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王攘夷”的战斗口号回荡在列岛，宣告日本进入了近代历史。这一口号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要让日本免受外国欺凌，打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恢复到公元十世纪的黄金时代。位于京都的天皇朝廷的所作所为，与这个口号的内涵基本相左。在天皇支持者心目中，“尊王攘夷”就是要把外国人打败，逐出日本。列岛没有一个外国人最好。他们还要恢复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剥夺“改革派”在内外事务上的发言权。这群倒幕派拥有不俗的军事力量，其主力是强大的“外样大名”。他们想通过王政复古取代德川家族统治日本，只要求

换一下当权者。农民也参与了，他们盼望多保留一些自己收获的稻米，却也讨厌“改革”。武士阶层则希望保持俸禄，并能挥刀上阵建立功勋。在财政上支持王政复古的商人们，则希望推行重商主义，却从来不觉得封建制度有什么不对。

1868年，倒幕势力夺取了胜利，宣告王政复古，幕府的统治结束。当时的西方人看日本，都认为即将推行的是岛国主义，一种极为保守的自我孤立政策。但新政府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它成立后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大名在各个领地的收税权。但这种剥夺不是无偿的，政府发给每个大名相当于正常收入一半的俸禄，同时，还免去他们豢养武士和兴建公共建筑的费用。武士和大名一样，从政府领取俸禄。在以后的五年中，又从法律上废除了等级间的不平等，措施十分认真，标志不同等级的服饰和装备被取消了，还颁布了著名的“散发令”，使贱民得到解放，不再固守自己的传统职业。政府取消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撤消了各地的关卡，废除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到1876年，又把大名和武士的俸禄折成公债，一次性发还。该公债在5到10年内可兑现成现金。这笔巨款加上其原有财产，使他们有可能创办新式的工业企业。日本的工商业主与封建贵族一开始就合二为一，使未来本会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消于无形之中。

新生的明治政府动作迅猛，发起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但这些政策很不得人心。当时的普通民众对征韩计划远比这些措施更有热情。明治政府则不仅没有动摇其彻底改革的方针，而且坚决地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绝大多数为建立明治政府而奋战的人深感失望。1877年，这些对立派团结在西乡隆盛的旗下，向政府发动了进攻。他的军队代表着“尊王攘夷”和维持封建制度的全部愿望，其叛乱的合法性，就是明治政府在王政复古的第一年就背叛了这种愿望。政府招募了一支由平民组成的义勇军，打败了西乡隆盛的武士和贵族的联军。这次战争足以表明，明治政府的改革措施遇到多大阻力。

农民对政府也很不满意。明治的最初10年间，至少爆发了190次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开始采取措施，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重税。也难怪，这么缓慢的步骤，农民认为政府肯定忘掉了他们应得的利益。农民们还反对建立学校，反对征兵制，反对重新丈量土地，反对散发令给贱民带来的平等待遇，反对官方限制佛教、改用公历。可以说凡是改变他们早已经习惯的生活的政策，他们都反对。

那么，大家都在跟改革唱反调，谁又在支持它呢？是谁最后撑住了局面呢？是那个允许等级间通婚的法令所造成的特殊阶层，是那些彼此结成亲戚朋友的商人和下层武士。这些人要么为大名打理产业，要么自己经商，经营过各种不同的事业，也磨练了不俗的政治手腕。他们熟悉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这种武士和商人的联盟迅速把那些富于信心的干练人才推上前台，为明治政府出谋划策并组织实施。不过，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级，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如此精明能干并且敢于行动。19世纪后半叶刚刚脱离中世纪的日本，其国力之衰弱犹如今日之泰国，怎么产生了一批洞察形势的领导人，成功地推行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大事业？要知道这次尝试超过任何民族所曾经历过的尝试。这些领导人的长处和短处都来源于传统的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本书的主题就是要探讨这种民族特性过去如何，现在又如何。这里，我们只能先了解一下明治时代的精锐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

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采用哪个“主义”，从未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他们并不是偶像破坏者，既没有把封建阶级骂得一无是处，也没有剥夺其财产，而是诱之以厚禄，使他们转而永远支持政府。他们终于改善了农民的境遇。之所以晚了十年，与其说是出于阶级立场拒绝农民的要求，还不如说国家当时穷得厉害，想照顾到却无法实行。

首先得说明，这些政治家没打算废除等级制度，只是觉得制度上有缺陷，需要调整。得给各类人群一个新的位置。“王政复古”使天皇位居顶峰，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王政复古后的政治家又废除了藩，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新领导人为了向国民推行他们的卓越政纲，甚至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们交替使用施加压力和给予恩惠的办法，以求贯彻改革方针。但是，在公共舆论不赞成改用太阳历、设立公共学校及废除对秽多贱民的不平等待遇等等时，他们根本不予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