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是我最喜欢的大趋势思想家。他一心用计算机来解决世界性问题。他热衷于思考异想天开的“旁门左道”，只为看看能否从中学到些什么。他会随便挑选一个极端观点进行推算，看看如果它是对的会出现什么结果。这些推算出来的数字与我们所知的其他信息是否相符？

戴森刚刚写了篇关于全球变暖问题的分析，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一篇——尽管以《纽约书评》的书评面目出现。他有无与伦比的才能，通过对现象的物理过程进行估算，每每能得出新奇的见解。他的“评论”给我们提供了三个全新的视角。

1）一个理论性全球变暖解决办法。他提出了采用生物工程技术的“超强食碳植物”，因为他基于著名的基林曲线的计算表明，植物能在十年内吸收多余的碳。我认为这种生物技术是可行的。但我怀疑我们不能像他估算的那样把它们移植到“占据四分之一”地球陆地的野生物种，因为这些经过改变的物种的行为和相互作用，不会特地与其野生先祖相同。它们之所以如此另类，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能析出的碳比野生植物多得多。如果像农产品一样大规模种植，这些超强食碳植物没准儿能起作用。但是要做出这个推测，戴森的问题概要也要修订。

2）更有趣的是，戴森对新的全球宗教做出了最好的描述，一个此前几乎没人注意到的新兴宗教。我认为他在这一点上百分之百是对的：

有一种可称之为环境主义的世界性世俗宗教，认为我们是地球的管家，用奢侈生活的废弃物品来掠夺这颗星球是一种犯罪，正义之路是尽可能节俭地生活。环境主义伦理正被灌输给全世界幼儿园、中小学乃至大学里的孩子们。环境主义已取代社会主义成为最重要的世俗宗教。环境主义伦理本质上是合理的。对自然栖息地的无情破坏是恶，对鸟类和蝴蝶的细心保护是善，科学家与经济学家和佛教僧人与基督教活动家在这一点上应该是一致的。环境主义者的世界性团体——多数都并非科学家——占据着道德制高点，正领导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有前途的未来。作为一个对自然充满希望和敬畏的宗教，环境主义已进入到我们的生活。这是一个为我们大家所共享的宗教，不论我们是否认为全球变暖有害。

3）但是最重要的，他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长期思考，是因为戴森以非凡的清晰度解释了代际思考的一个主要难题——这一代今天应当接受多大“惩罚”来确保未来的繁荣？这是戴森的答案：

如果我们能在2010年花1美元在节能减排上，从而免去2110年由气候变化造成的M美元损失，M必须多大，才能让这钱花得值得？或者以经济学家的说法，气候变化对未来造成的损失有多少能被今天投资于节能减排的钱抵减或者“贴现”？

这叫做“贴现未来”。任何长期计划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估算。

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常规回答是，如果2010年以平均复利率把钱投资于世界经济一百年，M必须大于2110年的预期盈利。比如，1美元以4%平均利率投资一百年，其价值将是54美元；这是1美元在一百年后的未来价值。因此，现在为阻止全球变暖的特定战略花的每一个美元，必须在一百年后使由全球变暖造成的损失减少54美元还多，从而增进良性的社会经济效益。如果一个碳排放税收战略的结果是每投资1美元盈利仅仅为44美元，为此付出的代价将超过采取这个战略的好处。但是如果这个战略带来的是1美元盈利64美元的结果，其好处就不言而喻了。这时问题就成了：在创造超过现时成本的远期利益方面，应对全球变暖的不同战略做得有多好。

未来贴现率的选择对每个制定长期计划的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决定。贴现率是未来一美元的现值在进入未来的过程中的假定年损耗率。

戴森接着回到全球变暖问题。他评述了斯特恩和诺德豪斯关于未来贴现率的两个对立观点。

在斯特恩看来，贴现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把当前一代和后代区别对待。也就是说，斯特恩认为贴现将过重的负担强加于后代身上。而在诺德豪斯看来，贴现是公平的，因为今天人们少花一美元，一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就能多花54美元。

同样的困惑，可以有许多方式来重新表述。如果能使今天成百万的人摆脱贫困，那么大量燃烧煤而不是减少烧煤，把减轻贫困搁置到以后，这是否妥当呢？今天，是繁荣、污染，还是环境健康、贫困，带给后代的更多？如果你生在未来一代，你想要什么？贫困的世界还是干净的世界？

