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达尔说：“我们晚饭后去参加一个晚会。是耶苇特举办的。你认识她吗？她丈夫叫雷蒙德，别看他为人低调，这里的一切可都是他在幕后操纵的。是总统——或者你说的那位大人物派他来盯着这里的。他是大人物的白人亲信，各个地方都有这种人。雷蒙德是历史学家，听说总统看过他写的所有作品。这只是传闻。但雷蒙德对这个国家的了解谁也比不上。”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雷蒙德。总统我也只是在照片上见过——一开始穿着军装，后来穿着时髦的短袖夹克，围着领巾，再后来他戴上了豹皮做的酋长帽，拿一根雕着图案的手杖，后者是他的大酋长身份的象征。我从来没想到他会看书。因达尔的话把总统拉得离我近了一些。与此同时，我感觉到我这样的人离权势多么遥远。从那个距离反观自己，我发觉我们是多么渺小和脆弱。打扮成我这样的人能逛到领地来，见到和大人物接触的人，这简直不像是真的。奇怪的是，现在这个国家，它的森林、河流和偏远地方的人们不再让我感到压抑——从当权者的新角度来看这一切，我感觉自己凌驾于它们之上。

根据因达尔的话，我猜想雷蒙德和耶苇特夫妇应该是中年人。但是，一位身穿白夹克的男仆给我们开了门，出来迎接我们的女士——身穿宽松的黑裤子，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有些发亮——还很年轻，看上去只有二十八九岁，和我年纪相仿，这不禁让我有些吃惊。再一看就更吃惊了，她居然没穿鞋，脚露在外面，白皙而美丽。我先看到她的脚，然后才开始打量她的脸和短衫。那短衫是黑色的丝绸料子做的，低领，领子周围绣着花——昂贵的东西，在我们的小镇上是买不到的。

因达尔说：“这位可爱的女士就是我们的女主人，她叫耶苇特。”

因达尔身子稍稍前倾，做出要拥抱的姿势，像是哑剧中的动作。耶苇特调皮地弓起背部，接受他的拥抱。因达尔和她轻轻地碰了一下脸，没触到她的胸部，只是指尖碰到了她的背部，她的丝绸上衣。

耶苇特住的也是领地的房子，和因达尔的差不多。但是所有带套子的家具都被从客厅里搬走，换上靠垫、长枕和非洲坐垫。地板上只放了两三盏台灯，屋子里有些地方光线很暗。

耶苇特提起家具：“总统把欧洲人的需求想得太高。我把所有天鹅绒的东西都塞进一间卧室了。”

我脑子里还在想着因达尔说过的话，因此没在意耶苇特话里的讽刺，我觉得她是在炫耀自己的特权，和总统关系亲密的人所拥有的特权。

有一些客人已经先到了。因达尔跟着耶苇特走进屋子里面，我则跟着因达尔。

因达尔问：“雷蒙德还好吗？”

耶苇特说：“他在工作，过一会儿再进来。”

我们三个坐到书架边上。因达尔懒洋洋地靠在一个长枕上，显得十分自在。我则把注意力集中到音乐上。和因达尔一起在领地的时候，我多半就像这样，只打算听和看。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领地聚会。这房子里的气氛我也从来没有体验过。

有两三对客人在跳舞。我能看到女人们的腿。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穿绿色裙子的女孩的腿。这女孩坐在直背的餐椅上（也是那种一套十二把的椅子）。我打量着她的膝盖、大腿、踝部，还有她的鞋子。她的腿形并不是多完美，却让我入迷。我成年以后的生活中，一直是到镇上的酒吧寻求放松。我只认识拿钱才和我玩的女人。情欲生活的另一面，不要钱的拥抱我没有体验过，甚至觉得陌生，觉得不属于自己。我只到妓院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这种满足哪里说得上是满足！我觉得寻花问柳让我离真正的感情生活越来越遥远，我担心这会让我无法拥有真正的感情生活。

