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娅的房子在全省几乎被认为是首屈一指的。这是一座按照拉斯特列利设计、带有上个世纪的风格建筑起来的、巍峨的砖砌大厦，耸立在一座小山顶上，气势雄伟，山脚下有俄罗斯中部的一条主要的河流流过。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本人是一位出身名门的富有的贵妇人，三级文官的遗孀。虽然潘达列夫斯基说起她来总说她认识整个欧洲，整个欧洲也知道她！——其实，欧洲知道她的人为数并不多，甚至在彼得堡，她也并非什么重要人物；然而在莫斯科，大家都知道她，前来拜访她。她属于最上流的社会，被公认是一位有些古怪的女人，不太和善，然而极其聪明。年轻时她美貌非凡。诗人为她写诗，年轻人对她钟情，达官贵人追求她。然而从那时起二十五年或者三十个年头过去了，昔日的美貌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难道说，”凡是初次看见她的人都不禁要问自己，“难道这个又黄又瘦、尖鼻子、年纪还不算老的女人，当年曾是个美人？难道当年就是为她弹起了七弦琴的么？……”于是每个人都会因为人世的变化无常而暗暗吃惊。固然，潘达列夫斯基认为，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双眸依然是惊人的美丽，不过，硬说整个欧洲都知道她的，也正是这位潘达列夫斯基呀。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每年夏天都带着孩子们（她有三个孩子：女儿娜塔利娅，十七岁，两个儿子，一个十岁，一个九岁）到她的乡下别墅来，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就是说，她招待男客，特别是单身的男人；对于外省的太太们，她却很讨厌。然而，这帮子太太们说起她来也够难听的！照她们的说法，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既傲慢，又品行不端，而且还性情暴戾；主要的是，她说话那副肆无忌惮的神气，真令人咋舌！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乡下的确是毫不检点，我行我素，在她那自由随便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之中，总可以觉察到几分首都社交界老手对周围相当闭塞的小人物流露出来的蔑视……她对待城里的熟人也是毫不拘礼节，甚至带着嘲弄，但是却没有丝毫蔑视的味道。

顺便说一下，读者，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对他的下属精神很不集中的人，对上级却从来不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然而，这类事情问也白搭。

当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终于记熟了塔尔堡的练习曲，离开他那整洁舒适的房间，来到下面客厅的时候，他看到全家的人都到齐了。沙龙开始了。女主人蜷缩着腿坐在一张宽阔的软榻上，手里翻弄着一本新近收到的法文小册子；靠窗的刺绣架旁，一面坐着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女儿，一面坐着女家庭教师m-lle Boncourt，这是一个六十来岁的干瘦的老处女，黑色假发上戴着一顶花哨的包发帽，耳朵里塞着棉花；巴西斯托夫坐在门边的角落里读报，彼佳和万尼亚在他旁边下跳棋，靠壁炉反操双手站着一位身材不高的先生，一头蓬乱的花白头发，面色微黑，一对乌黑的灵活的小眼睛——这位就是阿夫里坎·谢苗内奇·皮加索夫。