难道我们不该把繁荣和健康都传下去吗？当然应该，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戴森对贴现未来的解释说明了一点，总要有所取舍的。实际上就定义来看，我们也绝对不可能同时满足当前一代和后代。现在和未来的需求可能重叠但不会同时发生。

每个人都有非常明确的时间偏好。几乎每个人都宁愿在今天得到1千美元而不是在50年后再得到1千美元。但是如果你在今天1千美元和50年后3万美元之间做选择，两者就争起来了。现在和未来两个数额之间的差异，驱动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利息——某人为现时所得而愿意支付的金额。有些人会为现时报酬支付过高代价，往往会陷入永远无法还清利息的困境。因此面向未来的利率和贴现率需要明智地制定。

社会似乎也有时间偏好。如其所愿的话，他们宁愿要眼下的繁荣而不是以后的。他们愿意为现在就得到报酬付出多少呢？他们会为了得到眼下的繁荣而为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和长期债务付出代价吗？可能会，而且可能还愿意付出过大的代价。即刻繁荣的“利息”可能是任何未来一代都不愿偿付的。

此外，技术的推动突显了贴现未来的不可思议性。在某些项目，延迟大大增加了未来的成本。等着维修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意味着需要越来越多的钱去升级它们，因为腐朽引起腐朽。忽视可能是自加速的，因此修补遭到严重忽视的东西贵得几乎难以想像。另一方面，以摩尔定律为例，如果直到未来计算机都能每年价格降低一半而速度翻倍，那么延迟一些特殊的计算挑战也说得过去。许多生物学家认为延迟人类基因组测序从经济角度上看是最明智的。你可以等技术发展几年，随着每年效率和速度翻倍，一旦便宜下来它就会突然发力。因此等的是更便宜和更快速。

所有的外熵系统（经济、大自然和技术）都是由自加速反馈循环所控制的。就像复利或良性循环，不断增加的盈利给它们提供了动力。成功导致成功。一个增量长尾逐渐积累起来，而后由于在每个循环周期都翻倍，它们便从默默无闻迅速激增到举足轻重的程度。外熵系统也能以相同的自加速方式突然崩溃，一个减法引起许多其他减法，这样在一个恶性循环中整个系统向内部坍塌下去。我们对未来的看法被这些指数曲线给歪曲和蒙蔽了。

但是尽管进步运转在指数曲线上，我们每个生命却是以线性方式在延续。我们日复一日地生活着。尽管我们可能觉得，在我们变老时，时间在飞，实际上它在一点一滴地慢慢流淌。今天总是比未来某一天更有价值。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无法保证一定能得到这一天。文明同样如此。在线性时间上未来是损失。但是因为人类心智和社会能够随着时间推移做些改良，并且在良性循环中增加这些改良，因此在这个维度上时间是盈利。因此长期思考必定包括线性和指数性两种趋势的合流。我们这个时代的线性征途贯穿于无数自我增强的指数级力量的一连串起起伏伏中。人类世代也在以线性顺序前进。它们前赴后继稳步向前，同时受到指数级变化的复合循环的推进。

长期思考的内容就是要权衡线性与指数的交叉点。每一代和每个问题的交点方程都各不相同。有时即刻需求会占上风，贴现率会有利于现在。比如说，儿童疫苗和抗生素的长期使用从长远看来可能证实存在负面作用，但是其对当前世代的价值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同意把成本交给未来。这样子孙后代就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解决这个问题，方法是发明更好的药物，采用成倍优于现在的知识和资源。其他时代下的后代子孙将从起初是小的即时回报的后来成指数级增长中大受裨益，以至于我们要提高贴现率。比如说在任何社会，对女孩子的教育投资收益如此之丰，给许多方面带来的增进如此之大，造福的世代如此之多，现在付出些代价简直太值了——即便是面对文化抵制和低即刻收益的高昂代价。这里成本点转向了现在。

如我们所预测，成本、效益、风险阈值落在文明每一部分的时间线，或者由我们的线性生活与指数变化相交之处构成的野外图，随便哪个都是现成的。

2008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