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验狂潮

智力测验采用的速度之快，热情之高，没有哪个地方能跟在美国相比。而且相当有理由。美国是一个流动的社会结构，对能掌握复杂技术工作的工人的需求在不断快速地增长，由行为不良者、穷人和罪犯构成的下层阶级人数众多，成百上千万教育不足和看上去像半原始人的移民蜂拥而入，一种能评估人的心理能力的科学方法可以为社会领导者们提供一条从混乱中理出秩序的办法。

可是，虽然比奈相信，心理有缺陷的人，特别是接近正常心理年龄值的人，他们的智力是可以通过特殊培训加以提高的，可是，美国大部分心理测试倡导者们都接受了高尔顿的立场，认为遗传是心理发育中最大的决定因素，并认为人的智力因而是不可改变的。他们把心理测量当作一种手段，让社会借以将其成员分配到适合他们天生能力的一些学校和工种上，并作为一种诊断手段，用以分辨那些应该限制其繁殖以免将其缺陷传递下去的人。

亨利·哥达德就是持这种观点的领袖人物之一。哥达德（1865-1957）是位强有力而生机活泼的人，他曾在克拉克大学接受过培训，当时，G·斯坦雷·黑尔（冯特的早期弟子之一）是心理学系的主任，他是位坚定的遗传论者。哥达德吸收了遗传学观点，1906年他成为新泽西葡萄园研究基地——“心理迟钝者培训学校”的校长时，在他看来，一切都在身边确切地证实了。许多心理迟钝者不仅行动有问题，他们看上去也是天生有毛病的。哥达德甚至提出假设说，心理缺陷是因为某个退行性基因引起的。

不过，他的确看出，葡萄园的孩子们的缺陷并非都在同一个程度上，因此，为了确定什么样的训练对某个孩子特别适合，他需要有一种办法来测量每个人的心理能力水平。有一阵子，他试图使用卡特尔的人体测验试验，可是没有成功。然后，在去法国的一次旅行中，他得知有1908年版的比奈-西蒙标准，认识到它的长处后，他立即将它翻译成英语，除了将一些法国文化上面的事例用美国事例替代外，他没有做任何修改。

哥达德是第一位使用比奈-西蒙标准来进行大规模测试的人，他想法让培训学校的400名儿童和新泽西公共学校的2000名儿童参加了测试。他的结果显示，在心理迟钝儿童中，智力得分有很大的一些差距，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在公共学校的学生中间，情形也是差不多的，而且其中有相当多的学生低于其心理年龄正常水平。

这就促使他开始了一项活动，要在公共学校里进行智力测试，以确定低于正常水平的学生，并使他们分流至特别班级；他还开始给一些教师讲课，宣传比奈-西蒙标准的用法，并向全美国的同行们散发了数千份宣传资料。在6年时间内，比奈-西蒙标准就在许多公校里开始使用了，它起了很大的作用，教师们根据这个标准决定对学生的教育方法。它还在许多机构里得到使用，以测验“心理缺陷”，在教养院和少年管理机构及治安法庭上使用，以改善对被管治者和犯人相应的处理办法。

哥达德认为，低智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花大力气加以解决。白痴和弱者对社会不是个威胁，他说，因为他们通常不会繁殖自己，可是，“高级缺陷者”或者痴愚者（这个词是哥达德发明的）却很有可能，他们也许会成为不能适应社会的人或者罪犯，而且同样有可能成为反社会者。他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过这个问题，他说，许多罪犯，大部分是嗜酒者和妓女，还有“所有那些不能使自己适应其环境，不能信守社会传统或者按感官需要行动的人”，都在遗传水平和心理能力上次人一等。

这些说法一方面是根据比奈-西蒙标准来的，还有他自己对美国内战时期一位士兵的后代的研究。一位名叫马丁·卡里卡克（化名）的人与一个弱智的吧女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来又娶了一位教友派的妇女，并与她生了孩子。哥达德追踪卡里卡克跟这两位妇女的好几百名后裔，直到本世纪初为止。哥达德报告说，与吧女所生的大部分后代都是弱智、不道德或者是犯罪分子，而教友派妇女这边几乎所有的后代都是社会上正派诚实的人。

