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张羊皮换名相——秦穆公任用囚徒

秦穆公即位时，秦国地处偏僻的西方边境，最初只是周朝王室的一个附庸小国。后来因为秦襄公被周平王封为侯，并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秦国才有了一定的势力，便定都在雍城。后来的穆公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君主，决定广泛地招揽贤才，使秦国强盛起来。

秦穆公，姓嬴，名任好。他即位的当年就开始扩张疆土。秦穆公亲自带领军队讨伐茅津的戎人，并取得了胜利。秦穆公四年，（公元前656年），秦穆公到晋国迎娶晋国太子申生的姐姐穆姬为妻。在晋国陪嫁的奴隶中，有一个叫百里奚的人。穆公在清点人数时，却没有这个人。晋国的使臣说：“这人不过是70多岁的老奴，没有什么用处，跑了算了。”

秦穆公胸怀大志，懂得重用人才的道理。他听人说百里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连忙马上派人，四处打听，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百里奚原来是虞国人。他有经世之才，却家贫如洗，空有报国之心，得不到重用。后来，经虞国大夫宫之奇的推荐，当了大夫。虞国国君不听他的劝谏，借道给晋国，反而被晋国灭亡，百里奚也成为晋国俘虏。晋国国君想任他为官，他却宁愿做囚犯，也不肯为敌国做官。晋献公非常生气，就把他做了陪嫁奴，送到秦国。百里奚感到受了奇耻大辱，便偷偷跑到楚国，当了一个放牛倌。

穆公查知百里奚在楚国，就想用重金向楚国赎回他。又一想，用重金相求，就暴露了百里奚是个有才之士，楚国必不放行。

于是，就派使者向楚国说，我国一个陪嫁奴仆百里奚，逃在贵国，我们想用五张羊皮赎回去治罪。楚国一看这个人如此不值钱，毫不怀疑地就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

70多岁的百里奚被押解回秦国，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了手铐和脚镣，把他从牢房里放出来，并向他虚心求教国家大事。百里奚说：“我是亡国之臣，哪里有资格和您谈论这些呢！”穆公说：“虞君正是因为不重用你，国家才会导致灭亡，亡国又不是你的过错。”穆公坚持向百里奚请教，百里奚很感动，与穆公谈了起来。他们一连谈了三天三夜，言无不合，秦穆公觉得很投缘，也看出百里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高兴地说：“我得到您，就像齐桓公有了管仲一样。”当即封百里奚为国相，掌管国家大政。因为百里奚是用五张黑羊皮赎回来的，所以人们又称他为“五牂大夫”。

百里奚看秦穆公礼贤下士，就对他说：“您能够赏识我，我很荣幸。可我的才能远远不及我的朋友蹇叔。蹇叔非常贤能，只是不为人知罢了。回想当年，我逃亡到齐国的时候，穷困潦倒，不得不向别人乞讨，是蹇叔收留了我。后来，我想到齐君无知那里去做事，被蹇叔阻止了，否则，我有可能会被卷进齐国的内乱，遭遇到不测；我来到周地，发现穨喜欢牛，就借着养牛的机会去接近他、可是蹇叔又阻止了我，让我离开。后来王子穨被杀，我却因听从了蹇叔的劝说保住了一条老命。我想去虞君手下做事，蹇叔又阻止我。其实我也知道虞君不会赏识我、重用我，只是为了那一份爵位和俸禄，才暂时留了下来，想不到就成了俘虏。我两次听从蹇叔的意见，都能幸免于难，只有一次没听他的，就遭遇了虞君亡国的大难。从这三件事上，就能看出蹇叔有非凡的才能和远见卓识。”秦穆公听了，立即派人将蹇叔请来，任命他为上大夫。

秦穆公求贤若渴、识贤如镜的名声传扬开来，很多贤士都汇集其麾下，形成了“谋臣如云，猛将如雨”的局面，使秦国一跃成为“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的强国。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人才难得，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只要是有智慧、有才能的人，心胸开阔的智者往往能慧眼识珠，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我们在对待一个人，评价一个人的是非功过时，也应当观大节，看主流，而不应斤斤计较于细枝末节，更不能抓住一点不放，以小节之过否定大节，把人一棍子打死，把事情全盘否定，对人不必求全责备而已。

●不惜才于异代，皆取才于当时——唐太宗求贤若渴

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一生对人才有着特殊的偏爱和执著的追求。在起事之前，他就曾礼贤下士，散财结客，并且亲临牢房去求访有识之士刘文静；他亲身经历了隋朝末年的风云变幻，吸取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的人才观，认为得贤是“天下大端”。他形象地说道：“车子如果没有轮子，就无法行走；舟船如果没有船桨，就无法航行。国家如果缺乏人才，就无法治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唐太宗求贤若渴，多方求才。所下的求贤诏就达五次之多。为了广泛求贤，他还责成臣下选贤；要求中央官员，特别是宰相，要把发现和推荐人才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在防边御敌上，唐太宗认为得一良将胜过修筑万里长城。特别是他给太子李治的《帝范》一书中，广征博引，从治理国家、皇帝为政等不同角度，论述了选贤任能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商汤不以伊尹是个厨子为羞，周文王不以姜太公杀猪、钓鱼为耻，终于成就了大业。”鲜明而又富有远见地阐述了他的用人思想。

公元628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居相位，应当替我分忧，广开耳目，求访贤才。我听说你们每天断案数百，光是读公文都来不及，怎能帮我求贤呢？”他要求房玄龄、杜如晦二人把琐碎事务都交给左右丞，从一般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帮助自己求访贤哲。唐太宗多次对大臣们说：“你们公务繁忙是肯定的，但是不能只忙公务而忘记举荐贤才。”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要想使国家从根本上达到安定，唯有得到贤才。最近我命你举荐贤才，却没见你推荐一个。治理天下，政务繁重，你应当分担我的忧虑和辛劳，你不推荐人才，我将托付给谁呢？”

封德彝回答说：“臣虽然愚昧，但是怎敢不尽心尽力办这件皇上交给的事呢。只是至今所见，天下的贤才都已经被举荐完了。”

对于这种推卸责任的托词，太宗十分生气，驳斥他说：“前代圣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不惜才于异代，皆取才于当时。难道我们能等着去梦见傅说、吕尚这样的贤才，然后再去治理国家不成？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只是我们遗漏而不知道罢了。”

唐太宗的批评十分中肯，使封德彝无地自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唐太宗时常责令宰辅大臣“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不要只知道埋头于政事。这足以看出唐太宗当时对举贤荐能的决心是何等的坚定。

唐太宗有一个重要的用人思想，就是取当世之才治理天下。在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者总是埋怨身边没有人才，认为不是自己没本事，而是身边的人没本事，只把人才与历史的名哲圣贤相比，而不善于从身边、从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因此犯了与封德彝同样的错误。

辨识人才，不能僵化地遵循书本上所规定的一些标准。关于人才的特征和标准，尽管在理论上进行各种研究和规定，以供各级领导者参考，但人才毕竟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理论上所给定的那些规定和标准是很难准确把握的。如果硬要把活生生的人予以僵化、呆板地看待，并用事先准备好的“人才框架”去套，其结果要么找不出人才，要么找到的只是个“庸才”，还会闹出类似于“按图索骥”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