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公众对心理学话题怀有浓厚兴趣，但他们对于心理学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给出许多负面评价。心理学家们都意识到了这个“形象问题”，但他们又感到无能为力，所以干脆不去管它，这样做其实是错误的。当大众传媒在决定公众感知（例如，虚构的电视“纪录片”对那些知识储备不足的公众来说就成了真实的历史）方面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时候，不理会心理学的形象问题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罗德尼·丹杰费尔德（Rodney Dangerfield）是30多年来非常走红的一位美国喜剧演员，他标志性的口头禅是：“我得不到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心理学在一般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写照。本章就是想谈谈为什么心理学会像丹杰费尔德那样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

心理学的形象问题

之前我们曾讨论过造成心理学形象问题的成因。例如，在第1章中所讨论过的弗洛伊德问题，无疑导致了人们对心理学较低的评价。如果要公众列举一个著名心理学家的话，这个人不是弗洛伊德就是斯金纳。对于其理论的歪曲报道在公众中广为传播，导致心理学被认为是一门非常肤浅的学问。当一门学科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者被误解为主张人没有思想、主张人和老鼠没有差别的时候，这门学科还有什么希望？斯金纳当然没有否认人类能够思考（Gaynor, 2004），他从动物身上发现的许多有关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定律，已被证实的确能推广到人类行为上。然而，公众对这些科学事实却不甚了了。同样地，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歪曲也降低了心理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心理学和超自然心理学

除了弗洛伊德和斯金纳的研究之外，外行人对其他卓越的心理学研究几乎一无所知。想证明这一点，到附近的书店去看看公众能买到什么样的心理学读物就知道了。你的调查会发现，那些摆在书店卖的心理学读物通常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心理学的一些早期经典著作（弗洛伊德、斯金纳、荣格、弗洛姆、埃里克森等），这些著作多半侧重老式的精神分析观点，已经完全不能代表当代心理学了。令心理学家感到沮丧的是，这一领域最有价值的著作都被淹没在书店的科学或生物学类书籍中。例如，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尔（Steven Pinker）的名作《思维的运作》（How the Mind Works）总是被归在科学类而非心理学类图书中。因此，他所探讨的关于认知科学的重要文章，被迫与生物学、神经生理学或计算机科学而非心理学为伍。

在多数书店中可以找到的第二类读物，是那些伪装成心理学的伪科学书籍，里面充斥着无数超自然现象，如心灵感应、千里眼、意念移物、超前感知、转世、生物节律、星灵投射、金字塔力量、植物沟通、通灵手术等（Lilienfeld, Lohr, & Moirer, 2001）。书店里的心理类书籍中这类货色大量存在，无疑导致——也反映了——人们的误解：心理学家就是证实这些超常现象存在的人。这种误解对心理学而言多少有点儿讽刺。事实上，心理学与那些超常现象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说清楚。这些超常现象压根不在现代心理学感兴趣的范畴之内。个中缘由可能会令许多人大吃一惊。

超自然体验和其他超常能力的研究不被认为是心理学的一部分，此观点可能会激怒许多读者。多个调査结果都显示，超过40%的公众相信超感知现象的存在，并且狂热地信奉自己的信念（Farha & Steward, 2006; Muse Ua, 2005; Rice, 2003）。历史研究和调査指出了公众热衷于这类信念的原因（Alcock, 1987; Humphrey, 1996; Lilienfeld, 2005; Stanovich, 1989, 2004）。像大多数宗教一样，许多所谓的超常现象也标榜诸如转世之类的说法。对部分人来说，来世的说法能满足其超越现有生命极限的需求。心理学研究“不识时务”地指出超自然体验得不到证实，无疑粉碎了这些人的热切企盼。心理学主张不把超感知视为一个可行的研究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其信徒的不满，他们控诉说，心理学家把这一类主题排除于心理学研究之外的做法是独断专行的。如果心理学家仅是摆出无可奈何的姿态并无视这些反对的声音，这将无助于增进公众的理解。与之相反，心理学家应该针对这些反对观点的谬误给予细致而清晰的解释。这样的解释要强调科学家们并不是根据什么法令来确定研究主题的，也没有什么条例指出什么能研究、什么不能研究。研究领域的兴起、延续或终结，所依据的是理论及方法的自然选择过程。那些产生出丰硕的理论及实证发现的领域都获得了大量科学家的认可；而那些理论上行不通或者没有能被重复验证的领域就会被摒弃。这种对理论与方法的自然选择引导着科学向真理靠近。

例如，超感官知觉在当代心理学中不被认为是一个可行的研究主题，就是因为其研究一直无法积累任何正向的成果，所以它让大部分心理学家失去了兴趣。在这里我要强调“当代”一词，是因为多年以前心理学家确实对超感官知觉怀有极大的兴趣，直到累积了大量的负面证据之后，这种兴趣才消退了。正如历史所展示的那样，研究课题通常不是由某个权威政府机构宣布停止的，它们只是在生存竞争的环境中被自然淘汰出局了而已。

在心理学领域里，超感官知觉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不能研究的主题，这一事实是清楚并且公开的（Alcock, 1990; Hines2003; Humphrey, 1996; Hyman, 1992, 1996; Kelly, 2005; Marks, 2001; Milton & Wiseman, 1999）。有许多研究超感官知觉的论文发表在专业的心理学刊物上。那些在媒体上频频曝光的超自然心理学家，总喜欢让人们觉得这一领域是崭新的，惊人的新发现即将出现。其实，事实却没什么新鲜的。

