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讨论美国人性格的小书里的八篇文章是我读了Margaret Mead女士的And Keep Your Powder Dry一书之后写成的。这本书在英国的企鹅丛书里再版时就改名作The American Character。原书是1942年出版的，那时战事正打得紧张。作者认为美国要求胜利不但得充分动员他们的资源，而且得加紧动员他们的人力。要使每个人都能自动地为胜利尽最大的努力，必须明白美国人的性格，加以因势利导。我们如果不明白钢铁的性质就没有法子用钢铁来制造我们所要用的东西了，同样的我们如果不明白人的性格也就没有法子团结人来完成一个任务了。她在这本书里企图用美国的社会背景来分析美国人的性格。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给美国人读的分析美国人性格的书。

1943年我在美国就听见过有这本书。Mead女士本是我的同行，她原在哥伦比亚大学讲人类学的。我在美国曾见过她，她的丈夫Gregory Bateson，也是一位同行，曾经特地从印度到昆明来在我们乡下住过三天，也谈了三天。但是我却一直没有机会读到这本书。在朋友们中间谈起这本书，有的认为是美国人自觉的开始，是本极重要而且极有见地的著作。但是也有不大满意这书的。我们念人类学的人自然容易明白“民族自省”的困难。把人作为研究对象已经犯了“人的尊严”，何况在人中还要研究自己人呢？人类学以往是门“研究野蛮人的科学”，很少能用同样的客观态度去研究文明社会；即使去研究，也多限于已失时效的风俗习惯而已。而且一说到自己的文化，客观的精神也就很难保持了。

普通的人都认为自己的文物制度、民族性格是“标准”，是上帝依他自己的相貌造下的。这点自尊心确是维持文化的力量，尤其是在战斗中，为了士气必得坚强自信。历来坚强自信的方法是宗教性的，那就是超于理性的，发动着爱恨的感情去支持“好坏是我的祖国”的盲目信仰。事实上，天下哪里有完全的东西，如果用理性去检讨就不免发现所属于自己的也颇有缺点，这样就会使人不便盲目了；爱恨的单纯，也是原始的，感情未免动摇，于是也就不免被认为“打击士气”了。在初民社会里，战争前常有一些仪式，激动感情，排斥理性，就是这个道理。——蛮性的遗留阻碍着民族的自省。

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美国不容易看到这本书。战时纸张缺乏当然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印的书不多，销完了也就难于再印。但是普通人不喜欢看并没有恭维自己的传记的心理，也许也有一点关系。以我自己说，我是不喜欢照相的，照了相也不喜保存，理由总是说“照得不像”。其实谁也不能承认照相机会有偏见，但是长得不出色的人有哪几个不像我？

今年二月，快从英国返国前，我和一位朋友一同去伦敦的旧书铺里淘旧书，他在书架角里找出了那本《美国人的性格》。我高兴极了。他就把这书送了我，说我在归程的飞机上可以用它来应付这段无聊的时间。我如他所说的在回抵国门前，清偿了这个夙愿。我心里不免时常向自己说：“在写那本《初访美国》之前实在应该先看看这本书。”回到北平之后，安平屡次来信要我为《观察周刊》写稿子。我就决定翻译那本书。可是这是本美国人写给美国人读的书，假如我按字翻译，对于中国读者必然会感到隔膜。于是我想不如依这书的见地重写一道罢。在我开始下笔时还遵守着作者的原意。但是一下笔，我的笔头却走远了，远到和原书相差太多。说是编译，对不起原书；说是创作，又未免掠美。如果一定要题个名，最好是说是“读书札记”，是翻译和创作之间的东西。我所希望的只是能使读者多了解一点关于那些日渐和我们发生更密切关系的美国人的性格罢了。