这位皮加索夫先生是个怪人。他愤世嫉俗，痛恨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特别是女人，他从早到晚骂声不绝，有时骂得一针见血，有时却如隔靴搔痒，不过骂起来总是津津有味。他动辄发脾气，到了近乎孩子气胡闹的程度；他的笑、他说话的声音以及他整个的人似乎都满含着愤怒。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乐意接待皮加索夫；他的乖僻的言谈使她感到有趣。这些言谈也的确相当逗趣。他最喜欢把什么都加以夸大。譬如说，无论在他面前谈到一件什么不幸的事，——无论是对他说，一个村子遭了雷殛，或是大水冲坏了磨坊，或是一个庄稼人不慎用斧头砍了自己的手，——他总是带着满脸的愤恨问道：“她叫什么名字？”——就是说，惹起这场灾祸的女人叫什么名字，因为根据他的信念，只要刨根问底，每桩灾祸肯定都是女人惹起的。有一次，一个跟他几乎不认识的太太硬要留他吃饭，他竟给她下跪，眼泪汪汪地、然而怒容满面地恳求她饶了他，说他从未得罪过她，今后再也不会上她家去。有一次，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一个洗衣妇人骑的马冲下山去，把她翻在沟里，险些把她摔死。从此，只要提到那匹马，皮加索夫就叫它“好个小马，好个小马”，连那座小山和那条山沟也被他看做风景胜地。皮加索夫命途多舛——他就索性装出这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他出身贫苦。他父亲当过各种小差使，几乎不识字，所以也不关心儿子的教育，只要让他吃饱穿暖就行。他母亲很宠爱他，但是很早就去世了。皮加索夫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拿主意进了县立学校，然后进文科中学，学会了各种语言，法语、德语乃至拉丁语，以优异的成绩在中学毕业，又进了杰尔普特大学，在那里不断与贫困作斗争，可是终于修完了三年的课程。皮加索夫才能平庸；他的长处是忍耐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但是他身上特别强烈的是他的虚荣心，他不甘心听凭命运的安排，一心想跻身于上层社会，不愿落在人后。他之所以勤奋学习，之所以进杰尔普特大学，都是受虚荣心所驱使。贫穷使他愤慨，养成他善于察言观色和玩弄手腕的本领。他的言谈与众不同；他从青年时代就练出一种特殊的口才：动辄发火，说话毒辣。他的思想并不高于一般水平，然而他说起话来却使他显得不仅是聪明，甚至是才智过人。在取得硕士学位之后，皮加索夫立志用全副心力来获得更高的学术称号，因为他心里明白，在任何别的事业中，他无论如何赶不上他的有些同学（这些人是他煞费苦心从上层圈子里挑选出来的，他知道怎样去讨好他们，甚至对他们阿谀奉承，虽然他总嘲弄他们）。然而，不客气地说，做学问他并不是那块材料。皮加索夫自学并非由于求知，事实上，他知道的东西极其有限。在答辩中他惨败了，而和他同寝室的另一个经常被他取笑的同学却获得全胜。那人的资质极为平庸，却受过扎实的正规教育。这次失败把皮加索夫气疯了：他把自己的书籍和笔记本都烧个干净，就去找了个差使。开始事情倒还顺当：他很会做官，虽然办事能力不太强，但却极其自信，敏捷。可惜他想升官发财的心情太切——他做了错事，栽了跟头，结果被迫辞职。他在自己购置的小田庄里呆了三年光景，突然娶了个富有而缺乏教养的女地主，他是凭着他那放肆随便和讽刺挖苦的态度使她看上他的。但是皮加索夫的脾气变得实在太坏，而且萎靡不振；他感到家庭生活成了负担……他的妻子和他共同生活了几年，竟偷偷地跑到莫斯科，把自己的田产卖给一个狡猾的骗子，偏偏皮加索夫却刚在那里修建了一处庄园。这最后一次打击把他弄得好惨，他跟妻子打起了官司，结果却一无所获……从此他就过着独身生活，常去拜访拜访左邻右舍，他在背后甚至当面都骂他们，他们也只好打起笑脸来接待他，虽然他们对他并非真的畏惧；从此他手里也就不再拿起书本了。他大约有百来个农奴；他的农奴们日子都还过得去。

“啊！Constatin！”潘达列夫斯基刚走进客厅，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就说，“Alexandrine会来吗？”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让我谢谢您，她非常高兴前来，”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说，愉快地向四面鞠躬，用他那指甲修剪成三角形的白胖的小手摸着梳得一丝不乱的头发。

“沃伦采夫也来吗？”

“他也来，夫人。”

“这么说，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转向皮加索夫，继续说，“照您说，所有的小姐个个都会装腔作势么？”

皮加索夫把嘴一撇，神经质地动了动臂肘。

“我说，”他不慌不忙地说——即使在大发雷霆的时候，他说话也是不慌不忙，口齿清楚，“我指的小姐们是笼统而言，——对于在座的，我当然避而不谈……”

“然而这并不妨碍您对她们也有看法，”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打断了他的话。

“对她们我避而不谈，”皮加索夫重复说。“所有的小姐们都装腔作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表现她们感情的时候装腔作势。举例来说，要是一位小姐吃惊了，因为什么事情高兴了或是难受了，她一定先让自己的娇躯那么姿势优美地一弯（皮加索夫说着便非常难看地把身子一弯，张开两手），然后才‘啊呀！’一声，或者是笑，或者是哭。可是我（说到这里，皮加索夫得意地笑了笑），有一次总算让一位出奇地会装腔作势的小姐露出了原形，现出了真正的、毫不做作的表情来！”