对超感知的研究和当代心理学自身的历史一样久远，它并不是什么全新的研究领域。在心理学文献中，它也曾经像许多现在被认为是可行的主题一样被认真地研究过。然而，在正式心理学刊物上所发表的有关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结果都无法证明超感知存在。在上世纪90多年的研究之后，我们仍然无法在控制实验条件下重复验证任何超感知现象。尽管过去几十年来进行了大量有关超感知的研究，却从来没有一个研究能达到这一简单而基本的科学标准。这一点甚至连超自然心理学家及其信徒都承认（参见Alcock, 1990; Hines, 2003; Druckman & Swets, 1988; Krippner, 1977）。简而言之，尚未出现需要科学解释的未经证实的现象（见Alcock, 1990; Hines, 2003; Hyman, 1992, 1996; Milton & Wise-man, 1999）。仅仅这个原因，就使得心理学对这一话题失去了兴趣。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心理学家在评估超常能力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的重要性可能仅次于那些拆穿无数超能力演示骗局的专业魔术师（Randi, 1986, 1987）。而且，很多论述和质疑超常能力的重要书籍都出自心理学家之手。

讽刺意味显而易见。心理学作为一门最可能精确评估超感知言论的学科，在公众的心目中却与伪科学关系最近。这种“被连累”的现象让心理学深受其害。正如下面还要再详细讨论的，心理学常常会陷入这样一个“里外不是人”的境地，这只是其中一例。那种认为在心理学里没有什么规则、这个领域的知识缺乏科学评判标准的信念，导致人们将心理学与超感知这样的伪科学联系在一起。然而，如果心理学家成功地让公众认识到这些伪科学的真面目，心理学与伪科学的联系又会被视为“心理学不是一门科学”的铁证！

自助类读物

书店里常见的第三类心理学读物就是所谓的自助类读物。当然，这类读物也有许多不同种类（见Fried, 1994, 1998; Fried Schultis, 1995; Paul, 2001; Santrock，Minnett, & Campell, 1994）。有一些书是励志类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人们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另一些书则是新瓶装旧酒，将一些关于人类行为的老生常谈重新包装了一下。只有少数（简直是凤毛麟角）书籍是由负责任的心理学家为公众撰写的。还有许多书，虽出自心理学专业人士之手，但算不上“负责任”的作品。为了标榜其“独特性”，声称自己发明了一些新“疗法”，不但可以矫治某些特殊行为问题，而且还能满足老百姓的一般需要（赚钱、减肥和拥有更好的性生活是其“三大”主题），这类书籍常能大卖。这些所谓的新疗法很少基于控制实验的研究，如果作者是个临床医生的话，他们通常只是依靠他们的个人经验或者少数的几个病例，就提出了自己的“发现”。

许多有效性经过了严格的心理学检验程序验证的认知和行为疗法，却很少出现在书店的货架上。这一情况在电子媒体中更为糟糕，电台和电视台几乎没有任何正规的心理学报道，相反，他们总是邀请一些江湖术士和爱出风头的媒体名人，而这些人与真正的心理学毫无瓜葛。媒体之所以会这样做，主要原因是，正规的心理疗法从来都不会声称自己能立竿见影、药到病除，甚至不会担保治疗一定成功，或者夸大其治疗的范围（如，“你不仅会把烟戒掉，而且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得到改善！”）。同样，现在互联网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由于缺乏严格的同行评审，人们在网上看到的治疗方法通常都是骗局。

这类在美国图书市场中占相当比重的自助类读物，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于心理学的印象。首先，像弗洛伊德问题那样，这些书使公众搞不清心理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在哪里。举个例子来说，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心理学家在为肥胖、人际关系和性问题提供治疗，并在不断地进行研究，但这个数量比起自助类读物中所说的要少得多。这种误解也使得公众以为大多数的心理学家都致力于异常行为的研究和治疗。事实上，大部分的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类的正常行为。正如美国心理学会前任主席马丁·塞里格曼（Martin Seligman, 2002）所说，对于公众来说，心理学“几乎成了治疗心理疾病的同义词，心理学应该从疾病治疗的错误轨道回归其历史使命，那就是让正常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和完满”（p.19）。

除了引起对研究内容的误解之外，自助类读物还让人们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目的产生错误印象。正如第4章中所讲的那样，心理科学并不认为几个个案研究、见证叙述和个人经验就能构成支持某种疗法有效性的充分的实证证据——而这些却恰恰是大多数自助类“疗法”安身立命的根本。自助读物因此误导了社会大众，使他们认为大多数的心理学理论就是基于此类证据得出的。在第8章中我们已阐明，证实一个理论需要许多不同类型的证据来支持，个案研究所提供的数据的说服力在其中是最弱的。将此类证据视为证实某一理论或疗法的确凿证据，无疑犯的是根本性的错误。

菜谱式知识

最后，自助类读物使公众误解了心理学的目标和多数心理学研究所追寻的知识。心理学家利·夏法（Leigh Shaffer）认为这种读物带给人们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认为心理学研究者所追求的是那种“菜谱式”的知识（Shaffer, 1981）。菜谱式知识是指那些只告诉你如何去使用某物，但对其基本的运作原理一概不谈的知识。例如，大多数人知道如何使用电话，他们知道如何拨号，如何获得信息，如何打长途等等。但许多人对电话操作背后的物理原理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电话的通话功能是如何实现的，他们只是会用。这就是电话的菜谱式知识。在我们的社会里，许多有关科技产品的知识都是菜谱式知识。

当然，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事实上，多数技术产品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让那些对其背后的运作原理一无所知的用户也能使用。事实上，菜谱式知识这一概念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概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区别。基础研究工作者寻找自然界的基本原理，而不去考虑这些原理能否转化为菜谱式知识。应用研究工作者则致力于将基本原理转化成一个个只需菜谱式知识就能使用的产品。