而在这个房间里，男男女女跳舞是为了彼此的乐趣，为了从对方的陪伴中得到快乐。这种场合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穿绿衣服的女孩露出的粗粗的大腿上流露出令人战栗的期盼。她的裙子是新的，褶边松松的，没有熨出折痕来，清楚地显示出布料原本的样子。后来，我看着她跳舞，看着她的大腿和鞋子移动，心里涌出一种温馨的感觉，好像发现了自己身上已经丧失的某一部分。我一直没有看那女孩的脸，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很容易不去注意她的脸。我想沉浸在温馨之中。我不想让任何别的东西破坏我的情绪。

气氛愈加温馨起来。舞曲结束了，屋子里的光线恰到好处——灯光在天花板上照出一个个晕圈，跳舞的人都停了下来。接下来的乐曲直入我的肺腑：一位美国姑娘在唱《芭芭拉·艾伦》，忧伤的吉他，忧伤的歌词，忧伤的旋律。

多么奇异的歌喉！我觉得它不需要乐曲，可以说也不需要歌词。那声音本身就在创造旋律，本身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感情世界。像我这样背景的人在音乐中寻找的正是这东西——感情。正是这东西让我们激动地喊着：“好！好！妙极了！”正是这东西引诱我们把钞票和金子扔到歌手脚下。听着这声音，我感觉内心最深处被唤醒了，这里知晓何为失去、思乡和悲痛，并且渴望得到爱。这声音能让每一位听众的心绽放。

我问因达尔：“这歌是谁唱的？”

因达尔回答说：“是琼·贝兹。她在美国非常出名。”

“而且身家百万。”耶苇特补了一句。

我听出了她话里的讽刺。这让她的寥寥数语显得另有所指。确实，她也没有把这位身家百万的歌手请过来，而只是在放她的唱片。耶苇特冲我笑了笑，也许是在笑自己说的话，也许是在笑作为因达尔的朋友的我，也许是她觉得这样微笑着对自己最合适。

她的左腿弓起，右膝弯着，右腿平放在她坐着的垫子上，右脚跟几乎抵着左踝。在黑色裤子的衬托下，她的一双脚显得如此美丽，如此白皙。她的挑逗性姿态，她的微笑，都融入了歌曲的氛围之中，让人无法直视。

因达尔说：“萨林姆是从海岸那边一个古老的家庭出来的，他们的历史很有意思。”

耶苇特的手搭在右边的大腿上，十分白皙。

因达尔又说：“我给你看样东西。”

他把身体侧了侧，伸手从我的腿上方去够书架，抽出一本书，翻开给我看。我把书放到地上，就着台灯的光看他给我指出的地方。我看到一串名字，其中就有耶苇特和雷蒙德。作者是在感谢最近在首都受到他们二位的“盛情接待”。

耶苇特仍旧微笑着，但没有表现出难堪或谦逊，也没有嘲讽的意思。书上出现她的名字对她很重要。

我把书还给因达尔，目光从耶苇特和他身上移开，回过神听那歌声。不是所有的歌曲都像《芭芭拉·艾伦》那样，有的是现代风格，唱的是战争、不公、压迫和核毁灭。但中间总穿插着那古老而优美的旋律。这正是我期待的旋律。最后，歌手把两种歌曲糅合在一起，既唱到了少女和情人，发生在过去的令人悲伤的死亡，也唱到了现在在重重压迫下濒临死亡的人们。

这是假象——对此我毫不置疑。只有指望公正而且多半时间受到公正待遇的人，才能够心平气和地听这种关于不公的甜美歌谣。你不会唱这种关于世界末日的歌曲，除非你也和屋子里其他人一样——这屋子如此美丽，装饰着各种简单的物件：地上摆着非洲的垫子，墙上挂着非洲的壁挂，还有各种各样的长矛和面具——感觉到世界仍将延续，你会太太平平地生活在其中。在这样的房间里，做出这种假设是多么容易啊。

外面的世界截然不同，马赫什也会对上述假设嗤之以鼻。他说过：“并非这里的人不讲对错，而是没有公理。”但现在马赫什让我感觉很遥远。他的生活多么乏味，我的也一样。最好还是分享这种虚假的陪伴，感觉在这间屋子里我们优雅而勇敢地面对不公和迫近的死亡，用爱来抚慰我们的心灵。歌曲尚未结束，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生活。我从未甘于平庸。我感觉我交了好运，撞上了可以和纳扎努丁多年前在这里发现的那种生活相媲美的生活。