“您是用的什么办法呢？”

皮加索夫的眼睛发亮了。

“我拿一根很粗的白杨棍子，从背后给她腰里就是一下。她突然尖叫起来，我对她说：‘妙啊！妙啊！这才是天然的声音，这才是出乎自然的叫声。以后您要永远这么做才是。’”

满屋的人都大笑起来。

“您在瞎说些什么呀，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高声说，“我会相信您能用粗棍子给一个姑娘腰里一下吗！”

“一点没错，是用棍子，像人们用来保卫城堡的老粗老粗的棍子。”

“Mais c'est une horreur ce que vous dites lá，monsieur，”

m-lle Boncourt高叫起来，一面对笑得前仰后合的孩子们狠狠地瞪了一眼。

“您别信他的，”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您难道还不知道他？”

但是这位法国女人的怒气久久不能平息，她一个劲儿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你们尽管可以不相信我，”皮加索夫声调沉着地继续说，“可是我保证我说的是大实话。要是我不知道，还有谁会知道？这样一来，要是我对你们说，我们的邻居切普佐娃，叶连娜·安东诺夫娜亲口，请注意，是她亲口告诉我，她害死了她的亲侄儿，你们大概也不会相信的吧？”

“越说越胡扯！”

“对不起，对不起！先听我说完，你们再来评论。请注意，我不想诽谤她，我甚至还喜欢她，当然只是达到一般喜欢一个女人的程度。她的整幢房子里，除了历书，一本书也没有，她看书时一定要高声朗读——这样的练习使她冒汗，事后就抱怨说，她的眼睛都要炸了……总而言之，她是个好人，她的婢女们个个都长得胖胖的。我干吗要诽谤她呢？”

“瞧吧！”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阿夫里坎·谢苗内奇的拿手好戏开场啦，不到晚上是不会收场的。”

“我的拿手好戏……可是女人们的拿手好戏足足有三台，除非睡觉，否则她们是决不肯收场的。”

“这三台好戏是哪三出呢？”

“怨天尤人，指桑骂槐，数落唠叨。”

“您知道吗，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开始说，“您对女人这样深恶痛绝，总不会是平白无故的吧。一定是有个什么女人对您……”

“您是想说，得罪了我么？”皮加索夫打断了她的话。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有些窘；她想起了皮加索夫的不幸的婚姻……所以只好点点头。

“的确是有一个女人得罪我了，”皮加索夫说，“虽然她是善良的，非常善良……”

“她究竟是谁？”

“我的母亲，”皮加索夫压低声音说。

“您的母亲？她有哪一点会对不起您？”

“因为她生下了我……”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皱了皱眉头。

“我觉得，”她说，“我们的谈话好像变得有些令人不快……Constantin，给我们弹弹塔尔堡的新的练习曲吧……音乐也许能驯服阿夫里坎·谢苗内奇。奥菲士不是把野兽驯服了吗？”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在钢琴前坐下，令人极为满意地弹奏了那首练习曲。开始时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注意地听着，后来又去做刺绣了。

“Merci，c'est charmant.”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我喜欢塔尔堡。Il est si distingué.您在想什么，阿夫里坎·谢苗内奇？”

“我在想，”皮加索夫慢吞吞地开始说，“世上有三种利己主义者：一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利己主义者；二是自己活而不让别人活的利己主义者；最后一种是自己既不活，也不让别人活的利己主义者……大部分女人都属于第三种。”

“您说得太客气啦！只有一点我觉得奇怪，阿夫里坎·谢苗内奇，您对自己的见解怎么那么自信：好像您永远不会错似的。”

“谁说！我也会错；一个男人也可能弄错。可是您知道，我们男人的错误和女人的错误之间有什么区别吗？您不知道吧？区别在这里：比方说，一个男人会说二乘二不等于四，而是等于五或是三个半；但是一个女人却会说，二乘二等于一支蜡烛。”

“这话我好像已经听您说过……但是请问，您关于三种利己主义者的高见跟您刚刚听的音乐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我并没有在听音乐。”

“唉，你啊，老兄，我看你的毛病是改不了的，不中用了，”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她把格里鲍耶陀夫的诗句稍稍改动一下。“要是您连音乐都不喜欢，那您究竟喜欢什么呢？是喜欢文学吗？”

“我是喜欢文学，只是不喜欢当代的文学。”

“为什么？”

