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学习(7)

这样,日本妇女在性问题上也有着某种自由,出身越是低微,自由就越大。她们一生多数时间必须遵从各种禁忌,但并不忌讳男女性事。在满足男人性欲时,她们是淫荡的;同样,在满足男人性要求时,她们又能克制性欲。女人到了成熟年龄,就会抛开禁忌。如果她的出身低微,其淫荡毫不逊色于男子。日本人对妇女行止端正的要求根据年龄和场合而有所不同,不要求妇女的性格一成不变,不会像西方人一样把妇女简单地分成“贞女”和“淫妇”。

男人们也同样既有恣意放纵的时候,又有谨慎克制的时候,这些都视场合的不同而定。男人最大的乐趣是跟男人一起喝酒,如果有艺伎侍奉在侧就更加惬意。日本人乐于醉酒,两三杯下肚,就会放开平时的严肃拘谨,喜欢相互倚躺,亲密无间。醉酒者除了极少数“难以相处的人”会发生吵闹之外,很少能看见粗暴行为或者打架。除了喝酒这种“自由领域”,日本男人决不能干别人讨厌的事。如果一个人在生活的重要领域被人指责为讨厌,那就是仅次于日本最常用的骂人话“马鹿”(混蛋)。

教育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每一面都不应忽视。他们在幼儿期过着娇纵的特权生活,此后在接受各类训练的过程中,他们始终留存着“不知耻”的年代的快乐记忆。他们无需为未来描绘天堂,他们过去就曾有过天堂。他们描绘童年时代所用的是他们的特殊术语,他们说人性本善,说众神慈悲以及做一个日本人无上光荣。这使他们很容易地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种极端观念上,认为人人身上都有“佛种”,死后都能成神。这种观念使他们固执、自信,这是他们不顾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够就去干任何事情的思想基础,是使他们敢于坚持己见,甚至反对政府、以死证明自己正确的思想基础。有时,这种盲目自信会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狂热。

六七岁以后,“谨言慎行”、“知耻”这类责任逐渐带着强大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这种压力虽然不是普鲁士式的纪律,却无法逃避。在具有特权的幼儿时代,有两件事情为必须履行的义务奠定了基础:一是父母固执地训练其便溺的习惯和纠正各种姿式,二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遗弃他。这些经验使孩子们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遗弃。他要抑制幼儿时期的无拘无束的冲动———那些冲动并不是不好,只是已不合时宜了。他逐渐进入严肃的生活,随着幼年特权被逐渐否定,他被允许享受成人的享乐,但幼年时代的经验决不会真正消失。他们的人生哲学随时从童年吸取经验。他承认“人情”,这是幼年时代的经验;在成年生活的“自由领域”内,他又重新体验幼年时代的感觉。

日本儿童生活有一个显著的连续性贯穿着儿童时代:取得伙伴的承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一点,而非绝对的道德准则,深深扎根在了儿童的心灵之中。在儿童时代的前期,孩子大到会向母亲撒娇的时候,母亲就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他会计较自己和兄弟姐妹们所得点心的多少,以此判断自己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他能敏感地察觉遭到冷遇,甚至会问姐姐:“你是不是最疼爱我?”在童年的后期,他要渐渐放弃个人满足,以得到“世人”的赞许和接纳,否则会遭到“世人”的讥笑。大多数文化教育儿童都会施加类似压力,但在日本,这种压力特别沉重。被“世人”抛弃,这在孩子心里类似母亲嘲弄威胁要丢弃他。因此,在他一生中,被伙伴排斥比挨打更可怕。他对嘲笑和排斥的威胁异常敏感。事实上,由于日本社会不容易保持私密,“世人”对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几乎尽知,如果不赞成其言行,确实可能把他排斥掉。这绝不是主观想像。日本的房屋结构,薄薄的板壁不能隔音,白天又敞开着,没有能力修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私生活是完全暴露的。

而日本人使用的某些象征,有助于了解因儿童教养的不连续性造成的两面性格。幼年时代建立的一面是“不知耻的自我”。这使他们成年后不免常对镜自照,以窥测自己还保存多少儿时的天真。他们说,镜子“反映永恒的纯洁”,既不会培养虚荣心,也不会反映“妨我”,而是反映灵魂的深处。人会从中看到自己“不知耻的自我”。在镜子里,他把自己的眼睛看作是灵魂之“窗”,这有助于使他作为一个“不知耻的自我”而生活。他能在镜子中看到理想的父母形象。据说大有为此镜子不离身的人在。甚至有人在佛坛上放一面特别的镜子,以静观自身,反省自己的灵魂。他“自己祭自己”,“自己拜自己”。这虽然很不寻常,但并不费事。所有家庭的神龛上都放有镜子作为神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电台曾特意播送过一首歌,赞扬几位女学生掏钱买了一面镜子放在教室里。人们完全不会认为这是虚荣心的表现,而认为这是她们心灵深处重新焕发出为沉毅的目标而献身的精神。对镜自照是一种审视精神灵魂的高尚行为。

在孩子心中培植“观我”观念之前,日本人就已经对镜子发生了感情。他们照镜子时并没有看见所谓的“观我”,但镜中所反映的自我就像他们的童年时代一样是善良的,是无需用“耻”来开导的。他们赋予镜子的这种象征意义也成为自我修养以求“圆熟”的基础。在这种自我修养中,他们坚持不懈地消除“观我”,以求复归儿时的直率和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