雷蒙德进来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在因达尔的坚持下，我甚至和耶苇特跳了一曲，我能感受到她丝绸上衣下的皮肤。见到雷蒙德的那一刻我正浮想联翩，从一个可能跳到另一个可能。刚见到他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和耶苇特年龄相差很大，我看这差距不下三十岁。雷蒙德看起来快六十了。

我感到那种种可能渐渐消失，如同梦境。我注意到，耶苇特见到丈夫后，立刻露出关切的神情，更确切地说，是眼神，因为她依旧在微笑，她的脸在玩把戏。我还注意到雷蒙德言谈举止稳妥自信，想到他的工作和地位，留意到他不凡的外表。这是思想的不凡，是思想工作造就的不凡。他看上去好像刚刚摘掉眼镜，眼神有些疲倦，但仍然很有魅力。他穿着长袖狩猎夹克，我觉得他这种穿着风格——长袖而不是短袖——是耶苇特建议的。

露出关切的表情之后，耶苇特再次放松下来，脸上仍然保持着笑容。因达尔站起身，去拿靠在对面墙上的餐椅。雷蒙德示意我们坐在原处。他自己没有坐到耶苇特身边，而是坐到因达尔拿来的椅子上。

耶苇特坐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雷蒙德，要不要来点儿饮料？”

雷蒙德回答：“不用了，伊苇，我待会儿就回房间。”

雷蒙德一来，旁边的人都注意到了。有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开始在我们周围转悠。还来了几个其他人。大家彼此打着招呼。

因达尔说：“希望我们没有打搅您。”

雷蒙德说：“这环境挺让人愉快的。如果我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宁，那是因为我刚才在房间里的时候感到很灰心。我开始在想，真相到底会不会被人知道？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样的想法并不新鲜，不过有时候很让人痛苦。我觉得人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徒劳。”

因达尔说：“别瞎说了，雷蒙德。像您这样的人得到认可是需要时间的，但最终人们会认可您的。您研究的领域不热门。”

耶苇特插话说：“麻烦你替我跟他好好说说，开导开导他。”

站在边上的一个人说：“新的发现让我们不断修正对过去的看法，不过真相会一直在那儿，是可以掌握的。这项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就这样。”

雷蒙德说：“时间最终会把真相暴露出来。这我也知道，它是传统的也是宗教的想法。不过有时候我禁不住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罗马帝国的历史？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征服高卢那段时期都发生了什么？我坐在房间里，想到没有被人记录的事情，心里感到很悲伤。你们认为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一百年甚至五十年里非洲真正发生了什么吗？所有那些战争、反叛、领袖和失败？”

屋里鸦雀无声。我们看着提出这个话题的雷蒙德。屋子里的气氛好像只是琼·贝兹歌曲气氛的延续。音乐停了，我们思考了一会儿这片大陆的可悲。

因达尔问：“您有没有读过穆勒写的文章？”

雷蒙德问：“你是说关于巴蓬德起义的文章？他给我送来了一份清样。听说这文章挺火的。”

带着姑娘的小伙子说：“听说德克萨斯要请他去教一个学期书。”

因达尔说：“我觉得这文章是一堆垃圾。明明是一堆陈词滥调，却搬出来当成新智慧。阿赞达起义是部落起义，而巴蓬德起义完全是经济压迫造成的，和橡胶生意有关。它们要同布德加和巴布瓦起义放在一起看。而且你得降低宗教问题的分量。正是宗教问题让巴蓬德的骚乱火起来的。人们要是想借非洲题材发学术财，就会干这些事。”

雷蒙德说：“他来见过我。我回答了他所有问题，还让他看了我所有文章。”

那小伙子又插话说：“我觉得穆勒有点神童的味道。”

雷蒙德说：“我挺喜欢他。”

耶苇特说：“他来吃过午饭。雷蒙德刚离开饭桌，他就把巴蓬德抛到一边，问我：‘你想不想和我出去？’就这样子。好家伙，雷蒙德刚一转身他就这样。”

雷蒙德笑了笑。

因达尔说：“我告诉过萨林姆，说总统只看您写的作品。”

雷蒙德回答：“我想他现在没多少时间看书了。”

