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发挥每个人作用的“人的组织”

一个人豁出性命可以战胜万人

——"辉煌于加拿大史册上的英雄"赛柯德夫人

"一个人豁出性命可以战胜万人"——这是我喜爱的一句名言。同时这也是我的真实感受。事情不问大小，在胜利与凯歌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豁出性命的人"。和这样的人会面，除了使我深受感动，同时也令我十分高兴。

所谓这样的"一个人"，并不是什么著名人物。岂只如此，在纵观历史的进程时，每当大的时代变革，总会有许多无名的庶民、民众，进行献身的战斗。所谓"历史"往往忽视这点，往往成为"英雄史"，相反，我认为创造历史的，毋宁应该说是民众的力量。

娄拉·赛柯德——后来被作为拯救加拿大危机的勇敢女性的她，也是这类无名庶民的一员。一九八一年六月，我访问了加拿大的多伦多，拜访了位于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畔她的家。在周围为巨大的柳树、杉树及花草所环绕当中，有一座足以联想起赛柯德夫人一生的潇洒的小楼。

一八一三年夏天，加拿大（英）军与美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赛柯德夫人居住的科因斯顿也是激战地之一。她的丈夫已负重伤，她的房屋也做了美军的屯驻地。

在这样情况下，一天，她在窗前偶然听到美军的军事机密。当她了解到情况的紧急，顾不得重伤的丈夫，单身向远离三十公里外的加拿大军的驻地奔去。为了躲避遭受狙击的危险，她必须绕道而行。而且那是一条不成路的路，她在丛林中一边分开草木一边前进。衣服扯破，手足伤痕累累，疲劳、困惫，即使这样，她还是一步一步地向前奔跑。她的这一豁出性命的穿越敌阵的行动，终于取得成功。为此，加军向美军发动了奇袭，取得了历史上辉煌的胜利。

一女性所具有的这种坚毅性，推动了历史。而且据说在树立了这一功勋以后，她也毫不自傲，当战争中致残的丈夫去世以后，她仍然和两个孩子在一起和社会上的惊涛骇浪继续进行搏斗。功成而仍在无名的道路上前进，她的形象比起她的功绩来，还要崇高得多。她居住过的那座潇洒的白色小楼所散发出的氛围，正是她那高贵的人生的有力象征。

"一个人"的存在，该多么伟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是可以依靠别人来完成的。更何况那种认为只有人多势众才能成功的说法，只能是廉价的、是傲慢的。

那种缺少"豁出性命的个人"的团体，即使表面看去，一时有所扩大和发展，到头来还会走上衰颓之路。只有不断一个人、一个人地培育出严肃认真的个人，才能由一个中核，构成粗大的车轴，不断扩展，形成二波、三波乃至万波。

领导者的责任

——拉·康帕尼亚教会的大火

关于"领导者的责任"问题，有一桩发人深省的事件。距今约一百二十年前，南美智利的教会曾发生一起巨大惨剧。我觉得，令人悲痛的这一事件，包括"错误思想、错误宗教的可怕性质"和"尊重人的信念"等等问题，给人留下了许多教训。

一八六三年南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拉·康帕尼亚教堂失火，发生了一夜之间烧死两千多名年轻妇女的惨剧。这一惨剧，详细地记载在第二年的《英国年鉴》（An－nualRegisAter，1864）上。

根据这一记录——

在十九世纪建造的这座拉·康帕尼亚教会，从十二月八日傍晚起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到场的人超过了三千人，其中大半都是属于圣地亚哥上流阶层年轻貌美的妇女。这次的仪式是为庆祝"圣母玛利亚无原罪怀胎"的教义而举行的。这天是长达一个月庆典的最后一天。

管弦乐队、合唱队、馥郁的香料、豪华的装饰等等，据说这历时一个月的祝典，极尽奢华之能事。但是拉·康帕利亚教会的、名叫乌格鲁蒂的祭司，还不以此为满足。他宣称如果将供品和一封信合在一起交给教会保管，那么就可能和圣母玛利亚沟通。他想出了一个"通往天国邮局"的主意向信徒们散布。同时还开始发行了宗教性的"彩票"。这些做法，从天主教的教义说来，也显然是越轨的，不能不说它是与信仰者毫不相称的、追逐名利、走上堕落的一种行为。祭司乌格鲁蒂，显然希望夸耀这次祝典的装饰远胜过罗马的有名教会。为了筹措所花费的巨款，他甚至出售昂贵的入场指定券。

