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车前，她回头看了一眼，确保没人跟踪她。现在是波哥大晚上七点零五分。天色在一小时前黑了下来，国家公园里灯光昏暗，光秃秃的树木在昏暗悲伤的天空的映衬下显得鬼影幢幢，但乍看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尽管玛露哈身份显要，她还是坐在了司机的后面，因为她一直觉得这是最舒服的位置。贝阿特利丝从另一扇门上车，坐到了她的右边。她们比平常晚了近一个小时，在令人昏昏欲睡的下午参加了三场行政会议之后，两人看上去都很疲惫。尤其是玛露哈，前一晚她在家办了一场聚会，只睡了不到三小时。她伸展麻木的双腿，闭上眼，把头靠在椅背上，像往常一样发号施令：

“劳驾，回家。”

他们像平常一样回家，有时走这条路，有时走另一条，这取决于安全因素和路况。这辆雷诺21是全新的，十分舒适。司机小心地驾驶着。那晚的最佳选择是沿着希尔昆巴拉大街向北行驶。他们三次都遇到了绿灯，而当晚的交通也不像往常那么拥堵。在路况最糟糕的日子里，他们得花半小时才能从办公室抵达玛露哈位于第三横街84A-42号的家，接着司机再送贝阿特利丝回家，她家在大约七个街区外。

玛露哈出身于一个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几代人都是记者。她本人也当过记者，并数次获奖。两个月前，她开始担任扶影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家扶持电影发展的国有公司。贝阿特利丝是她丈夫的妹妹，也是她的私人助理，以前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理疗师，但在歇业了一阵子后转了行。她在扶影公司的主要职责是处理与媒体有关的一切事务。她们俩都无所畏惧，但从去年八月起，玛露哈无意间养成了回头的习惯，当时，毒贩们开始绑架记者，行迹难料。

她确实有理由恐惧。虽然上车前她回头看了一眼，觉得国家公园空无一人，但其实有八个人正在跟踪她。其中一个坐在一辆深蓝色的奔驰190里，车子停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挂着假的波哥大车牌。另一个驾驶着一辆偷来的黄色出租车。有四个人穿着牛仔裤、运动鞋和皮衣在公园的阴影下散步。第七个人个头很高，衣冠楚楚。他穿着春款西服，带着公文包，看起来像是一名年轻的经理。而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正在半个街区外的街角咖啡馆监视着这第一幕的正式上演。细致紧张的排练从二十一天前就开始了。

出租车和奔驰跟着玛露哈的车，一直保持着最近的距离。为了确定玛露哈的日常线路，他们从上周一就开始这么做了。大约二十分钟后，所有人都在82号大街上向右拐，那里距离玛露哈夫妇和儿子住的红砖房不到两百米。玛露哈的车刚开上陡坡，黄色出租车就超了过去，把它堵在了左边的人行道上，司机不得不紧急刹车。几乎同时，奔驰停在后面，堵住了退路。

三个男人从出租车上下来，果断地向玛露哈的汽车走去。那个身材高挑、衣冠楚楚的男人带着一件奇怪的武器。玛露哈觉得那是一把霰弹枪，枪托被削短了，枪管又长又粗，像一架望远镜。实际上，那是一把口径九毫米、带消音器的迷你乌兹冲锋枪，它能发射单枚子弹，也能在两秒内连发三十枚子弹。另外两名歹徒也带着冲锋枪和手枪。从后面那辆奔驰上又走下来三个男人，但是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看不见他们。

他们的行动迅速而统一，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只记得短暂偷袭的那两分钟内的零星片段。五个人在围住那辆汽车的同时，也十分专业地盯紧了这三辆车。第六个人拿着冲锋枪在街上巡逻。玛露哈看出了其中的凶兆。

“开车，安海尔！”她向司机喊道，“从人行道开过去，怎样都行，赶紧开车。”

安海尔呆住了，无论如何，前有出租车、后有奔驰，他们没有脱身的余地。玛露哈害怕那些人会开枪，她像抱着救生圈一样抱着她的包，藏在司机座位后面，向贝阿特利丝喊道：

“跳下去。”

“不行，”贝阿特利丝低声说，“跳下去我们会被杀的。”

