任无关系的。就这一点而论，路德与加尔文的学说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学说是现代社会中，政治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发展的一个根源；这种发展，尤其是在英语系国家中，与清教教义，有不可分的关系。

现代自由的另一面是自由给个人带来的孤独与无权力。在路德新教教义中，便含有这一方面的观念。由于本书之目的在讨论作为一种负担与危险的自由，所以，以下的分析强调，在路德与加尔文教义中的这一方面的观念，在路德与加尔文的教义中，他们强调人的根本邪恶性与无权力。

路德认为，人性本恶，使人想做坏事，使人不可能靠本性从善。人有邪恶的本性。人性的堕落及人性之不能自由地从善去恶，就是路德整个思想的基本观念之一。他以这种精神来批评保罗致罗马人的信：“这封信的本质就是：要摧毁、根除、和消灭人类的智慧与正义……重要的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吾人之正义与智慧，已从吾人之心灵深处，及从吾人之空虚的自我处，彻底地被摧毁和根除了。”（Martin Luther：“Vorlesudyuber den Romerbrief，”chapter Ⅰ，i）

这种认为人是堕落和无能为善的信念，是上帝恩典的一个基本条件。惟有当人屈辱自己和摧毁他个人的意志及骄傲，然后上帝赐恩予他，“因为欲蒙上帝赐恩，不能靠我们自己，而须靠外来的正义与智慧，”（同前注）

路德在“自由的枷锁”的小册子中，更激烈地表示了人类的没有权力。他说：“因此，人类的意志无非是供上帝与魔鬼驱使的野兽。如果上帝当令，则人将服从上帝的意志。如同圣经旧约诗篇所说：‘我这种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第七十四篇第二十二、二十三节）如果撒旦当今，则人将服从撒旦的意志，人类的意志是没有权作选择的，如乘者之于坐骑，其权在乘者，而不在坐骑。’”（Martin Luther：“The Bondage of the Will”）路德宣称“敬神的人没有 ‘自由意志’，而是上帝意志，或撒旦意志的俘虏、奴隶、和仆人。”（同前注）。路德认为，人不过是上帝手中的一个无权力的工具，人是本性邪恶的，人的惟一职责便是服从上帝的意旨，上帝以无比之正义行为，拯救人类。像路德这样一个受失望、焦虑、与怀疑驱策，而同时又迫切渴望肯定的人，竟提出这种说法，委实有些令人不敢相信。所以，这些教义不是他所提出的明确答案。他终于为他疑虑，找到了答案。在一五一八年，他突然得到启示。人不能靠他的德行而获救；他甚至不应想到，他的工作是否会取悦上帝；但是，如果他有信仰，他便一定可以获救。信仰是上帝赐与人类的；一旦人类有了信仰的主观经验，他便可以确信他会获救。人与上帝是可以互相容纳的。一旦人在信仰的经验过程中，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人的本性便改变了，因为籍着信仰，他与基督结合为一体，而基督的公道使人恢复了他因亚当的堕落而失去的公道。可是，人不能终身良善无疵的，因为他本性的邪恶是不能完全消失的。

路德把信仰当作为个人自救的义观经验的这种教义，在初视之下，可能使人觉得，这和他那疑虑的感觉（这是他的人格特征）及他在一五一八年以前的教义是矛盾冲突的。其实，就心理而言，这种由怀疑转变成肯定的改变，并不是矛盾的，而是有因果关系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种怀疑的性质：它不是一种由于思想自由而产生的理性怀疑，敢去质疑已成定案的看法。这是一种由个人孤立与无权力而产生的非理性的怀疑，这个人对世界抱着焦虑与仇恨的态度。合理的答案决不能治愈这种非理性的怀疑。惟有当个人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的一部分时，这种非理性的怀疑才会消失。如果一个人不能这样地与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结合为一体——正如同路德和他所代表的中产阶级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怀疑便会被压抑转入地下，而想要压制怀疑的方法，就是保证给予绝对的肯定。如同我们在路德身上发现到的这种对肯定的迫切探求，并不是表示真正的信仰，而只是出于想要克服那种不可忍受的怀疑的需要。路德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在现代的许多人身上发现到，他们并不相信神，他们消除了受着孤立的个人本身，成为外在强权的手中工具，籍着这种方法，来寻求肯定。对路德而言，他心目中的权力是上帝，籍着对上帝的屈服，他寻求到肯定。但是，他虽然靠这种方法镇压住他的疑虑，这些疑虑并未真正消除；直到他临终时为止，他仍受着疑虑的困扰，因此，他必须重新加强其屈服外界权威的努力，来克服这种疑虑。心理上，信仰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可能是表达与人类的内在关系，以及肯定生命；也可能是对基本的疑虑感的反应组成（reaction formation），这种疑虑是由个人的孤立及其对生命的消极态度所形成。路德的信仰便有这种补偿的作用。