我希望读者在这本小书里看到一个社会结构的标本；好像我们在生物实验室里解剖一条蚯蚓或一只鸽子一般。当然在这几万字里所画出的一个速写决不能把美国社会，和生活在美国社会里的人的性格，全部勾出一个棱角来，但是在这里读者至少可以看到社会和文化的解剖是怎样着手的。读者如果先看我那本《初访美国》，再看这本小册子，多少也可以从历史的过程中看到美国人的生活的脉络。

各地人民的生活方式，亦即是他们的文化，与其说是上帝安排下的模式，不如说是这民族在创造、试验、学习、修正的过程中累积下来应付他们地理和人文处境的办法。从这种立场上去看文化，每一项目都有它的来历和作用；因此可以从他们的历史、地理和人文处境中加以说明的。这是说各种社会制度的形式都可以理解的。人类学的任务就在理解各式各种的文化形态。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的对象。

文化帮助着每个人去获得生活上的满足。我们种田吃饭，推车摇船，都是用来满足我们生活需要的基本活动。这些活动却并不须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发明，去创造，我们只要跟人家学习，这是一个团体所共同保持和享用的财产，而且也是祖宗传下来的一份很重要的遗产。这是文化。当然文化并不单包括祖宗给我们遗留下来的谋生之道，我们自己也不断因为处境改变而创造新的办法去充实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的创造也必然是根据于原有的基础，所以文化是具有历史性的。

社会，人和人集合的生活，分工合作的体系，以其具体内容来说，是文化的产物，也是保持，传递，创造文化的机构。我们生下来并没有带着可以在社会里生活的办法，我们得一项一项地学习，这是社会的任务，社会要使每个人接受那一套谋生的办法。社会要使每个人就范于文化，它于是对于个人发生了一种制裁的力量。我们从小有父母在旁边教我们这个，教我们那个；如果我们不领教，随之而来的是呵责和白眼，甚至是戒尺和关闭在黑房间里。这是制裁作用的开始。在这种我们所谓教育里面，我们分别了什么叫“乖孩子”，什么叫“坏孩子”；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什么叫是，什么叫非；什么叫对的，什么叫不对的。——这些是价值标准的。价值标准是我们行为的指针，是文化替我们砌下的道路，是社会用了压力很早灌输到每个小孩子脑中的辨别应该和不应该的张本。没有一举一动不能在这个价值尺度上查得它的地位。这是决定每个人在各种可能的反应中所作的选择，一切行为的实践也是文化所定下的价值的表现。这样说来，价值标准是文化造下来指导个人行为，使其符合于社会制度所规定下的规范，它的功能就在配合个人和社会，维持社会的制度。至于什么算是好的，和什么算是不好的，那是以当时当地社会制度的内容而定：符合则好，不符合则不好。社会制度的内容则依其是否能帮助人在其处境中获得最大可能的满足而设计，而变迁的。所以，价值标准也是人类得到生活上满足的手段，并不是绝对的命令，而是因时因地而定下的实用规则。

这样说来，在个别文化中可能有和其他文化不相同的价值标准了。抽象的价值尺度可以是普遍的，而价值的内容却是个别的，可以因时因地而变异的。我们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民的生活就得先明白赋有指导作用的价值标准是怎样的，然后才可以进而从他们的历史和地理的特殊处境中去解释这些特具的价值内容是怎样发生的。另一方面，我们得记住价值标准并不是件社会的装饰品，也不是人们的口头禅，而是社会制度的维持体系。我们只有从他们在人民生活上所发生的实际作用去看到这些观念的实践。实践的场合是在他们的社会制度里。

在这本小书和我那本《初访美国》中，可看到我一再提到“自由”“平等”“竞争”“成功”等观念，这些是美国人民所坚持的理想，是代表着他们的价值标准的。这些标准是发生在有着充分发展机会的新大陆上，发生在生产技术开始改变，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增长的时候，发生在从专制的欧洲、穷困的欧洲里出来勇于冒险求生的移民中——美国的地理和历史的凑合里。这些价值标准发生了厌恶权力，崇尚自助的性格，也发生了相互牵制，三权分立的政治态度；信仰自由，不重仪式的宗教制度；放任独占，缺乏阶级意识的经济制度；孤立而内向的小家庭制度；注重分数、考试和成绩的教育制度——那一切被认为“美国式”的社会形态。

