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式政权的另一个显著征兆，就是相对于抗战以前，根据地农村的权力中心多了若干新的成分。直接掌握枪杆子的人，原来基本上属于地方精英控制的武夫，现在由于直接的抗日武装行动，获得了与精英分庭抗礼甚至压过他们的地位。尽管党员成分比苏维埃时期大大复杂化了，但毕竟还是有更大量的贫苦农民通过共产党的扶植上升到了权力的台面上，他们似乎更容易通过自己的勇敢行为获得村民的尊重，也容易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下，获得从前根本无法获得的从政经验和知识，从而具备变成新精英的条件。一般来讲，尽管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吸收和照顾党外人士，给原地方精英很多参政的便利，但在根据地，来自社会底层的力量还是在稳步地上升，从而为后来的解放战争期间，彻底推翻精英统治准备了条件。毕竟，贫苦的农民才是共产党赖以改天换地的基本力量，不依赖他们的积极性，全能式政权就不可能确立。显然，跟原来的地方精英相比，新生力量似乎对党和政府的依赖更强，这种依赖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提拔上和背后的支持上，更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控制和倡导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使得原来一直卑贱的农民，可以理直气壮地走上并占据着权力的中心。

显然，在中国共产党进入根据地之前，这些地区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是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的，虽然农民认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力（就像他们认可任何一种能控制局面的武力一样），但明显缺乏对这些武力心理上的认同。虽然他们也不满于近世道德的衰落，但对唯利是图和不道德行为带来的灾难也无可奈何，他们固然一如既往地抨击和嘲笑富人，但骨子里却依旧充满了对富人生活的向往，即使是古已有之的以夷夏之防为内容的种族主义，也无一例外地含有太多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义和团的教训），他们对能否战胜眼前的日寇并没有多大的信心。

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往往有赖于新型意识形态的推行，为了鼓舞和激励农民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同样需要一种新的精神武器。在抗战时期，农民的思想意识实际面临着双重的困惑，一方面，由于西方侵入导致的传统意识的崩溃一直在通过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影响着他们所处的社会，毁坏着农村社会上层的道德基础，一般比较了解外面情形的农民，对于外国的压迫和侵略怀着仇恨，但却无可奈何；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武化统治与唯力是恃的观念又冲击着农民的乡里道义，实际上，偏于保守的农民更渴望的是恢复传统的道德氛围，重现传统的乡村秩序，在往昔情景的再现中重建正义的诉求。当然，这时的农民已经不是义和团时代的农民，他们对于盲目排外不再过分热衷，对于一切能使他们摆脱目前困境的新东西，也有接受的可能。

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到来之前，由于持续几十年的破败，农村的生活已经变得非常的艰难，原来经常举行的乡村娱乐活动出现了少见的凋敝，在农闲时节，一些村庄已经请不起外面的戏班来唱戏，村际的赛会也时断时续，集市和庙会活动虽然还能维持，但也远不如从前红火。维系上层意识形态的学校教育，由于清末的教育改革，旧的村学和私塾基本瓦解了，而新教育并没有在农村扎下根，青壮年农民识字的越来越少，上过学的年轻人大部分都离开了农村。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不仅经济上落后，农民生活贫困而且文化上凋敝不堪的农村。他们不仅要迅速地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而且还要重新在农民心里注入一种新的“道理”，它必须是讲理的，不再是谁拳头硬就听谁的，它还须带有古老的气息，与传统的老理大体上是吻合的，观念绝对不能太新，至少在男女伦理问题上，过去苏维埃时期的做派显然要有所收敛，更重要的是，要给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一种借口和说法，给予中国共产党行为以合理的解释，并赋予中国共产党所有的主张和行为某种正当性。

共产党的善于宣传是它的敌人都不得不佩服的，而其高明之处既在于善于掌握群众的心理，也在于善于利用农村各种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我们知道，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群体性的娱乐活动，融商务、贸易和宗教活动为一体，在欣赏各种戏曲的同时，也得到了一定的教益，农民的世界和价值观多半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而传统的上层意识形态的主要观念——忠孝节义也主要是通过这个渠道渗透到农民心里的。抗战期间，存在着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向乡村的文化转移，大批城市知识青年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来到了乡村，为面向农民的大规模民族主义宣传提供了条件，当然，这些人对根据地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创作了许多小说、诗歌和话剧，但真正对农民起作用的是一部分勇于深入到农民中间的人，他们到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就摆脱了阳春白雪式的说教方式，开始与民间艺人结合起来，开辟出了一片戏曲生活的新天地。我们在浙东边区的“文教方针”中看到，那里要求争取和团结民间艺人，不仅要争取职业的艺人，所有“戏子，唱滩黄的，唱新闻的，说书的，小唱，画神像的，靠卖唱为生的乞儿等”，还包括业余的，“一切能唱、能做、能玩乐器的有职业者”。要“登记审查旧剧，提供新剧”，“提倡与改造民间艺术形式，如戏剧（的笃班、绍兴高调等）、音乐（小调、山歌、胡琴、锣鼓等）、绘画（连环画、年画、门神、壁画等）、小说（章回小说、宣卷本等）、舞蹈（马灯调舞蹈、高跷、舞灯等）运用这些来进行对群众的政治教育是最有效的”。