了解怀疑的意义，及想要压抑这种怀疑的企图，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不仅是路德与加尔文（下面将会说到加尔文）的神学问题，也是现代人的基本问题，怀疑乃是现代哲学的起点；想要压抑怀疑的需要，是促使发展现代哲学与科学的一项最有力的刺激因素。但是虽然合理的答案已解决了合理的怀疑，可是，只要人一天不能从消极的自由演变到积极的自由，非理性的怀疑便一天不会消失。现代人之想要压抑怀疑的种种企图——有的是想要追求成功，有的认为，对事实的无限识知可以解决对肯定的期求，有的则服从一位领袖，因为领袖可给予“肯定”——只不过使怀疑不为人所觉察罢了。只要人一天不能克服他的孤立，只要他在世界的地位一天不能成为有意义，怀疑的本身便一天不会消失。

在中世纪末期，路德的教义与各种人（除了富裕及有权的人以外）的心理情况，有什么关系？如同我们已讨论过的，旧的秩序正在瓦解中，个人已丧失了肯定的安全感，并且受到新的经济力量，资本主义者及独占者的威胁，共同的原则已由竞争取而代之；较低层阶级感觉到日益受到剥削利用的压力。路德教义对低层阶级的吸引力，和它对中产阶级的吸引力不同。城市中的穷人，以及农村的农人已处于绝望的情况。他们受到无情的剥削，他们的传统权利和特权也遭剥夺。他们的革命情绪表现在农民暴动与城市的革命运动方面。福音道出了他们的希望与期待，正如同它曾给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奴隶与苦力，带来希望一样，路德攻击权威，以福音作为他传教的重点，就此而言，他引起那些动乱的群众的响应，正如同在他之前的其它具有福音性质的宗教运动，能吸引起动乱群众的响应一样。

虽然路德接受他们对他的忠顺，而且支持他们，但是他也只能做到某一程度而已；当农民采取进一步行动，不仅仅限于攻击教会的权威，和要求改善他们的命运时，他便不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了。他们进而成为革命阶级，扬言要推翻所有权威，和破坏社会秩序的基石，可是，中产阶级却想要维持社会秩序。因为，尽管有很多困难——这些困难在前面已说明过了——中产阶级仍有特权反对穷人的要求；故而，他们非常反对革命运动，因为革命运动的目的是不仅要摧毁贵族、教会及独占者的特权，而且要摧毁他们自己的特权。

中产阶级的地位是处于极富与赤贫之间，这种地位使它的反应成为复杂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他们想要支持法律与秩序，而同时，他们本身又受到日形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威胁。即使是中产阶级中较成功的人，也不及一小群大资本家那么富裕和有权力。他们必努力奋斗以求生存，和求进展。财阀的奢华益加使中产阶级觉得渺小，和使他们充满嫉妒与反感。就整体而论，封建秩序的瓦解，和日形重要的资本主义者对中产阶级的威胁，多于对中产阶级的帮助。