多数自助类读物只提供关于人类行为的菜谱式知识，它通常能够简化为这样的形式，“你只要做X，你就会变得更加Y了”，或者“做Z，某A就会表现出更多的B”。当然，如果这个药方是正确的（这一假设往往并不全然成立），这么做也不为过。许多正规的心理治疗都提供了大量菜谱式知识。然而，当人们错误地认为，所有心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就是提供菜谱式知识时，问题就产生了：尽管许多心理学研究者确实致力于将基本的行为理论转化为实用的心理疗法、保健行动方案或有效的工业组织模式，但心理学主要还是一门发现行为的普遍事实和理论的基础学科。这就是心理学研究为何会让外人觉得很怪的另一个原因：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如果一个人走进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并询问一位研究者：我们在头痛时是应当服用两片还是三片阿司匹林，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很傻。原因并不在于分子生物学与缓解疼痛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对止痛药的研究可能会运用到这一领域的知识。我们之所以说这个问题问得傻，是因为分子生物学家并不是那种在开药方水平上工作、回答你是要吃两片还是三片阿司匹林的人。研究者所关注的是有关生物成分在分子水平上的基本数据。这些数据可能会为许多不同领域提供菜谱式知识，但发现基本数据和将这些数据转化为菜谱式知识的人不大可能是同一个人；而转化为菜谱式知识的方法，也会与最初发现事实的方法有所不同。

由于自助读物让公众错误地相信，多数心理学家都是开发菜谱式知识的，这使得许多心理学家所做的基础研究显得颇为奇怪。海奇特曾让被试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注视着一个小红灯，这到底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有什么关系？是的，从表面上看来，确实没有一点儿关系。海奇特是对人们的视觉系统如何适应黑暗的基本原理感兴趣，这些基本原理最终会转化成能够用来应对具体问题的菜谱式知识，例如夜盲症是由维生素缺乏导致的。然而，这一转化并不是由海奇特本人来完成的，而且它在几年之后才到来。

因此，自助读物给公众对心理学的感知带来两种不良的副作用。第一，这些读物中涉及的问题并不能代表当代心理学关注的焦点，相反，它们通常反映的只是消费者想看的内容。心理学学生往往无法充分地意识到，图书出版是一种商业行为，市场的力量决定了什么样的读物可以摆在书店的书架上。然而，科学的关注点并不是由此决定的。在所有的学科尤其是心理学中，科学家们认为，有生命力的想法和那些被包装后能够热销的想法，两者之间可谓是判若云泥。

最后，自助类读物让心理学看起来像是一种纯粹的菜谱式知识。尽管这并不全错，但它不能反映心理学领域所进行的大量基础研究。

心理学和其他学科

当然，心理学并没有垄断对于行为的研究。许多其他的相关学科采用不同的技术和理论视角，也对我们关于行为的知识有所贡献。许多涉及行为的问题都要求多学科的取向。然而，大多数心理学家必须要接受的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就是，当这种多学科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时，心理学家的贡献往往会被其他学科所掩盖。

关于心理学家的贡献被忽略、抹杀或者被部分归为其他学科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第一个有关电视暴力对儿童行为影响的研究是由美国公共卫生局主持的，研究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之后由美国医学会通过一项决议，重新确认该项研究的成果并向公众推广。这本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的确没什么错，但这一举措在无意间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媒体不断地将电视暴力的研究成果与美国医学会联系在一起，给公众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即确立这一发现的研究是由医学专业人士主持的。事实上，绝大多数有关电视暴力对儿童行为影响的研究都是由心理学家完成的。

另一个导致心理学家的工作经常被划入其他学科的原因是，这些年来，“心理学家”一词的含义已经含混模糊了。许多心理学研究者在标识自己时，往往把自己的研究专长加在“心理学家”之前，例如自称生理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工业心理学家、进化心理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还有一些称谓甚至摒弃了“心理学家”一词，例如神经科学家、认知科学家、社会生物学家、人工智能专家和行为学家等等。所有的这些举动，再加上媒体认为“心理学不是一门科学”的偏见，都导致了心理学家的成就被误划入其他学科：生理心理学家的成果被划归生物学，认知心理学家的成果被归为计算机科学，工业心理学家的成果被归入工程学和商学，等等。即使当代最杰出的心理学研究者之一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心理学也没分享任何好处！当然，诺贝尔奖中没有为心理学单独设立奖项（Benjamin, 2004; Kahneman, 2003; MacCoun, 2002）。

埃莫里大学耶克斯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金（Frederick King）曾讲到，某天他花了大段时间解释动物模型对人类神经障碍研究的重要性，在聆听完这位在癫痫症的神经和行为研究方面成就斐然的学者长时间讲解之后，有位记者问道：“你不过是个心理学家，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癫痫症的事儿呢？”（King, 1993）。

在20世纪70年代末，法院判决了几起有关标准测验的诉讼案。其中的一起是PASE起诉汉农的案子，涉及智力测验中的文化偏见问题。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能够帮助他裁定的惟一方法，就是由他来亲自检查每一道测验题，并且相信他自己的直觉。他对自己能做出正确判决的能力深信不疑，并对测验的每个问题写下自己的个人看法（BersofF, 1981, 1982）。这位法官断定，在这些标准测验中，一组测验中的八个题目和另一组测验中的一个题目可能是带有偏见的。这个法官没有意识到，像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检验的实证性问题。个人意见不仅与真相无关，甚至可能是极具误导性的。决定这些标准测验题目是否带有偏见，需要复杂的统计程序和收集大量的数据。心理学家已经并继续为评估和收集必要数据及发展相应的统计技术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研究实际发现，对于哪些题目存在文化偏见的问题，外行人的直觉判断通常都是错误的。许多被认为没有偏见的题目实际上却存在着多种偏见，而许多表面上看来不公正的题目却没有发现统计意义上的偏见（Sandoval & Miille, 1980）。举个例子来说，韦氏成人智力量表在加拿大受到批评，因为其中某一分量表（“信息”分量表）中的一些题目似乎有偏袒美国公民之嫌。例如，其中有一个题目要求被试写出1950年之后美国四位总统的名字。因此，当这个测验在加拿大使用时，一些题目就被“加拿大化”了（Violato, 1984, 1986）。例如，那道“总统”的题目被改为"1900年之后加拿大四位总理的名字”。然而，就算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性”的改变也产生了一个小问题：加拿大公民在“总统版本”的智力测验得分比在“总理版本”中的得分要高。