根据地的戏曲活动分成许多层次，边区政府和军队一般都拥有水准相当高的剧团，各军分区和县也有些剧团和剧社。开始，他们比较热衷于排演俄罗斯和苏联的大型话剧，举办大型的文艺会演，虽然演出时观众也是人山人海，但毕竟老百姓只是看热闹，并没有真的看懂。后来，这些剧团分散成小的演出队下到基层，演的东西也不单单有话剧，而且还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秧歌。他们下去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培训村剧团，教村里的年轻人演话剧，打霸王鞭，实际完成了文艺界知识分子与乡土艺术爱好者的结合。最活跃的演出团体是由青抗先和文救会组织、各地乡土戏曲爱好者搞起来的村剧团，仅晋察冀边区，这样的村剧团就有上千个，它们的活动遍及边区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渗透到了敌占区，其中像阜平的高街村剧团、建国县的护持寺村剧团、平山县的柴庄村剧团等甚至在别的边区也有相当的名气。

当然，在抗日根据地，传统的戏曲活动并没有完全中止，走江湖的戏班也还在走，但是毕竟由于战争尤其是日军频繁扫荡的关系，这种活动比战前少多了，所以真正在根据地农村起到民间娱乐替代作用的，还就是这些上面下来的剧团特别是村剧团和宣传队的活动。不用说，这些村剧团的水平不高，但却充满了活力，他们中间大量的是那些平时就特别喜欢戏乐的积极分子，对那些常在民间演出的老剧目大多耳熟能详，凑上水平高、热度旺的几个人对付个把折子戏本来就不成问题，共产党的到来使得他们的自娱自乐很快就变成了具有某种官方意义的行为，除了演出某些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作品之外，他们经常是会什么演什么，更奇妙的是常常会将老戏旧调掺和上新的内容上演，许多抗日的口号和主张都被生硬地装进了男男女女的打打闹闹之中。比如农民自编自演的《招女婿》《小姑贤》《货郎担》等，都将原来的人物换成抗日的面目重新搬上舞台。但是随着根据地的发展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根据地农民的新生活被编成戏曲上台演出，农村里围绕着支前、生产、识字、减租和打游击等事情发生的夫妻拌嘴，婆媳吵架，老年和青年闹矛盾，都被已经在乡村扎下根的知识分子写成了戏剧、秧歌、小调和快板书，有些农村里的戏乐能人，更是在这个方面一逞本领，这些随编随演随唱的新民间戏曲，虽然粗糙而且充斥了宣传意味，但对于娱乐生活本来就比较贫乏的农村，尤其是战争期间的农村，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老百姓也乐意看。

根据地乡村里演得最多的就是即兴的田庄戏和幕表戏（即只有大概的情节和人物，由演员上场即兴发挥），没有道具，没有布景，只有几把椅子、几把二胡，连妆都用不着化。在街头巷尾、在农家的场院，甚至在大一点的农民院子里都可以演，演的都是农村现实发生的事，有时直到演出结束，农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在演戏。相当多的戏都是现编现演的，比如1944年7月，平山县柴庄的民兵配合八路军将周围的碉堡加以围困，最后迫使敌人撤走。农民非常高兴，非让民兵们演戏庆祝一下不可，于是民兵们（当然也有村剧团的成员）就编了《围困堡垒》的剧，即时上演，等于是自己演自己，据说效果相当好，不仅本村的人很欢迎，而且还应邀到周围村庄去演出。还有一次晋察冀某地抓住了一个大汉奸王家祥，下来演出的边区剧团小分队马上就构思出话剧《枪毙王家祥》的梗概，本来没打算马上枪毙这个人，结果话剧在公审大会上一演出，观众强烈要求马上枪毙这个汉奸，结果促使主管部门改变计划，在演出结束后就枪毙了王家祥。