小伙子又说话了，他的女友紧挨着他：“您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雷蒙德说：“这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恐怕现在没时间谈。”他看了看耶苇特。

耶苇特说：“我看大家现在都不赶时间。”

雷蒙德于是说道：“那是很久以前，还是殖民时代。当时我在首都一所大学里教书，同时在写一本历史书。当然，那时候出版是不可能的。尽管一九二二年颁布了一项广受欢迎的反审查法令，但审查制度还是没有断根，只是大家装作看不见。此外，在当时，非洲也不是大众关心的话题。不过我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感受和立场，我想外面肯定有关于我的传言。有一天我在学校里，有人来通报说有位非洲老妇要见我。是一个非洲仆人给我报的信，他没有把来客太当一回事。

“我让他把人请进来。原来是一个中年女人，没那么老。她在首都一家大宾馆当女佣，是为自己的儿子来找我的。她来自一个比较小的部落，部落里的人人微言轻，我想他们没办法帮她。女人的孩子离开了学校，起初参加了一个政治俱乐部，打过各种零工。但后来他把这些事都丢到一边。无所事事，天天待在家里，不出门见任何人，还头痛，不过他并没有生病。我本以为她是来求我给她的孩子找份工作。其实不然，她只是想让我去看看那孩子，和他谈一谈。

“那女人给我的印象很深。那种大宾馆女佣的自尊非常引人注目。换了别的女人，肯定会觉得孩子中邪了，会采取相应的驱邪措施。她虽然没多少文化，却认定儿子的毛病是教育造成的。所以她来找我帮忙。我是大学的老师嘛。

“我让她把儿子带过来。那孩子不怎么赞成母亲和我谈论他的问题，但最终还是来了。他很紧张，像只小猫似的。这孩子不寻常（甚至可以说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有一种深切的绝望。这不只是贫穷和缺乏机遇的问题，他的绝望要比这些更深沉。确实，你要是按照他的方式来看世界，你也会头痛。在这个世界上，像她母亲这样的贫苦非洲妇女忍受了太多屈辱，他无法面对这样的世界。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切。没有什么能让这个世界好起来。

“我告诉他说：‘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进去了。我知道你这种绝望的情绪迟早会消失，你迟早会想要采取行动。到那时候，你不要把自己扯进现在这种政治。这些俱乐部和协会只会空谈和辩论，是非洲人在给欧洲人作秀，希望他们看到自己好像也很进步。这些地方会吞噬你的激情，毁掉你的才华。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不过这就是我要说的。你必须参加国防军。在军队里你不会爬得很高，但你至少能学会一门实实在在的本领。你会学会如何使用武器，如何开车运输，你也可以研究人。一旦你搞清楚怎样把国防军拢在一起，你就会知道怎样把整个国家拢在一起。你或许会说：我可以做个律师，让别人叫我阁下，不是更好。我会回答：不，当个下士，见到中士喊长官对你更好。这种建议不是随便给任何人的，我只给你一个人。’”

所有人都听得聚精会神。他停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说话，都沉默着，继续看着他。他坐在餐椅上，身上穿着狩猎夹克，显得卓尔不群，头发梳向后面，眼睛有些疲惫，有那么一点儿花花公子的派头。

最后还是雷蒙德打破了沉默，他像是在评论自己讲的故事，用一种轻松的口吻说：“他真是了不起。他为大家做了不少事，但我想大家没有给予他充分的认可。我们认为那些事情是他应该做的。他把军队管束住了，给这片各民族混居的土地带来了和平。现在大家又可以在国境之内到处旅行了——这种事过去殖民国家以为只有他们自己能办到。更了不起的是，他并不是用胁迫的手段做到的，而是得到了人民的同意。你们在街上看不到警察，看不到枪支，也看不到军队。”

因达尔就坐在笑眯眯的耶苇特身边，似乎想要把腿换个姿势，准备开口发言。但是雷蒙德摆了摆手，因达尔于是没有动。

雷蒙德接着说：“还有自由。不管是何种思想，也不管它来自何种体制，在这里都能兼容并蓄。我认为，”他看了看因达尔，仿佛是在为不让他说话做出弥补，“这里没有人告诉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因达尔说：“我们在这里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我想他不会想到搞什么审查。他觉得所有思想都可以为他的事业所用。可以说，他对思想是绝对渴求的。他以自己的方式运用这些思想。”