要充分和完全把美国社会解剖出来，画成图样，决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美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还刚刚开始做这件工作。好像Lynd的Middle Town，Warner的Yankee City，West的Plainville，都是比较成功的著作。但是这些解剖工作常常偏于社会形态的描写，而忽略了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怎样在他们所处的文化中养成他们的性格。

个人的兴趣，对人事的态度是逐渐在文化中养成的，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价值标准。社会的价值标准和个人的性格其实本是一回事，从两个角度上看过去而表现出来的两个方面罢了。要真正描写一个社会所有的文化，应该从这两个方面配合了看的。从个人这个角度看，我们还可以见到一个人怎样在社会生活中养成他的性格，那就是教育的过程，尤其是早年孩提时代在亲密团体中得到的训练。这个过程一方面可以说是造成个人一生行为形式、性格的紧要关口，所谓“三岁到老”；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角度看，是社会对个人使用压力最强的一段时间，是把一个牲口变成一个社会能接受的“人”的过程。把这过程作为对某一社会的文化分析的中心是Mead女士在人类学中所做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她早年所写的Growing up in New Guinea和Coming of Age in Samoa以及较近出版的Balinese Character都是从个人性格的养成过程着手去分析一个社会的文化的。她的贡献已在美国人类学上起了很大作用，晚近对于个性的分析已成了一个新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发展必然会引起人类学者对于比较文明的社会发生研究的兴趣。Mead女士这本《美国人的性格》在人类学的发展上占着很重要的位置。

Mead女士所论美国人的性格亦引起过不少评论。我曾听见过有一位朋友说过，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形只是美国人中一部分人的事实，并不能概论一般的美国人。这一点我在本书里也说过：在这本书里，黑人好像并非美国人；严格地说，美国的华侨，也不能包括在内。黑人和华侨并不能在美国社会的梯阶上往上攀登，有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因之，Mead女士所描写的竞争和好胜的性格也就无法养成。非但如此，他们生在一个注重竞争的社会中而自己却没有入场竞争的资格，这种反感也必然会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性格，可惜Mead女士没有注意到他们。我在本书中所补充的一章，也不过是从种族歧视上去看白人内心的矛盾，也没有说到被歧视者的那一方面。

批评这书没有代表性的那位朋友也曾和我说，Mead女士对于那些从欧洲落后国家到美国来处在较低地位的移民和他们的子孙确有很透彻的了解，但是美国人并不都是这种人，而且在社会上占着重要位置的也并不是这种人。据他说，在美国社会金字塔的上端有一批是早年从欧洲比较上层社会中出来的，在美国也处在领导地位，他们“强爷娘，胜祖宗”的心理并不太强。——这一点批评我想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想替作者辩护的话，我们不妨注重数量的问题。所谓高级的移民事实上并不太多。历史上的记载，我在《初访美国》里也曾提到过，即在早年，大多数到北美来的是那种短期卖身的贫民。如果我们要论美国人的性格以他们占多数的那种人做分析的对象是有理由的。当然，最理想的是能先告诉我们，作者所分析的对象究竟是美国人中的哪一种人。

即使我们承认Mead女士所告诉我们的是美国人中占最大多数的哪一种人，问题还是存在，这些人是不是都像她所描写的呢？我想，要回答这问题也许我们还得在理论上多说几句话。在上面的话中，我用了“多数”和“种”两个概念。主要的是在“种”字。认为Mead女士所描写的美国人并不能包括一切美国人的批评，有两个可能的说法：一是说美国社会中有着不同“种类”的性格，Mead女士所描写的只是其中的一种；一是说美国人中每个人的性格多少都有一点差别，Mead女士所描写的只是一部分人，有多少人的确像她所描写的那样还是很成问题。我所谓“多数”并不是答复第二类的批评，而是答复第一类的批评。我的意思只是说她所描写的至少也是占最大多数人口的那一种人。

