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赏析

南宋文天祥在《集杜诗·自序》中说：“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那么，我以为毛泽东诗词，就更足以称之为史的了。这是因为杜甫的诗，还只不过是以第三者的旁观身份“纪载”客观的史料而已；而毛泽东诗词则是以历史缔造者的身份，直发胸臆，所以它更是历史心态的凸显，于史岂非更为直接。所不同的是，一般诗人正如《乐记》所言，情随政转，遇治世，其音则安以乐；遇乱世，其音则怨以怒。而毛泽东则正因为他于“世”不是第三者记录的身份，而是直接缔造者，所以乱世于他，反更足以激起创世的豪情。这就形成了他为人们所不可企及的气势磅礴的革命浪漫主义。这固然是出于他个人的文学涵养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发展，但也源于他作为一个时代必然的领袖人物的胸襟。《清平乐·会昌》便是这样典型的乐章。

要正确理解这阕词，这里作为标题而特意标出的“会昌”二字，是不宜轻易放过的。

我们知道蒋介石在1930年至1934年这5年内，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由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都取得了令敌人惊恐的辉煌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时，虽然中共临时中央已到达中央苏区，执行一套“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排挤了毛泽东对于红军的领导，但是他们这一套在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贯彻到红军中去，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在红军中又有较深刻的影响，所以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这次反“围剿”也仍然取得了胜利。只有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已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全盘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代之以从苏联硬搬来的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采取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堡垒战，这次不仅没有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反而如毛泽东后来讥笑的“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显然，当时“大国家”是插手了中共中央事务的，这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莫斯科还来电指挥中国共产党从瑞金出发，“在离蒙古近的什么地方寻找个安全地带”可以看出。倒是在中央苏区南线会昌担任掩护的红二十二师，因接受了当时在南线指导工作的毛泽东的意见，改用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则取得了可喜的胜利。这阕词就是针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特别是他们背后的“大国家的统治者”而发的。

词的劈头第一句“东方欲晓”，很见气势。根据毛泽东的理论，“诗要用形象思维”，所以这里的“东方”并非实指方位，而是借代位处东方的中国。“欲”，希望。“晓”，天亮。希望天亮，意即中国要想革命胜利，下面的话没有在字面上表达出来，却因一“欲”字导向了采用什么方法。然而此时“左”倾冒险主义者所采用的却是先搬苏联的革命经验，且以老大自居，排斥了毛泽东所创导的中国革命路线，所以毛泽东讥讽他们：“莫道君行早。”

不错，这里的“君”，一说是毛泽东指自己的。1964年翻译毛泽东诗词的英译者曾问毛泽东，“君”指谁？毛泽东说是他自己天不亮就上山，山很高。但我以为毛泽东在这里只是解释他写此词时的背景。按照现代结构主义的理论，最多也只能说他以此意构成艺术成品。若将这两句直译为，“天快亮了，我一早上山，山上已有战士在训练”。实则实矣，只是于词则索然寡味！是以纵令如此，也还有待于上升为美学客体。当代现象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诺曼·英加顿认为：作品是一种纯粹的意图客体，然而它并不完全依赖主体而存在；相反，它是一种本体受外界支配的构成。这就是说，作品源于作者的意图，但它在两种受外界支配的领域内也有继续存在的基础：一种是在作者语句中现实化了的理想概念或表现内容，另一种是构成本文的真正的文字符号。（参阅诺曼·英加顿《文学艺术作品》）从真正的文字符号说，“君”在《中华大字典》中有二十三种解释，够多的了，但却没有一种是作“我”解释的。作为互证，就以作者用字的习惯而论，毛泽东在自己的有限诗词中，六处用到“君”字，也不少了，同样没有一处是指自己的。再从表现内容或实现化了的理想概念看，这已如上述，南线作战，分明表现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而事实上又证明了毛泽东所坚持的路线是正确的。然而，正确的却受到了压制，在这种心境或者说隐意识的作用下，这个“君”字恰如他在1965年秋写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中那个“君”字，便具备了对国际机会主义者的蔑视那样的韵味。它看似尊重对方，细味起来实含讽刺。这就是它自身显示出来的美学客体。赫士在《诠释的目的》一书中说过：“作品不过是提供意义的一个引线，而诠释者才是意义的创造者。”