耶苇特说：“但愿他把男仆的制服给换掉。换成殖民时代的样子，短裤子，长罩衫，要不就是长裤子，夹克衫。就是别搞成现在这样，短裤子，夹克衫，就像狂欢节穿的服装。”

大家哄堂大笑，连雷蒙德也笑了，大家似乎都为打破了严肃的气氛而感到高兴。耶苇特的大胆就像是对雷蒙德所说的自由的证明。

雷蒙德说：“耶苇特老是说男仆的制服。但不要忘了他的军队背景，也别忘了他母亲的宾馆女佣背景。她母亲一向穿着殖民时代的女佣制服工作。所以领地的男仆必须穿制服。不过不是殖民时代的制服，这很重要。如今所有穿制服的人都应该理解这一点。穿制服的人都应感到自己和总统之间有份私人契约。别指望这些男仆脱掉那身制服，你不会成功的。耶苇特尝试过。他们喜欢穿那身制服，不管在我们看来有多荒唐。这就是这个非洲人了不起的地方——他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什么时候需要，这是他的能耐。

“现在，到处都张贴着总统身穿非洲服装的肖像。这些肖像大批量出现的时候，老实说，我也看不习惯。有一天我在首都和他谈起这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极富洞察力的回答，我一下子就被说服了。他说：‘雷蒙德，换作五年前，我也会同意你的话。五年前，我们非洲人会用他们那种残酷的幽默来嘲笑你，在当时，国民的团结程度不堪一击，这种嘲笑能够把这个国家毁掉。但时代变了，人民过上了太平日子。他们想看点儿别的东西，不再想看军人的照片。他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非洲人的照片。那可不是我的照片，雷蒙德，那是所有非洲人的照片。’”

这一席话和我的感觉非常贴近，所以我说：“一点儿不错！我们镇上的人都不喜欢挂旧照片。而看新照片的感觉就有些不一样，特别是在领地这里。”

雷蒙德让我把话说完。但随后就抬起右手，示意我让他说下去。然后他接着说了起来。

“我想我要核实一下这个问题。事实上，就在上周我这么做了。我在主楼外边遇到我们的一个学生。为了勾他说话，我故意说总统的照片挂得太多了。那小伙子断然予以否定。于是我问他看到总统的照片有何感受。这个年轻人的回答你们听了可能会感到吃惊。他像个预备军官一样，站得笔挺。‘那是总统的照片。在领地这里，作为学院的学生，我也把它看作自己的照片。’听听这些话吧！这就是伟大领导者的素质——他们能预知人民的需求。非洲需要由非洲人来统治——殖民国家从未真正了解这一点。不管我们对非洲有多少研究，不管我们的同情有多深刻，我们终归都是外人。”

那个小伙子此刻正和女友一起坐在垫子上，他问：“您知道总统手杖上雕刻的蛇象征什么吗？听说手杖上雕刻的那个人腹部有神物，是真的？”

雷蒙德说：“这我不知道。那只是根手杖而已。是酋长的手杖。就和权杖、主教法冠一样，我想我们不应该到处寻找非洲的神话，这是个误区的。”

他的批评语气造成了一些不安，但雷蒙德仿佛没有注意到。

“最近，我看了总统的所有演讲稿。要是把这些演讲稿编辑出版，该是一本多么有趣的作品啊！其中当然少不了应景之作。不过可以做一个选本。摘选核心思想。”

因达尔问：“您现在是不是在做这项工作？他找您做这项工作吗？”