我们现在知道，这项研究有很大的毛病。除开其它方面不说，只有很少的家庭是经过，或者可能进行过测试的，所说的大部分例子里面的智力问题都是仅凭长相或者二手报告及谣传。另外，哥达德说，两边的孩子们生长的环境都大致相同，可现存的信息（比如两边孩子们的成活率）却清楚地显示了相反的情况。可是，在当时（1912年）及许多年里，“卡里卡克一家”被许多心理学家和普通读者看作有力的证据，证明智力能力的基因传递——哥达德实际上用了“好血”和“坏血”——及其社会后果。

哥达德得出的比西氏数据及其有关卡里卡克一家的发现，引导他采取了一个比高尔顿严重得多的立场：“非常清楚，弱智者不应该允许其结婚，或者成为父母。要使这项规定得以实行，很明显，社会的智力部分应该强化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哥达德作为专家证人两次出席全国委员会的听证会，倡导对“弱智者”实行绝育措施，其中的一次会议很快延伸到了贫民、罪犯、癫痫病患者、精神病人和先天残障者。

立法者对哥达德和其它心理学家的申述印象颇深，到1931年，27个州都颁布了法令，强化执行优生绝育法，成千上万心理和社会“有毛病”的人都在接下来的30年内实施了绝育手术——光在加利福尼亚一地就有近10000人。可是，到60年代，一方面，对不适生存者强行实施绝育手术看上去与纳粹暴行无异，另一方面，对心理和社会能力缺乏的环境解释占了主导地位，一些州的立法机构开始呼吁立法机关批准新法规，对心理迟钝者实施自愿基础上的绝育。

哥达德在移民问题上也积极地呼吁采用比西氏标准，并带来了实施的结果。从世纪之交开始，移民一直就在向美国倾入。许多人是文盲和社会能力落后的人，这就在美国引起耽心，怕这个国家会因为心理和社会能力“有缺陷的人”而出现问题。此前，国会早已通过一项法令，禁止精神病人和白痴进入美国，在每天到达的数千申请者中，移民官员拒签约十分之一，可是，还是认为有可能通过别的渠道悄悄溜进来一些。1913年，美国移民局长官请哥达德研究艾利岛上的甄别手续，并拿出一个方案来。哥达德和其他几位助手挑出一些从外表上看去有点像心理有缺陷的移民，再通过翻译让他们做比西氏标准测试。大部分人的得分都在缺陷范围内——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的疲劳、害怕、缺乏教育，再加上翻译的困难——因此，工作一周后，哥达德建议，移民官员在此使用简洁的“心理学方法”，以比西氏测试为基础。1913年，拒签明显低能移民者的比例升到百分之三百五十，到1914年，又在此基础上上升一半。

哥达德1914年继续在艾利岛工作了几个月；从到达的移民中抽取的样品看出，犹太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有五分之四属于低能者。哥达德本人都有些怀疑了。他再次检查这些数据，对答案进行思考，再把数字降低一些，可也只是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范围内。这些发现，加上由思路差不多的一些心理学家们提供的证据，影响国会于1924年起草了一个严厉的控制移民法，对东欧和南欧的配额减少到北欧和西欧配额的五分之一。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刘易斯·M·特曼，他虽然接受了哥达德翻译的比西氏标准，但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感觉到，他可以纠正这个标准，并使之更加准确。跟哥达德和其他许多同意智力遗传主义论调的人一样，特曼相信，有一种对这种方法的社会需要。他还看到了科学对此的需要：尽管他是位遗传论者，但他说，只有当非常完善的智力测试法进入广泛使用之后，遗传和环境的相对影响才会弄清楚，因此，他对比西氏标准做了重大修改，亦既斯坦福-比奈标准。

特曼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智力遗传说；他是印第安那一个农家14个孩子中的第12个，其成员或者在其两边的祖辈当中，都没有几个属于某个高级职位或者上过大学的人。可是，当他10岁的时候，一个巡回书贩子一边卖给特曼家一本论颅相学的书，一边摸着这个男孩子的头，并宣称他是旷世奇才。这件事可能促使特曼执着地相信先天论，他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有很大的经济困难，他还是想法从一个乡村学校读到了正常的学校，再到大学，最终通过一份奖学金读到了克拉克大学，1905年在这里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这个时候，他是一位确信不疑的遗传论者，也是高尔顿法的赞扬者。