“是为了这个。不久前我和一位老爷同船渡过奥卡河。渡船靠岸的地方很陡：马车都得用手拉上岸去。而这位老爷的四轮马车又笨重得要命。船夫们拼命用力把马车往岸上拉，那位老爷却站在渡船上只是唉声叹气，叫人听了都觉得他可怜……瞧，我心里想，这就是分工制的新的应用！当今的文学也是如此：别人在拉车，在干活，可是文学却在唉声叹气。”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微微一笑。

“而这就叫做再表现现代生活，”皮加索夫喋喋不休地继续说，“就叫做对社会问题深切的同情，还有什么的……啊，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我真不爱听！”

“可是，受您攻击的女人们——她们至少不使用冠冕堂皇的话吧。”

皮加索夫耸了耸肩膀。

“她们倒是不用，因为她们用不来。”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脸微微红了。

“您越说越不像话了，阿夫里坎·谢苗内奇！”她勉强带着微笑说。

客厅里一切都静了下来。

“这个佐洛托诺沙在什么地方？”男孩中的一个突然向巴西斯托夫问道。

“在波尔塔瓦省，我亲爱的，”皮加索夫接茬说，“就在一撮毛之国。（他很高兴有机会转换话题。）我们刚才不是在谈文学吗，”他接着说，“要是我的钱富裕，我摇身一变就可以成为一个小俄罗斯诗人。”

“这又是新闻！好一位诗人！”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反唇相讥，“难道您懂得小俄罗斯语？”

“一窍不通；而且也用不着去懂。”

“怎么用不着？”

“用不着就是用不着。你只要拿一张纸，在上面写下：《短歌》，然后就这样开始：‘妙啊，我的命运，我的命运啊！’或是‘哥萨克纳利瓦伊科坐在山岗上！’再往下就是：‘坐在山脚下，坐在绿阴下，格拉耶，格拉耶，沃罗帕耶，嗬！嗬！’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完事大吉。你就拿去发表吧，出版吧。小俄罗斯人一读，就会用手托着腮，准保会流下眼泪——真是多情善感啊！”

“得啦吧！”巴西斯托夫高声说。“您在说些什么呀？真不像话，我在小俄罗斯住过，我爱它，懂得它的语言……什么‘格拉耶，格拉耶，沃罗帕耶’，完全是乱说一气！”

“也许是，可是小俄罗斯人读了照样会流泪。您说：语言……难道有什么小俄罗斯语言么？有一次我随便说了一句：‘语法是正确地读和写的艺术’，请一个小俄罗斯人把它翻译出来。您知道他是怎么译的：‘玉法就是正确地涂和泻的异术……’照您看，这算是什么语言？这能算一种独立的语言么？要我承认它是，我宁肯把我最要好的朋友放在石臼里捣他个稀巴烂……”

巴西斯托夫想反驳他。

“别理他，”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您又不是不知道，除了奇谈怪论，从他嘴里是什么也听不到的。”

皮加索夫尖酸地微笑了。一个仆人进来禀报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和她的弟弟来了。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站起身来迎接客人。

“您好，Alesandrine！”她迎上前去，说道，“您来了真好……您好，谢尔盖·帕夫里奇！”

沃伦采夫和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握了手，就走到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跟前。

“怎么样，那位男爵，您的新朋友，今天来吗？”皮加索夫问。

“是的，他要来的。”

“听说他是一位大哲学家，开口闭口都是黑格尔。”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没有回答，只是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坐在软榻上，自己在她旁边坐下。

“哲学，”皮加索夫接着说，“这是最高的观点！这些最高的观点，简直是要我的命！站得那么高，又能看见什么呢？你要是想买一匹马，总不见得跑到瞭望台上去看马吧？”

“这位男爵是要拿一篇什么文章给您看吗？”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道。

“是的，要拿一篇文章来，”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回答时故意做出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论俄国商业与工业的关系……不过您别担心：我们不会在这儿宣读……我请你们来不是为了这个。Le baron est aussi aimable que savant.而且一口俄语说得漂亮极了！C'est un vrai torrent…il vous entraîne.”

