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新老军阀中，阎锡山堪称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的有名当然在于他是唯一的民国不倒翁，从辛亥革命夺取山西政权，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他始终牢牢坐在山西王的位置上，只有蒋、冯、阎中原大战之后的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名义上下过野。从另一个方面说，他也是诸军阀中学历最高的一个——正牌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而且要算是士官生中国同学中混得最风光的一个，蒋介石是个冒牌货自不必说，刘文辉偏安西康也不足论，孙传芳虽然威风一时，但没领几天风骚就片甲无存。余下昙花一现的那些就更不足。道了。

然而，在我看来，阎锡山的过人之处其实并不在于上面讲的那些浮在面上的东西。在中国的版图上，山西算不上一个特别要紧或者富庶的地方，更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所在，在中国军阀之林中，看起来土头土脑的阎锡山也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可是阎锡山在那个时代却出乎寻常地引人注目。其原因有两个，其一，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应该说阎锡山的确是一个特别会作秀（show）的人。他总是关注当时流行的所有思潮，大胆当然也是文不对题地在公开场合引用各种新鲜名词概念，附庸风雅地请来各路专家学者来山西讨论各种主义和主张，摆出一副时时求新的面孔。其二，阎锡山又是一位非常务实求稳的统治者。不能说他没有野心，他的确也曾将触角伸出太行山，过问过全国政治，也短时间地做过华北王，但在大多数时间里，他的眼睛只盯着山西这块生他养他的地方，苦心经营。“保境安民”四个字是他的基本原则，对外则标榜所谓的“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力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所谓“不入党”就是不介入山西以外的政治斗争。所谓“不为个人权力用兵”就是不轻易对外用兵。“服从中央命令”当然是每个军阀都难以做到的，阎锡山当然也不会例外，不过他的抗命一般都比较圆滑，不过分，实际上他处理所有的对外事务都表现出超人的油滑，在军阀混战的惊涛骇浪中，小心翼翼地看住他的地盘。为了经营山西这个命根子，他的确花了许多心思，也动了不少的手术，没有任何一个军阀甚至包括蒋介石对其治下的地方进行那么多的社会政治整顿，在阎锡山的山西，一个警察化、军事化的网络从1917年他站稳了脚跟时就开始编织了，而所谓的“村本政治”的改革就是这个网络编织的最重要的环节。

在阎锡山的时代，山西无疑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山西票号的名声已经过去了，晋商的辉煌也已成为明日黄花，作为一个并不起眼的地方性军阀，要想生存和发展，似乎唯一的途径就是抓住农村。阎锡山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一旦袁世凯垮台，中央政府变成了有名无实的招幌，中国完全进入群龙无首的割据时代，中央政府对于他这个非北洋系统的地方军阀的威胁已经基本消失，他对于内部小的割据势力的整肃也已完成，他就开始了别具一格的村政改造。在此之前，山西的村制跟全国一样，是以里甲制为主，掺杂着图甲、保甲和都甲制的庞杂混乱的体系，乡绅虽然没有南方地区势力那么大，但也是举足轻重，与其他地区一样，传统乡绅在农村的统治正处在衰退之中，各种武化的势力正在抬头。而阎锡山则打算通过一场扎实的乡村改革，将山西的农村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1917年，阎锡山提出了所谓“用民政治”的主张，仿效日本，开始在村一级设立行政“干部”，不但设置了村长，还添加了村副；村下设闾，闾有闾长；闾下设邻，邻有邻长，一律由政府发给补贴，在农村代行警察职能，以行政和警察手段，推行他的所谓“六政三事”。“六政”为：水利、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三事”为：种棉、造林、畜牧。即在推行农村社会风俗的改造的同时，发展山西的农业，以实现富晋强晋的目的。当然，这一做法的实质是力求仿效日本军国主义治国方式，以政治上的军国主义，行政上的警察化和经济上农业国家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迅速实现山西的富强。阎锡山作为一个士官生，多年留学日本的经历，虽然没有在军事技术和韬略上有多少长进，但平时耳濡目染日本社会畸态的“敬军尚武”的社会风尚，对日本全社会性的军国主义教育和训练，以及警察化的社会组织深有感触，与旅日的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对军国主义理论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主政山西不久，就编写了《军国主义谭问答》的小册子，热切地主张“政府以军国为政策，教育以军国为教育，社会以军国为组织”。阎锡山在山西的村政实验，很明显的有这种从日本贩来的军国主义的思想背景。在这里，实际上阎锡山早年的救国理想与抱负和眼前的割据称雄需要混杂在了一起，结果是印出了清末政权下移趋向的极端版。

