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推崇在电视里看的“佩瑞·梅森”系列剧，梦想着成为一名律师，而且觉得要有恋人，却不需要丈夫这种麻烦的东西。

然而现实是我成了光学机器公司的事务员，年仅二十七岁，却结了两次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总之，我的人生稍稍有些麻烦。

我清楚地记得电视里佩瑞·梅森系列剧的背景音乐，嗒铛、嗒嗒、嗒铛、嗒嗒。一听到这音乐，身为小学生的我就心潮澎湃，揣测着身材健硕、沉稳又逻辑性强的佩瑞的计谋，早早地心花怒放。

“然后呢，今天出什么事了？”

弟弟一只胳膊拄在窗框上，很愉快地问。

“事先声明，都三点了。”

弟弟那让人感觉绝对梳不通的头发不是褐色，几乎是黄色的，苔藓绿的羽绒服旧得如同流浪汉的衣服，明明脸庞那么俊俏。

“我知道。”

我说着从弟弟的大衣兜摸出啤酒和芝士鳕鱼。电车缓缓开动了。

“但不是挺好吗，正好有这班电车。”

“哪儿正好了？”

弟弟笑了，从另一侧兜里取出自己的啤酒，起身脱了大衣。

是弟弟说的，布鲁克林美术馆的德加画作来宇都宫的美术馆展出了。他眼里闪着亮光说绝对要去，所以我们现在坐在新干线上。

我们约好正午在东京站见。弟弟在鞋店做店员，为配合他的休息日，我请了带薪假。然而我的人生混乱至极，没办法从家里出来，结果迟到了两小时四十分钟。

“亚纪跑来了。”

我说着喝了口啤酒，打开椅子扶手上的小桌放下啤酒罐。我的老公迷惑女人，也迷惑男人，总之怎么说呢，是某种博爱主义者。

“是你把阿郎介绍给我的，所以你也有责任。”

新干线车厢内的暖气开得十足，太热了，好在座位在最前面。我脱了鞋把双脚撑在前面的车厢上。

“什么责任？”弟弟很诧异地问。

“我人生的混乱啊。”我回答说，他眼球滴溜溜地转。

“我可不管，千奈美你不是自己和阿郎跑了吗？而且，”说着弟弟笑了，“大家的人生都很混乱，无论何时都是。”

我思考着这句话，咬着一根芝士鳕鱼。窗外眼看就要下雨了，阴沉的天空似乎很冷。

“是啊，你这么一说是挺有说服力的。”

弟弟从三岁开始学小提琴，恐怕俊俏的面庞和早熟的言行也帮了忙，他曾经被誉为天才、神童，很是轰动。他和周围的人都深信等他长大了会当小提琴家。我想如此一来我们姐弟俩便是律师和小提琴家的组合。弟弟十五岁留学德国，二十岁回国时不仅放弃了小提琴，还成了同性恋。

在宇都宫站一下车，风如冰冻般寒冷，我缩起脖子。三月了，却还像隆冬。

“这城市感觉好冷清啊。”我恨恨地看着他，好像这一切都赖弟弟。

没时间了，我们从车站前坐上出租车，好容易赶在闭馆前进了美术馆。气派十足的美术馆掩映在山上的杂树林中，显得别有情致，却根本没人。

“真浪费啊。我要是住在附近的话每天都会来。”弟弟说。

我走在弟弟后面，后悔穿了跟这么高的鞋子。

“千奈美，你太吵了。”

弟弟回头说了一句。美术馆地面的构造太传音。

“等等我，你慢点走，一着急声音就格外大。”

很有趣的展览，集结了分别代表法国和美国的印象派画作。除了德加，还有莫奈和玛丽·卡萨特，也有库尔贝和西斯莱。

但是弟弟站在德加的画前面不动了。脚尖张开九十度，脚跟相接，如军人一般挺立着，一直只看着一幅画。

“我在大厅等你。”

