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

一年一年地过去,那种感觉却至少变得越来越强烈——我渴望见到那些鹤。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站在山坡上看着天空。但是今天它们没有出现。天空中只有一些野鹅飞过。倘若世间不存在鹤,那么鹅也算得上美丽了。

一位报社来的年轻人陪我消磨时光。我们聊到了荷马,又聊到了爵士乐。他不知道《爵士歌手》那片子里就用了我写的音乐。有的时候,年轻人的无知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种无知便是一种沉默。

过了两个小时,他狡黠地问起了我的新作品。我笑了。他问起了《第八交响曲》。我把音乐比作蝴蝶的双翅。他说评论家们觉得我已“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什么了。我又笑了。他说有些人——当然,绝非他本人——认为我领着国家发的退休金,却逃避我的职责。他追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新的交响乐。我不再笑了。“是你们阻止了我完成我的创作。”我答道,摇响了铃,请人引他出去。

我想告诉他,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给一对黑管与一对巴松谱过曲。这让我颇为得意,因为那个时候全国也就两个巴松演奏家,其中一个还得了肺病。

年轻人的事业蒸蒸日上。他们注定是我的敌人!你想在他们面前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可他们根本不屑一顾。不过,也许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艺术家们生来就容易被人误解。这不稀奇,久而久之,就司空见惯了。我只不过想重申并坚持己见:请恰当地误解我吧!

K从巴黎来信。他对设定节拍忧心忡忡。他需要我帮他出主意、下结论。他得用节拍器给快板打节拍。他在信中提到说,是否只能将第二乐章的其中三个小节放慢,变成原先节奏的二分之一的慢板。我回复他说,K大师啊,我无意反对你的想法。最终——如果我的话听起来太过自大,还请原谅——我认为,表达真挚的方式并不止一种。

我记得曾与N讨论过贝多芬。N认为,如果时间之轮继续转动,莫扎特最好的交响乐仍然会被时代所认可,而贝多芬的交响乐则会被弃之路边,无人问津。这就是我与N之间最典型的差异了。我感觉,N和布索尼、斯丹哈默是不一样的。

据说斯特拉文斯基先生认为我的技艺不佳。我把这一评价当作此生得到的最好的褒奖!一些作曲家在巴赫与近现代音乐间徘徊不定,斯特拉文斯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但是,音乐技法并不是通过课堂教授学习就能获得的,这样说来,I.S.先生算得上此中典范了。可是,当人们把我的交响乐与他那不成形的矫揉造作相比时……

一个法国评论家,试图表现其对我的第三交响曲的厌恶时,引用了古诺的话:“只有上帝才有资格用C大调谱曲。”说得真对。

我和马勒曾经讨论过作曲。对他来说,交响乐必须像大千世界一样包罗万象。而我认为,交响乐的本质在于形式;是其中严谨的风格与深邃的逻辑才将母题内在地连接在了一起。

当音乐成为文学,那一定是糟糕的文学。音乐始于文字止步之处。那么音乐终了呢?沉默。各种艺术形式渴望抵达音乐的境界。那音乐渴望什么?沉默。这样说来,我已大功告成了。我过去以音乐而闻名,如今我以长久的沉默同样闻名。

当然,我还是能创作些音乐小品的。譬如,我可以为了S表兄新婚妻子的生日写一阕小插曲,它的行板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么稳妥。我也可响应国家的召唤写一曲,抑或给大张旗鼓向我邀曲的村庄写点什么。但这些作品并非出于真心。我的音乐之旅已近终结。即使对我的音乐抱有敌意的人,也会认为这合乎逻辑。音乐遵循这一逻辑,最终归于沉默。

A拥有我所不具备的坚韧的品质。身为将军之女,她可不是一个草包。别人眼中的我一妻五女,是个颇有派头的名人。他们说A为了我的辉煌人生而牺牲了她自己。我则是为了艺术而牺牲了我的人生。我是一个很好的作曲家,但是,论做人,则要另当别论。然而,我是一如既往地爱她,我们曾分享些许快乐。当我遇见她时,她对我来说就像是约瑟夫松笔下的美人鱼,坐在紫罗兰的花丛中,伴着她的骑士。可是,世事艰难。恶魔显现了。我的姐姐住在精神病院里。酗酒买醉。精神失常。郁郁寡欢。

