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拥有巨大的能量。大部分的人都渴望得到同情。给他们同情，你将会得到他们的爱。

有这样一段话，它具有神奇的作用，能够避免争执，去掉不好的印象，创造出良好的氛围，并能让别人认真倾听。这段话就是：

“我非常理解你的这种感受。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也会和你有一样的看法。”

在你所遇见的人中，大部分都渴望得到同情。同情他们吧，你将会得到他们的爱。

有一次，我在电台发表演说，评论《小妇人》的作者露易莎·梅·奥尔科特。我本来知道她是住在麻省的康科特，并且她那本不朽的著作就是在那儿写成的。可我竟想也没想地说我曾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特凭吊她的故居。如果我说了一次也就罢了，我的天，我竟然说了两次！于是，无数的信件、电报像马蜂一样涌进我的办公室，让没有准备的我不停地应付。多数是在表达气愤，当然还有一些是侮辱我的。有一个住在费城叫卡洛妮亚·达姆的女士，麻省的康科特恰好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她残酷地把全部的怒火都发泄到我身上。我想，即使我说奥尔科特小姐是来自新几内亚的食人族，她的火气也不会更大了，因为她的火气实在已大得不能再大了。我读着她的信，对自己说：“哦，上帝，我幸亏没有娶这个女人。”我真想写信回敬她两句，因为，我犯的这个地理错误，实在比不上她在对人礼节上犯的错误。可是我没有那样做，我控制住了自己。我知道，如果我那样做的话，我就等于是一个冒失的傻瓜。

我要比傻瓜做得更好些才行。所以我决定试着化敌为友。显然，这是个挑战，也是个游戏。我告诉自己：“是的，如果我是她的话，我也可能有跟她一样的感受。”于是，我决定接受她的观点。当下一次去费城时，我给那位女士打了电话。下面是我们的部分谈话：

我：“某某夫人，您几个星期以前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希望向您表达我的谢意。”

她(用非常礼貌的语气)：“我很荣幸和您通话。请问您是哪一位？”

我：“您没有见过我，我叫戴尔·卡耐基。在几个星期前，您收听过一次我有关露易莎·梅·奥尔科特的电台评论。我犯了个难以谅解的错误，居然说她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特。这个错误非常地愚蠢，我特地为了这件事向您道歉。您真是个好心人，能抽出宝贵的时间写信给我纠正。”

她：“卡耐基先生，那封信是我写的，非常抱歉，我是一时意气用事，我必须向您道歉。”

我：“不！该道歉的是我，不是您。即使是一个小学生也不会犯我那种错误。在那次评论后的第二个星期天，我在广播中道过歉了，现在，我想专门向您亲自道歉。”

她：“我就出生在麻省的康科特。200多年了，我家族里的人一直参与麻省的重大事情，那是让人自豪的故乡啊。所以，当我听到你说新罕布什尔是奥尔科特小姐的出生地时，我伤心极了。但是，我对我写了那封信感到歉意。”

我：“我想我伤心的程度是您的10倍。我的错误并没让马萨诸塞州损失什么，但却让我自己非常难过。具有您这种身份及文化背景的人士，很难得给电台的人写信。假如您再次在广播中发现我错了，希望您再写信来纠正我。”

她：“您知道吗？对您接受了我的批评，我感到非常高兴。您真是个好人。我很愿意成为您的朋友。”

于是，因为我向她道歉并接受她的观点，所以她也向我道歉并接受我的观点。我很满意，因为我止住了火气，并且用谅解友好的态度，来回应羞辱。我让她对我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因此非常满意。如果我当时也是以牙还牙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美国的历任总统，都几乎每天要面临着怎样对待别人的问题。塔夫特总统就是其中一个，但他从经验中明白了“同情”的巨大作用。塔夫特在他写的《服务的道德》一书中，列举了一件事情，详细阐述了他是怎样让一位有野心的母亲，从失望的怒火中平静下来的。

塔夫特写道：“有一位夫人住在华盛顿，她的丈夫是位有一些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她来找我，请求我给他的儿子安排一个职位，就这样，缠了我6个多星期，并且，许多参议员及众议员也支持她，和她一块儿见我，为她作保。但是，这个职位的工作需要具备相应的专门技能的人，于是在该局局长的推荐下，我任命了另外一个人。随后，那位母亲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是世上最坏的人，因为我的行为剥夺了她的快乐，本来我可以很容易做好的。她还说她和她的州代表商量过了，要对一项我特别感兴趣的行政法案投反对票，她说这是对我的报复。

“当收到这样的一封信时，你立即就会想，这真是一个不讲道理又没有礼貌的人，随后你可能就会马上给她回信。但聪明的做法是，先把信锁进抽屉，等上两天。这种事情，一般是等两天再回信。而两天后，你再拿出信时，就不会再想寄了。我正是这样做的。于是，我坐下来，用尽可能客气的语气给她写回信。我对她说，我非常清楚一个做母亲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非常失望，但是，我不能随便根据我个人的感情来任命一个人，我必须选择一个有相应的技术和经验的人，所以，我必须接受局长的推荐。并且，我进一步表示，我希望她的儿子在当前的职位上能实现她对他的期望。这平息了她的恼怒，她在一张写给我的便条中，对于她上次写给我的那封信表示了歉意。