她颤抖着，但很坚定。她坚信这不过是一次抢劫。她艰难地取下右手的两枚戒指，扔出窗外，想着：“拿了东西就赶紧走吧。”但她没来得及摘下左手的两枚戒指。玛露哈在司机座椅后面缩成一团，甚至不记得自己戴着一枚祖母绿宝石钻戒，还有配套的耳环。

两个人打开玛露哈旁边的门，另两个打开了贝阿特利丝旁边的门。第五个人隔着玻璃朝司机的脑袋开了一枪，由于消音器的作用，枪声听起来几乎像是一声叹息。接着他打开车门，把司机拽了出来，又朝倒在地上的他开了三枪。命运无常：安海尔·玛利亚·罗阿三天前才成为她的司机，他穿着深色西装和熨帖的衬衫，戴着属于部长级领导司机的黑色领带，才刚开始他全新、体面的职业生涯。一周前，曾在扶影公司供职十年之久的前任司机自愿退休了。

玛露哈很久之后才得知司机的遭遇。她躲在藏身处，只能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还有几乎是从她头顶传来的强制命令：“我们为您而来，女士。出来吧！”一只铁掌抓住她的胳膊，把她从车里拖了出来。她尽力抵抗，摔倒了，腿上被划出一道伤痕。但是那两个人把她举了起来，抬到了停在后面的车上。没有人注意到玛露哈紧攥着她的包。

贝阿特利丝的指甲又长又坚硬，而且，她接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她向那个试图把她从车里拽出来的年轻人反抗。“别碰我！”她喊道。他被激怒了，贝阿特利丝意识到他和她一样紧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于是，她改变了语气。

“我自己下来，”她说，“请告诉我该怎么做。”

他指了指出租车。

“坐上那辆车，然后趴在地上，”他对她说，“快！”

车门是开着的，发动机已经启动，司机在座位上静止不动。贝阿特利丝尽量在汽车的后半部平躺。绑架者把他的外套盖在她身上，坐好后，把脚搁在了她的身上。另外两个人上了车：其中一个坐在司机旁边，另一个坐在后面。等到两扇车门同时关闭后，司机便沿着希尔昆巴拉大街颠簸着向北行驶。此时，贝阿特利丝才想起她把自己的包落在了她们的车上，但为时已晚。除了恐惧和不适之外，她无法忍受的还有盖在身上那件外套上的体臭味。

玛露哈被抬上的那辆奔驰一分钟前发动了，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她被安排坐在后排座椅的中间，两边各坐着一个男人。左边的人强迫她趴在他的膝盖上，这个姿势非常不适，她几乎无法呼吸。司机旁边坐着另一个男人，通过一台原始的对讲机和另一辆车通话。玛露哈愈发感到疑惑，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被带上了哪辆车——她从未发觉它停在她的车后面——但她觉得这辆车很新很舒适，或许还有装甲防护，因为街道上的声音被减弱了，就像微弱的雨声。她觉得自己要窒息了，心脏几乎要从嘴里跳出来。司机旁边的人看起来像是领导，他发现了她的焦虑，试图让她平静下来。

“您冷静点，”他回头说，“我们把您带走是为了让您传递一份公告。几个小时以后您就能回家了。但如果您乱动，那就糟了，所以您冷静点。”

那个让她趴在膝盖上的人也试着让她镇定。玛露哈深深地吸了口气，接着张嘴呼气，呼吸得非常缓慢，渐渐缓了过来。驶过几个街区后，情况变了。汽车在一道陡坡上遇到了交通堵塞。拿着对讲机的人开始对另一辆车的司机大声下达无法完成的命令。在公路的某一段，有几辆救护车停滞不动。救护车的汽笛声和震耳欲聋的喇叭声能把一个神经紧绷的人逼疯，而至少在那个时刻，绑架者的神经都紧绷着。司机试着开路，但他太过紧张，撞在了一辆出租车上。只是撞上也就罢了，对方司机还不住地大喊着什么，这加剧了所有人的紧张情绪。拿着对讲机的人下令，无论如何都得前进。汽车从人行道和空地上逃窜而出。