然而，这种趸来货色用在中国似乎并不适宜，阎锡山的村政改革在最初几年虽然工夫花得不少，可效果并不显著，虽然禁烟表面有些效果，但由于周围地区仍然大量种植鸦片，结果造成山西的资金大量外流，实际上烟毒依旧未除，甚至连放足和剪发这样的风俗改革也步履维艰，民怨沸腾，至于以行政命令手段推行蚕桑、种棉，不唯无利反而有害。这样，鉴于前段村政改革的教训，自1920年6月起阎锡山邀请全国各地的名流学者，陆续在山西省政府后院的进山会馆开了一年有余的所谓“学术讲座会”，围绕“人群组织怎样对”这一中心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一来为他的村政改革作作“名人秀”，对外造一点声势，博得若干好名（当时山西有“模范省”的美誉）；二来也从名流学者那里获取一些思想资料，好改进他的实验。

与同时代的赳赳武夫相比，阎锡山的确算是个聪明人，果然，在“进山会议”之后，阎锡山推出了“村本政治”的改革。阎锡山说：“村是政治效用的表现处，政治文化的胚胎地，政治收获的储藏室，政治机能的培植所。综合来说，村是政治事项的实行处，也就是政治福利的享受者，舍村而言政理是玄虚，舍村而言政事是画饼。因村为群生的最小单位，村以上是村的集合体，村以下不够一个健全的群生机构，所以我主张政治放在乡村，以村镇市为施政的基本单位，名为‘村本政治’。”虽然说得有点花哨，但可以看出，阎锡山的确将村政看得非常之重要，几乎视为他军阀政治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这一次，阎锡山不再强调他的“六政三事”，而着重在行政警察网络的建设。他在1917年改革的基础上，实行编村制度，每三百户人家设一个编村，不足三百户的村庄与别的村庄联合设置编村。后来发现这样严格地编村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于是将编村缩小，改为每一百户设一编村，基本上按自然村设立，最后又改为每五百户设一村，“凡五百户以上之单独村，或联合数村满五百户者，编为一村，联合编村由县指定一适中或要冲之村为主村，其余为附村，附村距主村以不满二十里为限，尚因此限制，联合不能满五百户者，得由县拟具变通编制，呈由该管专署加具意见转呈省政府核定之”。实际上还是按自然村而设，户多户少并没有真的强求一致。编村有村公所，设村长村副，下设一千工作人员；村下设闾，多寡不定，闾有间长，每闾管五邻；邻有邻长，每邻管五户（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可能这么严格）。要求从邻长到村长对村民要把每一个村民的财产、行为甚至言论“看得住”，而且“拿得起”。就是说要像日本一样，老百姓从吃喝拉撒到婚丧嫁娶，从种地打柴到婆媳吵架统统有人监视着。

除了编村的行政网络之外，阎锡山还要求每村成立各种村组织，成立了息讼会、监察会、村民会议以及学董会。这几种所谓的社会组织都是自上而下通过行政命令建立，但是其领导人却规定必须经过村民选举，在形式上多少有一点“民主”的味道，但目的却是推行道德的劝化，因为这些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整理村范，而整理村范的重点就是整理“十种人”：贩卖金丹洋烟者（毒贩）；吸食金丹洋烟者；窝娼者；聚赌者；盗贼；平素好与人斗殴或持刀行凶者；壮年男子游手好闲者；有残忍情形的家庭；忤逆不孝者；失学儿童。首先，各种组织要配合村公所进行调查，查出所有的“十种人”，然后登记在册；其次就是宣传感化，阎锡山对于“感化主义”非常推崇，曾在各种公开场合大力鼓吹，一度感动不少来山西这个“模范省”参观的名流。如果感化不成，则分别采取监视、取保、警戒和管教措施，所谓屡教不改的，就列为莠民，最后都送到“新民工厂”去强制劳动，这种工厂每县都有，实际上等于变相监狱和集中营。陡然之间，山西的监狱就增加了不知多少倍。为了进一步地约束和管束村民，阎锡山还找人炮制好了“村禁约”，然后经每个村的村民会议通过（实际上是不可能不被通过的），贴在村里的公共场所，要求村民背熟记牢，一有违反，便可以由各种“长”加以处罚，严重的就可能被划入“十种人”行列，一旦进了那个行列，就离进“新民工厂”不远了。