教会内绚烂豪华的帷幕从高高的圆天井一直垂到地面上，祭坛的四周排列了两千只蜡烛。

但是，除了这种豪华陈设，对于安全的考虑却未做任何准备。

发生悲剧的十二月八日午后六点四十五分，教会内已经超满员。尽管如此，想要入内的群众，还拥在门口。在这种情况下，弥撒开始了。庄重的风琴声，飘浮着香料的温馨气味，整个会堂内为庄严的气氛所笼罩，侍祭的人们登上祭坛，两千只蜡烛挨次地点着了。

就在这时，一名侍祭疏忽大意，点火的手没有把握好，将身旁的布幔燃着了。火焰眼看着增大起来，顺着布幔移向天井上的薄绢，也引着了悬挂着的数千盏石蜡油灯，爆出的雨点一般的火花，溅落到淑女们的身上。火势熊熊，发出可怕的声响，整个教会回荡着刺耳的悲鸣声。

不过，据说起火后的最初一分钟，人们都丝毫未动。上述《英国年鉴》写道：

"群众显然是在期待着富于慈悲的神能熄灭这场大火。"

一般的说，信徒往往会抱有这种感情。不过，一个真正的信仰者对现实发生的事件，一味被动，不讲求相应的办法，决非应采取的态度。毋宁说，正因为有信仰，就更应当讲求仔细的对策。而且即使面临危难的时候，也要设法克服这种危难，开辟出一条希望之路，积极地想办法和危难进行搏斗。

只有这种向前看的态度才是真正信仰者应该采取的。

拉·康帕尼亚教会可以说事先完全没有考虑人们的生命安全。这样说的根据可举出如下几点：（一）教会建成后已过了大约一百五十年，而且屋顶是木造的，极易引火。（二）出入口非常之少，不但少，而且都被装饰的幔帐遮蔽住。（三）售出了超过定员的入场券，进不到里边去的人占据了出入口，妨碍了避难。

不但如此，一些男人为了救出自己的妻子或女儿，拥到门前，将向外逃跑的妇女推回火中，成堆地跌倒，堵塞了整个出口。

也就是说，这次惨剧完全是人为的灾难，是"疏忽"、"托大"和"不按常规"造成的。

对点燃蜡烛的疏忽，建筑物在避难上结构的缺陷，过多的入场者，没有进行早期灭火及没有适当地引导人们避难。令人感到这一巨大悲剧完全被置于束手不管的状态之下。

在当前，也出现过飞机、船舶的巨大事故或惨剧，追究起这些事故的原因，几乎可以说，一律都存在着暗中的疏忽或大意。从这种意义说，不能不断定由人灾造成的惨剧是太多了。

"小事就是大事"。一个领导者必须深刻洞察灾难经常是由疏忽大意引起的这一事实。必须以最大的责任心和细致的考虑，日日夜夜为此操劳，这才配称为领导者。他必须是个防患于未然的人，在责任心的支配下，一旦觉察危险，立即采取措施以防患于未然。

可是，拉·康帕尼亚教会的这场火灾，祭司乌格鲁蒂等人的举动是完全相反的。这不单只是他们事前毫未考虑过安全，而且他们在大火起来时偷偷地从"圣器保管室"的后门逃走了。而且从那以后慝迹潜踪，谁也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动静。同时，摆放在祭坛上的贵重家具类，却由侍祭们搬运了出去，这种人该是多么卑鄙可耻啊。

信徒们失去了他可依靠的中心，只能混乱一团。

即使事故已然发生，如果立刻发出冷静的判断与正确的指示，也会防止这场大惨剧的发生。比如一方面发出明确的指示，立刻进行灭火，指引群众顺序地安静地从出口向外避难等等，同时鼓励大家沉着行动等等，这类可能做的事多得很。放弃这种责任，其罪行是极大的。太无慈悲了，太残酷了。

本来圣职者是以救济人们为天职的，是首先应该救助人命的。对于他们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丑恶行为，民众发出了激烈谴责的声音："为什么不在搬运家具之前，首先去救助贵重的人命呢？"这种愤怒是理所当然的。由于民众这种愤怒，智利总统终于发出了废止教会的命令。

