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安其位(5)

农民不是贵族阶层,他们对武士的欺凌只能逆来顺受,沉重的赋税也颇让人喘不过气,而且他们经营其他事务会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但法律对他们的某些重要权利严加保护。比如,德川统治时期禁止永久的土地转让,使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非常牢固。在日本,有土地就有威望。不过农民得养活整个上层社会,而这个阶层数量大约有200万。他们要交实物税。同样是水稻产区,泰国的传统赋税是10%,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40%,实际交纳的还要高。有些高产区的藩主收去农民一年所得的80%。此外还经常有强迫徭役和无偿服务,消耗农

民的精力和时间。结果,农民和武士一样,限制自己的家庭规模。整个德川时代,日本的人口增长几乎是停滞的。在一个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这样的人口停滞很说明问题。不过,每个等级都对下级承担着具体的义务,如果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最贫困的人也会表示不满。

极度贫困的农民时常起而反抗。有时候是针对封建领主,有时候直接针对幕府当局。德川时代的256年间,此类农民起义不下1000次。他们一般不反对沉重的40%的赋税,而是抗议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的赋税。因为无法忍受,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藩主,但请愿和裁判都是有秩序的。农民们写好请求免除苛政的请愿书,递交藩主内臣;如果请愿书被扣压或者领主不予理睬,他们便派代表去江户把状子呈送给幕府将军。在一些著名的起义中,农民在江户城内拦截幕府高官的车驾,确保状子不被扣压。农民此举风险很大,幕府首脑一般首先解决当前问题,而后则追究农民领袖。一般而言,幕府的判决有半数倾向于农民的利益。当局看来,农民的请愿可能正当也可能是无理取闹,需要评判,而且正当的要求应该尊重。但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则已触犯等级制度的严峻法令。即使判决倾向于农民,但农民领袖应该判处死刑,斗争的目的再正确也必须死。甚至农民领袖自己也承认这种无法改变的命运。被处死的人是农民的英雄,人们聚集刑场,目睹首脑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者钉上木架。他们不会暴动,而是在事后建祠堂,把领袖们作为殉难烈士供奉起来。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很残忍,不公平,但法令和秩序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核心,必须接受。

多年来幕府一直努力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封建领主。大名在每个藩中处于最高地位,将军在行政上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控制大名。他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间结盟,甚至未经将军许可,大名不许互相通婚。各个领地之间经商受到严重阻碍,哨卡林立,彼此甚至不准架桥。幕府严禁大名“出女入炮”,就是私运妇女或者偷运武器入境。将军还派了许多密探了解各个大名的财政状况,一旦某个大名金库充实,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大型的土木建筑工程,把他多余的钱全都花掉。各种规定中最有名的一项就是,每年之中,大名必须在京城住上半年,当他返回自己的领地时,也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作为将军手中的人质。幕府费尽心机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使日本保持基本的平静,没有走向中国改朝换代的轮回。

当然,将军不是这个等级制金字塔的尖端,他是奉天皇之命来掌权的。天皇才是最高等级,但他和他的宫廷世袭公卿贵族隐居在京都,没有实际权力。天皇的收入甚至比不上最小的大名,宫廷的一切仪式都由幕府严格制定。尽管如此,有权有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废掉天皇。他把他隐藏得如此隐秘,德川幕府即将崩溃的时候,打开日本大门的佩里将军也没有想到将军的背后还有一位天皇。美国第一任驻日使节哈里斯于1858年和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时,也得依靠自己去发现天皇的存在。

追寻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我们得隔远一点儿看。泛太平洋地区一直有一个“神圣首领”的概念,他可以参与政治,也可以只是个象征,但他本人是神圣的。在新西兰各部落中,神圣首领绝对不可冒犯,以至他不能亲自取食而必须由专人喂食。这个喂食的汤匙都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他外出时必须由人抬送,因为凡是经过他神圣的双脚接触过的土地都自动地成为圣地,而为神圣首领所占。他的头部尤其神圣,任何人都不能摸。他可以跟部落诸神直接对话,凡人则听不到,看不见。在某些太平洋岛屿,比如汤加岛或西萨摩亚,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完全没有关系。世俗首领掌管权力,经营一切,而神圣首领只负责主持宗教仪式,他要在果园中接受第一颗成熟的果实,完成复杂的仪式过程,然后人们才敢吃这些果实。神圣首领去世的时候,人们用“天堂空虚了”这种词句来宣告,并在庄严的仪式中抬入巨大的坟墓。因为他与世俗隔绝,为人左右,因此有些旅行家认为,神圣首领成了世俗军事首领的某种政治犯。日本天皇在幕府时期,与汤加的情况非常相似。

不过天皇虽然被军事领袖架空,没有政治权利,但日本人心目中有他一个恰当的地位。日本人看待天皇并不以其政治业绩为标准。在大将军统治日本的许多个世纪中,日本人始终如一地珍视天皇和他的宫廷。只有用西方人的眼光才觉得天皇是多余的。在日本人看来,从天皇到贱民,每一个等级都有他独特的作用,都不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