摆脱拥堵之后，车子继续爬坡。玛露哈觉得他们是在朝拉卡莱拉驶去，那是一处山坡，在那个时段非常拥挤。她突然想起自己的外套口袋里有几颗小豆蔻种子，它们是天然的镇静剂，她便请求绑架者允许她咀嚼这些种子。右边的男人帮她在口袋里找种子，然后发现她紧抱着她的包。包被夺走了，但是他们把小豆蔻递给她。玛露哈试图看清绑匪的模样，但光线十分昏暗。她壮着胆子问他们：“你们是谁？”拿着对讲机的男人用慵懒的声音说道：

“我们是M-19的人。”

这是胡扯。因为M-19已经合法了，当时正在为加入制宪议会而举行竞选活动。

“说真的，”玛露哈说，“你们是毒贩还是游击队的人？”

“游击队的，”前面的那个人说，“但您冷静点，我们只想让您传个信儿。真的。”

他停了下来，命令其他人把玛露哈按在地上，因为他们即将经过一个警察的岗哨。“现在别动，也别说话，不然我们就杀了您。”他说。她感觉到身体侧面被一把左轮手枪顶着，她旁边的男人把话继续说完。

“我们拿枪对着您呢。”

那十分钟长得没有边际。玛露哈集中力气咀嚼小豆蔻种子，它们让她越来越精神。但是，糟糕的姿势让她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交谈（如果他们的确交谈过的话）。在玛露哈的印象中，他们没被盘问就通过了。她最初的猜想被证实了，他们正是朝着拉卡莱拉驶去，这让她感到一阵轻松。她没有试图起身，因为把头放在那个男人的膝盖上更加舒服。车子通过了一段泥巴路，大概五分钟之后停了下来。拿着对讲机的人说：

“到了。”

没有一丝光亮。他们在玛露哈的头上盖上一件外套，让她弯腰出来，因此她唯一看见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脚。她先穿过一个院子，接着可能是一间铺着瓷砖的厨房。当他们掀开外套时，她发现自己在一间两米宽三米长的小房间里，地上放着一个床垫，光滑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红色的灯泡。过了一会儿，进来两个蒙面的男人，头上戴着某种像是防寒帽的东西，但实际上那是运动裤的一条裤腿，上面还给眼睛和嘴巴挖了三个洞。从那个时刻开始，在被囚禁的全部时间里，她再也没有见过除被绑架者以外任何人的脸。

她意识到这两个看守并不是绑架她的人。他们穿着又旧又脏的衣服，比身高一米六七的玛露哈矮，身材和声音都很年轻。其中一个让玛露哈交出她戴的珠宝。“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他解释说，“它们在这里不会有事的。”玛露哈把祖母绿宝石钻戒交给他，但没有交出耳环。

贝阿特利丝坐在另一辆车上，完全无法判断路线。她一直躺在地上，不记得曾经爬过像拉卡莱拉那样陡的山坡，也不记得曾经通过岗哨，虽然出租车可能有某种直通的特权。一路上，车里的氛围由于交通拥堵而变得十分紧张。司机通过对讲机大喊着说没法从车子上飞过去，问该怎么办，而这让另一辆车里的人更加紧张，发出了好几条自相矛盾的指令。

贝阿特利丝觉得非常不舒服，她弯着腿，被外套的臭味熏得不知所措。她试着调整姿势。看守的人以为她在反抗，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冷静，亲爱的，你不会有事的，”他说，“你只需要捎个信儿。”后来，他终于明白是因为她的腿没有摆好，便帮她舒展了一下，也没之前那么粗鲁了。贝阿特利丝完全无法忍受他对她说“亲爱的”，这种放肆几乎比外套的臭味更冒犯她。但他越是试图让她安静下来，她越是确信他们会杀了她。她估计行程持续了不到四十分钟，因此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应该是八点差一刻。

到达之后的遭遇和玛露哈的一模一样。他们用那件发臭的外套盖住她的头，用手牵着她，确保她只能向下看。她和玛露哈看见的东西也一样：院子、铺着瓷砖的地面，最后是两级台阶。他们让她往左边移动，接着取下外套。玛露哈在那里，坐在一张凳子上，在唯一一盏灯泡的红光下显得脸色苍白。

“贝阿特利丝，”玛露哈说，“您在这里！”

她不知道贝阿特利丝那边发生了什么，以为他们已经把她放了，因为她和一切都毫无瓜葛。然而，当她看见贝阿特利丝出现在那里，她既感到一阵强烈的快乐，因为她不再孤单一人，同时又感到一阵强烈的悲伤，因为她也被绑架了。她们如同许久未见一般互相拥抱。