再也没有比民众的愤怒力量更强大的了。它推动了当时的权力者，使时代与社会走向进步。重要的是，青年们必须具有与卑劣的领导者进行战斗的"霸气"。对于社会的邪恶，如果只是背后不平不满，那不能不说是过于落后的、宛如处于封建社会中的态度。青年应该作为民众的先驱，勇敢地站出来抗争。

这次事件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圣地亚哥的"花"与"美"、青春与骄傲的象征，就化为一片乌有。它严峻地说明了"领导者的责任"多么重大。

可以说是否具备领袖的资格，全在于有无责任心。这种责任心是否强烈，决定了他的品质如何。而且负有责任的人的品质，又往往是人们从内心里予以信赖的。一个以消极态度从事工作的人就不会有责任心。由于缺少责任心也就不会产生做番事业的热情和智慧。只是勉勉强强地担负责任，也就不会产生喜悦的心情。相反，具有责任心的人，智慧也会随之而来。"决不能使之发生事故"、"我要保护每一个人"——

一个人有这种强烈的念头，那么对小事也会给予周到的注意，对平时不易发现的危险的事故隐患也会敏感地觉察得出。同时，所谓"一个人挺身而出"与发动大家，表面看来似乎是两回事，其实并非如此。正是由于有了自己担负起责任的"一个人挺身而出"，才为发动大家准备了基础。

了解人心机微的领袖

——项羽与刘邦

在中国，从秦朝瓦解到汉朝建立的这段动乱时期，再也没有比项羽和刘邦激烈争霸的斗争，更能清楚地显示出是否起用人才关系到事业的成功与失败了。

关于项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并无尺寸土地的项羽，乘势起于民间，三年之间，率五诸侯灭秦，分辖天下，封王侯，政令出自项羽，号称霸王。虽然未能始终保全他的地位，但近古以来是从未有过的。"①（《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第四卷，稻田孝译，平凡社版）

①《史记》原文："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在农民起义当中，崭露头角的项羽，司马迁称之为前所未有的人物。

"乘势而起"，正像司马迁所猫写的那样，在历史上总是可以感受到时代的活力，在争霸的当中，做到超越人智，顺应时势，如水之就下。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能缺少"时"与"势"，是否能洞察时势，是否能顺应时势，可以说，项羽也是在时代的浪潮中乘势兴起而又沉没在时代大潮中的一员。

被称为天下第一勇士，具有鬼神般超凡力量的常胜将军项羽，最后败在飘浮在浪潮之中的刘邦手中，被迫自刎而死。

这样，作为争霸中第一个英雄，越是把他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就越增添悲惨的色彩。

司马迁在《史记》（同前书）中指出项羽虽有才气而终于在统一天下中失败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即是说：项羽（一）怀恋故土，放弃了关中（长安所在的要冲之地）。（二）放逐义帝而自立，结怨于诸侯王。（三）炫耀己功，只相信自己的智慧，不想吸取教训。（四）自称霸王，相信武力可以征服天下，任性而行，无所忌惮。作为一个领袖，如果感情脆弱，流于感伤，这是绝对不能夺得最后荣冠的。同时，不去吸取教训，不去倾听忠臣之言，不去冷静分析形势，当然不会取得胜利。而且更不应当存有"自傲"之心。

项羽以人生的悲剧而告终，但是他不承认自己的过失，说什么"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所以司马迁在文末说"这该是多么错误"。

司马迁不赞成把成败的原因归之于时运，归之于天。相反，他深深慨叹项羽存在着"骄傲之心"，这样的心性使项羽直到最后也不承认自己犯下许多过错，这必然使之变得愚暗，蔽塞了心的灵明。

对项羽说来，他的自傲，除了他自恃才干和自恃出身高贵之外，还具有作为权力者的牢不可破的骄傲感。权力带来的这种恶魔般的性质，是任何时代都难以移易的。

项羽和刘邦这两个人首先的差别就表现在用人的器量上。

刘邦出身低微，性格也粗野，动辄骂人。项羽深爱部下，以礼相待。——在起事当初这两人性格上的对照，后来却逐渐发生了变化。

项羽十分欣赏自己的异常才能。他对才能的自负，妨碍了他对部下的全幅信赖。同时还使他对部下建立的功勋过小的评价。一切功绩都是项羽自己的，很少奖赏部下的功劳。虽然他很爱部下，但显示不出对人情机微的理解，很少夸奖他们。表现在外面的，是严厉多于温情。