“一口俄语说得漂亮极了，”皮加索夫嘟囔着说，“竟值得用法语来称赞他。”

“您尽管唠叨吧，阿夫里坎·谢苗内奇，唠叨吧……这跟您那蓬乱的头发非常相称……可是，他怎么还不来？请听我说，messieurs et mesdames，”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环顾了一下，又说，“我们到花园里去吧……离吃饭还有个把小时，天气又这么好……”

大家都站起来，往花园里走去。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花园一直伸展到河边。园中有好多条植着多年椴树的林阴道，林阴道闪着暗金色，芬芳扑鼻，它们的尽头透出亮光，呈现出一片翠绿，园中还有一座座的洋槐亭和丁香亭。

沃伦采夫陪着娜塔利娅和m-lle Boncourt走向树木茂密的深处。沃伦采夫和娜塔利娅并排走着，没有做声。m-lle Boncourt跟在稍后一些。

“您今天做什么啦？”沃伦采夫终于开口问，一面捻着他那非常漂亮的深亚麻色短髭。

他的面貌和他的姐姐非常相像，但表情却没有那么活泼和有生气，他那双美丽温柔的眼睛似乎有些忧郁。

“没有做什么，”娜塔利娅回答说，“听皮加索夫骂人，做了一会儿刺绣，读了点书。”

“您读什么书？”

“我读……十字军远征史，”娜塔利娅迟疑了一下说。

沃伦采夫看了看她。

“啊！”他终于说，“那一定挺有趣。”

他折了一根树枝，拿着在空中挥动。他们又走了二十来步。

“您母亲结识的那位男爵是个什么样的人？”沃伦采夫又问。

“是一位宫廷侍从，不是本地人；Maman对他极口称赞。”

“您母亲很容易对人入迷。”

“这证明，她的心还很年轻，”娜塔利娅说。

“不错。我最近就可以把您的马送还给您。它已经差不多完全调教好了。我想让它一起步就快跑，这我一定能做到。”

“Merci……可是我很不过意。要您亲自来调教它……据说，这是很费劲的。”

“为了能让您哪怕得到一丁点的愉快，您知道，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愿意……我……而不单单是这点小事……”

沃伦采夫讷讷说不出来了。

娜塔利娅友好地看了他一眼，又说了声：“Merci.”

“您知道，”谢尔盖·帕夫里奇沉默了好一会才接着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可是我何必说这个！一切您都明白。”

就在这时候屋里的铃声响了。

“Ah！la cloche du dîner！”m-lle Boncourt高声说，“rentrons.”

“Quel dommage，”法国老小姐跟在沃伦采夫和娜塔利娅后面走上阳台的台阶时，心里暗想，“quel dommage que ce charmant garçon ait si peu de ressources dans la conversation…”——这句话译成俄语可以这么说：“我亲爱的，你人倒挺可爱，可是有些差劲。”

男爵没有来吃饭。等了他半个小时。餐桌上的谈话始终活跃不起来。谢尔盖·帕夫里奇坐在娜塔利娅旁边，只是不时望着她，殷勤地给她的杯子里倒水。潘达列夫斯基拼命设法照顾他旁边的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可是他的劲都白费了：他满口甜言蜜语，而她听了却差点打出呵欠来。

巴西斯托夫把面包搓成一个个小球，脑子里什么也不想，连皮加索夫也不说话，当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指出他今天态度很不和蔼的时候，他绷着脸说：“我多咱和蔼来过，这我可做不来……”说着，苦笑了一下，又说：“您就稍微忍耐一下吧。我不过是克瓦斯，du prostoi俄国克瓦斯：您的那位宫廷侍从才是……”

“妙啊！”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叫起来。“皮加索夫吃醋啦，还没有跟人家见面就吃起醋来！”

但是皮加索夫没有回答她，只是皱着眉头瞅了她一眼。

七点钟敲过，大家又聚到客厅里。

“大概他是不会来了，”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但是，就在这时响起马车的车轮声，一辆不大的四轮马车驶进院子，过了一会，一个仆人走进客厅，把放在银碟子里的一封信给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送上。她很快看完信，转向仆人问道：

“送信来的先生在哪里？”

“在马车里呐，夫人。要见他吗，夫人？”

“有请。”

仆人出去了。

“你们想想，多么令人扫兴，”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接着说，“男爵接到命令，要他立即返回彼得堡。他让他的朋友，一位罗亭先生，把他的文章送给我。男爵要把他介绍给我——他非常推崇他。不过这真是令人遗憾！我本来还希望男爵能在这儿住上一阵……”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罗亭，”仆人通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