大致看完后，我觉得无聊了，跟弟弟说。门口的美术馆商店，不知为何除了明信片和海报，还卖景泰蓝胸针和手染的丝巾。我匪夷所思地望着这些东西，忽然觉得心里很孤单。很孤单，很不安。

好想见阿郎，我想。如弟弟所说，我是自己和阿郎“跑的”。阿郎和我的气场完全一致。我的二十七年，阿郎的四十年，我们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勉强活着形成的气场。

弟弟常常出入一个奇妙的沙龙，有一天我跟他去那儿，结果遇到了阿郎。

不敢相信那仅仅是一年前的事。当时我已经和别的男人结了婚，阿郎也有以亚纪为首的若干女友。先不说阿郎，对我而言结婚和恋爱应该是重大且神圣的。至少到一年前为止是这样。

某日我去那里，因为弟弟说他只在那儿偶尔拉小提琴。

“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弟弟说。

他说：“那是个令人愉悦的地方，心情一舒畅就想要点音乐，感觉大家都这么想。很自然地，与其说是我拉的，更像是音乐自己要出来，虽然这说法很奇怪。”

这让我觉得很不得了。从小我们关系就好，甚至被别人嘲笑说是什么“同卵双胞胎姐弟”或是“近亲乱伦”。但在我这样的姐姐面前，在那么疼爱他甚至让他去留学的父母面前，还有高度评价且深信他的才能，忘了是叫舒尔兹还是史托兹的那位德国学校的教授面前，他都拒绝拉小提琴，却竟然在别的地方“偶尔拉”。

说是沙龙，但并不是定期的集会，那里只是普通的人家，总有人聚在那儿而已。那所位于东京郊外的独门独户的破房子里，住着一对古怪的夫妇。据说房子是租的，那位妻子瘦瘦的，个子不算高，只有头发和手脚特别长，她说：“人都是很快就会死，不明白那些要买土地的人是怎么想。”

无论什么事情，她都是这种腔调。

“哎，我们没有孩子，也不用为谁留点什么。”

比妻子更理性的丈夫补充道。但那所房子里也有孩子到处乱窜。开始以为是亲戚家的，但不是，据说只是邻居家的。那座昭和初期修建的日式房屋当然带院子，院里长年杂草丛生。

几年前，弟弟被一位同性恋朋友带去那里。他说，在那里待着很舒服，一眼就相中了。

我与阿郎在那儿相遇。那个迷惑女人又迷惑男人、温柔又自私的不良中年男人阿郎。

聚集在沙龙的人，除了孩子有一半是男同性恋，其中再有一半是医生。不知为何，其中医生的百分比很高。事先说明，阿郎两者都不是。他是活动策划人，虽是博爱主义者，却是异性恋。

我人生的混乱便始于那个沙龙。

我在门口角落的吸烟处吸着烟，萤火虫的光和告知闭馆的广播一起在空气中游荡开来，如同被一起赶出来那样。弟弟回来了，眉开眼笑的。音乐、绘画，还有某种电影及戏剧总会让他兴致高涨。

“尽兴了？”

我问，在烟灰缸里捻灭了烟站起身。鞋发出咣当声。

来到外面，没想到竟飘起了雪花，雪飘落在美术馆使用了大量玻璃的现代建筑上、尽是枯木的山景里，还有向下延伸到小城的宽宽的坡道上。

“好美。”我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抬头远望，呼出的气息是白色的。

“静得瘆人啊。”

弟弟也是双手插在口袋里，仰望着天空说。我的视线回到地面，沉迷地看着弟弟仰起的侧脸。

“好俊俏的脸。”我阐述着感想。

旁边的停车场空空如也，那块空阔的地上白天也许停了许多观光大巴，现在却只停着应该属于职员的两三辆私家车。

“喂，我们怎么回去啊？”