从今天的角度看，当年的那些“文艺节目”编剧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演出水平也不怎么高，但确实能把农民的情绪煽动起来，因为这种不断地组织、排练以及演出实际上已经成为群众高度参与的一种运动，本身就造成了比较强烈的剧场效应，在演出的时候，由于演的几乎是发生在农民身边的真人实事，这种效应往往会随着剧情达到高潮，台上台下连成一体，已经分不清戏内和戏外，观众的高度参与使得这种民间戏乐活动特别具有感染力，所以宣传效果也特别的好。

抗日根据地的文艺活动在内容上虽然有所创新，但在整个抗战期间，并没有超出传统乡里道义的范围。首先，民族主义的鼓动占了最显著的位置。除了某些老戏之外，大量的以现实斗争的真人实事人戏，通过各种文艺形式的演出和宣传，形象的塑造和升华，使得本来似乎是很普通的事情迅速地英雄化，使农民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行为也可以入戏，可以像古代英雄豪杰那样被人传唱，从而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当然，农民因此也感觉到了自己抗日行为的意义所在，意识到原来打打鬼子冷枪，摸伪军的岗哨，支前抬抬伤员，生产交公粮会对整个民族和国家有如此大的意义。同时，在弘扬民族主义的时候，自然会伴随对民族背叛和贪生怕死行为的抨击和鞭笞，在新老民族主义戏曲交互上演的时候，现实的汉奸有了与古代万人唾骂的丑类如秦桧、潘仁美同类的意义，现实的文艺节目的高度夸张，使得任何一种背叛行为都显得那么丑恶，加上这些被鞭笞的对象与被颂扬的英雄一样，大多是本乡本土的人和事，农民们都知道他们是谁，因而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刺激，做了坏事的人不仅自己“遗臭万年”，连亲属也抬不起头来。这样富有强烈褒贬意味的戏曲活动，在中国农村一向以娱乐为主的戏乐传统中，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其次，我们看到，积极生产、公而忘私、勤劳持家以及孝敬老人、爱护儿童都成为抗日根据地农村宣传和戏乐活动所要弘扬的主题。相应的，二流子懒汉、为富不仁者、吸鸦片者、不孝敬父母者、虐待儿童和妇女者等不良人，都成为讽刺、抨击的对象。其中，大概是由于考虑到统一战线的缘故，在抗战期间，对富人的攻击显然没有对抽大烟和二流子的讽刺打击多。在根据地，不仅流行着各种讽刺挖苦二流子的歌谣和顺口溜，舞台上演着改造二流子的戏，像《兄妹开荒》《二流子变英雄》之类，而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地方二流子会被戴上白带子以示羞辱，还经常遭群众大会批判。正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在抗日敌后根据地，清末民初以来农村世界长期被压抑的传统道德再一次抬头，正气上升，寡廉鲜耻和唯力是恃的风气被抑制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另一种倾向，在各种戏曲和宣传品中，绝大多数正面人物都是出身贫苦的农民，虽然这可能也是事实，可是，显然富人和富家子弟也不乏为国捐躯和公而忘私之辈，但是很明显，那些新编的“文艺节目”对此缺乏兴趣。似乎苏维埃时代贫苦意味着正面价值的倾向依然存在，只不过不那么明显和露骨。这些文艺节目告诉人们，从前最低贱的人，只要通过英勇抗战，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努力做号召所鼓励的一切事情，就一样能够成为受到人们尊敬和崇拜的英雄，就是说成为人上人。而拥有权威，改变身份的枢机在于听共产党的话和坚决地抗战。日本学者在论及抗战时期陕北大生产运动中的“吴满有方向”时指出，作为著名劳动模范吴满有，“第一是被作为在艰苦奋斗以及在党和边区政府的政策下取得翻身的模范典型，第二是被作为积极贯彻执行政策（如缴纳救国公粮，组织农业互相合作等）的模范基层领导分子而加以宣传的”。实际是一种“阶级政策”，而“优秀的生产成绩就是劳动模范的权威的主要来源”。显然，作为一直没有战事的陕北，听党的话，积极生产，贯彻政策就可能赢得这种权威，而在战事频繁的其他根据地恐怕勇敢和会打仗会成为获得资源的更重要因素。不管怎么说，就像传统的戏曲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褒贬一样，在短时间内，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模范人物的颂扬和对特定的反面人物的贬斥，都成了新时期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十分形象生动的部分。以贫苦农民为基本形象的生产能手和劳动模范的大规模提升，实际上强调了“劳动”才是一切财富和荣誉的真正来源，切实扫荡着贫富命定、富人养活穷人的传统观念。各个根据地在推行减租减息的过程中，往往由工作队出面，反复宣讲所有的财富的来源是劳动的这个共产主义真理，告诉佃农们，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和财富实际来源于他们的劳动，是他们养活了富人而不是富人养活了他们。这种宣传对于仅仅开展减租减息来说，似乎是有些过于共产化，容易将本意是温和的改良的减租减息变成“剥夺剥夺者”的暴力行动，但相当的一些地区的确是这样做了，而且似乎只有这样的过分鼓动，才可以发动起佃农以群众斗争的方式逼迫地主实行双减。这种将几千年的乡里老理翻过来的意识形态宣传，已经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初步奠定了思想意识的基础。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宣传基本属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私下”动员，很少公开拿到台面上来。