路德对人的看法正反映了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人解脱了一切使他必须服从精神权威的束缚（关系），但是这种自由也使他处放孤独与焦虑的状态中，使他觉得个人的不重要与无权力。这种个人觉得无关重要的经验，把一个自由而孤独的个人给压垮了。路德的神学，表达出他那种无可救药与怀疑的感觉。他以宗教的字眼，把人的处境形容成为当时社会与经济演变的产物。路德形容中产阶级在面对新的经济力量时的那种无依无靠的情形，就像象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一样。

但是，路德并不仅仅道出中产阶级的无价值的心情——他还为他们提供了解决办法。他的解决办法是：承认自己的无价值，极其能事地羞辱自己，完全地放弃个人意志，否认并且抨击人的个人的力量。他认为，靠这种做法，人才有希望可以接近上帝。路德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完全屈服的关系。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他的信仰观念就是：如果你完全地屈服，如果你承认你个人的无价值。那么，万能的上帝可能会愿意爱你和救你。如果你可以完全抹杀自己，摆脱一切个人的缺点和怀疑，你便会不再觉得自己无价值，于是可以得到上帝的荣耀。所以，路德虽然使人摆脱教会的权威，却使人屈服于一个更暴虐的权威之下，即是上帝的权威，因为上帝要个人完全的屈服，要个人完全抹杀自己，这是人获救的基本条件，路德的“信仰”实是认为在完全屈服的条件下，才能受到恩宠的一种信念，这种解决方法，又何殊于个人完全屈服国家和“首领”的原则？

路德对权威的畏敬，和对权威的热爱，在他的政治信念中也可以看到，虽然他反抗教会权威，虽然他非常怨恨新产生的有钱阶级——一部分有钱阶级是教会阶级中较高地位者——，虽然他多少是支持农民的革命倾向，但是，他极力主张服从世俗的权威，君主。他说：“即或那些当权的人是罪恶的，或是没有信仰的，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权威和权威的力量却是有益的，是来自上帝的……因此，权威所至之处，万物兴隆，此理至真，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他还说过；“上帝知道政府是罪恶的，但是他并不计较政府是多么的罪恶，仍希望有个政府，而不愿让暴民去暴动，虽然，他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去暴动……君主不可废除，虽然他可能是万分暴虐的。必要时，他可以下令斩首一些人，因为他必须有属民，以便可以做一个统治者。”

他爱慕而又敬畏权威的另一面，可在他对无权力的广大群众——“暴民”——的憎恨与轻视上看出来，尤其是当他们的革命企图超越了某种限度时。在他的某一篇评论中，他有段话是很有名的：“因此，让每一个有能力的，秘密地或公开地攻击、杀戮、刺杀那些暴民吧，要记住，没有任何事情比暴动更有毒、更有害、和更罪恶。这是正当的行为，正如同必须杀一条疯狗一样；如果你不攻击他，他就会攻击你，这是生死的关键。”

路德的人格以及他的教义都显示出，他对权威有种矛盾的情感。一方面，他畏惧世俗的权威和专横的上帝的权威，另一方面，他又反抗教会的权威。在他对广大群众的态度方面，他也显示出同样的这种矛盾情感。只要他们的暴动不超出他所规定的范围，他是同情他们的。但是，当他们攻击他所赞许的那些权威时，他便对这些群众，显出强烈的憎恨与轻视。在本书第五章中，笔者将会指出，这种对权威的自发喜爱，及对无权力者的憎恨，乃是“权威个性”的典型特点。

在这方面，必须了解的是，路德对于世俗权威的态度，与他的教义，有密切的关系。他使个人感到无价值与不重要，使人觉得好像是上帝手中的一件无权力的工具，他这样做，使人失去自信与人类尊严感，而自信与人类尊严正是反对世俗的专制权威的要素。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路德教义的效果，是更有影响的。个人一旦失去了他的骄傲与尊严感，在心理上，他便会失去中世纪思想中特有的一种感觉，质言之，就是：人，他的精神解脱，以及他的精神目标，是生命的目的；他准备接受一个角色，即是：他的生命成为达到别人的目的一个手段，这个目的就是经济生产与资本累积的目标。路德对经济问题的看法，较加尔文的看法，更近于中世纪的观点。他可能痛恨认为人的生命应是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的这种观念。但是，他对经济事物的想法虽然是传统的想法，他对个人之无价值的强调却与他的经济思想正好相反，而且还为一种发展铺了道路，在这种发展中，人不仅要服从世俗的权威，还必须使人的生命成为达到经济成就的利用品。如今，这种趋势已发展到高峰，法西斯主义强调，生命的目的就是为“较高的”权力，为种族社会或为领袖牺牲。