要两人在那间陋室里勉强过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她们要睡在一张铺在地上的床垫上，两个戴着面罩的看守一刻也不让她们离开自己的视线。新来的一个戴面罩的男人很优雅，身材魁梧，至少有一米八，他们管他叫“博士”，他发号施令时带着大头目的气势。他们摘掉了贝阿特利丝左手的戒指，但没有发现她还戴着一条有圣母像章的金链子。

“这是一次军事行动，你们不会有事的，”他说，然后重复道，“带你们过来只是想让你们给政府传递一份公告。”

“你们是谁？”玛露哈问他。

他耸了耸肩，答道：“现在这无关紧要。”他抬起机关枪让她看清楚，接着说：“但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这是一把带消音器的机关枪，没人知道你们在哪儿、和谁在一起。要是你们大声叫喊或者是做了什么，我们会让你们在一分钟内消失，没人能再听到你们的消息。”两人屏住呼吸，等着最糟糕的结果。但是威胁完之后，头目向贝阿特利丝走去。

“现在我们要把你们分开，但是我们打算放了您，”他对她说，“我们带您来是个误会。”

贝阿特利丝立马做出了反应。

“啊，不。”她毫不犹豫地说，“我留下来陪玛露哈。”

这是一个勇敢而慷慨的决定，连绑匪都不带一丝讽刺地感叹说：“玛露哈女士，您有一个多么忠诚的朋友啊。”玛露哈既错愕又感激，她肯定地说，贝阿特利丝一贯如此，她非常感谢。“博士”问她们是否想吃点什么，两人都说不用了。她们要了水，因为她们的嘴唇都干了。他们给她俩拿了饮料。平时，玛露哈手边总会有一支点燃的香烟、一只烟盒和一个打火机，而这一路上她都没有抽烟。她请求他们把装着香烟的包还给她。那个男人递来一根他的烟。

两人都要求上厕所。贝阿特利丝先去，她的头上被包了一块肮脏的破布。“看地上。”有人命令她。他们拉着她的手，带她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来到一间简陋至极的厕所，条件非常糟糕，一扇忧伤的小窗朝着黑夜打开。门的内侧并没有插销，但门关得很严实。于是，贝阿特利丝爬上抽水马桶，向窗外望去。就着路灯的光，她唯一能看见的东西是一座红顶土坯房，房子前面有一块草坪，看起来就像草原里那些建在小道上的房子。

当她回到房间时，情况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刚刚得知您是谁，您对我们也有用处，”“博士”对她说，“您还是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吧。”广播刚刚播报了这起绑架案，他们因此得知了相关信息。

当时，国家广播电视台（RCN）处理公共秩序消息的记者埃杜阿尔多·卡里约正在采访某军方人士，该人士通过无线电话获悉了这起绑架案。于是，这则新闻被草率地播报出来，绑匪们就这样得知了贝阿特利丝的身份。

广播还播报了被撞的出租车司机记下的两个车牌号码，还有撞他的那辆车的基本信息。警方确认了逃逸路线。现在，这座房子对所有人来说都变得十分危险，他们得马上离开。更糟糕的是，被绑架的两个人将被锁进另一辆车的后备箱里。

两人的争辩毫无用处，因为绑匪看起来就像她们一样害怕，而且并没有掩饰这一点。玛露哈想要点医用酒精，想到她们可能会在后备箱里窒息身亡，她觉得无所适从。

“没有酒精。”“博士”严厉地说，“你们坐进后备箱里，没别的办法。快。”

她们被迫脱下鞋子拿在手上，被人领着穿过房子来到车库。在那里，他们取下她们的头套，没有来硬的，只是让她们爬进后备箱，摆成胎儿的姿势。他们撕去了密封胶，后备箱里空间充足，通风良好。关上后备箱前，“博士”恐吓她们：

“我们带了十公斤炸药，”他说，“一旦你们大叫、咳嗽、哭，或者弄些别的名堂，我们就下车，然后把车炸了。”