我们是自己最坏的敌人

我们不是只会把心理学的形象问题怪罪在其他人头上，心理学家自己在这方面也“功不可没”。试图把真正的心理学介绍给公众的正规心理学家往往得不到什么好的回报。然而，美国心理学会（APA）和美国心理协会（APS）正致力于促进与公众的沟通，美国心理协会为此还新创办了一本期刊，名为《公众感兴趣的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inthe Public Interest）。心理学需要在这一方面再加把劲。不然的话，如果公众在将来还对这一学科心存误解，那就只能说我们是自作自受了。

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罗纳德·福克斯（Ronald Fox）在最近的致辞中谈到了心理学在沟通和传播方面的问题，以及我们自身是如何带来这些问题的：

一些经常在大众传媒上露脸的从业者，他们的做法是不专业的、不道德的，并且使他的同行蒙羞……我们的学科对于那些不负责任的、令人发指的公开欺骗缺乏有效的对策……当今世界里，公众成天接触的观点和意见都来自于一些骗子（在最近的一个电视脱口秀节目里，一个心理学家声称他已经帮助许多病人回忆起前世所受的精神创伤），而不是理性的心理学从业者。（Fox, 1996, pp.779-780）

最后，心理学的某些分支中存在着一些反科学的态度和现象（Coan, 1997; Watters & Ofshe, 1999）。例如，在一些心理治疗的圈子里，有人一贯拒绝对自己所采用的疗法进行科学评估。专栏作家和心理治疗师查尔斯·柯瓦斯阿默（Charles Krauthammer）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了这种态度对心理治疗的声誉造成的严重损害（Krauthammer，1985）。第一，由于拒绝去莠存良，造成各种疗法泛滥成灾。这种泛滥不仅使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而且还加深了这一领域的误区：“心理治疗已经步入混乱状态，因为……它很少让流派消亡，它无法在内部实现有效的淘汰，心理治疗正在鱼龙混杂中走向灭亡。”柯瓦斯阿默在这里所悲叹的是，不遵循证伪原则的做法已经妨碍了这一领域的科学进步。

柯瓦斯阿默最后又指出了心理治疗这个圈子的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心理治疗“更像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因此反对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估；另一方面，他们仍然非常关注所谓的“800磅大猩猩”，即政府补贴和个人健康保险。柯瓦斯阿默揭示了这两种态度的内在矛盾：“只要心理治疗业拒绝为他们的工作提供科学证据，他们的财政压力就会加大。毕竟，如果心理治疗真的是一门艺术的话，他们应当由国家人文基金提供资助，而不是医疗保险。”与这种观点相呼应的是，考普塔、鲁格、桑德斯和霍华德（Kopta, Lueger, Saunders, & Howard, 1999）在他们对心理治疗效果研究的评估中写道：“某种特定疗法的效果必须通过实证方法对其有效性进行检验，才有足够的资格和说服力去向保险公司、医疗公司和政府机构申请补贴”（p.442）。

著名的心理治疗师道·彼得森（Dmi Peterson）的观点也与柯瓦斯阿默的告诫不谋而合。他相当直接地指出，那些认为“虽然实证证据都不支持，但我的经验告诉我并非如此，因此我拒绝改变我的疗法”（Peterson, 1995, p.977）的治疗师“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的同情”（p.977）。简而言之，彼得森认为心理治疗从业者必须对科学证据做出回应，否则整个行业就会被公众看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业（p.977），从而丧失来自社会的支持。

本书早期版本的一些读者指出，我并没有特别强调心理学家内部的不专业行为和反科学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个学科的公众形象问题，因此指责我“轻易地放过了心理学家”。好在罗宾·道斯（Robyn Dawes）在1994年出版的《纸牌搭成的屋子：建构在虚幻上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House of Cards: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Builton Myth）一书，对我持有一个平衡观点的帮助很大。谁若是对“心理学家自身就是造成此困境的重要原因”心存疑问，那就去读读这本书好了。在这部勇气可嘉的书里，道斯毫无保留地自曝家丑，并主张在专门研究人类问题的心理学里，采取科学态度对整个社会有很大的实用价值（虽然其潜力仍大有可挖）。例如，道斯写道：“确实有一门真正的心理科学，这门科学是在无数人多年以来的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是，这门科学目前正因为一些从业者的行为而逐渐被忽视、贬低和遭到反对——这些从业者只是在口头上承认这门科学的存在而已”（p.vii）。

道斯等（Lilienfeld, 1998; Lilienfeld, Lynn & Lohr, 2003; Mook, 2001; Watters & Ofshe, 1999; Wood, Nezworski, Lilienfeld, & Garb, 2003）所反对的是，心理学领域基于心理学的科学地位颁发资格认证，然后又用资格认证来保护心理学从业者的不科学行为。例如，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心理学家应当知道，我们有把握对总体的行为做出预测，但是在预测某个特定个人的行为时，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见第10章和第11章），因此，即便是最有能力的心理学家，也不应该在没有强调这点的情况下去做任何个人预测。正如道斯（1994）所言：