很显然，Mead所描写的那一种人中个人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她是否应当就所有人的行为加以统计，而达到他们中间最频繁出现的性格呢？我的回答是不必的。要明白我的答案，我得先讲明白个人性格中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受社会依了它的标准严格加以塑成的，另一部分是社会容忍变异，不太加以干涉的。我在上节里已说明社会为了要使个人能和别人共同生活下去，所以要强制着各个人接受相同的行为形式；它预备下一个模子，套上各个人的行为上去。在一个模子里塑刻出来的个体大体上是一般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描写同一模子里塑刻出来的个体，最好的办法是描写这模子本身，不论在这模子里塑刻出来的个体有多少数目。所以，从社会的角度去看个人的性格是就其相同的方面着眼的，凡是受同一标准所陶养出来的人，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一种人”，有着性格上相同的一部分。

这个社会加之于个人，变成个人性格的部分，在大体上是“一种人”所共具的通性。但是社会对各个人的塑刻力可能并不一致，事实上也确有深浅程度之别。社会对于个人的变异能否容忍却须视其对于集体生活的影响而定。在重要的行为上，社会会立下很狭的伸缩范围，一轶出这范围立刻会加以制裁。所以就这一部分说，我们注重它的标准也就够了。譬如语言，我们如果要学习一种语言，我们必然从标准入手，虽则事实上也许没有一个人在发音和文法上是全部合于标准的。我们并不须以统计方法来求得标准语言，因为这不是事实问题而是规范问题。事实问题是统计性的，而规范问题是标准性的。

在这一部分性格之外，我们还可以看见一部分性格是轶出于规范之外的。社会并不完全控制人们的行为：有些是无法控制的，有些是无需控制的。社会要控制个人还得通过个人的意识，换一句话说，社会只能强制个人去控制自己。凡是个人不能自己加以控制的行为，好像我们很多基本的生理活动，心跳速率，眼睛视力等，社会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之，生理性的变异，只要无害于集体生活，社会只有加以认可。所谓社会无需加以控制的部分就是指我们那些行为并不在集体生活之内，或对于集体生活没有多大影响的部分。社会之所以要强制个人去接受一套标准，并不是有意与个人为难，而是出于集体生活的需要。我们不能让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语言，这样语言也就失去其功能了，因为我们要靠这共同的发音和意义的象征体系来互相会意，互相配合各个人有关的行为。可是我们的生活中尽可以有一些和别人没有关系，或关系不深的部分。这部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私人”的范围。在这范围中，我们有种种所谓癖尚、嗜好等，只要怪僻到不影响社会的安全，社会是常常能充分地予以容忍，甚至鼓励，使它们发生一种对社会的一律和单调性的调剂作用。

一个研究个人心理的人应当注重社会强制个人去接受一套社会规范的过程，在个人全部性格上所引起的影响。心理分析者时常强调心理上的遏制作用怎样使私人部分的性格受到斫伤，以致进而使他不能遵循文化所规定的社会生活，发生疯狂和犯罪。研究这套问题的必须从个人入手，因为每一个疯子的疯法是不相同的。如果我们想有一些概然性的结论的话，统计方法是有用的。我们可以从数量的比例上说明某一类的疯狂是占多数或少数。

我说这一段话的目的是在说明如果我们从社会规范性的那一方面去看性格，我们可以把文化上一致的团体作单位来说，而不必从多数个人的行为上的异同去作数量的计较。我这样说并没有暗示我们不必从个人立场上去看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只说从社会一方面看去，我们并没有数量的问题罢了。Mead女士在这本书所做到的，可以说是从社会一方面去看这问题的。她可以概然地论“美国人”，假如“美国人”是代表一个文化一致的团体。我在上面批评她，或是想要求说明的，就是“美国”是不是一个文化一致的团体。很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模子，塑刻着不同的性格。但是无疑的Mead已给了我们一种美国人的性格，而且依我看来，她所分析的那一种人在美国人中占着大多数，因之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模子。