加尔文的神学对安格鲁·撒克逊语系国家的重要性，不下于路德的神学对德国的重要性；加尔文的神学也和路德的神学一样，无论在神学方面或心理方面，都显示出同样的精神。固然加尔文也反对教会的权威，和反对有目的接受教会的教义，可是，宗教对他而言，也是建立在人的无权力上；自辱和摧残人的尊严，是他整个思想的主旨。惟有蔑视世间的人，才能献身于准备来世的工作。（参考。加尔文著：“Institutes of theChristian Religion”）

他教导说：我们应该屈辱自己，自己屈辱自己是信赖上帝力量的一种方法。“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能像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可怜，而引起自信心的丧失和焦虑感那样地使我们信赖上帝。”（见前注）

他说：人不应觉得，他是自己的主人。“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因此，我们理性与意志也不能主宰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因此，我们不要以为自主是我们的目标，不要追求人类的欲望，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因此，让我尽可能地忘记自己，忘记一切属于我们的东西。相反地，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因此，让我们为他生存，为他牺牲。人为自己而活，追求私欲，是最可怕的事情，必将毁灭自己，惟有把自己忘记，把自己舍弃，完全听命于上帝的向导，人才能得救，进天堂。”（见前注）

人不应该为了要做好事而行善。到头来，不会有所成就，不过是一场虚空罢了。他说：“因为古有明训，人的心灵中，藏匿着邪恶。除了否定自己，忘却一切自私的顾虑，全心全意地追求上帝希望做的事情之外——而且必须为了这个惟一的理由来追求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他喜悦的——没有任何其它补救的办法。”

加尔文也否认，善行可以使人获救。我们根本就不能行善：“即使是一位虔诚者的所为，如经上帝严格的审判，也必然是罪恶的。”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加尔文学说体系的心理意义，加尔文的教义与路德的教义一样，在原则上也是大同小异的。加尔文传教的对象是保守的中产阶级，是觉得非常孤独与害怕的人；他的教义认为人是无意义和无权力的，人的努力是无用的，因此，在他的教义中，道出了那些觉得孤独与害怕的心情。然而，我们可以假定说，路德与加尔文两人的教义，仍有少些差异；在路德时代的德国正普遍地处于动乱的情势中，中产阶级、农民和城市里的穷人，都受到资本主义兴起的威胁；可是，当时日内瓦仍旧是一个比较繁荣的社会。在十五世纪的前半叶，日内瓦仍是欧洲重要市场之一。

就整体而论，我们不妨说，加尔文的信徒多半是保守的中产阶级，在法国、荷兰、与英国，他的信徒主要是艺术家和小商人，而不是激进的资本主义集团。

加尔文教义中表达了个人的自由感，也表达了个人的无意义与无权力。它提供一项解决之策，教个人完全地屈服与自我贬抑，然后才能希望发现新的安全。

加尔文教义与路德教义之间有很多细微的区别，但这些区别对本书思想的主旨并无关重要。然而，有两点区别，却应加以强调。其一是加尔文的命定说。加尔文的命定说不同于奥古斯汀、阿奎那及路德的命定说；命定说是加尔文学说整个体系的基石，中心思想。他假定，上帝不仅先已注定某人要蒙受恩宠，而且决定另外的一些人要注定永受诅咒；他的这种臆说给命定说换了个新面貌。

