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勒庞的枪口并不是只对着让他感到惊恐的群体的。与弗洛伊德在倾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中所言不同，勒庞并非只把眼光停留在群体行为上，“没有估计到领袖在集体。动理中的重要性”。他非常清楚，缺了英雄的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算是一些朝生暮死的“群氓”。

当然，能够让群体焕发出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的英雄，绝对不会是那些江湖草寇式的人物。和群众经常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境界相一致，英雄之成为英雄，也必是因为他具备能够迎合信众的为事业而献身的勇气、不懈的斗志和高尚的利他主义，勒庞通过对“剧院观众”的情绪化表现的分析告诉我们，群体本能地希望英雄表现出他们所不具备的高尚品格。这些品格作为日常生活中很不多见的稀缺商品，英雄如果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大量提供，这当然会让他广受爱戴。于此我们不妨说，卡莱尔断定群众有英雄崇拜的本能，也不是没有经济学上根据的。

刚才我说，弗洛伊德批评过勒庞在研究领袖上有不周全之处，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因为在分析群体心理时，勒庞的确没有得出弗洛伊德那样的见识，把编造领袖神话视为个人解除心理压抑的有效手段。但他却没着另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西方政治学传统，为我们分析了领袖与群众的互动关系，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十足的马基雅维里风格。他认为，在使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方面，领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意志是群体……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而群体则像是温顺的羊群，“没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这就是为何“当波拿巴压制了～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群体的轻信、极端与情绪化反应等等弱点，显然既为领袖的品质划定了上限，也给他动员自己的信众提供了许多可乘之机。首先，领袖本身可以智力高强，但是鉴于群体的素质低下，他为了获得信众的支持，也不能有太多的怀疑精神，这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如果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使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偏狭的人。”这里所蕴含的潜台词是，群体的心理过程中并没有多少的逻辑成分，在超出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之外，他也不具备多少经验和合理的批评能力，而这正是一些别有所图的个人或集团赢得群众信任一个的要件。他们也许只是些野动家，也许是这样或那样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在鼓吹什么大概并不重要，关键是如果政治中的人性真如勒庞描述的那样，则领袖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改变甚至制造人民的意志的。用熊彼特的话说，“这种人工制造的东西常常在现实中与古典理论中的普遍意志相一致。只要这种情形存在，人民的意志便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而只能是它的产物。”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政治过程时，虽然我们遇到的可能不是真正的人民意志，但是他们往往并不如是想，他们真诚地相信那不是领袖及其追随者制造出来的产物，而是真正发自他们的内心。这个过程是现代宣传术进步的一大成果，在此勒庞也应当享有一席之地。

他为我们概括出领袖煽动信众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手法。当这些领袖们打算用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需要借助“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他说，“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根据勒庞的观察，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因此，大凡能够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最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这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无论自然、上帝还是人，都不能。”由于有这种强大持久的意志，他所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最初受到群众的赞成也许是因为其正确，但即使在已经铸成大错，思想的荒谬已经暴露无遗时，也未必能够动摇他的信念，因为任何理性思维对他已不起任何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损约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孜孜以求的惟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

在弗洛姆例《自由的恐惧》一书中，我读到了希特勒的一段话，它对于了解有着心理弱点的群体和偏执的领袖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一定是大有帮助的。

希特勒是否读过勒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除了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之外，显然也十分了解他必须进行动员的群众。他说，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从坚强的男人，而不愿统治懦弱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决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这些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勒庞的话，如果他地下有知，也许会为自己犯下这种马基雅维里主义式的错误而懊悔不已。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勒庞在分析群体心理时得出的结论，的确是同对世纪以来人类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的。当汉娜·阿伦特告诉我们“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权主义运动”时，她这里说的“群众”显然就是指希特勒的群众，当然也格勒庞描述的群众。自法国大革命以降，由领袖、意识形态和勒庞意义上的群体所组成的这种新的三位一体，便取代了宗教与皇权，成为一切民主宪政架构之外政治合法性运动的要件，尤其在勒庞之后的一百年里，这种新的三位一体更是上演了一幕幕规模宏大而惨烈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