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安其位(4)

日本在公元16世纪走到了内战的高潮。几十年动荡不安,后来伟大的武士德川家康打败了所有的敌人,在1603年成了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这个家族统治日本大约260年。到1868年,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值得重视的朝代,它在国内维持了一种武力威胁下的和平,有效地执行了类似中国的中央集权制。

但德川家族一开始就有个大麻烦,始终没有妥善解决。一些强藩曾经在内战中反对他,

被打败以后才勉强归顺。这就是所谓“外样大名”。因为日本宗族以藩为纽带,德川不能将他们赶尽杀绝,而是保留了领地和家臣。相对应的,德川的盟友成为“谱代大名”,有权进入权力中枢,也享受德川家族的荣誉。为了维持这个困难的政局,德川的策略就是随时削弱“外样大名”的力量,防止他们联合。结果,为了和平和统治权,德川不仅没有顺应历史去废除封建体制,反而逐渐加强了这个体制。

具体到日本人的生活,德川大力巩固封建等级观念,政府对国民的日常行为作了详细的规定,确保所有人固守本分。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有关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衣着、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要依照世袭身份的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日本有4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士(武士)、农、工、商。其下还有贱民。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知的是“秽多”,即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是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及鞣制者等。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算人,甚至通过他们居住地的道路也不计入里程,仿佛这块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这些人穷得惨不忍睹,除了被批准的这些职业不可能干其他事,正式的组织和社会活动都把他们排斥在外。

比贱民高一个等级的就是商人了。这肯定让美国人吃惊,但绝对是事实。商人牟利必须让物质和人员流通,而德川政府最担心的,就是流通造成的各种敌对势力的联合。实际上,商人阶级就本质来说是封建集权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尊敬而繁荣,所封所建就被打破,集权就会衰亡。17世纪时,德川氏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未有过的严峻的锁国令,打算从根本上铲除商人的基础。日本曾经在中国和朝鲜的整个沿海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商人阶层随之发展。德川氏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的船只者,都要处以极刑。而政府准许建造或驾驶的船,小到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不能运输商品。国内交易也受到严格限制,各藩藩界均设有关卡,严格禁止商品进出。另有一些法律规定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奢侈取缔令》中规定了商人的穿戴、雨伞以及在婚丧时的费用限制。商人不能和武士住在同一区域内。法律不保证他们可以免受特权阶层———武士之刀的凌辱。德川氏企图把商人永远置于卑贱地位的政策,在货币经济中无疑要失败,而当时日本早已发展到货币经济时代。

面对无数困难,德川政府努力在维持。武士和农民是日本最重要的两个阶层,德川幕府把他们分别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平定天下之前,伟大的名将丰臣秀吉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再不能兼作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从事生产,他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资格,成为寄生阶层一分子,每年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贡米作为俸禄。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结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其俸禄额在德川初年即按照其家格的高低决定。俸禄并不富裕,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对武士来说,如果几个继承人分享这点俸禄,那就更加头痛。结果,武士就限制自己的家族规模。不过财富对人的影响力太大,武士必须避免穷困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威仪,结果他们形成了一个通行的信条:俭朴乃最高的美德。

武士与农民、工匠和商人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后三个阶层是老百姓。武士的配刀不单是装饰,他们对老百姓有拔刀的权力,刀是其特权和阶层的标志。不过这并非德川的首创,德川之前已经有这样的传统。幕府颁布的法律规定:“对武士无礼的庶民,可即斩杀。”在他正式的法律中,庶民与武士各自有详尽的义务和行为准则,两大阶层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距离;但在他临时颁布的法律中,又为僵硬的等级制增加了弹性,为两个阶层一再架起了桥梁。

在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舞刀弄剑,他们日益成为藩主财产的管理人及各种风雅艺术的专家,如古典的能乐、茶道等。他们处理各种文书,用巧妙的政治手腕执行主人的意志。200年的和平是一段很长的岁月,几乎没有像样的使用武功和战略的机会。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逐渐发达并开始追求舒适高雅的城市生活,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拔刀应战,但又在无聊的日子中,发展出非常精细的艺术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