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2年以来，已有五十多万人成了我的公共演讲课程的学员。自然，这些课程都蕴含了我的公共演讲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学员中的许多人来信说明了自己为什么参加这一课程，以及由此渴望获得什么。

当然，这些信的措词用语并非千篇一律，但绝大部分的中心思想和最根本的需求是惊人的一致：“当我站起讲话时，”不止一个人如是写道，“我变得小心翼翼，非常紧张，以至于不能思维清晰、表达有力，不知自己要说些什么。我想获得自信、泰然以及自主思考的能力。

“在生意场上、俱乐部里或公众面前，我想使自己的思维能合乎逻辑地组合起来，并且，能够清晰地、令人信服地表达出来。”成千上万的来信大致都是如此。

这不由得让我回忆起了一件真实的往事：多年以前，我认识了一位名叫根特的绅士，他参加了我在费城举办的公共演讲班。就在学期开始不久，他邀请我在“制造业工人之家俱乐部”共进午餐。

他是一个中年人，生活态度极为积极乐观；他不但拥有自己的事业，而且还踊跃参与教会工作和社区活动。

那天，我们边吃边聊。他感慨万千地说：“以前，人们曾多次邀请我在公共场合讲话，但我从未敢尝试。因为，每当想起要面对台下那么多的人，我就会感到非常紧张，大脑也一片茫然。所以，我总是设法回避这样的场合。但是，我现在是大学董事会的主席，在董事会上，必须主持会议，作一些发言——在我这样的一个年纪才去学习演讲，你是否感觉有些迟了呢？”

我鼓励他说，“根特先生，学习是一个终生的过程，无所谓早晚。但你能否成功，不是一个我能回答的问题，关键要靠你自己。只要你能采用正确的方法，辅之以不懈的努力，你肯定会成功的。”

他真的很希望将来的发展能如我所说，但又担心那是过于乐观的估计。于是，他半信半疑地说：“我真的还可以吗？你不会是出于好心，只是安慰鼓励我吧。”

培训班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失去了联系。后来，我们又在“制造业工人之家俱乐部”偶遇。寒暄之后，我们又相约共进午餐。仍是上次那家餐厅，仍是同一个餐桌。我问他那时我是不是太过乐观了，这使他想起了我们先前的谈话。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红色封面的笔记本，把人家向他预定的演讲及日期单给我看。

“讲话的能力，”他坦诚道，“演讲过程中的快乐、我能给社区带来的其他服务——所有这些都是我生命中最令人满意的事情。”就在我们再次相遇前不久，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重要的裁军会议。当人们知道英国首相计划参加这个会议时，费城的浸礼会教徒们拍电报邀请他在他们城市举行的大型群众集会上做演讲。而且，根特先生告诉我，他本人是被从费城这个城市的所有浸礼会教徒中挑选出来向公众介绍英国首相的。

可是，正是这个男人，大约三年前，坐在同一个桌旁，郑重地问我他是否能够当众演说！他在演讲能力方面的进步速度非凡吗？绝对不是，我们有许多类似的例子。举一个较为明确的事例来说：

几年前，一个布鲁克林的医生，我们称他为克蒂斯博士，在佛罗里达州“巨人”训练场附近避寒。作为一个热情的棒球迷，他经常去看“巨人”队员们训练。不久，他便与他们十分熟悉了。于是，在某一天，他被邀请去参加为表示对“巨人队”的敬意而举行的宴会。

在上过咖啡和果仁之后，几位有名气的客人站起来讲了几句话。突然间，克蒂斯博士出乎意料地听到宴会司仪说道：“今晚，在座的有一位医生，克蒂斯博士，我打算请他对于棒球选手的健康讲几句。”

这方面的知识他有准备吗？当然，克蒂斯先生有准备，而且，他有世界上最充分的准备：三十多年来，他一直研究卫生学和进行药物实验。本来，关于这个话题他能坐在椅子上滔滔不绝地讲上一整夜。但是，站起来讲，哪怕是面对一小部分听众，那也完全是两回事。对这项任务他深感无能为力。想着这个事情，他的心跳加速起来。在他的生活里，他从未做过公众演讲，现在，他只想生出两只翅膀，逃之夭夭。他究竟该怎样去做呢？听众们在鼓着掌，每个人都在看着他。克蒂斯摇摇头，但这使得掌声更加热烈起来。“克蒂斯博士！发言！发言！”这叫喊声变得愈来愈迫切。

他陷入了绝对的困境之中。他知道，如果去发言，他会失败，因为他说不出几句话。因此，这个感到无比尴尬和羞愧的人，一言不发，站立起来，调转身，默默地走出了房间。

返回布鲁克林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登记参加了我的公众演讲课程，他不想再一次被弄一个大红脸和陷入哑口无言的境地。

他是那种令老师为之振奋的学生：他有无比的热情，急切地希望自己能够当众讲话，而绝对没有开小差的意思。他总是充分地准备自己的演讲，并持之以恒地练习，而且，他没有错过这门课程的每一节课。

作为一个学生，他认真地做着该做的事情：这使他以令自己惊异的速度进步着，这种速度已超过了他最美好的设想。经过最初的几个学习阶段以后，他的紧张感消失了，而他的自信心却越来越高涨。两个月以后，他已成为了他的群体中最耀眼的演讲明星。不久以后，他开始接到去各地演讲的邀请；现在，他坦言喜欢演讲时的那种感觉和激情，感激演讲使他成为了一个卓越的人，也感谢演讲给他带来了新的朋友。