推行这一切，光靠各级“长”的命令当然是不行的，县区警察的武力似乎也嫌不够，所以，阎锡山又配套实行了“在乡军人制度”和相应的保卫团制度。他将一些军官和士兵派回原籍，依旧按时发饷，同时每村组织保卫团，所有18～35岁的男丁（除了废疾）都要入团接受军事训练，负责保卫村庄、巡查坏人，充当维持社会治安的准警察，进而补充正规军队。保卫团由原来的乡村武装的枪械装备，拥有杂色枪支和刀矛。而教练和指挥保卫团的任务，就由在乡军人负责。在乡军人每年要集中调操一次，由军队统一发给食旅费，以免荒疏了军事技术。当在乡军人被抽调走之后，山西改设特聘的教练员，每段一名，月支饷10元。实际上，在乡军人和保卫团制度的推行，等于一箭数雕，既把原来乡村存在着的各种名目的独立和半独立的武装统统收在自己的名下，从根本上免除了乡村地方势力潜在的离心威胁，又建立了一套乡村准警察体系，还捎带弄起了预备兵部队，为他日后扩军扩张做了准备。据1933年不完全统计，全省保卫团团丁计55万余人。

为了更好地、更有力地推行村制改革，阎锡山将原来省政府设立的六政考核处改为村政处，变成一个庞大的专任机构，其中考核股专门负责村政实施的监督考察。又将全省划分为12个村政实施区，每个区管八九个县，均设有专任机关，专门负责村政。山西原来跟民国时期其他地方一样，在县以下设立了区政府，现在办理村政，阎锡山又将每个区分成各个小段，由区长、承政员、承审员、主计员、实业技士、视学员、宣讲员、警佐、巡官分别兼任小段主任，直接管到每段的农户，督促检查村长、闾长和邻长的工作，而他们上头的知县以及属吏，知县上面的大区的负责人，考核股的官员甚至于村政处的大头头，都定期下来检查监督，甚至还直接查到每家每户。这样，所有的这些村以上的官员也被纳入了“村政”的网络行政系统，与编村组织、保卫团、息讼会等一起编织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网，将所有的村民都网在里面。

阎锡山的村政改革，从1920年到1927年这几年的确部分实现了他的初衷，在这个偏远的小省，他迅速地从农村聚敛了巨大的财富，用于工业建设，其中最主要是军工企业的建设，到20世纪30年代，原本几乎是空白的山西军火工业，已经可以跟全国最大的钢铁与军火工业基地武汉三镇相媲美，拥有电气厂、炼铁厂、枪厂、炮厂、火药厂和弹药厂，能制造机枪、冲锋枪和重山炮、野炮，晋军成为全国军阀军队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他多年苦心经营的农村行政警察网络，不仅为他提供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比其他军阀用强力搜刮来的还要多），而且还为他准备了大量的后备兵源，更重要的是，山西几十万的“村干部”（这是阎锡山当年自己的说法）为他的统治搭起了一座比较坚固的宝塔，这些人的利益与阎锡山个人息息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也是阎锡山能够成为唯一的民国不倒翁的缘故。虽然山西的行政警察系统的效率并不高，由于过于烦琐的“公务”，农民不胜其扰，因而影响了农业生产，但作为统治的维系，对异端的清除和思想的控制还是有效的，据说，在村政搞得最火的年月，监狱里的犯人要想从山西逃掉是有一定难度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山西的村制改革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从清末就开始的国家政权下移，到了山西阎锡山手里，得到了真正的实现，也只有在他的手上，才真正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个体农民的超常榨取，将农村分散的人力、财力、物力，通过行政警察网络，会聚到了军事和工业现代化上面来。