一个人的得救或被打入地狱，并不是他在世时做了什么善事或恶行的结果，而是在他来到人世之前，便已由上帝预先决定了。上帝为什么偏爱某人，而诅咒其他的人？这是俗人不可试图探究的一个秘密。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喜欢用这种方法来显示他那无边的法力。加尔文虽然尽力试图维持上帝象征正义与慈爱的这种观念，可是，他心目中的上帝却具有暴君的一切特征，而根本没有慈爱或乃至于正义的成份。加尔文在反驳新约时，否认慈爱的至高无上地位，他说：“烦琐哲学家所提出来的，关于博爱较信心与希望更重要的看法，不过是病态想象力的幻想而已……。”

此一命定说的心理上意义是双重的。其一是它表达和提高了个人不重要与无权力的感觉。没有任何学说较此种命定说更强烈地表达了人类意志与努力的无价值。人类完全失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人根本对其命运的决定，就没有过问的余地。另外一个意义是，像路德的命定说一样，加尔文的命定说的作用是想要压抑非理性的怀疑。初视之下，加尔文的命定说似乎是想要增加，而不是想要压抑怀疑。人类在知道他已注定要永受诅咒或得救之前，固然也受怀疑的困扰，但是，在他知道这项事实后，岂不会更要受到怀疑的折磨吗？他又怎么能知道，他的命运将会是怎样的呢？虽然加尔文没有说，有任何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此种肯定性，但是，他与他的信徒实际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籍着自我贬抑的心理作用，得到这种信心。有了这种信心，命定说自然而然地就是绝对肯定的了；一个人不能做任何危及此种得救状态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得救不在于他的行为，而在诞生之前便已被决定了。正如同路德的学说一样，此种根深蒂固的怀疑导致对绝对肯定的渴求；可是，虽然命定说已给予了这种肯定，怀疑仍是不能消除，必须一再地靠着一种疯狂的信念，来压抑之，这个信念就是认为，一个人所属的宗教团体，便代表上帝选民的一部分。

加尔文的命定说有一个含意，应在这里加以明白地说明，因为这个含意在纳粹的理念中又复活了：这就是人类基本不平等的原则。加尔文认为，人有两种——一种是得救的人，一种是注定受谴责的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这个原则的含意是，人之间是不能团结的，因为人类团结的最基本因素之一已遭否定，这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人类命运是平等的。加尔文教派的人很天真地认定，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而其他的人则是遭天谴的。很明显地，这种信念，在心理上，就表示对其他人类的轻视与仇恨。

加尔文教义与路德教义之间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是更强调道德努力和道德生活。人的工作并不能改变他的命运，但是，他是有能力可以努力。而有能力可以努力，就是表示他是属于得救这一类人的一个象征。人类应有的美德是；谦虚、中庸、正义、和笃信上帝。随着加尔文教派的日益发展，对道德生活以及无休止努力的重要性的强调，也就更为增加了，其中，尤其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认为由于这些努力的结果，世俗生活获得成功，而世俗生活的成功则是得救的一个象征。

但是，对道德生活的特别强调，也具有心理上的特别意义。加尔文强调人类无休止努力的必要性。人必须 按照上帝的话，不断地试图生活。这种说法显然与认为人类努力无关乎人类的得救的说法是矛盾的。既然认为人的命运是生前注定的，人类似乎便不必再从事任何努力了。可是，从心理学上来看，事实并不如此。焦虑的状态，无权力的感觉，尤其是对死后命运的怀疑，造成一种使任何人无法忍受的精神状态。任何受到这种恐惧打击的人，几乎都不能放心地享受生命，和对以后的事漠不关心。为了想要逃避此种无法忍受的不可靠的状态及这种个人无价值的感觉，加尔文教派提出的一种办法就是：疯狂的活动，拼命的做事。在这种意义下，活动是强迫性质的：个人为了克服他的怀疑与无权力感，必须活动。这种努力与活动不是内在力量与自信的结果；它只是拼命地想逃避焦虑而已。

