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它的压力(1)

日本把道德细化到行为准则,就构成了刚性的东西。7世纪以来,日本从中国引进了一些伦理概念,“忠”、“孝”原是汉语。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中国的忠诚和孝道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英文相应的表达一般是 “慈善”、“博爱”,但它含义更广,几乎包揽了一切最美好的人际关系状况。父母必须有“仁”;统治者不“仁”就会遭受叛乱和起义。人们是否对皇帝尽 “忠”,其前提总是看这位皇帝是否行的是“仁”政。地方官员和其他领袖也都把“仁”放在第一位。它是整个中国伦理体系中,

对人的品德和行为的最高判决标准。

中国伦理的这一制高点,日本从未接受。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两个国家的差异时写道:“在日本,这些观点与制度不容,即使在学术领域也不曾全盘接受过。”“仁”被排斥在日本式道德之外,对中国的领袖,至少在表面上“仁”是必须拥有的素质;在日本绝对是份外之事。

“仁义”缺乏地位,这个词就逐渐被用于描述地痞流氓之间的感情。德川时代有许多杀人越货为生的单刀歹人(正规武士是佩带双刀的,样子很好看,只有无赖才会佩单刀),彼此之间会互道“仁义”。一个恶棍遭到追捕,如果请求另一个恶棍窝藏他,对方为害怕报复也确实伸出了援手,这就叫“行仁义”。到现代社会,仁义与违法行为的关联变得更加紧密。比如报纸上说:“下层劳工至今仍然在行仁义,对此,必须加以严惩。警察应该禁止那些至今仍盛行于日本各个角落里的仁义。”显然这里的“仁义”已经与中国仁义全不相干了。它单指强盗的荣誉。日本有些小工头与非熟练工人签定契约,从中牟利,如同美国码头上那些意大利人一样,这种做法也叫“行仁义”。到这个地步日本文化彻底践踏了中国伦理中最高价值的“仁”,使原本在其下的“义”成为伦理体系的制高点,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孝道是“义”,因为没有仁作为前提,结果包容礼让父母的恶行也成了孝道。能破除孝道的只有更高等级的义务,比如对天皇这个等级制度的至尊所需要尽到的义务。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在故意破坏自己的幸福,在孝道的大义之下,当事人只有在所不惜。

日本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村女学生因为天灾,被自己的父母卖到妓院里去。她的老师发动村民凑了一笔款子为她赎身。然后,这位教师的母亲把这笔钱偷了。儿子知道钱是母亲偷的,却不得不自己承担指责和惩罚。他的妻子发现了真相,为保全丈夫的名誉,就留下遗书称丢钱的责任全在自己,然后抱着婴儿投河自尽。事件宣扬出去后,母亲的责任居然无人过问。儿子尽了孝道之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练自己人格,以求今后能坚强地经受同类的考验。电影里这个儿子全然是正面形象,是品德完美的英雄。

我这个美国人认为,悲剧的全部责任就是那个小偷。但我的日本朋友强烈反对我这种美国式判断。他说孝道是经常与其他道德发生冲突,但无论怎样,如果主人公把矛头指向母亲,那他会毁坏自己的名誉和自尊心。

还有一个例子,有位比较现代的日本妇女,住在美国,曾经在东京收留过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这个女孩子的丈夫很爱她,但只能悲伤地与之断绝关系。当时她没有责怪丈夫,把感情逐渐倾注到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但孩子刚生下来,婆婆就带着那个孝顺的儿子来索要婴儿。当然婴儿是属于婆家的。婆婆把孩子带走后立刻送进了孤儿院。

在美国,这些都被看作个人幸福遭到外来干涉的事件,但日本人不能把干涉看成“外来的”。恩,孝道,这比个人幸福更加高级。好像在说,你可以去追求好日子,但得先还清欠债。当然了,道德的这种不公平的重压也会产生反弹。询问亚洲人什么是最可恨的,缅甸人说是火灾、盗贼、官府、歹人;日本人说是地震、打雷和老家伙。

日本人不会对记忆以外的祖先尽孝道,三代以前的长辈,墓碑都无人过问。许多专著都提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维,对构思非现实形象没有兴趣。与中国人相比,日本的孝道印证了这一点:孝道义务仅限于生存者。

热爱自己的孩子,西方人的看法是处于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东方人认为是出自对祖先的孝道。日本人非常明确地说,回报祖先恩情的方法就是将自己受到的照顾加倍地转向下一代。帮助贫困的直系亲属后代也属于孝道范围,但不要求必须出自慈爱之心。比如某个家庭收养了丧偶的外甥女,那个年轻寡妇就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只能吃冷饭剩菜。家里谁都可以指使她,而且,对于有关她的任何决定,她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在特殊情况下她也可能受到比较好的待遇,但这样做可不出自“义务”。

日本因为等级制度,兄弟之间时常产生冲突。但家中婆媳冲突可能是最剧烈的。到现代,日本的姑娘们公开谈论要嫁给一个没有继承权的男子,因为他可以外出谋生,媳妇不必与霸道的婆婆一起生活了。

在沉重的“义务”的重压下,日本偶尔可以看到家族成员中相当露骨的怨恨。不过,这种现象在与孝道接近但更高级的义务———对天皇尽忠———中就不存在了。日本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与人间的生活完全隔离。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孝道也就成了一种幻想出来的、纤尘不染的虔诚仰慕。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写道:“西方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其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过去700年来天皇始终是国家的象征,孤立而神圣,对国家大臣的任何行为不负有责任。政治家正需要这种精神上的统一。过去人们强调对将军尽忠,尽管日本人是这样做了,但阴谋推翻乃至暗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大名和将军与百姓靠得更近,人们容易看清他是谁,这时候产生的忠诚自然淡薄一些。而天皇深居九重,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天皇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