更为可贵的是，尽管环境极其恶劣，战事频繁，但是根据地仍然保存和发展了乡村教育事业。各个根据地甚至包括一些游击区都开办了针对农民子弟的学校和大量的扫盲性质的民众学校。某些模范根据地如晋察冀甚至要求每个行政村要有一所初级小学，每区要有一所高级小学，每县应设立中学一所。考虑到边区实际的情况，农民对男女合校无法接受，所以小学大多男女分班。这些学校，教学条件大都谈不上，甚至连校舍都不能保证，师资一部分来自于农村中读过书的人，一部分来自于军队和边区政府的培训，但仍然非常缺乏，几乎能识几个字的人都被拉去做了教师，当时边区甚至有了“半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在那个时代，上过高小的人就可以被人称为知识分子），尽管如此，边区对于教育还是相当认真的，特别是边区的乡村小学，有的甚至在敌我双方拉锯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开课，学生和教师均在野外，找块树荫地就上课，发现敌情就沿着交通壕撤走。对于小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是占第一位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活动形式通过对学校教育形式改造，注入了教学实践中，不仅政治课上的灌输卓有成效（据一些人回忆，在根据地的中小学里，学生对于政治课的热情相当高），而且在学校里，学救会和儿童团组织也频繁地开展活动，通过普遍开展的“生活检讨会”，“不仅要学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还批评了教师”。通过这些形成仪式性的活动，“就连八九岁的儿童”也懂得了服从集体的意志，“大家要我这样做，我就做了”已经成为“一种口语”。

对于民众的启蒙教育，根据地甚至比对儿童教育还要重视，一些根据地甚至公开表示，“社会教育重于学校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因为成人多于儿童，其对抗战的重要性也大于儿童。各个边区普遍地开展大规模的“冬学”运动，利用冬闲时间，开办各种名目的夜校、午校和识字班，还将民间娱乐宣传活动与冬学运动结合起来，往往村剧团同时又是夜校、剧团的负责人（会编剧的人），又是冬学运动的组织者和教师。前面提到的柴庄村的村剧团就是这样，“星期一、三、五上识字课，星期二、四、六排戏，星期日干部开会。他们把念台词当成识字课，还常在上课和排演前读报，讲时事政治，办黑板报”。从形式上看基本与从前的冬季唱戏、闹社火差不多，只是多了学习的内容。

冬学一般学三种课程，一是文化识字课，二是政治课，三是生产技能课。任课教师一般以小学教师为主，村干部也可以兼任政治课，生产技能课则由老农和劳动模范来上。教学的对象分成几个层次，首先是村干部（包括村公所和各种群众团体的负责人），然后是民兵，再就是青抗先，最后扩大到全体自卫队成员。冬学是利用冬闲进行的，北方地区一般从头年的11月延续到次年的2月底前后。教材主要由上级政府编，往往各个边区和各个县都不一样。没有条件编教材的也有少数地方用过去的蒙学的《三字经》《百家姓》凑合的，不过这种现象受到了上级组织的严厉批评。下面是一份1938年度晋察冀边区冬学运动的总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晋察冀四个分区的冬学状况：

除此之外，边区妇救会系统还办了1061个冬学班，有181794名妇女参加学习。从这些统计表上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至少在1938年，冬学在农村办得还不够均衡，有的县只有21个班（这意味着只有21个左右的村庄办了学），而有的县则达到813个班。第二，在有的地方，冬学是与乡村小学合办的，很可能这些地方的小学也跟冬学一样是季节性的。第三，冬学基本上是男女分班的，妇女的扫盲工作由妇救会独立组织，即使由青抗先组织的班，也同样男女分班。这说明根据地的农民还很难接受男女同学的事实，但据总结报告讲，妇女扫盲的热情很高，因为好不容易有了识字的机会，非常踊跃，有的地方妇女识字的成绩比男人好得多。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冬学的扫盲识字效果并不好，大多数地方没有识字效果的统计，从已经统计上来的平均识字数来看，进步快的不多。1938年的时候，根据地还不够发展，乡村政权也不太巩固，所以这种有组织的民众扫盲运动不太展开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其中一些晋察冀的核心地区，冬学运动开展得比较普遍的地方如三分区，扫盲效果仍然不佳，似乎又不好用这种理由来解释。