雷蒙德抬起一只手，耸了耸肩，意思是因达尔问的情况是可能的，不过现在要保密，他不好明说。

“这些演讲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看，最有意思的是其发展脉络。要是你们看看这些演讲，就能明白我说的对思想的渴求是怎么一回事。一开始，演讲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还很简单。无非是团结、过去的殖民统治、对和平的需要等等。后来就变得很复杂，也很精彩，说到了非洲、政府和现代社会。如果编得好，这些演讲稿能成为一本手册，激励整个大陆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在这些演讲的字里行间，处处散布着那种年轻人的绝望的感觉，多年前那种绝望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总会有那种感觉：那些伤害绝无可能消除。如果你们有心，就能从这些演讲中看出一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母亲——一个宾馆女佣——遭受的屈辱感到深切的悲痛。他从来没有忘本。你们或许都不知道，就在今年早些时候，他带着所有政府官员去朝拜这个非洲女人的村庄。以前有没有这样的事？有哪位统治者把非洲丛林变得这么神圣？这种孝顺让人感动得掉泪。你能想象一位非洲宾馆的女佣在殖民时代所遭受的屈辱吗？不管多少孝行都不能弥补这些屈辱，但我们能给的也只有孝行。”

“我们也可以遗忘，”因达尔说，“我们可以践踏过去。”

雷蒙德说：“非洲大部分领袖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想在非洲丛林里建起摩天大楼。而我们的这位却要建造圣殿。”

喇叭里一直在放没有歌词的音乐。现在《芭芭拉·艾伦》又开始了，歌词有些让人分神。雷蒙德站了起来。坐在垫子上的年轻人想走过去把音量调低。雷蒙德示意他不必麻烦，但音量还是被调低了。

雷蒙德说：“我很想陪一陪各位，遗憾的是我要去工作了。否则可能会漏掉什么。我发觉写散文风格的记叙文最难的是承接。可能是一句话，也可能是一个字，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刚才和大家坐在这里，我突然想到怎么解决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必须把它记下来。否则我会忘掉。”

他正要离开，突然又站住说：“写这种没人写过的东西，其难度我想并没有被充分理解。偶尔就特定问题写一写学术文章并不难，比如巴蓬德起义之类的题目，因为有固定的套路。而宏大的叙事就不同了。所以我在想现代历史写作巨匠特奥多尔·蒙森。我们如今讨论的关于罗马共和国的一切都只是蒙森工作的延续。各种问题、事件，以及叙事本身，特别是共和国后期的动乱阶段——这位德国天才全都洞若观火。当然，特奥多尔·蒙森有幸知道自己所写的是个重大题材。我们这些在自己的领域里搞研究的人却不能像他这么肯定。我们不知道后人会不会觉得我们记载的事件有任何价值。我们不知道非洲大陆将来要走向何方。我们只能像这样继续下去。”

他的话戛然而止，他转身离开了房间。我们一个个哑口无言，看着他刚离开的地方，许久才慢慢把注意力转到耶苇特身上。她现在是雷蒙德在这间屋子里的代表。她仍然微笑着，表示已然接收到我们的致意。

过了一会儿，因达尔问我：“你知道雷蒙德的作品吗？”

当然他是在明知故问。不过为了让他有机会说，我回答：“不，我不知道他的作品。”

因达尔说：“这正是这个地方的悲剧。非洲的伟人却湮没无闻。”

这听起来像是正式的致谢辞。因达尔字斟句酌。他把我们一并说成非洲人，因为我们不是非洲人，他的话在我们——至少是我——心里挑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此时琼·贝兹的歌声重又被调响了，很快把我的感觉推向更高层。在雷蒙德给我们留下的紧张气氛中，这优美的歌声让大家想起我们共同的勇敢和忧伤。

离开时，耶苇特拥抱了因达尔，也拥抱了我——作为朋友。对我而言，这是那天晚上的高潮。能和她的身体（此时已经十分柔软）贴得这样近，感觉到她的丝绸上衣，以及衣服里面的身体，我感到非常甜蜜。

外面月亮出来了——早些时候还没有。月亮显得小而高。空中乌云密布，月光时隐时现。夜色宁静。我们能听到急流的声音，那儿离我们有一英里路。月下赏急流！我对因达尔说：“我们去河边吧。”因达尔欣然同意。

在领地开阔平坦的土地上，新的建筑物显得很渺小，而大地却无比广阔。领地只是森林中微不足道的一片空地，衬托出丛林和大河之广袤——好像整个世界就只剩下这丛林和大河。月光扭曲了距离感。乌云飘过时，就像是压在我们头上。

我问因达尔：“你对雷蒙德的话是怎么看的？”