对于诗词者应当具备怎样的修养，加拿大词学大师叶嘉莹教授有过极好的意见。她说：“东西方的某一类抒情诗，有着某些相似的特质。其一是就作者而言，除去其在外表所叙写的显意识中情事以外，更可能还流露有作者所不自觉的某种心灵和感情的本质。”“其二是就读者而言，除去追寻其显意识的原意之外，也还更贵在能从作品所流露的作者隐意识中的某种心灵和感情的本质而得到一种感发。”“诗词人如何把一篇艺术成品提升为美学客体，而对之做出富有创造性的诠释，当然也就成为诗词人所应当具备的一种重要的修养和手段。”（《中国词学的现代观》）毛泽东曾说自己“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他是懂得词是要“要眇宜修”的，决不会将词写得浅露无味！这是我以为“君”不宜作“我”解又一理论上的依据。

“莫道”二字，是彻底否定之意。不要以为你成功得早，其实在这里完全没有用，这里是中国。所以诗人在否定了“君行早”的“左”倾冒险主义后，便紧接着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此时经过了会昌实践的对比检验、证实完全行之有效的方案：“踏遍青山。”“踏遍青山”就是毛泽东当时指导红二十二师的游击战：“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小股敌人。敌人做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要打他的尾巴；敌人做几路来，就打他侧面的一路。”可以这样说，“踏遍青山”四个字，也就是毛泽东整个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最形象最生动的概括。赖毅在《毛委员教我们发动群众》中举了一个很有说明性的例子。他说毛泽东上井冈山不久，曾对大家说，过去这个井冈山上，有个土匪头子叫朱聋子，“军阀和反动政府围剿了他几十年，总是捉不到他。朱聋子说，他所以站得住脚，只有一条经验，就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现在我们要改他一句，叫：又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踏遍青山”不就是“打圈”最形象的表现吗？

“人未老”很有点自负的味道。《礼记》：“七十曰老。”毛泽东写这首词时，正值41岁的壮年，这个“人”自然不是指他自己。其实就连这个“老”也不是实用语的本义，而是延伸作“无用”解。毛泽东在这里是暗用了廉颇的典故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的关于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谈话的印象说：“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事实上，毛泽东在这里是把南北两条战线作为对立面来写的，这“人”至少是代表了南方战线。他的这个自负，正是对“君”而言的：我们并非没有用，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此后两年所总结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得够清楚的了。不过那是理性的论述，而这是“词”而已。所以他接着下了断语说：“风景”还是“这边独好”。“风景”也不是指自然风光，而是他当时亲自指导下已取得胜利的“南方战线”。

是的，中央苏区南线作战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胜利是小的，但毛泽东正是从这两条战线的鲜明对比中，看清了什么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正确路线，“风景这边独好”，这意义就是伟大的了。诗人在这里充满了自信的叫“好”声，不止是在歌颂他的路线的胜利，而且是在为中国的革命气节而骄傲。

这首词，如果说上阕主要是抒情，那么下阕则主要是写景。具体说，都是写的红二十二师在南线作战胜利的情景。“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这是南方战线的蓝图，作为历史的回味。“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这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展望。毛泽东之词，之所以不走婉约一派，是因为他的词也仍然是用来言志的，且一直都是用来表述革命之大志，因此在这里虽仅尝一脔，亦足以知一镬之味。这里会昌城外的“高峰”，直接东溟的“颠连”山势，战士喜指的“南粤”，所有“郁郁葱葱”之处，都莫不是上阕“青山”亦即毛泽东整个游击战略的写照，亦莫不是他开创新局面的“风景”的具体化。在毛泽东胸中，它是整个中国战场，岂止是“南方战线”而已。“战士指看南粤”，具体的我们可以读作这就是毛泽东已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突围之地。其实作为意象的载体，它比字面上的意义要大得多，它是具有战略性的、路线性的，而决不只是地域性的。下阕的“指看”与上阕的“好”遥相呼应。如果“好”作为一种战略的肯定，那么“战士指看”的欣喜之情，则表达了下层指战员们的由衷拥护。事实上，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没有战士的同心同德，要想取得解放全中国这么巨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首词作者曾自注：“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而词却写得如此生气勃勃，斗志昂扬，是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但毛泽东在这里所表现的革命浪漫主义，不是后来被人歪曲成的故作豪放的假大空话，而是出于对自己“战士”的真切理解，是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科学展望。它是浪漫的，但在更深层次上又是真实的。诗人妙就妙在以广大下层指战员的支持来作为自己全词的结束，便无须个人“怨以怒”，甚至也不见他说的“郁闷”，只有无限开阔的郁郁葱葱之向往，而给词以有余不尽之韵味。

作者：万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