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非正常关系 8.站直了,不容易

像世界上一切封建帝王统治史漫长的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官本位”影响深厚久远的国家。于今,其影响虽已缩敛,但仍强劲地左右着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大小知识分子的命运状况。故中国人,以及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头脑中一再滋生出犬儒思想的陋芽,并玩世地将犬儒思想的方式当成一种成熟、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一种潇洒似的活法,委实也是可以理解,甚至应予体恤的。在“官本位”的巨大投影之下,从献身于官体制的官们,到依存于官体制的大小知识分子们,到受治于官体制的庶民百姓们,谁想站直了,都非是容易之事。相反,千万别站直了,倒真的是一种有自知之明的表现。而且,只要习惯了,感觉也不是多么的不好,有时甚至会获得较好的很好的感觉,会获得比企图站直了还好的感觉。

由这一种见怪不怪的现实,又每使我联想到谢甫琴科。众所周知,谢氏生长在农奴家庭,从小失去双亲,孤苦伶仃,实际上便开始做一个小农奴。尽管他的身份似乎比农奴高一等,叫“使唤人”。

后来,他成为乌克兰民族的画家和诗人,名声远播,于是受到沙皇的召见。

其刻,宫殿上文武百官都向沙皇三躬其腰,口出颂词,唯谢甫琴科一人挺身于旁,神情漠然。

沙皇愠怒,问:“你是什么人?”

诗人平静地回答:“我是塔拉斯·格里戈耶维奇·谢甫琴科。”

沙皇又问:“你不向我弯腰致敬,想证明什么?”

诗人不卑不亢地回答:“陛下,不是我要见您,是您要见我。如果我也像您面前这些人一样深深地弯下腰,您又怎么能看得清我呢?”

这一次召见,决定了诗人一生的命运。

如果,他和沙皇面前的那些人一样;如果,他哪怕稍微装出一点儿卑躬屈膝——这在当时实在算不上什么耻辱,许多比他声名显赫的人物都以被沙皇召见过为莫大荣幸——那么他也许将从此成为沙皇的宠儿。

但是由于他的桀骜不驯(这乃是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从一开始就在他内心里种下了轻蔑王权的种子),使他几乎一生都成为让沙皇耿耿于怀的人。

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无论什么人,若想站直了,就必付出代价。

谢氏为此付出过代价。

法国的雨果也为此付出过代价。

还有俄国的普希金。

还有许许多多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企图站直了的人……

民主之所以对于人民毕竟是好事,就在于它彻底驱散了王权的巨大投影之后,使人人都有可能从心理上获得解放,弯腰与不弯腰,完全出于自愿,出于敬意的有无,而根本不必假装作戏。倒是反过来了,有权之人,每每在人民面前作秀,以获得人民的好感。因为人民几乎无时无刻都有资格以民主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说:“你的权力是我们给的,我们想收回给予别人,便可以那样做!”

王权巨大投影之下的任何人,却不得不经常告诫自己:“我现有的一切是王权的代表者们给的,他们想把它缩减到多么小的程度,就可以把它缩减到多么小的程度。他们一旦想收回它,不愁没有正当的理由。”

中国的民主局面、法制成就,近年发展得很快,有目共睹。但我们中国人毕竟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弯腰弯得太久了,似乎成了一种遗传病,鼓励站直了,许多人可能一时反而不习惯,感觉反而不自然。

扫描社会,观察这一种现象,所见是非常有趣的。

“我认识××厂长!”

“我认识××处长!”

“我认识××局长!”

“我认识××部长!”

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时常会听到这样一种炫耀。而其炫耀,效果往往又立竿见影。仿佛炫耀者本身,顿时脑后呈现七彩光环似的。倘不直接认识官员们,那么认识他们的秘书、儿女、三亲六戚,也似乎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尤以认识官员们的夫人,最是资本。

中国人公开宣布自己拥有这些特殊关系时,其实是想证明——我是一个有条件站直了的人!但所认识的官员一旦“趴下”了,或从官体制中隐退,一度站直了的某些中国人,又必然会一如既往地弯下腰。于是他赶紧弯下腰去认识另外的官。因为他毕竟曾靠认识官而站直过,体验了站直的感觉之良好……

如今,一个中国人站直了,已不须付出以往时代那种代价。那种代价太沉重,有时甚至很惨重。在中国以往的时代,只有几千万分之一的人尝试过。

但如今,一个随时准备弯下腰的中国人,依然肯定地比一个随时准备“站直”了的中国人获益多多。

某一天这种情况反过来,中国就将成为一个前途更为光明的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