在阎锡山统治的后半段，他的“村本政治”依然在强化，编村的行政警察队伍越来越庞大，各种“钦定”的社会组织越搞越多，村副可以多至五个，村公所设书记一至二人，村警二至五人，另外还设四个组，每组设组长一人，副组长一人，分别负责管理户籍、财政、生产、教育、组织、治安以及情报等事项，闾这一级，加了副闾长的职位。而且副闾长以上包括组长副组长，都由县政府加委任命，前阶段还虚张声势选举出来的村官，这回名副其实地有了“官身”。另外，村的社会组织又添加了敌工团、粮食评价委员会、农会、妇会和儿童会。但是，这时的“村本政治”主要是为了与共产党的根据地对抗，已经走到强化行政警察网络的尽头，弦绷得太紧，引起相反的效果。

至少在1920～1927年间，阎锡山的村政改革从国家主义的角度看还是很有些效果的，山西的“模范省”的声誉，也不尽是阎锡山作秀的结果。就当时的中国而言，军国主义并不像今天这样臭不可闻，在相当多的社会精英（包括很大一部分知识界精英）眼里，这种主义不失为一种救亡强国的速效药，即使对军国主义不感兴趣，也有可能对其他类型的集权主义体制怀有幻想。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虽然存在着对山西村政的批评，但叫好的人却相当多的缘故。从另一个角度说，军阀也是中国人，他们不见得全都没有爱国心，或者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对民族国家无动于衷，阎锡山在山西的村政改革，尽管他的着眼点是山西，军阀割据式的，但有没有包含寻求一条挽救中国农村危机的道路的意思，现在已经不太好说了，不过完全否认恐怕也缺乏根据。所以他模仿日本在山西进行军国主义试验，在当时并不像今天这样具有那么明显的反动意义。可问题是，阎锡山所面对的是一个传统中国化的农村，而他自己虽然标榜求新，可骨子里却依然是位传统意味相当浓的军阀，结果他的“村本政治”就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四不像。无疑，山西的农村改革具有某些日本军国主义旗帜下乡村自治的表征，但却没有日本社会那种与国家政权结合得非常紧密的社会自组织和动员能力，山西的社会组织，要么不起什么作用，要么是传统的乡村组织的翻版。过去的乡绅和富户（包括品质恶劣的土豪劣绅）依然具有最大的发言权，但却在国家政权的行政警察网络中实现他们的权力，家族势力也依然在权力结构中有一席之地，闾的设置，主要是依据族姓而非居住的范围，明显的是要利用过去宗族对社会的控制作用。过去传统农村里的农民至少具有相当大的生产和生活的自由度，即使是很有威权的大人物，也不太会干涉农民家庭的一般活动，甚至连香会、花会和社火会的公共活动也很少干预，可是现在在具有“官身”的村干部面前，农民的一切活动都可能受到干涉，而且是理由充足地干涉，老百姓的感觉是“灭门知县跑到炕头上来了”。当时一位知情者的分析很能说明问题：“（山西）村长的产生，表面上是由村民票选的。不过因有种种财产上的限制，有资格当选为村长的，也只有高利贷者、富农、商人、地主等人。同时，官方为慎重起见，须将票数较多的前十名村长候选人全部送县由县长圈定；因此，县长就可以商同县绅，不拘票数多少，任意选定加委。此外，尚有村调解员、村监察员等，也是由村民票选，再经区长圈定。但是这些都不过是村政制度的摆设而已，实权完全操纵在村长手里。所有村长以下的闾邻长等，完全由村长自由推荐，村民无权过问。假使有人敢说村长的不是，村长只要写个‘二指条儿’，就要村民的命了。县政府对于各村村长送来的人犯，不必询问，无条件地收押起来。……押上一个月半个月，才提出来问问，有罪判罪，否则也不过命令讨保开释而已。……村长爷的权威在村民的眼光中，是至高无上的。”。村政权具有类似庄园主的权力，但其自身却牢牢地控制在阎锡山的省政府手里，以官方的名义赋予原来的地方精英以专制权力，为的是让他们更卖力地为他的军阀统治而奔走，权力大才能实现乡村层面的“严刑峻法”，老百姓才会害怕。反过来，民主选举虽然都知道仅仅是个招牌，但却必须保留这个形式，不只是为了外面好看，也是一种控制乡村上层的手段，一旦有哪个村长敢于表现出丝毫的“独立性”，就会从上下两个方面遭到遗弃。对于阎锡山来说，不仅要村干部“看住”老百姓，而且还要他能“看住”村干部。显然，阎锡山不像末清政府和后来的大多数军阀割据政权那样，推行政权下移仅仅是为了解决财政的压力，他的着眼点更多的是看中了行政警察网络的维系作用，尽管山西增加了几十万的行政和半行政人员（村政改革前，山西行政人员不过五千余人，而实行新村政之初，就增加了五十余万的村闾长），添加了不知道多少倍的文牍和公务手续，但却做到了当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后被迫下野时仍能遥控山西，而别的军阀，能做到遥控他的军队也就很了不起了。可以说，阎锡山几十万的“村干部”与几十万军队，共同构成了他的统治基础。问题似乎很简单，因为只有在阎锡山的领导下，山西才会是这个样子，村干部们才可以借助政权的威势做他们想做的事，也才会有如此的官员气派，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们的荣耀感。同时，这些由农村乡绅富户担任的村干部，还是拥有类似于过去的自主权，到了1933年，各村闾还有自行购置枪支弹药之事，明显的是村里的精英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之举。不过，不同的是，在阎锡山统治之前，他们自己办就是了，可现在需要报请政府批准。