我一问，弟弟也瞬间愣住了，说“我去问问”，快步折回了美术馆。

我们用入口侧面的公用电话叫了出租车，等了三十分钟。来关大门的人怜悯地看着我们。飘落的小雪中，我们终于坐上了出租车，此时太阳早已下山。

“好冷。”我哆嗦着说。弟弟说：“饿死了。”

回到市里，霓虹灯到处闪烁。冷是冷，但哪儿都没下雪。我们进了车站前的饺子馆，店中央烧着煤气暖炉。

要了两瓶啤酒和两盘饺子。

“哎？亚纪怎么来着？”

夹着小小的、煎得脆脆的饺子，弟弟很愉快地问。除非有特别伤心的事，一般他都很愉快。

“听我说。”

我兴致勃勃地说起来。说那个明知别人为出门请了带薪假，却在这天上午十点突然来访的能说又好色、又无所顾忌的女人。

她叫市原亚纪，据说高中时患了重度抑郁症，几次自杀未遂，反反复复住院出院。借用她的话，说是“抑郁症导致她有意怀孕了，为了不被迫打掉，一直保守秘密，但最后还是流产了”。只听这些会觉得很心痛，但现在二十一岁的她已经彻底恢复，变成了一个只在名义上“帮忙做家务”的能说又好色，又无所顾忌的女人。虽然是个美人，嘴却很损，让周围的人感到棘手。

“我来玩了。”

一打开门，亚纪麻利地脱掉鞋子进了屋。让亚纪说的话，我是个“把她的阿郎横刀夺爱的可怕丑八怪”。

然而在这方面，我更相信阿郎的话。

“怎么可能，我跟亚纪什么都没有，一根指头都没碰过她。唉，但有几次她自己把衣服脱了，为给她穿上衣服不得已碰过她的身体。”

“你今天请了带薪假吧。那我可以在这儿慢慢待着了。”

亚纪从厨房取来刀，一圈一圈削着我为喜欢水果的阿郎买来的日向夏蜜柑的皮。

“开什么玩笑。我现在要出门呢，吃完你就乖乖回去吧。”

知道。亚纪说。

“是和你弟弟出去吧？听阿郎说了，我们是网友，不管什么都会告诉对方。在邮件里，连平时跟谁都无法启齿的事都可以坦诚说出来。”

“什么是跟谁都无法启齿的事？”

我拿来另一把刀，不服输地也削起蜜柑来。我和亚纪的周围弥漫着清凉而苦涩的柑橘味道。

“比如与老婆做爱时的不满。”

“撒谎！”

“比如老婆是鼓肚脐。”

“撒谎！”

终于，我笑了。

“别净说些这么没礼貌的话，赶快走吧。”

亚纪没笑，她目光犀利地看着我说：“没劲。最近千奈美你一点都不理睬我的挑衅。结了婚就安心的人最差劲了。你走好啦，我帮你看家。”

她伸出纤长的手，取过第二个柑橘剥起来。

“但是，不论我对回来的阿郎做什么，你都不要抱怨哦。”

这种时候我真的很困惑，不知到底该怎么应对才好。包括阿郎在内，进出那家沙龙的人身上都带有深不可测的强势。不知称为强势对不对，但我是这么认为的。有时候那看起来又近似脆弱，很让人迷惑，但说不定正相反。

结果过了一点钟，亚纪还在我家。她环视着屋里说：“这里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这么寒酸啊。阿郎好歹是活动策划公司的社长吧？为什么住在这么穷酸的地方？”

“喂，有没有刺激点的音乐？比如桑塔纳乐队啊贝多芬啊。”她在电视下面的抽屉里挑着，说“就这个吧”，放起滚石乐队来。亚纪喜好的音乐简单易懂。

她跟随音乐晃动身体，说：“给阿郎打个电话吧。”

弟弟又点了一瓶啤酒，仍然愉快地听我说。

“然后呢？最后怎么让她回去的？”

饺子店的大婶一边越过吧台递过来啤酒，一边怯生生地问：“你是外国人？”