人们对项羽的论功行赏十分不满。而且项羽的严厉使部下不敢轻易表示不同意见，加上部下窥伺他的颜色行事的功利主义，使得他周围的气氛日坏。他论功行赏，也只是片面地着重于在战场上建立殊勋的一些人，对那些在背后出过许多力气，或表面虽不明显但却制定了有效作战方略的人，缺少周到的考虑和给予必要的奖赏。这和刘邦虚心听取部下意见，委以大权，激励部下出力，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刘邦建立了"有功必赏"的原则，对部下的功绩，当场就慷慨地大加赏赐。

统率小集团与指挥大集团当然有所不同。在战场上指挥士卒作战，项羽独自表现出英勇气概也许是可以的。但是在这场争夺广阔的中国沃野的争霸战中，是否具有收罗人才的气量便成为关键。比起个人才干来，恐怕气量大小才是决定成败的真正力量。

在刘邦的手下，不但有智谋无双的张良、长于行政之才的能人萧何和战略的天才韩信，而且连盗贼出身的、善打游击战的彭越也得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可以说，项羽和刘邦在拥有人才多寡上就已经存在着很大差距。

比如张良——他是建国的功臣。他原本企图暗杀过灭掉自己国家的秦始皇，但是，这一企图失败了。以后，他向黄石老人学兵法，做了刘邦的军师。刘邦在有名的"鸿门宴"上几乎遭到项羽的暗害，他巧妙地挽救了刘邦的危险处境。

这是他遭际刘邦之前的事。对历史具有很深造诣的作家陈舜臣①先生在《小说·十八史略》（每日新闻社版）一书中写了张良之师告诫张良的话：

①陈舜臣（1924-），旅居日本的华人作家，以日语写作，擅长写推理小说及历史小说（以中国历史为题材）。

"天下是广阔的"，"为了支配这广阔的天下，必须广集人才。孟尝君、平原君各有食客三千，收集了相当的人才，但还需要有培养这些人才的能力。"

"所谓培养人才的能力又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具备人的魅力，然后是财力。……人才是收拢了，还必须懂得怎么使用他们。可惜的是，战国的四君不懂得用人的方法。"

只收拢人并无意义。如果不朝向专一的目的，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的话，还是不能左右时代。战国的"四君"——

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虽然收拢了许多人，但不懂得很好地使用他们，结果不过是乌合之众。只有能避免这种的缺点，懂得更好地发挥人才作用的人物，才是平定乱世、开创新的世界的人。——

张良看准了唯独刘邦才是"这样的人物"。

张良作为刘邦的军师，十分活跃。不过他所追求的是统一天下，决不是战场的眼前胜负。他向连续打败仗的刘邦军队反复晓喻地说："连战连败……打九十九次的败仗，只要获得最后的一次胜利、决定性的胜利，那就大功告成。"（同前书）关键是最后一次的胜利。争取时间，积蓄力量，同时唤起将士们的"希望"和"信心"。他不愧被称为构筑汉帝国基石的名将。

和张良一起受到刘邦重用的还有韩信。

这是尽人皆知的故事：已当了皇帝的刘邦，一天，和韩信进行闲谈时，谈到了刘邦手下的诸将各能统率多少士兵。

在评论了诸将以后，刘邦问道："我能将多少兵呢？"于是韩信爽快地答道："陛下最多也只不过将十万之众。"刘邦问："那么你呢？""我是多多益善。"听到这话后刘邦笑道：

"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被我这个只能将十万之众的人所擒呢？"韩信回答得很得体："陛下虽不善将兵，但却具有将将的器量，我之被擒也是正由于此。而且陛下的才能是天授，非人力之所能为。"韩信对刘邦的这一评论是十分正确的。

韩信原本是从项羽手下逃到刘邦这里来的。就是这个韩信，曾述怀说："汉王（刘邦）对我言听计从，我不能背叛他。"

这恰好道出了人的心理的一段机微。

第二点是，一个领导者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庶民的心"。在这点上，显然项羽输给了刘邦。

