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正直，有口皆碑——申屠嘉不畏强暴

丞相申屠嘉是梁地人。他年轻的时候力气大得惊人，能拉开最强的弓箭，于是当了一名武官，跟随高祖攻打项羽。项羽失败后，申屠嘉又随从高祖攻打黥布的叛军，并担当都尉。汉惠帝时，申屠嘉又当了淮阳郡守。张苍当丞相的时候，申屠嘉是御使大夫。后来张苍辞去丞相的职务，汉文帝想让皇后的弟弟当丞相，但是又怕天下人说他偏向自己家人。他考虑很久，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让御使大夫申屠嘉担任丞相，并封他为故安侯。

申屠嘉为人清廉正直，有口皆碑。朝廷里要是有人因为私事去找申屠嘉，他都拒绝接待。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最受皇上宠幸，被赏赐的财物数以万计。邓通常常在家里招待百官，连汉文帝都曾经到过他家做客。有一次，丞相申屠嘉上朝，邓通正好也在皇上的身边。邓通觉得自己跟皇上很熟，知道皇上宠幸他，于是在礼节上就表现出很散漫的样子，而皇上对此也不介意。申屠嘉看不下去邓通的这一表现，在奏完政事后，顺便对皇上说道：“皇上宠信臣子，能够让他富贵，可是，无论是谁在朝廷上也要讲究礼节，不能随随便便！”皇上却说：“怎么说是随便呢？这很正常，无妨大碍！况且也没有失礼呀！你不用多说了！”退朝之后，申屠嘉回到丞相府，立刻下令，叫邓通到丞相府来。邓通不敢去，申屠嘉更加生气，就想斩杀他。邓通非常害怕，就跑到汉文帝那里告状。汉文帝安慰邓通说：“你不要害怕，现在只管回去，要是有什么动静，我马上派人过去。”邓通回去后，越想越害怕，就主动去了丞相府。邓通一进门，就脱下帽子，光着两脚，低头认罪。申屠嘉和以往一样坐在那里，故意不理他，然后训斥他说：“朝廷是高祖的朝廷，你作为一个小小的臣子，竟敢在大殿上嬉戏打闹，真是太不像话了！按着规定应当斩！”接着马上吩咐道：“来人！把邓通拉出去立刻斩首！”邓通听了，吓得“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连声求饶，拼命磕头，头上都磕出了血。但申屠嘉还是不放过邓通，坚决命令手下人把他拉出去斩首。正在这时，汉文帝派人来召见邓通，来人对申屠嘉说：“邓通只是皇上用来开心解闷的，你又何必这样认真呢？用不着这么严厉地对他，你也不必生气，就饶了他这一回吧！”申屠嘉无奈，只好放了邓通。邓通马上又跑到汉文帝那里哭诉说：“我差一点就让丞相给杀了！”

申屠嘉当丞相5年后，汉景帝即位。

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晁错当了内史，很受宠幸，渐渐掌握了国家大政。晁错请求皇上更改各种法令，又建议责罚各位诸侯，削弱他们的势力，以保刘家天下。丞相申屠嘉不同意晁错的观点，就向皇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可是皇上并没有采纳，申屠嘉因此迁怒晁错。

晁错是内史，内史府的门是朝东开的，出进有些不方便，于是决定改开一道门，从南边出入。而朝南开的门，正好凿在了太上皇庙的外墙上。申屠嘉想借这个机会治晁错的罪，向皇上告发他随便开凿宗庙的外墙，准备让皇上诛杀晁错。晁错一个门客得到了这个消息，连忙报告了晁错。晁错很害怕，连夜进宫拜见皇上，向皇上说出了实情。第二天，各位丞相大臣上朝禀奏国事。丞相申屠嘉奏请诛杀内史晁错。然而景帝对这件事早有准备，于是回答说：“晁错开凿的不是真正的庙墙，而是宗庙的外墙。外墙里面还住着其他官员呢！况且，是我让晁错这么做的，并不是他的错！他没有罪！”申屠嘉很吃惊，却也无可奈何。

退朝以后，申屠嘉说道：“唉！我办事欠考虑呀！其实一开始我可以先斩了晁错，然后再报告皇上，来个先斩后奏。可是我却偏偏先请示了皇上，结果反被晁错戏弄了。”