一位纽约城市共和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听了克蒂斯博士的一场演讲后，邀请他在市里为自己的集会游说活动。如果这位政治家知道，正是这个人，仅在一年前因为有怯场症说不出话，而在羞愧和慌乱中离开了公众宴会大厅，那么，他会何等惊讶啊！

当面对人群讲话时，获得自信和勇气以及沉着、清晰思考的能力的难度不及绝大多数人所想象的十分之一。这种才能不是上帝赐予极少数有天赋的人的礼物，而是与打高尔夫球的能力类似。只要他有充分的热情，任何人都可以培养自己的这种潜能。

直接面对听众是使你不能很好地思考的最主要的原因吗？当然，你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当面对人群时，你应该能够思考得更好，人们的在场，应当更能刺激和提升你的思维水平。许多演说家都会认为听众是一种激励和灵感，他们会使演讲者的大脑更加清晰、更加敏锐地运转。在这种时候，正如亨利·沃德·比切尔所说的那样，演讲者还未意识到自己已拥有的想法、事实材料、观点“正像云烟般飘来”；他们只需伸出手去抓住它们就可以了。这应该成为你的经历，而如果你不断练习并持之以恒，这一切都会如愿以偿的。

通过这些事例，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培训和练习将会消除你的恐惧心理，而且，会给你带来自信以及伴随自信的勇气。

不要认为自己克服盲目的恐惧和紧张难比登天，因为，即使那些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在其演讲生涯的开端，也被这种恐惧和紧张折磨过。

威廉·詹尼斯·布兰，曾经是一名受过战争创伤的老兵。他坦言，在第一次公众演讲尝试中，自己两腿打颤。

马克·吐温在做第一次演讲时，感觉自己的嘴里像塞满了棉花一样，脉搏也加速跳动着，好像在跟谁赛跑似的。

格兰特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军队，攻占了维克斯堡而取得了胜利；可是，当他准备做公众演说时，他承认自己就像一辆失控的汽车一样。

琼·杰罗斯，这位法国当时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公众演说家，在鼓起勇气发表第一次演讲之前，坐在国会大厦里，沉默了整整一年。

劳德·乔治坦言：“我第一次做公众演说时，处于一种痛苦的状态中，不知道要讲些什么，实际上，刚开始时，我的舌头紧紧抵在上腭上，几乎说不出一句话。”

约翰·贝特，这位著名的男士，在内战期间，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解放事业，他在一所学校里面对一群农民做了首次演讲。在去演讲的途中，他非常惧怕遭到失败，因此，他请求同伴在他退缩时鼓掌激励自己。

查尔斯·史戴沃特·帕耐尔，这位伟大的爱尔兰领导者，在他演讲生涯的最初——据他的兄弟证实：“非常紧张，于是他就握紧了拳头，以致手指甲都陷进了肉里，手掌流出血来。”

迪斯瑞利承认第一次在国会下院里讲话时，他宁愿去率领一支骑兵发起冲锋，他的那次公众发言糟糕透了。

事实上，许多著名的演说家在开始时的表现都是不成功的。因此，你要放宽心。

在回顾了众多演讲者成长的经历后，每当学员在最初表现出不安和焦虑时，我总是很高兴的。即使在一个商业性的会议上，仅仅面对数十人，你的讲话也应力图做到这一点——时而紧张、时而惊讶、时而兴奋。在这种时候，演讲者应该紧张兴奋起来，就像一匹训练有素、纵横驰骋的骏马。两千年前，西塞罗说过：所有真正伟大的公众演讲都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情绪上的紧张和兴奋。

演讲者即使在面对无线电讲话时也有同样的经历，这被称为“麦克风恐惧症”。当查利·查普林通过无线电演说时，他让人把他的发言全部写了出来。当然，他已习惯了面对公众演讲。1912年，他在英国故地重游，写了一篇杂记《音乐厅之夜》。在这之前，他已在英国拥有了一定的地位。然而，当他进入工作室面对麦克风时，他的心中充满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如在二月份一个暴风雨天气里穿越大西洋一样。

著名电影演员兼导演詹姆斯·凯克伍德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以前曾是演说舞台上的一颗明星；但是，当他在无线电工作室面对麦克风发表完演说时，冷汗涔涔。他坦言：“即使在百老汇发表演说也不会令我那样紧张。”

许多人在演讲开始前都会紧张，无论他们是否经常做一些演说。但稍过一会儿后，这种紧张就会消失，演讲者就会恢复自我。即使是林肯，在最初几次演说时也会局促不安。他的法律合伙人描述说：“在开始的时候，林肯总感到手足无措，让自己适应周围的环境对他来说好似一件棘手的事情。他力图去改变这种过分的胆怯和不安，但往往会适得其反。我多次见证过这样的时刻，非常同情他的境地。当他开始演讲时，嗓音发颤，时常伴有刺耳、令人不悦的声音。他的举止、神态，那毫无光泽、干皱着的脸，那古怪的姿势以及那小心翼翼的动作——所有这一切，好似对他都不利，但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在经历了几次演讲后，林肯变得泰然自若了，他又充满热忱和激情了，于是，他真正的演说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