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2 破解你的思维游戏 11.对抗痛苦才是痛苦主源

通常,当下所产生的痛苦都是对现状的抗拒,也就是无意识地去抗拒本然(what is)的某种形式。从思维的层面来说,这种抗拒以批判的形式存在。从情绪的层面来说,它又以负面情绪的形式显现。痛苦的程度取决于你对当下的抗拒程度以及对思维的认同程度。

——摘自德国哲人埃克哈特·托利的著作《当下的力量》

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有两年,我患了严重的抑郁症,不仅痛苦,而且还险些导致我毕不了业。

对待沉重的痛苦,人们通常的办法有三种:麻木、逃跑或对抗。总之,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减轻痛苦。

但我没有和这沉重的痛苦对抗,这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做法,没有人也没有书籍告诉我这样做,我只是自然而然地做到了这一点:沉入悲伤中,体会它,看着它,理解它……

两年后,抑郁症自然化解了,它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发酵并转化成了另外的东西。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对感情乃至人性的了解深了很多,似乎一下子什么书都可以看懂了,什么人的故事都可以听懂了。

我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广州,先是做国际新闻编辑,从2005年起做心理版编辑,到现在积攒了很多次类似的体验。这些体验让我确信,一份体验,不管它带给我多大的痛苦,只要不做任何抵抗地沉到这份痛苦中,体会它,看着它,那么它最多半个小时后就会融解并转化。

因为我的这些体验,也因为从其他人那里知道他们有更神奇的类似体验,我会在咨询中这样做:当来访者体验到一种痛苦并试图对抗时,我会说,试着不对抗,试着接受它,并沉入这痛苦中。

我会觉得,“接受”这个词都不足以描绘这种做法,因为接受看起来还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而任何主动的行为,都是在给这份痛苦本身增加一些内容。痛苦来了,只需自然而然地感受它就可以了。

这个办法,有时会有效得可怕,有时则看起来没有那么有效。之所以有时没那么有效,也许一个原因是,当看到来访者难以承受一些痛苦时,我也会担心,所以会做一些事情,让来访者感觉舒服一些,暂时适当远离这种痛苦。

这也是心理治疗的经典做法,即心理医生要根据来访者的接受程度处理其痛苦。或者说,让来访者自然而然地去展开其痛苦。一般说来,随着来访者与心理医生的关系越来越牢靠、越来越信任、越来越安全,来访者会自然而然地展现更多和更大的痛苦。

这就像剥洋葱一样,痛苦只是洋葱的内核,而围绕着这个内核,一个人发展出了复杂的防御方法,也就是对抗这个痛苦的种种办法。但因为在心理医生那里感觉到安全,那些外层的防御方法一个个被放下,最终那个核心的痛苦——也即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可怕体验——也可以展开了,这时也就有了修复的机会。

不过,有时我总是会幻想,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也许可以陪伴来访者直接去面对这个内核。

痛苦与思维,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痛苦究竟是什么?譬如,失去一个亲人,这是痛苦吗?不是。这只是一个事实,围绕着这个事实所产生的体验才可能是痛苦。

之所以说是可能,因为失去亲人并不必然带给一个人痛苦。例如古代的哲学家庄子,他在妻子逝世后鼓盆而歌,即一边把瓦盆当鼓敲一边唱歌,友人惠施前来吊唁,看到庄子这样做很不满,于是指责他说:“你的妻子和你同居,为你抚养子女,如今老死,你不哭就罢了,反而鼓盆唱歌,太过分了吧?”

庄子说:“不是这样的。她刚死时,我何尝不悲伤?但后来想,起初她没有生命,没有形体,没有气息,而后在若有若无的自然变化中,气息、形体、生命渐渐成形,如今她死亡,就如四季运行般自然。她已安息在大自然的房间中,而我却在旁边大哭,这样就显得太不通达自然的命理了。”

不同的看法导致不同体验。作为一般人,若失去一个亲人,会认为对方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且还认为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不仅会为自己也会为这位亲人悲伤。但是,在庄子看来,死和生一样,都是“如四季运行般”的自然现象,而且她也并非彻底没有了,她反而是“安息在大自然的房间中”,那又何必悲伤呢?

看法和体验之间有着很复杂的关系。通常,我们会不自觉地认为,是事件导致了我们的体验,例如我们会认为,是失去亲人这件事直接导致了痛苦。但很多心理学理论会认为,不是事件导致了体验,而是你对事件的看法导致了体验。

但是,看法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对此,埃克哈特·托利认为,看法,或者说是思维,是用来对抗体验的。他在著作《当下的力量》中提出了“向思维认同”和“痛苦之身”这两个概念。他说,我们不能承受“痛苦之身”,于是发展出了种种思维,并认为,这些思维就是“我”,也就是将思维等同于自我,最终令我们陷入思维的墙中,而不能活在当下,与当下正在进行的事物建立毫无障碍的关系。

这听起来会有点复杂,简单说来就是,我们用思维来对抗痛苦,最终又爱上思维,这导致了种种问题。

这样看来,思维和痛苦就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了,思维是用来对抗痛苦的,而思维又产生了新的痛苦,新的痛苦又导致新的思维……

这种复杂的关系,仍可以用洋葱来比喻。最核心的还是痛苦,围绕着痛苦的第一层对抗性思维就是第一层“洋葱皮”。但你势必会发现,仅仅这一层思维并不能消灭痛苦,于是,你又发展出第二层“洋葱皮”。但这还是不够,于是你又发展出第三层……

不管我们发展出多少层“洋葱皮”,其实都是在使用同一个逻辑——“我不要某些体验”,并因而发展出了种种对抗办法,但如果能放下这个逻辑,那我们就可以一层层地破除掉思维的“洋葱皮”,最终也破除掉最核心的痛苦。

痛苦更大,还是消除痛苦的痛苦更大?