在弟弟的人生里，这问题也许被问过上百次了。

“不是，日本人。”

弟弟回答完，大婶如释重负，不好意思地哈哈笑了。

“什么啊，果然是日本人啊！哎呀，我觉得要是外国人讲的，这日语说得可真好啊！”

大婶欢天喜地的，说到“讲的”这个词，犹如对外国人使用肢体语言一样，手在嘴前面合起又张开。

“我跟她说，你说阿郎在邮件里说这说那，又在撒谎，不如我们打开邮件看看吧。”

弟弟错愕地看着我。“不会吧？”

他似乎都没注意到我的杯子空了，没办法，我自己满上。

“是真的哦，”我接着往下说，“阿郎不删邮件，全都留着，马上就能看到。”

“不会吧。”弟弟又说了一遍，和亚纪的话一模一样。

“不敢相信。”亚纪说。我打开笔记本翻盖，她在我旁边岔开腿站着，声音紧绷。

“不许这样！”一副命令的口吻，“你要是打开开关，我就揍你。”

我吓了一跳，不禁看了她一眼。她气得眼睛鼓鼓的，细细的眉毛紧锁着，如同迷茫着不知要哭还是要打人的孩子一般，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我知道她是认真的。

“竟然随便窥视别人的内心，你太差劲了，猪都不如！品行低劣！竟然能想到这主意，真不敢相信！”

我叹了一口气。

“不是内心啊，这只是台机器吧？”

“真不敢相信。”亚纪重复道，犹如厌恶蚯蚓的人看到蚯蚓一般注视着我。

我感觉自己似乎变成了一种很肮脏的生物，所以说：“你回去吧！”

“你要是现在走的话，我就不打开。”

一段时间谁都没有动。我深感羞愧，搞不明白究竟为何要因为这个女孩产生这样的想法。

亚纪回去了，临走没忘丢给我一句：

“差劲的女人！”

她高傲地抬起下巴，直直地看着我，声音极尽轻蔑。

我不擅长对付亚纪，也许因为她太刻板了。刻板、直接，要让我说的话这就是暴力。

“太好了。”弟弟说。

我点上了烟。

“那没看邮件喽。”

“当然啦。”我说。但这只是个结果。我最讨厌电脑了。

“别那种表情。”

我吐着烟，捏了下弟弟的鼻子。

“你为什么要为了那种人摆出一副受伤的表情？”

弟弟夸张地摊开双手。“不是为了亚纪啊，是为你吧？”他一本正经地吐出了比亚纪更夸张的论调。

回去的新干线上，两个人都默默无语。弟弟这回也坐在靠窗一侧，一直望着窗外。我拿出向阿郎借的文库本看起来。封面上画着一位邋遢的大叔，大叔坐在纸箱上，一只手撑着下巴，裤子里冒出一条黄色的毛巾。

“到了东京，再去喝一杯？”

弟弟说，声音里读不出情绪。窗外夜色正浓，车厢内的景象映在窗上，外面什么都看不见。他一直在看什么呢，我觉得奇怪。

“去。”

我小心地回答，尽量不让人听出自己有多开心。

阿郎总是很晚回家。我的工作很少加班，所以七点就到家了，但阿郎回来则要到深夜。虽说是以人脉决定胜负的工作，可我觉得也太过分了。我不可能知道他到底工作到了几点。

“生什么气呢？”弟弟很好笑似的说。

仅仅是半日的远行，但一下车，站在东京车站，我就觉得十分安心，欣喜地说“城市夜晚干爽的味道”，仰起头用鼻子深呼吸。

“千奈美你真脆弱啊。”

弟弟笑了。

说喝一杯，那一定是去城西，那里有一家令弟弟流连忘返的酒吧。很小的一家店，店里暗得吓人。厚重的窗帘在墙壁上打着满满的褶皱垂下，天花板上吊着好几只空鸟笼。是一家似乎会有吸血鬼出没的店，现在店里就摆着叫“吸血鬼之血”的酒，香气袭人。