当一个人受到焦虑恐慌的袭击时，便会产生这种心理的机械作用。当一个人在几小时之内，便可知道医生对他的病症——也许是致命的——的诊断时，他自然会感到万分焦虑。通常，他会坐立不安。最经常有的现象是，如果这种焦虑并不至于使他瘫痪的话，将会驱使他从事某种近乎疯狂的活动。他可能会跑上跑下，无论碰到谁，便会缠住他，喋喋不休地问个不停，或谈个不停，或者擦桌子，写信等等。他可能会继续他的日常工作，但是，会工作得更起劲，更热心些。无论他做些什么事情，这些事情都是由焦虑引起的，目的是在想藉着发狂的活动，来克服无权力的感觉。

在加尔文的教义中，努力还有另外一种心理意义。一个人不休止地努力，而不感到厌倦，和在道德及世俗工作方面获致成功，这就表示他属于上帝选民的一类。此种强迫性努力的不合理性是因为，一个人从事这种活动，并非想要创造一个欲求的目标，而是想藉此知道，早已注定的事情，是不是会发生，因为这件事与他的活动是无关的。也是他不能控制的。这种心理机械作用是强迫性神经病患者一个特点。这种病人，在害怕一件很重要工作的结果，并在期待一个答案时，会数着房屋的窗户，或街上的树。如果数目是双数，他会觉得，事情会成功的；如果是单数，他就会认为，这是一种象征他将会失败的征兆。

在加尔文教义中，这种努力的意义是教义中的一部分。最初，它主要是指道德的努力，可是后来，愈来愈强调一个人工作的努力，以及此项努力的结果，质言之，就是强调事业的成功或失败。成功成为上帝恩典的象征；而失败就成为受诅咒的象征。

在这种意义下，努力与工作完全是无理性的。工作与努力的目的不是想要改变命运，因为命运早已由上帝决定了。努力与工作不过是一种预算已定之命运的方法而已；同时，这种发狂的努力是为了逃避一种无法忍受的无能为力感。

就目的之本身而言，对努力和工作的这种新态度，可能表示自中世纪末期以来，最重要的一项心理改变。在每一个社会中，人若想要生活，就必须工作。许多社会，是令奴隶来工作，使自由人可以致力于“较高贵的”职业。在这些社会中，自由人是羞于工作的。在中世纪，工作的负担也是不平等地分配与社会阶层中的各个不同阶级，因而产生剥削利用的现象。但是，中世纪时，人们对工作的态度，与现在人对工作的态度不同。中世纪时，人们工作是出于一项具体的需要，并且有具体的目的：维持生活。许多人工作，因为觉得工作是种享受，是表现生产能力的一种方法；另外有很多人工作，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一种外在的压力，所以不得不工作，并且认为这是必要的。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一项新因素是，人被迫工作，并非是受外在的压力，而是受内在的强制力。

内在的强制力可以更有效地迫使人们去工作。因为，人对外在的强制力，总会多少发生反抗；但是，对内在的强制力，便不会产生反抗的情绪了。毫无疑问地，如果不是人们把其大部分精力全摆到工作上，可能根本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使人们想要无情地工作的驱策力，是基本的生产力之一，其对工业制度的重要性，不下于蒸汽与电力。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中产阶级普遍有的焦虑感与无权力感。现在我们应讨论另外一项特征，就是：仇恨与债怨。中产阶级产生强烈仇恨的心理，并不是件令人惊奇的事。任何人如不能表达他情绪与感官上的感觉，和生存受到威胁时，便会正常地产生敌意；如同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中产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中不能享受到资本主义好处的那些人，既不能表达他们的情绪，又受到生存的威胁。加之，少数有钱阶级的奢华与权力，令中产阶级羡艳不已，更增强了中产阶级的仇恨。但是，当仇意与忌妒产生时，中产阶级却无法直接地把这种仇意与忌妒表达出来，较低的阶级却可以表达出他们的仇意与忌妒——想要推翻有权的人。中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保守的；他们想要社会稳定；不想推翻社会；他们想要日益富裕。想要跟上发展的潮流。因此，仇意既不能明显地表示出来，也不能感觉出来；仇意被压抑下去了。可是，压抑仇恨，并不意味着除去仇意，而只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尤有进者，这种郁积下来的仇恨。由于无法直接表达出来，便会累积发展到某一程度。影响人的整个人格，影响人与他人及自己的关系。