“但是，我签署的那项任命，没有马上被通过，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一封自称是她丈夫的信，但是我看出这封信的笔迹几乎和上次的完全一样。信里面说，因为她在这件事情上受的打击，她得了神经衰弱，病得起不了床，并恶化成最严重的胃癌。信里质问我难道不能把以前那项任命撤销，再重新任命她的儿子，从而让她的病好起来？于是我不得不再给她的丈夫写一封信。我在信中说，我希望那项诊断是错误的，我非常同情，他一定为妻子的重病而十分难过，但我不可能把签署的那项任命撤销。我的那项职位任命最后终于获得通过，在我接到那封信的两天后，我在白宫举行音乐会。在音乐会上，这对夫妇是最先向塔夫特夫人和我问候的，尽管这位夫人这几天差点‘病死’。”

杰易·蒙格是俄克拉荷马州吐萨市一家电梯公司的业务经理。该公司和吐萨市一家最好的旅馆签订了合同，这家旅馆的电梯由他们来维修。为了方便房客，每次维修时，旅馆经理只给两个小时的维修时间。可是修理至少要8个小时才能搞定，而当旅馆的电梯停修时，他的公司最好的技术工人又不一定能及时赶到。

当公司技术最好的维修工有空的时候，蒙格打电话给这家旅馆的经理。他没有和这位经理争论，他这样说：

“瑞克，我理解你们旅馆有很多的客人，你要尽量避免电梯停开的时间过长。我知道你把这个看得很重要，我们会在这件事上尽力配合你。但是，通过对你们的电梯检查之后，我们确信如果现在不彻底把电梯修理好，电梯会遭到更加严重的损害，这会使电梯更经常地停开。我想你不会愿意给客人带来更大的麻烦。”

于是，旅馆经理答应把电梯停开8个小时用来彻底地维修。因为蒙格表达了理解旅馆经理照顾客人的想法，所以蒙格轻易地让这位经理同意了他的要求。

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钢琴教师佳茵·诺瑞丝讲述了她怎样面对和处理一个问题的，而这个问题在钢琴教师和十几岁女孩子间是经常会出现的。贝蒂的指甲留得很长，但是，这么长的指甲会妨碍弹好钢琴。

诺瑞丝说：“我知道她的长指甲会阻碍她想弹好钢琴的愿望。但是在开始教她弹琴前，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提她的指甲。我不想打击她学钢琴的热情，我也明白她很在乎她的指甲，并且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以使它看起来很有吸引力。

“在第一堂课后，我想是时候了，就对她说：‘贝蒂，你的手和指甲非常漂亮。我也知道你非常想把钢琴弹好，如果你能把指甲修短一点，你就会发现弹好钢琴就变得容易多了。我理解你有点舍不得，你好好地考虑一下，怎么样？’她做了个鬼脸，说她不会把指甲修短，我也找她的母亲谈论了这个情况，说起她的漂亮指甲的问题，又得到了否定的回答。显然，贝蒂仔细保养着她美丽的指甲，她非常珍视她的指甲。

“当贝蒂下个星期来上第二节课时，让我没想到的是，她的指甲变短了。我夸奖了贝蒂，并去感谢她母亲给她的影响。她母亲回答说，她并没有说她什么，是贝蒂自己决定的，并说这是她第一次因为别人剪指甲。”

诺瑞丝没有威胁贝蒂，也没有说她会因此而不教她。她告诉贝蒂她的指甲很漂亮，并表示把指甲修短对贝蒂来说是一种牺牲。这等于她做了这样的暗示，“我非常同情你，我知道决定把指甲修短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你会在弹钢琴方面得到更大的好处。”

S·胡洛克是美国音乐圈里最牛的经纪人之一。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和查理亚宾、伊莎贝拉·邓肯，以及拔夫洛华这些大牌艺术家有着很深的交往。胡洛克对我说，和这些脾气暴躁的明星们打交道，首先要具备的，就是同情，尤其是面对他们那种荒谬的怪僻更是需要同情。

他曾做过3年查理亚宾的经纪人，查理亚宾是最棒的男低音之一，曾唱火了大都会歌剧院。但是，他却非常不让人省心。他很多时候的表现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胡洛克先生这样说他：“这家伙在各方面都让人感到头疼。”

举个例子，在查理亚宾举行演唱会的一天中午，他在给胡洛克先生的电话中说：“胡洛克先生，我觉得非常糟。我的嗓子简直成了碎肉饼了，看来我没法演出了。”胡洛克先生没有马上和他争论，他清楚作为经纪人他不能这样对待他的艺人。胡洛克立即赶到查理亚宾的旅馆，用带着忧伤而又十分同情的语气对他说：“太可怜了，我亲爱的朋友。是的，你无法上台演唱了，我会马上取消这场演唱会。你也就是扔了一两千美元而已，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让你的名誉不受损失是最重要的。”

查理亚宾听完这些话，叹一口气说：“我想，最好你傍晚再来瞧瞧，5点钟的时候再来一次吧，说不定我会好一些。”

胡洛克在下午5点钟又赶到他的旅馆去，还是充满同情地面对他。他又说没法唱，并且又叹口气说：“或许你最好等一会儿再过来看看，那时我可能感觉会好一些。”

这位很牛的男低音终于在7点半答应可以唱了。他让胡洛克先生答应在演出开始前向观众们宣布，查理亚宾得了重感冒，嗓子非常不舒服。胡洛克先生马上答应了他，因为他清楚，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位很牛的男低音上去唱。

盖兹博士在他那本著名的著作《教育心理学》中说：“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同情。小孩子着急地把他的伤口让别人看，甚至故意把小伤口搞得更大，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同情。同样的，大人也为此展示他们的伤痕，诉说他们的意外、病痛，尤其是被动手术的细节。从某种角度来说，为发生的或空想的不幸而自怜自爱，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