一个声称有百分之百把握预测某一个体未来行为（例如，暴力行为）的专家，注定不是一个称职的专家，因为有研究证实，不论是一个心理健康专家，或者其他什么人，都不可能以这样的把握保证自己预测的准确性。（专北人士经常声称，尽管他们就个人来讲是接受不确定性的，但他们的专业角色“要求”他们做出这样自信的判断。不，他们不是被“要求”这样做，是他们“自愿”这样做的）。（p.vii）

简而言之，美国心理学会曾经助长了心理治疗领域的这股不正之风。这股风气让人觉得，心理学家能够通过训练获得一种“直觉洞察力”，从而能洞悉个体的行为，然而，研究证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当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执照制度只是一种行业限制时，该组织就把它的科学资历作为武器（一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样回应社会人士对心理学的攻击：“我们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这就是我们有别于社会工作者、咨询师和吉普赛卜卦者的地方”；Dawes, 1994, p.21）。但是，用来维护其科学地位的这个理由却正好揭示了，有执照的心理学家具有独特的“临床洞察力”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心理学会这种两面派手法催生了道斯的这本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协会（APS）的成立。这一协会的成员是由那些厌倦了美国心理学会“只关注蓝十字补偿费而忽视科学”的做法的心理学家所组成。

斯科特·利连恩费德（Scott Lilienfield）, 一位因其事业早期对临床心理学所做贡献而获得大卫·沙科夫（David Shakow）奖的学者，曾在颁奖典礼上不断重申上述观点，并警告说：“在临床心理学这一领域，我们似乎对处理伪科学这一问题完全没有兴趣，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现象，因为这个问题的火苗已经烧到我们的后院了”（Lilienfield, 1998, p.3）。他还列出了20世纪90年代在临床心理学领域泛滥成灾的几种伪科学，其中包括：

1.用于治疗创伤的那些未经检验的怪异疗法；

2.已经被证实是无效的、针对孤独症的一些疗法，例如辅助沟通疗法（见第6章）；

3.继续使用一些未被充分验证的心理评估工具，例如各种投射测验；

4.利用潜意识来做自我治疗的录音带；

5.使用高度暗示性的治疗技术诱发儿时受虐的记忆。

利连恩费德援引著名临床研究者保罗·米尔（Paul Meehl）的话，“如果我们不对这一行业进行清理整顿、为我们的学生提供科学思考典范的话，外行就会替我们做”（Meehl, 1993, p.728; 同见Mahirer, 2000）。米尔在此指出了我们在第11章中讨论过的一种倾向：临床治疗师总是想让别人相信，他们拥有一些关于人类的“特殊”知识，这些知识超越了公众可获悉的、作为可重复验证的科学知识的一般行为趋势。米尔（1993）认为，临床心理学家必须更关注那些实证的公开验证的知识，并警告说，“如果认为自己拿到了博士头衔，就自以为能够在取样、感知、记录、保持、提取和推断这些人类心理受限的方面不犯错误，这是非常荒唐和自大的”（p.728）。

心理学家约翰·佩雷兹（John Perez）认为，道斯、利连恩费德和米尔所提出的观点可以汇总成一个论点，那就是，临床心理学家应当将帮助的目标转向患者，而不是那些随心所欲地实施疗法的治疗师。正如佩雷兹（Perez, 1999）所言，“我们必须决定，我们并不想创设这样一个环境：治疗师在其疗法的有效性压根没有科学依据的时候，仍然能够随心所欲地开展治疗；我们应该保障患者的权益，使其能够得到最有效的治疗”（pp.205-206）。

然而，心理学领域依然在遭受不端行为的践踏。例如，“紧急事件应激晤谈”在许多场合被作为标准化的程序，用于治疗那些经历了爆炸、枪击、战争、恐怖主义和地震的患者（Groopman, 2004; Mc Nally, Bryant, & Ehlers, 2003）。晤谈程序包括让患者“谈论事件并公开表达他们的情绪，尤其是当着也经历了同样事件的公司同事的面”（Mc Nally et al., 2003, p.56），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发生。大多数经过晤谈的病人都报告说这种体验是有帮助的。当然，看过此书的人都不会认为其依据具有说服力（想想第4章中关于“安慰剂”效应的讨论）。显然，需要有一个控制组（一些没有接受紧急事件应激晤谈的患者）。事实上，“许多创伤幸存者都在没有专业帮助的情况下从最初的创伤后反应中恢复了过来”（Mc Nally et al., 2003, p.45），因此需要证明，重大事件应激叙事的使用确实带来了更高的恢复率。虽然真正的控制实验所揭示的结果并非如此（Groopman, 2004; Mc Nally et al., 2003），但这一疗法还在被继续使用。

艾莫瑞、奥托和奥多诺胡（Emery, Otto, & 0' Donohue, 2005）在搜集大量证据后所做的综述中指出，与儿童监护权相关的临床心理学中充斥着伪科学。例如，研究者描述了一些临床心理学家在儿童监护权官司中惯用的用以评估儿童最大利益的工具。在回顾了此类工具——例如，传说能够测量关系知觉和父母觉知能力的量表——之后，艾莫瑞等人（2005）做出结论：没有一个工具被证明是可靠而有效的。他们写道：“没有一个关于这些测量方法有效性的研究发表在具有同行评审机制的刊物上，而这是科学的一项重要标准”（p.8），同时他们总结道：“我们对于这类测量最保守的评估也是尖刻的，即这些测量的构成不甚明晰，并且表现得如此糟糕，在儿童监护权评估中的运用未经任何科学的检验”（p.7）。

艾莫瑞等人（2005）指出，不仅评估儿童监护权的工具存在缺陷，而且临床心理学家使用的概念也有问题。艾莫瑞等人举了一个所谓“双亲疏远综合症”的例子。这个概念完全基于单独个案的“临床经验”，并且缺乏科学研究结论所需要的聚合效度，但它在监护评估中却被临床心理学家当作真正的科学概念一般随心所欲地使用。

