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兰加，1960年6月30日

每天妈妈都会说，你们会撞破脑袋的，但不是这么回事。我摔断了胳膊。

我是在偷看非洲共产主义童子军的时候摔断胳膊的。我爬到树上，就能看见他们，但他们看不见我。树上长着绿色的鳄梨，一点味道都没有，我们都不喜欢。只有妈妈会吃，唯一的理由是，那会让她记起“Piggly Wiggly”超市里卖的加了盐和好乐门蛋黄酱的鳄梨的味道。“蛋黄酱，”我问她，“罐子是什么颜色的？”但她没哭。我偶尔记不得佐治亚州的某样东西的时候，她就会哭。

我觉得他们就是普通的刚果童子军，踏正步，只是他们没鞋子穿。比利时军队里的士兵都有鞋穿，有枪扛。有时候，比利时士兵会踏着正步径直从这里经过。父亲说他们是想让每一个刚果人，比如说塔塔·打开明白，比利时现在还是老大。而我偷看的那支军队是住在附近的男孩子们组成的。你能发觉其中的差别。他们当中没有发号施令的白人，穿的衣服也都不一样。他们只穿着短裤，光着脚，或者有什么穿什么。有个人戴了顶红色的法国帽。啊，我很喜欢那顶帽子。其他人把红色的手绢系在脖子上。妈妈说他们不是童子军，他们是Jeune Mou-Pro。她说：“露丝·梅，甜心，你和Jeune Mou-Pro一丢丢关系都没有，所以只要看见他们，你就跑回家。”妈妈让我们跟小小孩或男孩子们玩，就算他们光着屁股也没关系。但不能和系红手绢的那些人玩。姆博蒂维！意思是不好。这就是为什么我得偷偷爬到鳄梨树上去看他们。很长时间，我都以为妈妈说他们是乌鸦吉米，我在家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个名字。

早上我们没法去偷看。姐姐们都得坐下来上课，我得学字母，给它们涂上颜色。我不喜欢上课。父亲说女孩子不能去上大学，因为他们会把水泼进你的鞋子里。有时候，要是我不吵不闹，就可以和宠物们玩，不用上色了。我的宠物有：利昂和獴，还有鹦鹉。父亲让鹦鹉飞走了，因为我们不小心教了它一些坏词。但它没有高高地飞走，它飞开后，又回来了，因为它的翅膀不中用了。它太听话了，忘了怎么飞、怎么找东西吃。我把从迪马树上摘下的青柠檬挤出汁来，擦在它的喙上。先擦一边，再擦另一边，弄得它不停地打喷嚏。姆博蒂维！迪马，丁巴，丁巴玛。我喜欢说那些词，因为它们会脱口而出，引人发笑。姐姐们都觉得对不起那只鹦鹉，但我没觉得。有可能的话，我也想养一条蛇，因为我不怕蛇。

没有谁把那只獴送给我，是它自己跑到院子里来的，还总是看着我。每天，它都会越走越近。有一天，獴跑进了房子，此后便每天都会进来。它最喜欢我了，其他任何人它都忍受不了。利娅说我们得给它起名，就叫里基·蒂奇·泰比吧。但是没门儿，它是我的，我要叫它小斯图尔特，那是书里一只老鼠的名字。我没有养蛇，因为獴会杀蛇。小斯图尔特在灶间边上杀过一条蛇，这是好事，所以现在妈妈就让它进屋了。丁巴意思是听！听好了，小鬼布朗！灶间边上的那条蛇是眼镜蛇，会朝你眼睛里吐唾沫。你眼睛看不见后，它就直起身子；随时想咬你了，就咬上一口。

我们是靠自己找到那只变色龙的。主要应该归功于利娅，是她在自个儿床边找到的。大多数动物，上帝把它造成什么颜色，他就是什么颜色，而且得一直保持不变。但利昂却能变成任何一种颜色。妈妈和父亲还在教堂里的时候，我们在家里抓到了它。有一次，我们把它放到妈妈的裙子上做实验，它果然变成了花的颜色。要是它在家里乱跑，啊呀，天哪，我们就会找不到它。温达姆博蒂——拜拜，后会有期，阿门！所以，我们把它关进了外面放漫画书的盒子里。如果你用棍子捅它，它就会变成亮闪闪的黑色，还会叫喊起来。我们这么做是想让它明白谁才是老大。