路德与加尔文便是具有此种仇恨的典型代表人物。在他们的关于上帝的概念中——尤其是在加尔文的教义中，非常明显地表示出这种仇恨。加尔文心目中的上帝是专横、独断、且残忍的，他毫无根据、毫无理由地，在凭己意地注定了一部分人类，将永遭诅咒，而他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表示上帝是有权的，加尔文心目中的专制上帝，其实就是中产阶级的仇恨与忌妒的具体化。

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特征上，也可以发现到敌意或憎恨。它表现出来主要形式是义愤；从路德时代到希特 勒时代，较低的中产阶级的一个特征就是义愤。这一阶级的人心中忌妒有钱有权和可以享受生活的人，但是他们把这种憎恨与忌妒化为义愤，认为，这些高级人士必将受到永久痛苦的惩罚。（Sanulf’“Moral Indignation and Middle Class Psychology”）这种对他人的仇恨的紧张心理，在其它方面也表现出来。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政权的一个特色就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人都抱着怀疑态度与仇意，根本没有仁爱的精神存在。加尔文尤不信任财富，又不怜悯贫穷。在加尔文教派的后来发展中，时常可以看到的现象是，教人们不要对陌生人表示友善，对穷人要抱着残酷的态度，同时，后期的加尔文教义，充满着猜疑的气氛。

在个人对自己的关系中，也表现出这种敌意。我们已在上文中看到，路德与加尔文是多么强烈地强调人的邪恶，并且告诉人们，自我贬抑和自我羞辱是一切德行之本。他们自以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谦虚。但是，凡是了解自责与自辱的心理机能的人，都知道这种“谦虚”是一种强有力的仇恨产生出来的，这种恨意不能对外界发泄出来，便转向自己了。为了便于充分地了解这种现象必须明白的是，对他人和对自己的态度，非但不是冲突的，在原则上，而且是并行不悖的。其不同之处是。对别人的仇恨通常是可以意识得到的，而且可以明白地表示出来的，而对自己的恨意则通常是不能意识得到的（除非在病态的状态中），而且经常是以间接和理性化的形式，表示出来。一种形式是一个人之积极强调他自己的邪恶和不重要；另外一种形式则是拿良知或责任作幌子。谦虚与自己恨自己没有关系，真正的良知与责任感也不是产生于敌意。真正的良知形成完整人格的一部分，服从良知便是肯定整个的自我。然而，我们发现，从宗教改革时期以至目前，现代人在生活中开口闭口，离不开“责任”，其实，这种责任感带有强烈地仇恨自己的色彩。“良知”是驱策奴隶工具，它驱使人自以为是按照自己的希望与目标而活动，其实，这些希望与目标不过是外在社会要求的“普遍化”而已。“良知”残忍而无情地驱策着人，禁止他享受乐趣和幸福，使人的整个生活作为某种神秘罪恶的补偿。“良知”也是“内心苦行理论”的根据，而在早期的加尔文教义及以后的清教教义中，内心苦行理论是其明显的一个特色。由仇恨而产生的现代的这种谦虚与责任感，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谦虚中带有轻视他人的意味，而自以为是代替可爱与怜悯。真正的谦虚，及真正的责任感是不能这样的。但是，自辱与自我否定的“良知”不过是敌意的一面而已；另一方面就是轻视他人，和仇恨他人。

现在，笔者且把本章的讨论，做一总结。

中世纪封建社会制度的瓦解，对社会各阶层，都具有一项重要的意义：个人受到冷落和孤立。他自由了。这种自由具有双重的结果。人失去了他以前曾享受到的安全感，失去了所属感，感到孤独与焦虑。但是，同时他也可以自由的作为和独立地思考，他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按自己的能力来过生活——不必听命于他人。