最后，认知心理学家哈尔·阿克斯（Hal Arkes）讲述了他的失落经历，联邦机构拒绝使用他所提供的关于如何使基金评审流程更加完善的方法。但是，反思之后，他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专业呈现给大众的是一张窘迫的面孔。他回忆起最近收到的一个会议请柬，在这个会议上，某个分会场的专题是“与魂灵和已故祖先的沟通”，参加这一分会场的专业心理学家能够获得继续教育的资助。他承认，当专业组织也为那些可疑的“工作坊”提供资助、（并且）还有很多这类让专业蒙羞的具备职业资质的同行时，联邦机构很难接受心理学家的意见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不过事情似乎有了一些转机。2002年一本新的杂志诞生了，它就是《心理健康实践的科学述评》（The Scientific Review of Mental Health Practice）（Lilienfeld, 2002）。这本杂志致力于区分科学的治疗方法与那些伪科学的治疗方法，它已经得到科学心理健康实践委员会的认可。更令人振奋的是，至少有一些心理学组织已经痛下决心来整顿临床实践，并准备消除在实践过程中那种根深蒂固的“怎么样都行”的态度。利连恩费德和洛哈（Lilienfield & Lohr, 2000）报告了亚利桑那州心理学资格审查委员会吊销一位心理学家执照的事件。这个心理学家试图以一种伪科学的治疗方法来治疗恐惧症，这种方法是按照预定的顺序拍打患者身体的各个部位。不用说，这种方法没有实证效度。亚利桑那州委员会命令该治疗师停止使用这种方法，并且给他“留职察看”的处罚——一个心理学组织对使用伪科学方法的成员进行查处，这样的例子在心理学界还是非常罕见的。

简言之，心理学具有像吉柯（Jekyll）和海德（Hyde）那样的双重人格，极端缜密的科学与伪科学及反科学的态度并存。这个学科的双重人格特性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关于“恢复记忆-虚假记忆”的争论中表现得淋滴尽致（Brainerd & Reyna, 2005; Gardner, 2006; Garry, Frame, & Loftus, 1999; Loftus, 1997; Loftus & Guyer, 2002; Loftus & Ketcham, 1994; Pezdek & Banks, 1996）。许多个案报告说，有患者声称回忆起几十年前当他们还是小孩的时候遭受虐待的经历，而这些记忆曾经一度被遗忘。大部分这类记忆出现在治疗干预的情境中，显然说明这些记忆中的一部分是由治疗本身所引发的（Campbell, 1998; Gardner, 2006; Loftus & Guyer, 2002; Lynn, Loftus, Lilienfeld, & Lock, 2003; Piper, 1998）。有些人坚持认为这类记忆绝对不可信，另外一些人则坚称它是可信的。在这个爆炸性的社会话题所营造出的极具情绪化的氛围下，心理学家们提供了一些较为理性、平衡的意见，更为重要的是，还提供了部分关于恢复性记忆或虚假记忆的客观的实证证据（Alexanderetal., 2005; Brainerd & Reyna, 2005; Bremner, Shobe, & Kihlstrom, 2000; Clancy, Schacter, Mc Nally, & Pitman, 2000; Goodman et al., 2003; Mc Nallly, 2003; Pezdek & Banks, 1996）。从这里我们能充分地看出心理学这种双重人格的特性。由治疗干预所引发的、与事实真相相反的虚假记忆中，有一部分是由某些不称职的、对科学无知的治疗师造成的，而这些治疗师都是心理学专业人士。另一方面，尽管目前对这场争论所做的结论还不够充分和确定，但这一点仍应归功于那些对相关现象实证地开展研究的心理学家的不懈努力。心理学在制造问题，同时又在解决问题！

我喜欢引用丹杰费尔德的口头禅来作为本节的题目，希望这样做能够帮我洗清“为心理学家脱罪”的恶名。心理学家道格拉斯·穆克（Douglas Mook）在他的一本关于研究方法的书中曾提到过我借用丹杰费尔德的笑话，并且评论道：“确实，通常心理学得不到应有的尊敬，但有时，它又受到了不应得的尊敬，或者因为错误的原因而受到尊敬”（Mook, 2001, p.473）。我完全同意这一感受。穆克是对的，心理学的学生应当知道这个学科所面临的窘境。就像本书中所表述的那样，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心理学通常没有得到太多的尊敬。但是，心理学呈现给公众的印象却是很多临床治疗师宣称自己具有“独特的”洞察人心的能力——但这种洞察力在研究证据方面是站不住脚的，这一形象又使心理学获得了过多的尊敬。心理学的严谨性就在于，采取科学的方法来验证有关人类行为的各种主张；不幸的是，这一学科常由那些不尊重心理学这一严谨性的分支呈现给公众。

每个人不都是心理学家吗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理论，我们该怎样活下去。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人人都是心理学家。尽管如此，区分这种个体心理学和由心理科学所生成的知识体系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将看到，这种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许多大众读物里，二者的区别经常被故意混淆了。

我们的个人心理学知识与那些对行为进行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相比，有哪些方面的区别呢？我们已经有所讨论。我们的个人心理学知识多数是“菜谱式知识”。我们做某件事，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会导致其他人做出某些相应的行为，或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事能帮助我们实现某些目标。这些都是所谓的菜谱式知识。但是，个人心理学和科学心理学（也包括一些菜谱式知识）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菜谱式知识。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科学心理学总是力图通过实证方法检验菜谱式知识的有效性。