在斯坦福大学，他在教育系呆了几年，然后成了系主任。在漫长和不简单的生涯中，特曼把这个系变成了具有领先地位的研究生院和研究中心，对有天赋的儿童进行了一项受人尊敬的长期研究，并对婚后幸福的心理学因素进行了古典式的研究。可是，他在心理学上出名的主要原因，对心理学的主要贡献和对美国生活产生的最大影响，却是斯坦福-比奈标准。

特曼与比西氏标准的经历，哪怕是在其1911年版时，使他相信，在较上层的心理水平上测试项目太少了，高级和低级阶段的许多测试顺序都放错了位置，而给予和解释试题的正确步骤也没有严格定义。在8位同事和许多公共学校教师的帮助下，他用旧法进行了试验，然后又设计了40道新题（从这套题目中选取了27题，再从别的来源选取了9题，共同形成最后的系列），让1700名正常儿童、200名心理迟钝儿童和聪明儿童及400名成人参与了测试。最后的标准即斯坦福-比奈标准由90道题构成；适用于3-5岁的儿童的那些题需要约半小时完成，为较大年纪的测试组设计的题需要越来越长的时间。成人水平需要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任何年龄组的孩子做每套题的成绩是另一组的成绩对比而分成好坏；对于一个年龄组的孩子太容易的题会移到更小的年龄组，太难的就移到后面去。为了让整个标准平衡起来，再加上较高和较低段的试题。测试结果与教师与同一些孩子的智力评判相比较，比较方法采用皮尔逊相关关系法；整体的相关系数为0．48，或者稍高一点，这样就使该标准有效。如果教师在评估这些孩子的智力时，没有考虑到有些孩子比同班孩子年龄小些或者大些，相关系数可能会再高一些。

这次修改最有价值的是，整个标准比比西氏或者哥达德-比奈-西蒙法更为“标准些”。也就是说，分数以结果为标准，这些结果是用正常儿童、心理迟钝儿童和优秀儿童以及成人的较大标准抽样中得来的。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孩子或者成人如果得到100分，则他就是个一般的考生；得了130或者更高分的孩子比总的人口水平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更聪明些，而得了7O分或者低于这个分数的人，就比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稍笨些。特曼把智力分数分成以下级别：

140及以上：“近乎”天才或者就是天才；

120-140：很高智力水平

110-120：较高智力水平

90-110：正常或者平均智力

80-90：较木讷，很少能判定为低能

70-80：接近有缺陷，有时候分类为木讷型，经常作为低能儿对待

低于70：肯定是低能儿

特曼是位文质彬彬和软心肠的绅士，他对这套新标准的使用表达了自己的良好愿望：

在我们接受了智力测试给我们的教训之后，就不该再去责备心理有缺陷的工人们工作不得力了，也不应该去惩罚智力欠佳的孩子们学习不专心了，更不该去囚禁或者吊死心理有缺陷的罪犯了，因为他们缺那份智力来掌握社会行为的一般法则。

如果说斯坦福-比奈标准没有能够将这些恳请变成现实的话，很幸运的是，它也没有能够将特曼将它用作优生学办法的想法变成现实：

可以放心地预测，在最近的将来，智力测试将会把成千上万的……高级低能儿置于社会的看管和保护之下。最终，它就会得出一个美妙的结果，使低能者不会继续繁殖下去，也杜绝了庞大数量的犯罪、赤贫和工业低效率。

出版于1916的斯坦福-比奈标准立即成为，并在后来的二十多年时间内一直是，测量智力的标准试题。后来，它还在一系列学校、预习学校、大学及各种机构里成为低能者的测试办法。可是，其影响远非仅止于此，它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刻的意义上产生影响；斯坦福-比奈标准测试法（及其后来的1937版）成了后来兴起的几乎所有智商测定法的标准。比奈、西蒙和特曼认为是构成智力的主要元素的一些特点，成了后来几乎所有的智力测验的模式；这些元素包括记忆力、语言理解力、词汇量大小、眼手协调能力、对熟悉事物的知识、判断不合理事物的能力、思想联想的速度及丰富性以及其它一些能力特点。