可是，照各不同社会阶级的份子的真实生活情况来看，这两种自由的分量是不平均的。惟有最成功的社会阶级才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获得了真正的财富与权力。由于他们自己的活动与合理的打算的结果，他们可以扩展，和聚集财富，这种有了钱而成为新贵的人，和出身门阀的贵族，可以享受新自由的成果，可以得到统治与个人主动的新感觉。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必须统治群众，而且必须彼此作战，因此，他们也不能免除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可是，整体而论，自由的这种积极性意义，对新的资本主义者是显著的。在新贵族的环境中生长的文化，亦即是文艺复兴的文化，表现出自由的这种积极性意义。在文艺复兴的文化中，表现出人类尊严、意志、与自主的新精神，虽然，也表现出失望和怀疑的态度。中世纪晚期天主教神学教义中，便强调个人活动与意志的力量。那一时期的烦琐派学者并不反抗权威，相反地，他们接受权威的指导；但是，他们强调自由的积极性意义，人也有决定其自己命运的一份。他们并且强调人的力量、尊严、及意志的自由。

在另外一方面，较低的阶级，城市中的穷人，尤其是农夫，渴求自由，切望不再受到经济与人的压迫，他们对教条的细微区别不感兴趣，而对圣经的基本原则感到兴趣，这个基本的原则是：友爱与正义。他们希望积极参加政治革命及宗教运动方面。

但是，我们关心的还是中产阶级的反应。日益兴起的资本主义，固然提高了他们的独立性与主动性，但却也对他们构成一项很大的威胁。在十六世纪初期，中产阶级的个人还不能由于获得自由，而得到权力及安全感。自由带来的是孤立与个人的不重要，而没有带来力量和信心。此外，他对有钱阶级的奢侈及权力，充满了憎恨。新教教义便表示出这种不重要性与憎恨的情绪；新教教义摧毁了人对上帝之无条件慈悲的信心；它教人轻视和不信任自己与他人；它使人成为工具，而不是目的。

于是，新教的教义非但表示出一般中产阶级的感觉，而且，由于把这种态度合理化和系统化了，更加强了这种感觉。不仅如此，新教教义还为个人指出一种克服他的焦虑的办法。新教教义告诉人们，要完全地承认自己的无权力和本性的邪恶，要认为他的整个生命是为赎罪而有的，要羞侮自己，而且还要不停地努力——藉着这种种做法，人才能克服他的怀疑与焦虑；必须完全地屈服，才能得到上帝的宠爱，或者至少可以希望能属于获救的一类人物中。新教教义解答了受恐吓的、孤立的、没有根的个人的人性需要。这种由经济与社会的改变，和受到宗教理论的强化的新个性结构，反过来。又成为塑造社会与经济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此种个性结构的一些属性——强迫自己去工作，喜爱俭约，把一个人的生活成为达到别人权力之目的的工具。苦行禁欲，以及一种强制的责任感——成为资本社会的生产性力量，没有这些属性，现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 注释： （1）：在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论及“中世纪社会”及“中世纪精神”时，我们所谈到的是理想的形式。当然，事实上，中世纪并不是突然地终止，而现代社会则接着开始。凡是现代社会特征的一切经济与社会力量，都是在十二、十三、十四世纪的中世纪社会里演变出来的。在中世纪，资本这一角色已开始成长，同样地，城市中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开始发生。在历史上一向如此，新的社会制度的所有要素在旧秩序中便已经发展了，随后，新的秩序便代替了旧的秩序。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历史的过程是延续不断的，许多现代的要素，在中世纪晚期便已存在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世纪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基本不同处，也不能否认“中世纪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观念．以科学的客观性及准确性作幌子．忽视或否认这些事实必将使社会研究成为许多琐碎事情的集合体，因而，使我们无法了解社会的结构及其机动性。

（2）：【原作者注】免罪令的作法与理论似乎是对资本主义的日益重要的一个很好证明。一个人可以用钱来免除应受的惩罚，这个观念非但表示了金钱的重要而且也显示出新资本主义思想的精神。克里门斯六世（他于一三四三年提出免罪令的理论）说，耶稣与诸圣贤所获得的功劳，悉数委托给教皇，因此教皇可以把一部分功劳赏给信仰上帝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教皇宛如一个专利者，拥有很多精神上的资本，利用这种资本来增加自己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