振作起来!死亡即将来临。

奥托·安德松竟然把我的家谱研究得这么透,这让我很不舒服。

有些人觉得我很不人道,因为我不允许我的五个女儿在家唱歌或是演奏音乐。拉不好小提琴就不准演奏欢快的曲调,长笛吹得太急了,或者吹断了气,那就别吹。天啊,在这伟大的作曲家中竟不允许演奏音乐!但是A她理解。她知道音乐必定从沉默中来。来于此且归于此。

A也总是很沉默。天知道,这都怪我。作为丈夫,我从不觉得我应该受到圣赞。哥德堡的那场演出之后,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死后你也能在我衣服口袋里找到。但平时她总是毫无怨言。她不像其他人,从不问我何时能够完成第八乐章。她只是一直陪着我。夜晚的时候我开始创作。不,夜晚,我坐在书桌前,在一瓶威士忌的陪伴下振作精神,开始工作。之后,我醒来的时候,头耷拉在谱子上,握着拳在空中挥舞。A趁我睡着的时候把酒拿走了,我们对此只字未提。

我曾经戒了酒,但现在,它是我最忠诚的伴侣,最知心的朋友!

我独自一人出去吃饭,思考死亡。或者去坎普餐馆,去俱乐部,去国王饭店和人家聊这一话题。为什么人只能活一次,这事太怪异了。我加入了坎普餐馆的柠檬桌谈话。在这儿,是允许——确切地说,是必须——讨论死亡的。这儿其乐融融。但A不赞同。

对中国人而言,柠檬象征死亡。安娜·玛丽亚·伦格仑的那首诗中写道:“他入葬时手握一只柠檬。”没错。A嫌它过于病态,禁止我们说。但是,除了死人,谁可以一副病态的呢?

今天,我听见了鹤群的声音,却不见其踪影。云压得很低。因为是站在山顶的关系,我听见它们朝着南方的太阳,发出洪亮的叫声,那声音从头顶向我奔袭而来。看不见的鹤群更加美丽与神秘。它们让我重新领会了洪亮透彻的感觉。它们的音乐,我的音乐,音乐。就像这样,你站在山坡上,听见云的那一端传来穿透心魄的声音。音乐——甚至是我的音乐——也无形地奔向南方。

这些日子,朋友们抛弃了我。我已经无法判断是因为我的成功还是失败。这就是晚年的困扰啊。

或许我这个人不怎么好相处,但也不算太难相处吧。在我这一生中,我一旦失踪,他们就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我——那家餐厅——它们提供最好的香槟与龙虾。

当我出访美国的时候,他们讶异于我此生从未给自己刮过胡子,仿佛我就是一个贵族。但我并不是贵族,也不想装成那样。我只不过不希望把时间浪费在刮胡子上。让别人帮我刮胡子就好了。

不,这不是真的。我的确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就像我的父亲、我父亲的父亲一样。我还是一个艺术家,于是变本加厉。我还有个最忠实、最善解人意的伴侣,这就更加糟糕了。我能标注以“无酒精”的日子寥寥无几。如果你的手抖个不停,那是很难作曲的,也是很难指挥的。我承认,很大程度上来说,A跟着我过日子,简直是一种殉难。

哥德堡。音乐会之前,我又不见人影。也不在老地方。A简直要神经崩溃了。尽管这样,她还是在大厅里,祈祷事情能够有转机。而我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出现了,向观众们鞠躬,举起指挥棒。这着实让A感到很惊喜。序曲才行进了几个小节的时候,她事后告诉我,我就像在彩排一样停住了。观众们很疑惑,乐队更不用说了。接着,我重新给了一个弱拍,从头开始。她很肯定地告诉我,之后简直一片混乱。观众们兴致勃勃,尾随的报道充满敬意。我毫不怀疑A说的话。她说,音乐会之后,和朋友们站在大厅外,我从口袋里拿出装威士忌的瓶子,把它摔在台阶上。但这些我通通不记得了。