尽管阎锡山在村政施行过程中曾经注意外界的反映，尤其是学界的反映，也从许多他特意邀来山西的名流学者的思想中掠去了若干皮毛来装点他的村政（比如村长村副名义上要由村民选举产生，但又规定只有不动产达到1000元银币的人才有资格当选，村副的资格是不动产500银元，结果选出的人基本上都是他需要的），甚至提出对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都要吸取，但传统的伦理说教气息还是在整个村政推行中最引人注目。也许阎锡山知道，对于中国农村而言，要想更好地治理它，光有看得见有形的行政警察网络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种精神的、道德的氛围作为辅助，而这种道德的东西必须上升到意识形态的范畴才能更有效地起作用。换言之，必须有某种思想意识的东西凌驾于人们一般情感和行为模式之上，成为人们自觉和半自觉的行为指导。为此，阎锡山真是煞费苦心，他曾鼓吹过“好人主义”，将所谓“好人”“好的行为”抽象出来，作为人们的行为指导，依他的标准，所谓好人就是“乡党自好之士，世俗之目为好人者是也。不忮不求，亦夷亦惠，恂恂然一见而知为善类”。就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没脾气没血性甚至无嫉妒心无欲求的人。而“好人”的对立面恶人也并非指杀人越货的强人，而是“宠利居成功，莠言乱政者”的不安分守己之辈。要想做好人，必须将自己身上不好的东西去掉，用阎锡山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先去个人身上之燃火物，最为要者”。而且，“在个人，则须力去已身之燃火物；若在官吏，则不仅要去个人之燃火物，且须为人民去燃火物，为地方去燃火物”。所以说，阎锡山要推行的意识形态实际就是一点乱子也不惹的“奴才主义”。后来，大概是觉得在实践中这样的奴才主义实在是难以推行贯彻，而且不合潮流，于是又提出了“公道主义”，将抽象的“公道”提出来作为意识形态的普遍原则，但是真正在他意中合乎公道的行为，又跟前面的“好人”的作为差不多，实际上，阎锡山苦心推行的意识形态没有别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循规蹈矩。