通过后备箱的缝隙，清凉纯净的空气透了进来，如同从空调里吹出一般，她俩松了口气，同时惊奇不已。窒息的感觉消失了，只留下了不确定感。玛露哈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这种态度会与彻底的心灰意冷相混淆，但实际上这是她忍受焦虑的一种神奇的方式。相反，贝阿特利丝充满了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后备箱没调整妥当，留下了一道光缝，她便向那道光缝望去。透过后玻璃窗，她看见了车里的乘客： 后排座椅上坐着两个男人，司机旁边坐着一个长头发的女人，她带着一个大约两岁的孩子。在右手边，贝阿特利丝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商业中心的巨幅广告，广告闪着黄光。毫无疑问，那是通向北部的公路，一路上都有路灯照明，接着是一段黑灯瞎火的土路。车子放缓了速度，十五分钟后停了下来。

大概又是一个岗哨。她们能听见模糊的说话声、其他车辆的声音和音乐声；但是周围一片漆黑，贝阿特利丝什么都看不清。玛露哈清醒了过来，集中注意力，希望这里会检查车辆的后备箱。车子大约在五分钟之后启动了，然后爬上了一个陡坡，但这一次她们无法确定路线。大约十分钟后，车子又停了下来，后备箱被打开。她们的头又一次被蒙了起来。在黑暗中，有人帮助她俩下了车。

两人一起走了一段路，路线和另一座房子里的类似。她们看着地面，由绑匪们引导着穿过一条走廊、一个有人在低声交谈的小客厅，最后来到了一间屋子。进屋前，“博士”让她们做好思想准备：

“现在，你们将会见到一个朋友。”他告诉她们。

房间里的灯光十分昏暗，她们过了一会儿才适应。那个空间不足两米宽三米长，唯一的窗户关闭着。两个蒙面人坐在地上的单人床垫上，专心地看着电视，就像留在之前那座房子里的那些人一样。一切都阴森森的，充满了压迫感。房门左边的角落里，有一个幽灵般的女人，她头发花白暗淡，目光呆滞，瘦得只剩皮包骨，坐在一张装着铁扶手的窄床上。她似乎没有意识到有人进来：没有张望，没有呼吸，什么都没有。连尸体都不会如此死气沉沉。玛露哈克制住了冲动。

“玛丽娜！”她低声说。

那是玛丽娜·蒙托亚，她被绑架快两个月了，大家都以为她已经死了。她的兄弟赫尔曼·蒙托亚先生曾经是共和国的总统府秘书长，在比尔希略·巴尔科政府中掌握大权。他的儿子阿尔瓦罗·迭戈是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经理，毒贩们曾经绑架他，企图在与政府的协商中施加压力。对此，最流行但也从未被证实的说法是，双方缔结了一项秘密约定，此后不久他便被释放，但后来的政府并未履行该约定。九个月之后，对他的姑姑玛丽娜实施的绑架只能被解释为一次卑鄙的报复行为，因为当时她已经没有了交易的价值。巴尔科任期结束，赫尔曼·蒙托亚变成了哥伦比亚驻加拿大大使。因此，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绑架玛丽娜仅仅是为了杀害她。

绑架初期，国内外的舆论风起云涌。之后，玛丽娜的名字就渐渐从报纸上消失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尽管对她非常熟悉，此刻却都很难认出她。她们被带到了她的房间，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身陷死囚的牢房。玛丽娜没有改变神色。玛露哈握紧她的手，不寒而栗。玛丽娜的手既不冷也不热，没有传递出任何东西。

电视新闻节目的主题曲让她从惊愕中回过神来。那是一九九○年十一月七日晚九点半。半小时前，国家新闻台的记者埃尔南·埃斯图庇南通过扶影公司的一个朋友得知了这起绑架案，并赶赴现场。他还没有带着完整的细节回到办公室，导演兼主持人哈维尔·阿雅拉就以如下标题报道了这则紧急新闻：“今晚七点半，著名政治家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的妻子、扶影公司董事长玛露哈·帕琼·比亚米萨尔与阿尔贝托的妹妹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德·盖莱罗被绑架。”意图看上去很明显：玛露哈是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遗孀格萝莉娅·帕琼的妹妹。路易斯曾是一名青年记者，于一九七九年发起了新自由主义运动，旨在扫除自由党内的政治歪风。他曾是打击贩毒、支持国民引渡的最严厉、最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