申屠嘉一生正直，刚毅守节，然而他缺少谋略和学识，这一点跟萧何、曹参他们不同。

申屠嘉是一个很正义的人，只要是违反了法律和朝廷的各项规章制度，不管这个人是谁，他都敢治罪。他这样的人虽然缺乏人情味儿，可是任何一个朝代又少不了，因为摆在台面上的法律，名义上是人人都要遵守的。

如果今天有申屠嘉这样的人就好了。

●一碗水端平——毛泽东搓和两虎将

王建安和许世友都是湖北老乡、黄麻起义的参加者，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和搭档。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黄安县桃花沙河村人，家境贫寒，幼年以乞讨为生，14岁时给地主王少山放牛，一天到晚还挨王少山的打骂。1924年10月，17岁的他又挨了王少山一顿打后，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王少山的住宅，去武汉投军，更名建安。当兵吃粮两年，因不满旧军队的恶习，他逃回老家，召集60个穷兄弟，自己拉起一支武装，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下党取得联系，1927年入党后，参加黄麻起义，成为了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的一员。

许世友是麻城县乘马岗人，家里也是穷得揭不开锅。8岁时，他跑到少林寺当了杂役，结果学得一身好武艺。一次回乡探母，杀了欺负堂弟的小财主，在逃亡途中又杀了抢钱的土匪，最后在军阀吴佩孚的部队里当了童子军。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他所在的北洋军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被任命为连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离开部队，以招兵的名义回到大别山，投身家乡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被选为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随后也参加了黄麻起义，不久汇入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之中。

许世友和王建安同在一个部队，开始是在不同的连队，但两人都英勇善战，从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几仗一升，到1932年12月，王建安已是红10师30团政委，而许世友则为红12师34团团长。1934年秋，王建安为红四军政委。两年后，许世友调任红四军军长。从此两人成为了军政搭档。一个是虎胆英雄，一个是军中儒将。红四军在他们两人的率领下，每次战役都是红四方面军（下辖第4、第25军）的主力，也是战功最大的部队，以善打硬仗和恶仗闻名。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他们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曾率部再度随分裂红军和党中央的张国焘南下，再次爬雪山、过草地，给红四方面军造成较大损失。到达陕北后，1936年两人又一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7年3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也进行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一次在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扯了进来，且扣上“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帽子。生性耿直的许世友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

许世友的一席话，马上遭到斥责，被有些人叫做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会场上还响起了“打倒托洛茨基分子”的口号，面对其他人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骂，最后气得吐血，住进了医院。

谁知他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结果，经他一串连，几十个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同意与他一起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他们定于4月4日夜里“统一走”。这批人中也包括王建安。

4月4日，一切准备好了，就只等夜色降临，众人就不辞而别。在这关键时刻，政委出身的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性子来！他立即报告抗大保卫处。保卫处长大惊失色，立即报告校长林彪。随即，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代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是最后一个被点名的，他一听到点自己的名字，“呼”的一声，一个鲤鱼打挺，借助一垛矮墙，翻身上了房顶，大声喊道：“有种的上来，你们上来一个，老子一脚扫一个。”

警卫战士看着许世友飞檐走壁，没一点办法。他不下屋顶咋办？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闻讯匆匆赶来，和颜悦色地喊道：“世友，下来嘛，有问题下来讲，待在屋顶上，总不是个事啊。”

在刘伯承的循循善诱下，许世友才勉强地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然后气呼呼地任保卫人员五花大绑，被关进了窑洞。

进窑洞后，许世友才“醒”过神来，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和“抓”他的林彪。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冷静处理这件事，指示成立高级法庭，对涉案人员宽大处理，多数人释放，少数几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带头闹事的许世友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最重：一年。随后，毛泽东两次去抗大与许世友谈话，终于把这位倔将感化了，许世友认识自己的错误后，对毛泽东佩服不已，从此一生对他忠心耿耿。出狱后，他逢人就说：“毛主席救了我。在延安坐了一年牢，胜过上三年大学。”

尽管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还是与“告密”的王建安翻了脸，从此不理睬王建安，两人多年的老交情也戛然而止。抗战爆发后，戏剧性的是，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所统领的部队是山东抗战最有力量的武装。可他们即使在山东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是把头扬得高高的，从不和王建安搭腔，冷不丁还冷言冷语地蹦出句：“关键时刻做叛徒，在战场抓住了就会叛变。”据说王建安好几次有意和他消除“间隙”，但他就是“没理睬他”。两人之间虽然“不说话”，但在齐鲁大地上，同为山东八路军的两员大将，鬼子闻风丧胆，称为“俩克星”，老百姓则称他们为“山东双雄”。