后来按照斯坦福-比奈标准元素进行的一项测试，在智力测试的领域里掀起了一场革命。

几乎所有的比奈标准版——后来到了十几种之多——都得由一位心理学家或者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一次对一个人进行测试。可是，集体测试，即受试者自己阅读试卷，然后在多重选择题上选择答案，或者在表格上做一些合适的标记，操作起来将会更快些，简单些，也便宜得多。

在心理测量上作出的这项突破，是因为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4月6日签署作战宣言两周后，美国心理学协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心理学可以为战争做哪些服务。这个委员会报告说，这门专业能够为战争作出的最为有用的贡献，不过是设计一套心理学测试办法，以快速地检查大批的军事人员，清除掉心理不健全和能力不足的人，按军事人员的能力分成类别，把最合适做特种培训和责任重大工作的人挑选出来。

一组心理学家——其中有特曼、哥达德和哈佛教授罗伯特·耶基斯——汇集在葡萄园，开始设计这套试题。8月份，耶基斯被任命为陆军少校，并受命执行该计划。他汇集了约40名心理学家，在两个月时间内拿出了“陆军阿尔法方案”，即书面智力测试题和“陆军贝塔方案”，为应召士兵中百分之四十识字不多的士兵设计的图画测试题（做贝塔题的试题要求由助手大声念出来）。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广泛使用的阿尔法方案看上去像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里面是科学常识、民间智慧和道德观念的总汇，如下例所示：

1．如果植物因为没有雨水快要干死了，你应该

——给它们浇水，

——征求花匠的意见，

——在旁边施化肥。

8．宁可战斗而不逃跑，因为

——懦夫常常被打死，

——战死更光荣，

——如果逃跑，可能背后挨子弹。

11．回声的起因是

——声波的反射，

——空气中有电子，

——空气中有湿气。

耶基斯的小组开始在4个军营中进行测试，可是，在几个星期内，总军医决定在全军实施该方案；到战争结束时，即1918年11月，有170万人接受了这些测试，耶基斯手下约300名心理学家给每个人都打了分，并为他推荐了合适的军事任务。尽管耶基斯的心理学家队伍遇到了职业军官们的抵抗和不配合，但这些测试结果使约8000人因为不适合岗位而被撤换下来，并有约10000低智力水平的人被分配到劳动营或者进行类似的服务工作。更重要的是，阿尔法方案是一个重要的选拔标准，整个战争期间成为军官的20万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受到这种测试的影响。

然而，“陆军测试方案”在军内的影响远没有它在军外的影响大。它使美国更加意识到了心理学的实际用途，特别是从心理测量当中得出来的用途。（詹姆斯·麦基思·卡特尔说，战争把心理学推上了“作战图”；斯坦雷·黑尔说，战争给了心理学一种无法估量的方向，使它朝着实际而不是“纯科学”的方向前进。）

特别是阿尔法方案，它导致了智力测试爆炸性的扩张，使其很快成了一项数百万美元的行业。战争结束数年后，一系列只用铅笔和纸就可以做的阿尔法类型的智力测试推向了全国的学校管理人。最成功的一种是1923年出现的，由特曼、耶基斯和三位合作人员在国立研究委员会的赞助下进行。他们鼓吹这套方案是“军用测试法针对学校需要而进行应用的直接成果”。到本世纪20年代末尾，约7O0万美国学生接受了这些考试。另一项巨大的成功是由耶基斯的同事卡尔·C·布里格姆根据军队模式开发出来的“学业资质测试”。大中小学、军事机构、各种机关协会及不同的工业领域都十分流行采用测试。

智力测试的广泛使用，因为得到统计证据而增加了更强的动力，统计证明，这些测试不仅测量了一系列单独的心理资质，而且是对先天心理能力总体核心或者“总体智力”的测试。查尔斯·斯皮尔曼是一位英国心理学家和统计学家，他向人们显示，许多心理能力都是互为关联的。（比如，一个词汇量广泛的人，通常也可能在算术和其它子项测试中得分很高。）他用这一点指明，天生的总体智力，他称之为g，是所有具体能力的基础。哪怕知识测试有，部分依靠学习，但相关关系暗示着一种天生学习能力的存在。

这就为在学校进行的智力测试提供了另外的依据，因为在30年代，美国和英国都在学校教育过程的早期对学生进行分类工作，让一部分学生学习很多宽泛的课程，以准备好进入高等教育，或者，让一部分学生学习范围较小的“职业性”或者“技术性”的课程，以使他们准备好从事蓝领阶层的工种。在美国，这就叫“分轨”，在英国叫“分班”。