科学评估具有系统性和可控性，这些特性是个人评估程序所不可能具备的。事实上，心理学对于决策选择的研究表明，当行为发生的情境与原有的信念相悖时，人们就很难觉察到相关关系（见Baron, 2000）。我们只看到我们想看到的东西。心理学家已经找到出现这种现象的许多原因（Kunda, 1999; Lassiter, Geers, Munhall, Ploutz-Snyder, & Breitenbecher, 2002; Stanovich, 2004），但是它们并非我们这里关注的重点。即使我们想在个人的基础上评估个体的菜谱式知识，那些妨碍我们对行为现象进行充分观察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也会使我们的评估工作变得异常困难。引入科学方法的目的正是要避免个别观察者的偏见。这里的意思很简单，由科学心理学产生的菜谱式知识可能会更精确，因为和个体的菜谱式知识相比，它们经过更加严格的检验程序。

就像本章前面所讨论的那样，个体心理学和科学心理学之间的差别不仅限于对菜谱式知识的验证。科学想从自然界获得的远不止菜谱式知识。科学家们想要寻求那些能够解释药方运作机制的更为普遍的基本原理。许多人的个体心理学和科学心理学一样，也想探究更为基本的心理学规律和理论，然而这些个人理论和科学理论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些个人化理论是无法证伪的。许多人的个人心理学理论缺乏缜密的建构，只是一些适用于个别情形的陈词滥调的简单堆砌，有时这些话还会自相矛盾。它们向人们保证，存在一个确定的解释，而那些与之完全对立、会彻底动摇人们信念的事件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尽管这些理论极具慰藉功能，但正如第2章中所讨论的，除了慰藉之外，以这种方式提出的理论再无别的功能。这些理论都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解释一切，对未来没有任何的预测。没有预测，也就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信息。心理学科的理论必须符合可证伪的标准，这就是心理科学与许多外行人的个人心理学的不同之处。心理学理论是能够被证伪的，因此，心理学理论蕴涵了这样一种确保其发展和进步的机制，而这是个人心理学所不具备的。

抵制科学心理学的根本原因

基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些理由，千万不要把个人心理学理论和科学心理学的知识混为一谈。这种混淆有时是蓄意制造出来的，目的是要诋毁心理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如果“人人都是心理学家”是指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学理论的话，那么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它常常被隐晦地暗示心理学不是一门科学。

第1章中已讨论过，为什么科学心理学的想法会对某些人造成威胁。一门日趋成熟的行为科学，势必会改变各类提供心理信息数据来源的个体、群体和组织。很自然，对那些长期从事人类心理和行为评论的人来说，他们肯定会抵制任何威胁其权威地位的变革。在本书的第1章中曾提到过，科学的进步会不断地剥夺那些原有对自然界做出解读的权威团体的地位。行星的运行、物质的本质、疾病的原因过去曾经是神学家、哲学家和通才作家把持的领域，而如今，天文学、物理学、医学、遗传学和其他学科逐渐夺取了这些主题，并将它们放置在不同的科学专门领域内。

举例来说，许多宗教都已经逐渐不再声称他们对宇宙结构具有专门的知识。除了一些局部性的争议——如特创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大型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科学家们探究自然世界的结构，而许多宗教则对运用这些发现时可能带来的影响做出评论，但宗教已经不再与科学争夺对于这些发现的解释权了，对有关自然界的主张的裁定权，无疑已经掌握在科学家手中。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信念评估标准的变革。不会再有新闻报纸刊登有关土星带构成的立场鲜明的社论文章。为什么呢？并没有审查机构阻止这类社论的发表。很明显，写这类社论是徒劳的。因为社会大众知道，对这一方面的知识有发言权的是科学家，而不是评论员。仅在100年前，报纸和那些布道坛上的牧师还曾对动物世界的物种起源学说大肆攻击。现在，这类评论大部分都消失了。科学摧毁了让任何理性思考者轻信这些观点的客观条件。心理学还将在另外一个庞大的自然领域中摧毁这类条件。100年后，标题为“儿童早期成长，是遗传还是环境的影响？”的新闻报道可能听起来会感觉既愚蠢又过时，就像我们现在听到大主教雅舍尔（Archbishop Ussher）宣称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出来时的那种感觉。

有些人发现自己很难接受心理学发生的这类变革。他们顽固地坚持自己有权利对人类行为发表看法，即使这些看法与事实相去甚远。显然，“权利”用在这里并非是一个准确的措词，因为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无论这些意见是否正确。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许多人想要的不仅仅是发表有关人类行为见解的权利，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无论他们说什么，人们都应该相信其所说的话。当他们陈述一个关于人类心理学的观点时，他们希望周围的环境有利于人们接受他们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认为心理学是“怎么着都行”的说法会有大量拥护者的原因。所谓“怎么着都行”，就是暗含心理学的主张是不能由实证方法来判别的，它只是一堆观点的集合。科学对于这种“怎么着都行”的观点来说始终是一种威胁，因为它有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用以确定哪些说法是可信的。科学不是“怎么着都行”。正是这种去伪存真的能力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简言之，许多对于科学心理学的抵制都可以归因为“利益冲突”。前面几章中已经讨论过，许多伪科学已经发展成为数以百万美元计的产业，它们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依靠的正是公众没有意识到关于行为的主张也可以用实证方法来检验这一事实（在美国，占星师的数量是天文学家的20倍；见Gilovich, 1991, p.2）。公众也没有意识到，支撑这类产业的许多主张（如星相预测、潜意识减肥、生物节律、苦杏仁苷的使用及通灵手术），都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美国国会下设的一个委员会曾估计过，人们每年大约花100亿美金在这些医疗骗术上，这让花在正规的医疗研究上的经费相形见绌（Eisenberg et al., 1993; U.S.Congress, 1984）。

我们如何识别伪科学的主张？临床心理学家斯科特·利连恩费德（Lilienfeld, 2005, p.40）给出了一些注意事项，也是对本书内容的一个概括。他认为伪科学的主张有以下一些特征：