比如，秦的首都——咸阳被刘邦攻占了。但是他没有掠夺财宝，从而安定了人心。可以说这是一种平稳的无血入城。

人们自然对刘邦产生了信赖感。而项羽则把咸阳彻底破坏了。

对于一直渴望消灭秦国的他来说，如果不把秦国的国都夷为平地，是无法消除灭掉自己祖国（楚国）的积恨的。据说项羽在咸阳放的火，长达三月之久，都未熄灭。

关于项羽的行动，陈舜臣先生在上述著作中是这样描写的：

"出生于楚国名门的项羽，对于自身这些贵族所统治的国家为秦国所灭耿耿于怀，相反，刘邦是庶民，所以对生活的困苦感受最深，这成了他判断一切的基础。"

"假如百姓们居住的城镇一旦被焚，那么庶民们会立即流落街头，无法养活家口。——具有这样的生活感情，当然不可能做出焚烧的事来。"

在《十八史略》（林秀一译，明治书院版）中，记载了目睹项羽的暴虐，"秦民大失所望"，说明民心已完全离开了项羽。

不管什么样的战争，失掉了民心就只有失败。过去中国共产党统率下的红军也是贯彻了保护民众的政策从而取得胜利的。再也没有比庶民更重要的了。维护所有的庶民的幸福，才是最终的目的。政治、经济、科学、教育以及社会上的一切，都必须是为此而服务的。从这种意义说，再也没有比带着高等人意识、蔑视民众的领导者更可憎恶的了。庶民乃至青年，必须毅然决然地和这样的权威领导者进行斗争。

从结果看，贵族出身的项羽受自己骄纵感情的支配，将庶民弃而不顾。他只是把"灭秦的英雄"这种"美名"和"形式"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不了解庶民的"心"，不能掌握时代底流的"动向"。这样的领导者往往陷入极坏的形式主义，缺少在未来力求实现庶民愿望的"责任感"。企图强行实现自己一厢情愿的理想的"虚荣心"，成了他们行动的原动力。项羽也正是这样的。在他的心里似乎经常有个秦朝以前群雄割据的时代。同时在他思想里所描绘的现实当中，难免有企图以实力来塑造现实的这样一种缺点。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当然不会跟着走。重要的是，必须始终重视庶民的"生活感觉"，经常从这种"生活感觉"来考虑问题。在这种做法当中，自然会产生走向未来的"创造"意欲，自然会产生不会行不通的"智慧"。

虽然有力量又有才干，但却独断专行，招致了民心的离反的项羽；出身于无名的庶民，虽然粗野少文，但却深通人心机微，以宽大态度收拢民心的刘邦。——对于面向未来争取胜利的人来说，这个历史教训，的确提供了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体察时代大势、具有先见之明的人

——织田信长①把握时代的能力

①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战国时期的著名武将。他对结束"群雄割据"的局面，很有作为，后被暗杀。

"先见性""时代感觉""把握时代的能力"——可以说，在激荡的现代，这些都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在恩师户田先生主持的读书会上，先生也是深刻教导我们要"探讨"作品的时代背景。恩师的话是在说：必须具备这样的洞察力，准确地把握住在时代深处激荡着的洪流的方向。他说：

"任何人都离不开时代的动向。不可能走在时代之外。乱世英雄如果生于泰平时代，也可能醉生梦死、了却一生。和平时期的硕学如果生于乱世，也许作为一个流浪汉而了却一生。时代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具有可怕的力量。人即使对时代的激流进行抵抗，最终仍不免随波逐流而下。这种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时代力量，作为滔滔的底流支配着人间社会。"

这就是说，一个做领袖的人，能否体察时代推移的动向，将会决定一切。

时代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过去取得的成功不一定就能保证下一次的胜利。那种经常捉摸时间动向，体察时代脉搏，具有先见之明的人，才能取得胜利。相反，那种固守过去的荣光或胜利的经验、被时代丢在后边的人，必然遭受悲惨的失败。

织田信长根据"今后是枪炮的时代"这一对时代的洞察，在长篠会战中打败了以常胜自负的武田的骑兵队，就是有力的例证之一。织田信长的先见性到处可见。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出于军事要求，大多将他们居城修筑成难攻不落的城堡，对此，信长很快就看出了只有人和财富和信息灵通的情报才合乎时代的要求，因此他把他的居城迁移到安土城等交通要冲之地，从这点上也表现出他的卓越的先见性。但是，该有多么多的人由于体察不出时代的动向，仍然固守老经验，终于从历史上消失了啊！就连拿破仑，都未能自觉到自己过去一贯的作战方式早已陈旧，终于从下坡路上，一路颠落下去。