测试的发展不仅限于智力的测验。在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其它的标准也开发出来，以测量音乐、机械、图形、言语和其它方面的能力，还有一系列职业方面的天资。尽管智力测试本身早在20年代就受到攻击了，可是，比奈的心理能力测试法却在心理学研究中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而美国陆军阿尔法方案更是将比奈繁重和昂贵的测试变成了很容易，也很廉价的方法，使其成为心理学方面的流水生产线。

智商争议

智力测验并没有长期保持住其无可置疑的地位。从1921年起，当时，耶基斯根据陆军测试方案的结果编辑了一篇庞杂的报告，智力测试就受到一些人的攻击了，因为，他们说，它测量的不是天生的智力水平，而是后天所学的知识和文化价值，因而对处于主导地位的白人中产阶级有利，而对低层阶级和移民产生了偏见。

这种抨击自有其道理在里面，至少在斯坦福-比奈标准测试中是有这些问题的。这个标准测试中的许多或者大部分项目，测量的是遗传能力和后天所学知识或者技能的组合，可是，一个没有什么机会去获取知识或者技能的人会作出不太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不论他或她天生的心理能力是强或是弱。

比如，在12岁水平上，斯坦福-比奈法问到“慈善”和“公正”这两个词的定义问题。如果一位来自西南农村地区棚屋的墨西哥裔美国孩子答题不充分，这说明有天生的智力缺陷，还是说明这个孩子没有能够在白人中产阶级的美国学习到这些概念的意义呢？再者，在8岁水平的斯坦福-比奈标准测试中，有这么一道题：“如果你把属于别人的某件东西弄坏了，你应该怎么做呢？”如果这位8岁的孩子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里，孩子们需要拼命挣扎才能在这里活下去，那么，他或者她的答案测量的是其天生的智力水平呢，还是贫民窟的传统或者这种子文化中的习俗？

比奈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按照他的标准测试下来的结果，心理发育到什么程度才是因为遗传或者经验所致？可是，特曼在“智力的测量”（斯坦福-比奈标准测试的说明手册）中所说的要旨是，尽管有如上引述的反证情况，智力很大程度上还是遗传所致，而很差的分数表明有心理缺陷，而这种心理缺陷，他说，是一种基因和种族的特征：

（低智力）在西南部的西班牙——印第安和墨西哥家族以及黑人中相当普遍。他们的木讷看上去好像是与种族有关的，或者至少是从他们来自的家族中遗传而来的……笔者预测……将会发现，种族间存在着巨大的智力差别，这些差别决非任何形式的心理培养所能消弥。

一位受人尊敬的专栏作家和十分博学的专家沃尔特·李普曼，他于1922年在《新共和党》杂志上发动了一场批判运动，批评特曼、耶基斯和其他宣称智力测试能够测量天生心理能力的人。李普曼评判了这个课题，从过去一直到目前，说这样的测试给一些孩子，特别是一些贫穷人家的孩子贴上了次人一等的永久标签，从而服务于抱有偏见和有权有势的人。

他和其他持有共同观点的人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来反对陆军阿尔法测试法，甚至超过反对斯坦福-比奈法。他们也批评耶基斯认为这些以阿尔法方案为模型的测试法可以“测量天生智力”的观点。阿尔法问题中的许多答案明显要求后天所学知识而不是智力。斯迪芬·杰伊·古尔德在他的辩证研究《人的误测》一书中把这一点表述得很明白。他在书中引述了下列例子：

华盛顿与作为第一个人的亚当的关系，就像与……的关系。

克里斯哥是：一种专利药，抗感染药，牙膏，食品。

非洲黑人的腿的数量是：2，4，6，8。

克里斯蒂·马修森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是：一位作家，艺术家，垒球手，喜剧演员。

古尔德教授说，贝塔方案中的一些问题的确可以合理地测量普通的心理能力，因为识字不多的受试者可以完成一些没有画完的图形（比如，在一张脸上补上嘴，或者给一只兔子加上耳朵），可其它许多问题只有当受试者有专业的信息（给一只灯泡加上灯丝，给网球场加上球网，给投手的手上放一只球）时才能正确完成。当一些来自与我们的文化不同的国家的移民回答这些问题时，他们的答案看上去肯定是愚不可及的。