两人都是毛泽东的手下大将，他们的“不团结”势必对工作产生影响。毛泽东看在眼中，暗暗决定让两员虎将消除隔阂，和好如初。但他没把两人叫过来一顿训，再命令他们“好”，而是“大智慧”地准备让他们去自行和解。

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解放山东首府济南，由谁来主帅呢？毛泽东“起用”山东“两虎”——许世友和王建安，让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自己去“解铃儿”。在战役筹划阶段，他首先在西柏坡专门召见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此时王建安已率部在华北作战。8纵司令员的职位于1948年3月由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仁初接任了。王建安匆匆赶到西柏坡，毛泽东说：“千里请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攻下济南！”

攻克济南，是王建安在山东作战时“多年的梦想”，现在自己已在华北，毛泽东竟把这重任交给自己，无疑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王建安心里突然一震，立即回答：“我没意见，服从军委的决定！”

毛泽东说：“攻克济南将是我军作战史上的一次大城市攻坚战，这一仗只能打赢，不能失误。你回山东去，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兵团司令员，你任副司令员。许世友在胶东部队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很有名气，你们是‘山东两虎’，人言‘两虎难并立’，我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的手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战士们就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毛泽东没说“团结”两字，也没说要他们去学“将相和”，但王建安却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

毛泽东还是没说“团结”，幽默地说：“好！我们像演一出《失空斩》——你是副将王平。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也要打你40军棍，然后官降三级。”

“是！我们一定把济南打下来！”

王建安领命后，立即马不停蹄奔赴山东。

在王建安赶赴山东时，许世友正在艾山汤养病呢。中央军委越过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接发报通知许世友：即刻赶赴济南前线。中央军委越级发报调将，几乎没有先例。许世友接到电报，得知是毛泽东亲自“点名”叫他去指挥攻打济南时，欣喜若狂。虽说腿伤还没养好，且已是傍晚，天就要黑了，但他全然不顾了，满脸兴奋地对妻子田普说：“快，快，收拾衣服走。”

田普正在手忙脚乱地做晚饭，奇怪地问道：“什么事情这么急，连晚饭都不吃了？要到哪去呀？”

许世友乐颠颠地说：“毛主席点了我的将，去打济南！快，就走！”

结果，田普衣服还没收拾好，接他的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就来了，他拉上妻子，踏上车就喊：“开，快开！”田普连随身换的衣服都没带上，就被他拉着上了车，吉普车一夜狂奔240里，第二天拂晓到达了泰安兵团司令部。毛泽东得知许世友“到位”后，亲笔写了一份给许世友的电报，电文开头就是：“你已到前方，甚慰。”许世友收到电报后，说：“‘甚慰’是主席对我寄予的重托。”同时他也得知毛泽东派来的“副手”王建安正在急急赶来山东呢！也顾不上以前的什么恩恩怨怨了，说：“我许和尚打不下济南府，就等于砸了毛主席的场子！老王来了，一定要齐心协力！”

结果，当王建安到达华野攻城指挥部后，已在等候他的许世友立即迎了出来，主动握手，发话问候，接着又摆酒为王建安“接风”。两瓶山东高粱酒，他们一人面前摆一瓶，许世友举着酒瓶对王建安说：“老王，自从延安分手，我俩这是第一次喝酒，酒到意到，过去的都过去了，谁也不再提。我先干了再说。”说罢，他就仰脖把一瓶酒全部喝了下去。

王建安也被他的真诚和豪爽所感动，跟着来了个“感情深一口闷”，把瓶中的酒喝得一滴不剩，说：“打下济南后，再来一次仰脖喝。”

结果，两位虎将再次联手指挥，仅8天时间就打下了济南，活捉了王耀武。战后，齐鲁大地流传一句话：“虎啸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虎”就是许世友和王建安。而知情人谭震林则说：“两只虎，一个是廉颇，一个是蔺相如，毛主席让他们在济南城下演了出将相和。”

因此，领导者一定要做一个称职而公正的裁判，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人，这样对他人不公平。只有如此，才能够促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信任，并为之奉献。领导者如果可以使企业内的成员达成共识：“我们这个企业拥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一致为追求共同的利益而努力。”相信大家必能调整彼此的步调。除非他是一个相当特立独行的人，否则企业的所有成员都会衷心期待自己所属的团体能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