在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绝大部分根据地，都属于偏僻的山区和农村，本来就处于长期的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比起同一个国度的平原和沿海地带，它们要落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清末新政以来，农村的旧式教育瓦解，新式教育又没有成型，本来农村的教育和文化状况就江河日下，而落后地区农村的情况就更加不堪。尽管共产党来了以后带来了一批城市知识分子，但靠这些人兴办乡村的教育还是杯水车薪，所以，师资严重不足就成了根据地扫盲运动的一个瓶颈，尽管中国共产党尽最大可能动员几乎所有读过书的人参加运动，甚至连态度反共的人都利用上了，但师资仍然不足。同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也使得民众启蒙运动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特别是1941年以来，日军开始重视对占领区的控制，大小规模的扫荡不断，农时的冬闲，往往变成了反扫荡的冬忙。而且，日军对于根据地的学校和民众教育事业，也特别地仇视，认为这是共产党进行“赤化”宣传的阵地，所以不遗余力地摧残，凡是遇到学校的教师，一律以军事人员对待。这样一来，本来就先天不足的民众启蒙运动就更是举步维艰。

如此艰难困苦，又面临如此严峻的军事压力，为什么根据地非要花如此大的力气进行民众启蒙工作呢？显然，教育是一种比较正式的意识形态培养与灌输的渠道，如果能够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再伴随以运动的形式，同样会对树立新型的意识形态起到好的作用。比起寓教于乐的戏曲活动来，虽然受众在接受方面效果要差一些，但学校教育灌输的东西往往给人一种比较正式和正统的印象，这种印象恰恰是那种热热闹闹的戏曲表演所无法比拟的。理论上讲，冬学运动主要是为了扫盲，但在实际的运动中，政治和时事教育课的比例往往要占到一半以上，甚至还要高，有的地方，民众的启蒙基本上就是政治启蒙，冬学主要成了宣讲时事和政治观念灌输的场所。在1942年晋察冀边区制定的民众学校暂行规定上，民众学校高级班课程：国语课35%，算术课15%，常识课（政治和自然常识）35%，组织课15%。初级班识字课45%，珠算课10%，政治常识课25%，组织课20%。其中所谓的组织课等于政治动员和时事讲座，所以无论高级还是低级班，政治类的课都要占到一半左右。在实际的运作中，政治课的比例往往要超过这个比例，越是教师缺乏的地方，这种情况就越严重。1944年底，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一份关于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上透露，冬学运动“过去一个大的偏向是一切政治化，历年冬学运动把重点放到政治教育方面去了，总是忽略群众要求的”。从这份文件看，至少部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启蒙的偏向，但是，就在同一个文件里，他们还是规定，“课程比重，巩固区及基础较好的游击根据地以文化课占60%，政治、生产课占40%为原则，游击区或新开辟地区则以文化课占40%，政治课等占60%为原则”。由此说明，根据地的民众启蒙，实际上以政治启蒙为主要目标的，至少是政治启蒙和文化启蒙并重，而在民众尚未建立对共产党的信念的时候，以政治宣传和灌输为主，即使农民已经确立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接受了共产党的观念，在环境恶劣、师资条件差的情况下，也容易滑向政治宣传。在新四军的根据地，也开展冬学运动（时间相对要比较短），与晋察冀稍有不同的是，这些根据地明确地坚持“明理第一，识字第二”的方针，以政治启蒙和思想启蒙为主实施民众教育。从指导思想上就明确了民众教育的目的。

将民众的教育启蒙与政治灌输结合在一起，并不是共产党人的发明，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桂系新政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他们绝对没有共产党人做得这么好、这么成功。这说明共产党人的确能够扎扎实实地深入到乡村去做艰苦而细致的工作，这种工作精神恰恰是中国当时任何一个政党所不能望其项背的。虽然，我们也很难说根据地的农民懂得了多少政治常识、了解了多少革命的道理，但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在根据地的农民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正统感，等于是瓦解了当时还是正统国家政权的代表者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在根据地农民心目中，蒋委员长的地位已经被毛主席完全取代了。更重要的是，落后、分散而且自治力很强的根据地农村，就此被注入了类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甚至建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某种崇拜，如果说在此之前，国家政权的强化与下移，乡村组织还可以而且能够组织抵制的话，那么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