·喜欢采用特殊的假定，使得主张免于被证伪。

·强调主张是确证的，是不可辩驳的。

·喜欢将提供证据的任务强加给怀疑者，而非拥护者。

·过度依赖轶闻趣事和各类见证叙述来证实其主张。

·逃避同行评审。

·并非建立在已有的科学知识之上（缺乏学科关联性）。

许多伪科学术士和治疗骗术靠的就是心理学领域这种“怎么着都行”的氛围。这是一种非常容易让公众变得盲信和盲从的环境，因为，如果“怎么着都行”，公众的消费者权益就得不到保障了。正如律师彼特·哈勃所言，“在科学的边缘和科学之外……形形色色的顺势疗法药物、水晶和金字塔神奇疗效的信徒……必须借助对正统科学的诋毁来为他们的异端邪说提供立足之地”（Huber，1990，p.97）。这些兜售伪科学的人从骨子里想去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一套科学机制可以用于检验行为理论。迈克尔·吉瑟林（Michael Ghiselin, 1989）警告说，“道理很简单，人们都试图推销特定的观点，而真正能评估观点好坏的人，不是那些在市场上推销这些观点的人”（p.139）在行为理论和治疗这一领域，心理学家就是那些“知道如何来评估产品”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伪心理学产业一直极力反对科学心理学在评价行为主张方面的权威性。然而，伪科学的散播者通常不与心理学家正面交锋，他们绕过心理学，带着其主张直奔媒体而去。大众传媒为那些想要绕过科学心理学的狂徒、骗子和伪科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泛滥的电视脱口秀节目并不要求嘉宾出示科学研究的依据。这些嘉宾只要“足够有趣”，就可以在电视上露脸。

世俗智慧通常包含许多一厢情愿的想法：人们更愿意相信世界是他们所期望的样子，而非其真实的样子。为此，科学家们承担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那就是去告诉公众，这个世界的本质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不，快餐对你的健康没有好处”）。媒体本来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告诉人们真相，而不是迎合他们的期望），然而，它们却把重心放在“娱乐”而不是提供信息上，从而使情况变得更糟。

科学确实是在把那些不符合最低检验标准的、自称是特殊知识的理论及疗法清除出局。法庭也在摒弃那些有关特殊知识的主张。在一桩著名的道伯特（Dauber）诉梅里尔·道（Merrell Dow）药品公司的公案中，最高法院决定何时才可以在法庭上呈现专家证词——也就是说，什么才可以让专家证词具有专家性！法庭为那些考虑专家证词的法官提供了四个鉴别指标：（1）观点所基于的理论基础是“可检验的”；（2）与某一方法关联的错误率可知；（3）观点所基于的技术或方法是否经过了同行评审；（4）技术或方法是否被相关的科学团体所广泛接受（Emery，Otto, & O' Donohue, 2005）。这四个标准对应了本书的主旨：（1）可证伪性；（2）概率性预测；（3）服从同行评审的公共知识；（4）基于聚合性和共识的科学知识。法庭在排查特殊知识的主张、直觉和见证方面与科学相似。

本书曾经很简略地提及，在科学领域里的充分检验和不充分检验各是什么。内省、个人经验和见证叙述都被认为是关于人类行为主张的不充分检验。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这些内容就一直被那些非心理学家的评论者视为支持其观点的宝贵证据，因此，此时会爆发冲突也就毫不奇怪了。

请不要以为我想把科学心理学刻画成一个充满敌意而让人扫兴的角色。恰恰相反，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其实要比那些整天在媒体上反反复复、大呼小叫的伪科学有趣和精彩得多。进而，也不应该认为科学家是反对幻想和想象的，相反，在适当的情境中，科学家从来不反对幻想、想象及浮想联翩。彼得·米德瓦（Medawar, 1990）认为：

我坚信在适当的情境下可以夸夸其谈。我相信多数人在心理上需要保罗·詹宁斯（Paul Jennings）所说的“浮想联翩”。（你也许还记得詹宁斯在打字时，连“Bankrupt”都打成了“Bunkrapt”。任何人都需要幻想，我喜欢在听瓦格纳的歌剧或者读托尔金的小说时浮想联翻。但是，可不能将这个习惯带到科学里面（p.5）。

如果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会儿，大多数人都会赞同米德瓦的观点。我们进入歌剧院或电影院时，总想看到奇幻景象，但这种情形却不太可能发生在我们去看病、买保险、到托儿所给孩子注册、坐飞机或者修理汽车的时候。这种情形也不太可能发生在我们进行心理治疗、将自己注意力缺失的孩子交给教育心理学家测试，以及把自己的朋友带到大学心理诊所进行自杀干预的时候。心理学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必须像其他学科一样，把那些毫无依据的胡思乱想、“常识”、商业广告卖点、宗教意见、见证和妄想都清除出去。

让一门科学去告诉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他们的想法和意见是有用的，但不是在此地——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心理学是科学中最后一个面临这种微妙局面的学科。这与心理学产生的时间有关。大多数学科成熟于精英控制社会结构的年代，那个时候，普通人的意见没有影响力。而心理学则产生于一个民主的传媒时代，忽视公众意见会危及自身。许多心理学家正在努力修复心理学与公众在沟通方面的糟糕记录。当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在与公众的沟通中发挥作用时，势必会加剧他们与那帮将个人心理学和科学心理学混为一谈人的冲突。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直觉的物理学理论，但不是每个人都是物理学家。但是，如果我们不要求让个人物理学理论取代科学物理学，就为我们每个人获悉真正的科学物理学理论（因为科学是公共性的）铺平了道路。同样道理，并非人人都是心理学家，但人人都能获得心理科学所发现的事实和理论，将之付诸实践，并丰富我们所有人对彼此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