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们是如何感染上不诚实的病毒的? 如何重拾道德?
不诚实具有社会传染性。能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播的想法表明,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方法来遏制不诚实的现象。我们往往将小的不诚实行为看成是琐碎的、不重要的。小的过错本身也许并不严重,但当小过失在个人、众人和社会群体中积累时,就会发出一种信号:大家都表现不好是可以接受的。从这点来看,认识到一个人犯错不只是他个人的不诚实行为是很重要的。不诚实行为会在人群中相互传染,这种过程有种缓慢的、侵蚀社会的作用,就像“病毒”突变和在人群中传播那样,一个新的、不道德的行为就开始了。而且,尽管这个过程很微妙、很缓慢,最终结果却很糟糕。这就是小欺骗行为的真正代价,也是我们在防止小错误时要变得更加谨慎的原因。
所以,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可从破窗理论中找到答案,这个理论是1982年乔治·凯尔和詹姆斯·威尔逊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凯尔和威尔逊指出了在危险的社区中保持法纪的重要方法,这个方法并不是简单地增加警力。他们说,如果某人居住在城镇里经济不景气的地方,当这个人看到某栋大楼碎了几块玻璃,还有几块长久未换后,他就特别想再打碎几块玻璃,对大楼及其周围环境造成更多的破坏,让它更破败。基于破窗理论,凯尔和威尔逊为防止蓄意破坏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在问题不严重的时候就及时解决问题。如果你能立即更换所有破了的窗户(或改正其他不良行为),可能发生不良行为的概率就会降低。
尽管破窗理论很难被证明或被反驳,但其背后的逻辑还是很具说服力的。根据这个理论,我们不应该为自己找借口去忽视小失误或原谅小过错,因为这么做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这点对于那些焦点人物(政治家、公务员、名人和执行总裁等)来说尤为重要。对这些人过高要求似乎不合理,但如果我们认识到大家都关注的行为对我们有更大的影响的话,也就意味着焦点人物的不良行为对整个社会都会有更不好的影响。与上面观点相反的做法是,似乎名人在犯罪后受到的惩罚会比普通人更轻,这可能会让公众感觉:犯罪和不良行为也没有那么糟糕。
好消息是,我们能通过公开表彰抵制不良行为的先进个人来充分利用道德传染性的积极一面,如安然公司的莎朗·沃特金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科琳·罗莉和世界通信公司的辛西娅·库珀,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抵制不良行为的优秀个人,2002年的《时代周刊》还将他们选为了年度人物。
诚实对于我们社会道德感的建立很重要,尽管诚实和道德感给人们带来的感觉不同,但如果我们了解社会传染性,就必须认识到将优秀的道德行为广而告之的重要性。在了解了值得嘉奖的行为后,我们可能就能改善社会上那些被认为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行为,最终改善我们自身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