回家以后,我安静地喝着晨间咖啡,她递给我一封信。结婚三十多年以来,她第一次在我这个家里给我写信。信中那些话我从此一直牢记心头。她说我是个没用的懦夫,靠喝酒来逃避困难;以为喝酒有助于成就新的杰作,但这是大错特错的啊。她无论如何都不愿再丢人现眼,在大庭广众之下看着我醉醺醺地指挥了。

我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不论是书面还是口头。我想用实际行动去证明。她就像信中所写的那样,没有陪我去斯德哥尔摩,也没去哥本哈根和马尔默。我一直带着她的信。我在信封上写了大女儿的名字,这样她在我死后就能知道这封信写了什么。

对于作曲家来说,步入老年是多么恐怖的事情!一切都没有原来那样快了。而且,自我批评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别人只看到名誉、掌声、盛宴、国家养老金、慈爱的家人、世界各地的拥护者。他们只会注意到,我的鞋子和衬衣是从柏林定做的。在我八十岁生日时,我的头像上了邮票。人们很是注重这些成功的装饰。但我将它视为人生的最低形式。

我记得我的朋友托伊沃·库拉被埋入冰冷的泥土中长眠的那天。他被步兵射中头部后没几个礼拜就死了。在他葬礼上,我回顾了这位艺术家无比悲惨的一生。他勤奋劳作,才华横溢,浑身是胆,然后,一切就瞬间消失无影了。遭人误解,被人遗忘,此乃艺术家的宿命。我的朋友拉格堡颇为认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依后者之见,艺术家借由艺术逃避神经质。创造力正好弥补了艺术家无法倾力生活这一缺陷。当然啰,这只是发展了瓦格纳的观点。瓦格纳认为,如果我们充分地享受生活,就不再需要艺术了。在我看来,这简直是颠倒黑白。当然,我并不否认艺术家神经过敏。茫茫人海中的我,怎能否认这一点呢?我也有些神经质,经常感到不开心,但这是身为艺术家的果,而不是因。如果心比天高,而又经常力有不逮,这怎能叫人不神经质?我们不是电车乘务员,只要在车票上打个孔,正确地报出站名就行了。除此之外,我可以简单地回应瓦格纳的话:一个充实的人生怎能缺少了其最高贵的乐趣,那就是欣赏艺术?

弗洛伊德的理论,没有囊括一大可能性,即交响乐作曲家面临的冲突——首先领悟,然后表达能够经久不衰的音符律动之道——某种程度上是一项比为国王与国家献身更为伟大的成就。许多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而能做种土豆、戳车票以及其他类似的有益事情的人就更多了。

瓦格纳!至今,他的诸神与英雄们让我的肉体已匍匐了五十年。

在德国时,他们带我去听一些新音乐。我说:“你们在制造各种颜色的鸡尾酒,而我带着纯净的冷水就来了。”我的音乐像是融化了的冰。它的律动让你觉察到冻结的开端,在洪亮的篇章中,你能觉察到它起初的沉默。

有人问我,哪个国家和我的作品最有共鸣。我说,英格兰。这片土地没有沙文主义。一次访问演出时,我被移民局一官员认了出来。我见到了沃恩·威廉斯先生;我们用法语交谈,这是除了音乐之外我们唯一共同的语言。一场音乐会之后,我做了个演讲。我说,我在这儿有好多朋友,自然,我希望,也有敌人。在伯恩茅斯,一位学音乐的学生表达了他对我的敬意,然后质朴率直地说他没钱去伦敦听我的第四交响曲。我把手伸进口袋,说:“我给你一个英镑。”