当我们想破除这一层又一层“洋葱皮”时,可以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到底是那个原初痛苦更痛苦呢,还是想消灭这个原初痛苦的努力令我们更痛苦?

有一次我去深圳一家公司讲课,课后,一位女士对我说,她爸爸严重痴迷于彩票,想问该怎么办。

她问的“怎么办”的意思显然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老人家痴迷于彩票这个痛苦。我先问她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她说试了很多种办法,都没效果。因为我课上讲了“接受”的办法,所以她说,她和家人也试了“接受”他痴迷于彩票的事实,但还是没有效果。

这显然不是“接受”,因为她说的“接受”中还是藏着一个逻辑:既然我们表现出接受了,爸爸你就应该不那么痴迷于彩票了吧。

总之,她和家人尝试过的种种办法都是试图与她爸爸买彩票这件事对抗的,最后全是徒劳无功。

我问她:“到底你爸爸痴迷彩票这件事带给你们多少痛苦呢?”她说,其实没多少痛苦,因为爸爸只是痴迷于研究,但每次只花很少的钱买彩票,他们只是觉得这件事不合理而已,同时也担心他太投入这件事了,会影响他的身体——因为很少运动,也会影响他的生活——因为都没时间交朋友了。

我继续问,假若他不玩彩票了,他就会运动,就会交朋友了吗?

她愣了一会儿说,那倒也不会,因为他本来的个性就内向且孤僻。

“这就是了,”我继续说,“照这样看来,痴迷彩票是内向且孤僻的他消磨时间的一个办法,也是一种乐趣,而你们却想剥夺他这种乐趣,真的有必要吗?”

最后,我再反问:“到底是你爸爸买彩票这件事本身的痛苦多呢,还是你们想消灭他这个行为的努力带来的痛苦多呢?”

她想了想说,显然后者多得多。

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常见。还有一次,我在广州一个小区讲课,课后一位年轻的妈妈问我,她该怎样让女儿不再痴迷于打电话。

原来,她正读中学的女儿在两年前迷上了网络聊天,管理着一个QQ群,每天都会花一定时间。她认为这会影响女儿的学习,所以想尽办法让女儿不要玩QQ,最终剥夺了她用电脑的权利,如果要使用电脑就必须经过大人的同意。

女儿玩QQ这件事因此而消失了。但紧接着,一个更大的痛苦产生了,女儿喜欢上了用手机聊天,每天晚上都会用手机和朋友们聊天。并且,她越干涉女儿这件事,女儿用手机聊天的时间就越长,先是聊到晚上10点、11点,后来聊到凌晨1点、2点,甚至更久。

相应的,她对女儿聊天的事情越来越敏感,她经常会在女儿房间门口偷听女儿有没有打电话聊天,如果有,她就会很“果断”地冲进女儿房间,对女儿大喊大叫,严重时会一边喊一边哭泣,女儿有时也会一边喊一边哭。这时,她先生和她的公公婆婆都会从床上爬起来,一起冲到小女孩的房间里,一边安抚她一边训斥女儿。

对这位妈妈,我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到底是女儿打电话这件事严重呢,还是你的做法所导致的后果更严重呢?

这两个故事,尤其是后一个故事,很像是一个经典的洋葱生长过程:一层皮长出来,又一层皮长出来……最后,一层又一层的皮围绕在原初痛苦外,而且它们的体积和重量远远胜于那个原初痛苦,根本不成比例。

好的治疗会引出更大痛苦?

以上两个故事,都是我们试图消灭别人的某种“不良行为”而不能成功的典型,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到我们自己身上。

我和姐姐都患有鼻炎,中学时,我的鼻炎严重到经常不能用鼻子呼吸,最后自己会因为窒息感而醒来,不得不大口用嘴呼吸,姐姐情况严重时也是如此。

但不同的是,我从来没有因为鼻炎而求治过,现在鼻炎基本好了,只留下了一点后遗症——吃重庆火锅之类的辣菜时会流很多鼻涕,但姐姐从十几岁就开始到处求治,用了种种办法,最后采取激光手术的办法,暂时消灭了鼻炎。

可是,她为什么要消灭鼻炎呢?通过一次谈话我才明白,她之所以一心一意要消灭鼻炎,是因为她认为,在别人面前老流鼻涕、擤鼻涕样子不好看,这样子别人会不喜欢自己。

那么,消灭了鼻炎,不再流鼻涕、擤鼻涕了,别人就会喜欢自己了吗?这显然不可能,这其实是两回事。

放下这一点不说,在我看来,鼻炎带给姐姐的痛苦,远不如她想消灭鼻炎而产生的痛苦大。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她如此执着地要消灭鼻炎,反而更让大家视为怪人,更不接受她。