“欢迎光临。”

打开沉重的黑色大门，这家店的主人——一对男同性恋情侣前来迎接。一个是光头，一个是黑色短发。两人都已过中年，却没发福，举止优雅，擅长与人聊天。

“哎呀，千奈美小姐也一起，难得。”

黑发的那人说。店里浮动着线香和香水混合的味道，一定点着什么。

弟弟在这里流连忘返，但不是为了这两个人。

“噢！”

一个男人在吧台里说。弟弟也抬起一只手回了同样的话，跨在凳子上坐下。

“晚上好。”

我说着坐到弟弟旁边。男人和弟弟四目相对，如同我不存在一般。

“今天真冷啊。”

男人说。

“嗯。”

弟弟回答。连这样简单的交流都能迸发出爱的火花，我心想哎呀呀。这个在店里工作的男人是弟弟现在的恋人，也是把弟弟拉进那个家的罪魁祸首，而且是第一个让弟弟陷入恋爱的日本人。

“博摩尔加冰。”

我说，一只胳膊拄在吧台上观察相视的情侣。

“这么冷，我们店旁边的树却开花了。”

“樱花？”弟弟问。

“这个嘛，也许是梅花。”

弟弟扑哧笑了。

“听见了吗？千奈美，阿绀这人连樱花和梅花都不分呢。”

“听见了听见了。”我点头，似乎相当开心哪。

“不都是花吗？”男人嘀咕道。

弟弟是同性恋这件事，我和父母现在都接受了，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因为弟弟依旧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弟弟。

在德国发生什么了呢？

我有时候想，到底是怎样的男人，又是何时让弟弟意识到这一点呢？那是在弟弟放弃小提琴之前还是之后？

但就算想也无可奈何。弟弟说在德国的日子是“第一次的真实”，“但已经过去了”。

我记得这么一件事。

小时候，我们住的房子旁边有一家肉店。肉店每天都炸可乐饼，一到傍晚就飘荡出香气。弟弟很喜欢可乐饼，但父母禁止我们买来吃，诚实的弟弟遵守着这个规定。当然我买来吃了，住在附近的孩子们都满不在乎地买来吃。

“给你一半。”

即便我这么说，弟弟也倔犟地不肯吃，但也不去跟父母告状，只是很难过地注视着我吃。好热，我清楚地记得油乎乎的可乐饼滚烫的味道。

“新婚生活如何？”

也许因为我一脸无聊，光头走过来笑嘻嘻地问。

“阿郎有没有当个好老公呀？”

“怎么可能。”弟弟的恋人插嘴说。这男人和两个老板不一样，不用女性用语，也不擅长与人聊天。我猜不出弟弟是被这个男人的何处吸引。他好像已经年过三十，却还像学生一样笨拙、刻板。据说大学毕业后，在工作过的每家公司都和上司吵架，因而被辞退。他现在好像在画画，弟弟说那些画很有意思，但我还没见过。

“不过，伸先生，千奈美对阿郎那么痴迷，所以很受影响。今天还在电车上读什么色川武大。”弟弟说道。

光头和弟弟哈哈哈地笑起来。有什么好笑的啊。

“先不说这件事，你能不能帮我管管亚纪？”

我跟弟弟的恋人说，亚纪只听他的。

“亚纪？不行不行，那家伙是个孩子。”

“对于孩子，你不是最在行吗？”

我小口喝着博摩尔跟他说。来那个家玩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这男人在对付。

“因为亚纪也痴迷阿郎啊，女人的爱是不顾一切的。”

男人嘿嘿笑着。在别的桌上应酬客人的黑发老板鼓起掌来。“说得太精彩了！”我当然没有错过弟弟的表情，他在凳子上蜷着背，就着盐一小口一小口抿着龙舌兰，微笑着。

我想这个世界真是奇怪的地方。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变成佩瑞·梅森，也许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