而且，的确，陆军测试方案的结果，正如耶基斯在1921年他自己的报告中所表述的一样，描述的是一个其人口正由于较差的基因血统的增加而降格的社会。按照阿尔法和贝塔方案，美国白人男子的平均心理年龄只有13岁，仅仅高出低能儿水平一点点，尽管特曼以前曾把这个年龄拔高到16岁。古尔德说，这些令人万分惊讶的数据增强了美国的仇外心理、种族仇恨和精英治国思想：

新数字达到了使优生主义者嘲笑的地步，而他们早就预测了最后的结果，并为我们不断下降的智力水平发出过哀叹。智力下降是对低能儿和贫穷者的生育不加控制的后果，是黑人的血液通过种族通婚广泛传播的后果，也是把大量南欧及东欧移民渣滓放进国内来酿成的后果。

耶基斯还支持哥达德在艾利岛上的数据，他报告说，阿尔法及贝塔方案显示，南欧及东欧的斯拉夫人种比北欧和西欧人种智力差些，这些“发现”促成了1924年的移民法。

然而，随着智商争议的升温，智力测试在30年代也开始在心理学家中降温了，到40年代，这种降温速度更加提速了。同时，总体智力的观点也退下来了，利用先进统计方法而形成的新研究法，在心理特征的所有“因素”或者特征簇中都找到了特别的相关性，因而使g的意义或者有用性蒙上了阴影。

尽管如此，一些测量一系列心理能力，并能得出叫做智力的综合分数的测试法，继续被教育工作者、商业机构负责人和其他一些人使用着。到60年代，这样一些测试又一次受到攻击，这次是受到人权运动者的攻击。有些心理学家甚至走到了否认有任何智力存在的地步。比如，纽约大学的马丁·多依奇教授1971年强调说：“智力是一个很方便的用词，可以解释某些行为，可我怀疑，事实上，这东西本身是不是真的存在。”其他的一些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都倾向于像波林早些时候所做的那样，说人们不能讲出智力是什么东西，可是，那就是智力测试可以测验出来的东西。

尽管长期以来都有对智力测验的反对意见，可智力测试总还是在被人们广泛使用着，而且用得有其道理。

一方面，这些测验的确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出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会有何等的表现，哪些孩子应该给予特别的关心，或者应该施以何等样的强化教育。

另外一方面，最近有一些对完全双胞胎和兄弟双胞胎的复杂统计研究，特别是那些出生不久即分开在不同家庭哺养的双胞胎，研究结果比古尔德所能确立的证据有力得多，即心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遗传的，因此，智力测试除开能测试后天所学外，的确还能测出天生的能力。

（“可遗传性”是指在某一指定特征中，人们之间差异的范围有多大一部分来自基因。如果智力的可遗传性发现为零，则智商测定可变性中的任何一个从近乎零到200左右的变量都不是基因导致的；如果可遗传性为百分之百，则所有的变量都是基因来源所致。今天，持“遗传信仰”的心理学家们将智商的可遗传性定在百分之八十左右，而持后天教养说的心理学家们则认为从百分之五十到零不等。在最近的一次相当有说服力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大卫·W·富尔克、约翰·C·德富里和罗伯特·普罗明测试了245位不同年龄的继子、其生物学父母及其继父母的认知能力，结果吃惊地发现：与不在场的生身父母的相关性随时间增加，而与继父母的相关性却随时间减少。从这个数据当中，研究者计算出，心理能力的可遗传性在7岁时为约百分之三十六，而在儿童期稍后几年会变得高一些。）

智商争议潮起潮落，反复起伏；政治蒙蔽科学，科学又为政治所用。这场争斗还在继续着，目前还看不到有终止的迹象。不过，从早期智力测试中直接传下来的正统版本，现在已经得到很大修改，比早期更贴近“文化公平”。它们还在学校、机构、军方、工业和其它地方得到广泛使用。

不管人们管它叫做什么，也不管人们对智力测试的观点如何，事实是，心理测量是有用的，对社会（尽管不是哥达德和特曼脑海中的社会意义）是有益的，而且始终还是心理学F对现代美国生活和其它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