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波兰？那里冷得要命，是吧？”她问，欣慰地叹了口气。最近，一直在诞生那么多国家，最保险的话题就是气候。

“夫人，”我试图回答，“我们国家的诗人，都戴着手套写诗。我不是在暗示，他们从来不摘下手套；其实，一旦月光足够温暖，他们就会摘下手套。这些诗行，由粗砺的雷声构成，唯有这样，才能熄灭暴风雨的持续轰鸣，它们在赞美海象饲养员的朴素生活。我们的古典诗人，用墨水的冰柱，将颂诗雕刻于被践踏的积雪。其余的，我们的颓废派，以雪花代替眼泪，痛哭自己的命运。如果谁想淹死自己，就必须手握一把斧头，凿开冰层。哦，夫人，我亲爱的夫人。”

这些是我想说的。但是，我忘记了法语中的“海象”这个词。我也不确定“冰柱”和“斧子”这样的词。

“波兰？波兰？那里冷得要命，是吧？”

“一点也不。”我冷冰冰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