所谓的“脸红恐惧症”也有同样的逻辑。这通常见于年轻的女孩,因为一次在男性或公众面前脸红,她觉得不能接受,于是她叮嘱自己“下次再遇到这种场合一定不能脸红”。

这句话本身就藏着一个误区——她以为,脸红这件事是自己的思维可以控制的,但其实脸红是植物性神经系统的事,是我们普通人很难控制的。相反,“下次再遇到这种场合一定不能脸红”其实是一个暗示,她的潜意识,或者说植物性神经系统很难接受到“不能”的信号,相反倒接收到了“脸红”的信号,于是再到了类似场合,她反而会更容易脸红。

第二次脸红会让她更紧张,而且她会发现,渐渐的,她不仅在这个特定的场合会脸红,而且在类似场合也会脸红了。例如,本来她只在这个男人面前脸红,但渐渐的,她在其他男人面前也会脸红。发现这一点后,她会再次努力告诉自己,一定不要在男人面前脸红。

这种努力,就意味着第二层“洋葱皮”产生了。如果她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结果就有第三层、第四层乃至更多层“洋葱皮”生出,最后,她在所有人面前都可能会脸红。

本来是在一个男人面前脸红这么一件小事产生的痛苦,最终却发展出了这么庞大的痛苦,这是无数心理疾患之所以会产生和发展的共同逻辑。

怎么破掉这个逻辑呢?

比较安全的做法是,找一个不错的心理医生,在他面前先感觉到安全,然后愿意脱掉最外层的“洋葱皮”,感觉到更安全后,再脱掉更里一层的“洋葱皮”……

这个过程意味着,看心理医生绝不等于快乐。很多人会不自觉地认为,看心理医生,就是为了减少自己的痛苦,如果在心理医生那里反而更痛苦,那一定是不对的。

恰恰相反,看心理医生,随着安全感和信任感的增加,一些更深层的痛苦反而会映现出来,于是会体会到平时生活中都体会不到的痛苦。

对痛苦越敏锐,就越能承受痛苦

如果你决定也这样做,你可能会有一个疑虑:怎么沉入并体会痛苦呢?

在读研究生期间,我的办法是顺其自然,有时候就是硬挨。后来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办法了,那就是,当痛苦来临时,我越保持不动就越好,保持不动的同时,我会注意自己内心的种种变化,但我绝不引导这种变化,只是看着这种变化而已。

有时候,我会暂时失去觉察力,即这种变化看不清楚了,甚至会觉得没有心力去看,那么,也可以不看,这时只是允许这个变化进行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不逃避就可以了。

当然,有时候我会难过得不得了,这时我也会找朋友聊一会儿,寻求一下支持,而我找的朋友,基本上都不会提什么建议,他们主要是倾听。

现在,我多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办法,这是学来的办法。当一种痛苦的感受产生时,我会坐下来,或躺下来,感受我的身体,将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某个部位,从这个部位开始感受,然后一点点地转移注意力,感受整个身体。如果某个部位的感受很强烈,尤其难受的感觉很强烈时,我就会把注意力放在那里一段时间。

一般而言,将注意力在这些难受的部位多停留一会儿,转化就会发生,这些部位会开始发热。但这是我自己的体验,每个人的体验会有不同。

不仅如此,同时我也会观看我的脑海中出现的画面和想法。

很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是感受、画面还是想法,我尽可能不做任何努力,不做任何引导,而是把自己交出去,让这些感受、画面和想法自然发展变化。

多做这样的练习,你的觉察力会越来越敏锐,你会发现,你的思维是何等疯狂,而思维又是如何利用你的恐惧而控制了你,令你对哪怕一丁点的痛苦都无比惧怕。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我们都是疯子,是思维令我们发疯的。

以前,我自动发展出的办法中,注意力的焦点主要是想法、情绪和一些莫名的感受,而现在学来的这个办法中,注意力的焦点是身体的感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以前,我总是不自觉地认为,在“身、心、灵”这三者中,心理和灵性是很重要的,而身体没有那么重要,但现在我越来越重视身体,也越来越发现,身体真是非常直接、非常真诚的一条路,它不像心理和灵性那么难以捕捉,而且心理和灵性层面很容易出现自欺,但身体很少自欺。

同样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发现,随着对身体的觉察能力越来越强,我对身体疼痛的承受能力也越来越强,就好像是因为多了一个内在的观察者在看自己的身体,我和身体的痛苦多了一些距离似的。这种感觉有点怪,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些疼痛是越来越敏感。

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因为多了这样一个内在的观察者,我不再会将自我等同于埃克哈特·托利所说的痛苦之身,我是可以更敏锐地体会身体的疼痛,但我同时明白,疼痛并不是自我,所以反而会有更强的承受力。

试试看,你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我们还会发现,假若我们不再认同自己的思维,又会有多么美的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