对此阎锡山曾有十分精妙的论述，他曾经提出过“横竖政治论”，所谓“横政治”就是指民主政治，“竖政治”就是指帝王政治，在阎锡山看来，两者各有利弊，“竖政治者以一人之精神贯注全国，治易，乱亦易；横政治者，则以众人之精神贯注一人，乱难，然治亦难”。所以最好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说白了就是既民主又专制，落实到村政上就是所谓“把政治放在民间”。因为在他看来，下愚的农民其良知良能压不住内心的感知感能，所以必须“以政治遏制之”（顺便说一句，跟许多留学日本的留学生一样，阎锡山也是“阳明学”的推崇者）。到了这里，“横竖政治”就变成了教化与政治的合一，“吾国古来君师并重，即政教之意也，二者于人类孰重？答：以竖言，则教育重，而以横言，则政治重”。不但要用“严父良兄政治以责制之”，还需要有“良师益友诱导之，予良知良能觉悟之机会”。在村政的实行过程中，外面来参观的人们，经常会看到山西县以上和县以下的干部们经常会苦口婆心，甚至肉麻兮兮地劝化那些“社会不良分子”，劝说那些不乐意听话的老百姓。参观者的观感就是山西的村政“一以布宗教之方式进行之，一不从，再教之，再不从，三教之”。其实这些参观者进入的只是一个政治剧场，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场带有政治色彩的教化仪式。真正慑服农民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它们的背后由阎锡山精心设计的社会分群的规划，开始是将“十种人”从正常人群中分出来，让他们成为另类，直接受到强制劳动和人所不齿（被正常人群所抛弃）的双重威胁，而最妙的是这“十种人”有时只是一种“恶”的头衔，随时可以放到任何对统治或者村干部不满的人的脑袋上。后来，阎锡山在社会上大力鼓吹做好人的时候，实际上却将所有人都分成了“好人”“比较好的人”“比较坏的人”和“恶人”的等级，最凶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戴上相应形状的胸牌，以示区别。后来，“好人主义”变成了“公道主义”，可是，“公道”之下，人们依旧要分成道德意义上的三、六、九等。

一旦人们被用道德的标签分成不同等级，原来冠冕堂皇的道德说教就变成了借以整人的借口和说辞。以道德（实际上是循规蹈矩的程度）而不是以财产和能力分类，在统治上的特别好处就是可以让最穷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忍受自家的困苦生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甚至比他们能力大得多的人）在社会上的位置在他们之下。而安抚住了这些人，整个社会的稳定系数自然就大了。由于阎锡山的道德标准实际上只意味着一种服从驯服指数，指数高的人处在社会高等级可能性就比较大，反之亦然，结果这个社会自然而然地就排斥那些不那么听话的人，比较有自己思想的人和富有反抗精神的人。有的时候，即使村干部们不出面，其他自以为算是好人的农民也有可能主动排斥他们，从而以这种行动表明自己的优秀。最倒霉的自然是那些被送入“新民工厂”的“莠民”，只要进了那里，九死一生不说，即使出来了也只好做三等村民，列入另册，成为其他人“优越感”的垫脚石。在村政施行过程中，不断的他人教化、自我反省，自然少不了没完没了的检举揭发，高等级的人自觉地看着等级低的人，等级低的人想办法将等级高的人拉下来，大家互相监视着，比派上多少个奸细还有效得多。

阎锡山的村政建设，制造了一个富有特色的下层结构，在其前期，这个结构对于国家主义意义上的建设，无疑是很有效用的。对于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地区，要想迅速地走向军事意味的现代化，将对农村的控制强化到极致，由国家政权直接出面将每个农户的财力资源集中起来，无疑是一条捷径。可是中国不是日本，一个整体化军事化的社会很难建立起来，无论阎锡山花上多少精力，费尽苦心也难以奏效，尽管相对于其他军阀，山西一体化的程度要高一些，但更多也是表面文章，有一段时间连乞丐都必须悬一腰牌，“上有乞丐第几号、姓名、籍贯，背后有准许行乞时间”。但阎锡山并没有将山西建成人人都按统一步调和规矩行事说话的社会，让村干部都像军人和警察一样规范化行事，根本难以办到，中国式的人情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充盈于上到政府各个机构下至村闾之间，玩忽职守、搪塞、拖沓和漫不经心一样会吞噬着阎锡山的“村本政治”。到了阎锡山统治的后期，由于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他不惜学习法西斯主义的做法，“要干部把他当做国家领袖来崇拜”，在上层搞“同志会”和“铁军”，以非常手段强化他的个人统治，在农村则实行所谓的“兵农合一”和“土地村公有”制度，在保留原来的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将土地使用权打乱归村所有，将所有的青壮年男丁按村每三人编成一组，一人出来当兵，其他两人为国民兵，每个国民兵可以领一份份地，但需要供养出兵的人家。村中的其他人不领份地，附在国民兵的份地上做“助耕”，但村里的赋税都固定在份地上，所有农民也固定在了份地上，绝对不允许随意外出，或者另谋生计。到了这个境地，阎锡山对农村的行政警察式的控制强化到了极致，变成了军事警察农奴制，自然也就走到了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