如果不是一个正确掌握时代变化、和时代共同前进的、进取的领导者，那就不可能有前途。而且他还必须是一个能敏锐地嗅出刚刚出现在表层的轻微变化的人。不囿于过去的固定观念、不阻碍担负着建设下一代使命的青年的成长，这样的领导者，和青年同命运共呼吸，那么肯定会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不只是看到显露在表面上的社会现象的变化，而且能察知隐藏在背后的民众的"无声之声"的呼喊，察知民众的"心的波纹"——一个领导者必须是具有这样的心思和感觉的人物。

关于团结

——美国独立运动的先锋"分兵"

当"变革"掀起激浪的时候——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深层，一定会出现无名的庶民、民众的活动。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也出现了站在最前列的庶民青年士兵"分兵"。所谓"分兵"，意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立即（ataminutesnotice）①出动之意。他们平时作为平凡的农民、小手艺人从事劳动，但一旦出现情况，立即集合、由全体来对处问题。而且团结起来互助、共同前进。

①此语原为英语minute－man，系称呼美国独立战争时，一声动员令下，立即快速出动参加战斗的民兵。"分兵"即据minute（一分钟）的意译。

关于"分兵"，R．A．古洛斯的著作《"分兵"的世界》（宇田佳正、大山纲夫译，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版）中有详细的叙述。这些"分兵"们被称为"冬天是士兵，春天是农民"。冬季农闲期，在大地封冻的严寒中，接受严格的士兵训练，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专心致志地锻炼他们自己。

一七七五年四月，在波士顿近郊（康科德、列基希顿）殖民地军和英国的正规军开始了战斗。这是独立革命的开端。在这次战斗中作为先驱出动的是这些"分兵"们。挑开战端"为自由而战"的"分兵"们，他们几乎全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年。据上述书的记载，战斗在康科德地区的"分兵"的年龄，"不满二十一岁"者占百分之三十，"二十一岁至二十四岁"者占百分之二十八，"二十五岁至二十九岁"者占百分之十四。也就是说，十几岁至二十几岁的人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青年的力量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可能啊。我想，绝对不应忘记，应相信他们在任何领域中活跃的能量，使之尽量发挥出他们的这种能量。

那么，给这些"分兵"青年提供英姿飒爽的活动舞台的又是谁呢？恐怕是那些经验丰富的前辈们吧。

——康科德的人们在组成这个"分兵"队、为独立革命团结起来的过程中，是经历过种种困难的。根据著者R．A．古洛斯的记述，其主要困难是，居住地及财产的差异带来的障碍以及教派的分裂和对立，还有环境或看法不同招致的不和。克服这些困难，引导大家团结起来对付战争的，主要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其中心人物，一名年老的大尉，当时六十七岁。他分别走访了镇上的每一个家庭，和他们对话。他说服人们，使他们同意为独立而战。正是这些经验丰富、老实、稳健的老年人，最懂得如何说服分歧的市民、使他们同心合力的办法。这样，在青年人活跃的背后，还包括那些经验丰富、为人正派的年长者所起的作用。在胜利的基础中存在着这种老少团结的情谊。

说到独立革命，这是推动世界历史的一次伟大的事件。但是，促成这次事件开端的人们的团结，却是靠一名年老大尉耐心的"对话"。真正的团结，只靠命令或靠权威的强制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靠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情谊，靠每个人都心服口服，把"心"与"心"连结在一起，才能做到。万众一心，则事必有成。纵然不能完全实现原来的计划，也必能找出意想不到的新路。

一七七五年四月，康科德的大地上，草木萌动，春风在大地上吹拂。为了保卫这个可爱的家乡，"分兵"的青年们勇敢地进行了战斗。这次战斗，据认为实际上只是经过两三分钟的枪战就结束了。从某种意义说，可以说是一场非常小规模的、简单的战争。

但是，这仅仅两三分钟的战斗，却作为"全世界都听到的枪声"，在历史上留下了它的名字。巨大事件，它开头并不一定总是轰轰烈烈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微末，很不显眼，但其中却包蕴着永远发出光耀的先驱的火焰，这种事例决不在少数。后来，与这个康科德有很深渊源的思想家爱默生称颂他们的英勇战斗，写下了如下的颂歌：

"伟大精神使那些英雄们勇敢赴死为未来的孩子们留下自由"这一高迈的诗句，深深回荡在我的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