我在《初访美国》的后记里已经说过，我总觉各种文化里长大的人不能互相了解是当前世界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以往，世界上各地的人民各自孤立地在个别的处境里发展他们的生活方式，交通不便，往来不易，各不相关。现在却因交通工具的发达，四海一体，天下一家，门户洞开，没有人能再闭关自守，经营孤立的生活了。在经济上我们全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分工合作的体系，利害相联，休戚相关，一个世界性的大社会业已开始形成。但是各地的人民却还有着他们从个别历史中积累成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少价值标准是不相同的。同样一件事，一句话，可以在不同文化中引起不同的反应。

利害的关系是可以计算的，计算是理性的活动；价值问题却是超出于计算之上的，是计算的前提，是感情所维持的。当前国际间有不少摩擦，稍稍站在客观的地位，看来是对大家都不利的。损人不利己，和损人又损己的事，在利害立场上是不值得干的。但是我们却看见这类事不断发生，如果不是因为愚昧，那就是因为动了感情，超出了利害关系进入了价值的冲突了。那也可以说是文化的矛盾了。

如果我们不愿意人类自相残杀，以致消灭，很显然的，我们只有积极地促进这世界性社会的形成。我们也就得极力克服文化的个别性所造下的阻碍。怎么去克服呢？

我在上面已说过，文化中的价值标准虽则可以理解，但是在个别文化中生活的人却时常不求理解，只加以接受就够了，而且用了感情来维护它。在各民族的部落孤立生活的时代，这不但是件省事的办法，而且也具有加强社会强制力的作用。这些标准是要灌输到每个人性格中去的。怎样灌输法呢？一是用理解的方法去说服个人，一是用感情的方法去取信于人。前者是科学性的，后者是宗教性的。在科学不发达的社会里，去激动人民的感情来支持社会的价值体系比较方便而且有效。孔子所以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来还有知难行易之说，都是着眼于理解社会制度、价值标准的困难。不论是主张保守的或主张革命的，出发点是同在以感情支持行动。因为这个缘故，本来可以理解的文化却罩上了一层非理性的铁幕。在个别文化中生活的人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文化只觉得可厌甚至可怕。我们如果要改变这种态度，只有充分发挥人们的理性，这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民族自省”。在这件工作上，社会科学可以有它们极重要的贡献。

我在这几年里利用了旅行的机会一再访问了英美两国，使我更切身地觉得了解别国文化的重要和不易。因之，我曾不因自己才学的限制，一再写了几本分析英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小书。我的目的其实并不完全在介绍“西洋景”，而是在想引起读者对于文化和社会生活分析的兴趣，进而能用同样方法去了解自己。

这几年来，我们中国人，常常会感到惶惑和失望。我们看到了自己国家繁荣发达的大好机会，不幸，也眼看着我们失之交臂。我们可以怨恨人们的愚蠢，可以指摘某某那些人的作恶，但是我们如果再问一下，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会在这紧要关头把我们的船触礁在混乱的水里，这原因显然不只是我们中国人命运不佳，或是偶然的被一辈群魔所害，而是我们累积下的文化和这个现代国际局面发生了冲突。这冲突我们有可能避免，但是并没有避免。没有避免也有其原因，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传统、处境和发展方向是必须要有一个全盘清理的。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可以说只是在迎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用科学方法把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生活方式中所养成的观念，一一从我们的历史和处境中加以说明。有了这笔清清楚楚的账才能使我们走下一步时不致再像目前这样的艰难而浪费了。

这一本《美国人的性格》不过是为这项工作所做的微小的准备。我希望还有继续为这项工作而努力的机会。

1947年7月11日，清华园新林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