“雷蒙德挺会讲故事。不过他说的不少情况是真的。他说的关于总统和那些思想的话肯定是真的。总统把这些思想都用了起来，以某种方式杂糅在一起。总统是伟大的非洲酋长，同时也是群众的一员。他一方面搞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非洲人，一个要找回自己非洲灵魂的非洲人。他有保守的一面，也有革命的一面，他无所不包。他既回归传统，又勇于前进，要在二〇〇〇年之前把这个国家变成世界强国。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出于偶然，还是有高人指点。不过他这种杂七杂八一锅煮的方法还真奏效，因为他一直在变，不像有的家伙那样一条道走到黑。他是军人，却决定成为老式的酋长，宾馆女佣生的酋长。这些背景成就了他的一切，也被他发挥到极致。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有个做宾馆女佣的母亲。”

我说：“朝拜母亲的村庄这事把我打动了。我原来在报纸上看到过，不过报纸上说这只是一次不公开的朝拜，所以我也就没有多想。”

“他在丛林里建起圣殿，纪念他的母亲，与此同时却在建设现代化的非洲。雷蒙德说他不会去建摩天大楼。也是，他确实没有建。但他耗费巨资建立了这个领地。”

“过去纳扎努丁在这里买过地皮。”

“他给卖了，没卖到几个钱。你是不是想说这个？这种事非洲常有。”

“不，纳扎努丁卖得不错。他在独立前最繁荣的时候把手上的地皮卖掉了。他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来到这里，他说：‘这只是丛林嘛。’于是就把地给卖了。”

“这种事以后还会发生。”

急流的声音更响了。我们已经把领地的建筑物甩到身后，开始往渔民的小屋走去。月光下，小屋一片死寂。渔村的狗瘦瘦的，毛色暗淡，身下有黑黑的影子，懒洋洋地从我们身前走开。在潋滟的波光衬托下，渔民的竹篙和渔网黑黝黝的。我们来到过去的观景处。这里现已修复，新筑了墙。四周只听得到河水冲过岩石的声音。一簇簇水葫芦从岩石上飞奔而过。月光下，水葫芦的花是白色的，根茎纠缠在一起，只能看到黑黑的轮廓。月光被挡住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整个世界只剩下翻滚的河水发出的古老声音。

我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并不只是要离开海岸，到这里来开店。纳扎努丁跟我们讲过他在这里曾经有过的好日子，这才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以为我将会有自己的生活，我以为我到时候也会找到纳扎努丁发现的东西。接着我就困在这里了。要不是你来了，我还不知道我会怎样。要不是你来了，我永远不会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就在我们鼻子底下。”

“这里的事和我们过去了解的不一样。对我们来说，这里非常诱人。非洲中间的欧洲，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但这里既不是欧洲也不是非洲。我可以告诉你，从里面看，情况会完全不同。”

“你是说人们没有信心？不相信自己所说所做的一切？”

“没人会这么简单。我们说信也信，说不信也不信。我们信，那是因为信了事情就会简单化，合理化。我们不信，是因为这些东西——”因达尔指了指渔村、丛林和月光下的河流。

过了一会儿，他说：“雷蒙德的状况有些乱。他必须继续装作自己是总统的导师和顾问，他不想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快到奉命行事的地步了。事实上，为了回避接受命令，他干脆提前考虑命令。如果必须承认这个现实，他准会发疯。啊，他现在找到大差事了。不过他在走下坡路。总统已经把他调出首都。这位大人物现在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不再需要雷蒙德。这情况人人都知道，雷蒙德还以为大家都蒙在鼓里。到了这把年纪还要面对这些事，真是可怕。”

因达尔的话并没有让我想到雷蒙德。我想的是耶苇特，听说了她丈夫的境遇，我觉得她离我突然近了许多。我脑子里浮现出晚上看到的她的样子，就像过电影一样，把我看到的一切重新组合，重新阐释。我把她的形象定格在那个让我心醉神迷的姿势：白皙的脚靠在一起，一条腿弓起，一条腿弯曲着平放在垫子上。我在脑海里重新勾画她的脸，她的微笑。然后我把整个画面放入琼·贝兹的歌曲营造的氛围，以及这歌曲在我心里勾起的种种情绪。然后添上周围的情景：月光、急流和这条非洲大河上漂浮的白色水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