我的交响乐创作比贝多芬的强,我的主题也胜过他。但他生于美酒之乡,我生在一个被酸奶主宰的地方。像我这样的才华,即使说不上是天才,亦非酸奶所能滋养。

战时,建筑师诺德曼给我寄了一个形状像小提琴盒子一样的包裹。那果真是一个小提琴盒子,里面装的却是一只熏羊腿。我写了一曲《弗里多林的愚蠢》寄给他,以表谢忱。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激情洋溢的清唱歌手。我感谢他那美味的小提琴。不久,有人寄了我一盒鳗鱼,我回赠了一曲合唱谱。我暗自思忖,事情完全变了个样。想当初,艺术家有资助人时,他们便能写曲子;只要他们像这样写下去,他们就有饭吃。现在的我,却是先从别人那儿收到吃的,然后写点作品回赠他们。这样就有点乱套了。

迪克托纽斯把我的第四交响曲称为“树皮面包交响曲”,因为在以前,穷人把碾得很细的树皮掺入面粉中。虽然做出来的面包并不怎么好,但是抵御饥饿绰绰有余了。卡利什说第四交响曲大致上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愠怒与不快。

年轻的时候,我被评论伤害。如今,当我情绪沮丧时,重读那些关于我的作品的讨厌的文字,却极感振奋。我告诉同事:“记住,这世界上从没一个城市给批评家树立雕像。”

在我的葬礼上将会演奏第四交响曲的慢板乐章。我还希望,我下葬时,那只写下了这些音符的手可以攥着一只柠檬。

不,A必定会从我死去的手中拿走那只柠檬,就像她从我活着的手中拿走威士忌酒瓶。但她不会撤销我对“树皮面包交响曲”的吩咐。

振作起来!死亡即将来临。

他们不断地问及我的第八乐章。大师啊,它何时能大功告成?我们何时能出版?就算是开篇的序曲也行啊?您会让K来指挥您的这部作品吗?它为何花费您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鹅不给我们下金蛋了呢?

各位,新的作品或许会有或许不再会有了。我已经花了十年,二十年,都快接近三十年了。过了第三十年或许也毫无进展。或许它将被付之一炬,葬身火海,然后归于沉默。毕竟,万物都是这样终了的。但是各位,请恰当地误解我吧。并不是我选择沉默。是沉默选择了我。

A的命名日。她希望我去采蘑菇。树丛里的龙葵快熟了。唉,这我并不擅长。但是,凭借勤奋、天赋和勇气,我最终还是找到了一颗龙葵。我把它摘了下来,放在鼻子边闻了闻,然后恭恭敬敬把它放进了A的小篮子里。干完了这份工作,我掸了掸袖口的松针回家去了。那之后,我们上演了二重奏。无酒精。

手稿的盛大的判决仪式。我把它们装在洗衣篓里,并且当着A的面,在餐厅里将它们点燃。过了一会儿,她再也看不下去,就愤而离去。我继续这份好差使。最后,终于觉得自己冷静轻松了许多。这真是愉快的一天啊。

时间消逝得没有从前那样快了……是啊,我们凭什么期待生命的最后乐章是一首回旋的快板呢?不过,我们该怎样给它划拍才最适合呢?庄严节拍?很少有人这么幸运。广板演奏——还是有些过于庄重。宽广而热情的?——最后的乐章也许可以那样开端——我的处女作就是这样的。但是,在现实人生中,它不是超级快板,指挥家不会威逼乐队拼命演奏,发出愈来愈大的音响。不,在那最后的乐章中,人生是指挥台上的那个醉汉,是个连自己的音乐都无法辨认的老人,是那个分不清排练与表演的傻子。不如用滑稽调来演绎?不,这种方式我已经用过了。那么还是让它缓慢绵延些,让指挥来做决定吧。毕竟,表达真实的方式不止一种。

今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出去溜达。我站在山坡上向北眺望。“我年少时的鸟儿啊!”我朝苍天放声,“我年少时的鸟儿啊!”我等候着。云烟氤氲,天阴沉沉,但就是这天,鹤群从密密的云层下面飞过。它们靠近了,其中一只突然离开鹤群,径直朝我飞了过来。我张开双臂,欢呼着看着它在我身边慢慢地转了一圈,发出响亮的声音。随后,它回到行列中,继续随着鹤群向南远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它们,直到视线一片模糊。我屏息凝神地聆听,直到什么也听不见,然后,一切又归于沉默。

我慢慢走回了家。我站在门口,呼唤柠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