我摔断胳膊那天正好赶上阿克塞尔罗特先生要来。父亲说那是上帝仁慈的安排。但当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发现我们得去斯坦利维尔的时候，他就转过头，又朝上游谁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飞去了，并且说第二天再回来。妈妈说：“那人啊。”父亲说：“你原本在那棵树上晃来晃去地干什么，露丝·梅？”我说利娅说好会看着我的，所以不是我的错。我说我是在躲那些乌鸦吉米男孩。

“哦，看在老天的分上，”妈妈说，“你到底在那儿干什么，我不是告诉过你看见他们过来，就往家跑吗？”她害怕告诉父亲，因为他会抽我。她对他说我是上帝的小羔羊，这是个纯粹的事故，所以他就没抽我。现在还没抽。也许等我身体好了以后，他会。

那条胳膊很疼。我没哭，我把它静静地搁在胸口。妈妈用那卷买来做床单和原本准备给非洲女孩做洗礼服的布给我做了个吊臂带。我们还没施过任何一次洗礼呢。把她们扔进河里，她们才不干呢，绝对不干。有鳄鱼。

阿克塞尔罗特先生第二天中午的确回来了，浑身喷着烂果子的气味。妈妈说要是我们想安然无恙地去那儿的话，不如再等上一天吧。她说：“还算走运，只是断了骨头，而不是被蛇咬了。”

就在我们等待阿克塞尔罗特先生感觉好些，再次登上他那架飞机的时候，刚果的女士们脑袋上顶着一大袋一大袋的木薯都赶到飞机场来了，他给了她们一些钱。但他给她们钱的时候，女士们又叫又吼。父亲说那是因为该给一美元的时候，他只给了两美分。可这里的人兜里都没几个美元，他们用的是那种粉红色的钱。有几个女士冲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吼得特别凶，拿了钱，却没把东西给他。然后，我们就坐上了飞机，往斯坦利维尔飞去：阿克塞尔罗特先生，父亲，还有我的断胳膊。姐妹中间，我是第一个搞断脚趾之外的骨头的人。妈妈想替父亲去，因为我这是在浪费他的时间。如果她去，我就能坐到她的膝头，所以我也那样对他说了，我会浪费他的时间。可是不行，他还是决定去斯坦利维尔街头走走。所以他去了，妈妈留下来。飞机的后部摆满了包裹，我只能坐在那上面。装着木薯、香蕉的棕色大包裹和装着什么硬东西的小布袋让人觉得刺痒痒的。我朝里面看了看，是石块。亮闪闪的石块和脏兮兮的石块。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告诉父亲，食物在斯坦利维尔的价格堪比黄金。但小布袋里的东西不是黄金。不是的，里面是钻石。是我发现的，但我不能说出我是怎么发现的。就连父亲都不知道我们乘了一架装着钻石的飞机。阿克塞尔罗特先生说要是我说了，上帝就会让我妈妈生病死掉，所以我不能说。

我在飞机上睡着又醒来后，阿克塞尔罗特先生让我们从上面往下望，告诉我们能看到什么：河里的河马；大象在丛林里跑来跑去，有一大群；一头狮子在水边吃东西，它的脑袋一上一下地动着，就像我们在亚特兰大家里的小猫。他告诉我们下面还有俾格米小矮人，但我们一个都没看见。也许人数太少了吧。

我问他：“绿曼巴蛇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它们住在树上，所以会掉到你身上，杀死你。我想看看它们。阿克塞尔罗特先生说：“世界上没一样动物能像绿曼巴蛇那样精于躲藏。它们身上的颜色会变得和衬着它们的色彩一模一样。”他还说：“而且它们会一动不动。你就在它边上，却根本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稳稳地降落在了草地上。在空中还是要更晃荡一些。那儿有一座很大的房子，是医院。里面有许多白人，有的还穿着白大褂。那里面的白人太多了，我都忘了数了。除了我们自己，我已经很久很久没看到这么多白人了。

医生说：“漂亮的牧师女儿爬到树上干什么呀？”那医生的胳膊上都是黄色的毛，脸盘大大的，听口音像外国人。但他没给我打针，所以我挺喜欢他的。

父亲说：“她母亲和我也想知道。”

我说我不想让别人把我放到罐子里煮了吃掉，所以只能藏起来。医生笑了。后来我对他说了实话，说我是在躲乌鸦吉米。医生这次没有笑，只是看着父亲，然后他对我说：“只有男孩和猴子才会爬树。”

“我们家没男孩。”我告诉他。

一听这话，他就笑了。他说：“肯定也没猴子吧！”

他和父亲谈起了大人的事情。让医生惊讶的是，我们村里竟然有乌鸦吉米男孩。他说的英语和我们说的不一样。他说“I can not”，而不是说“I can't，”说“they are”和“did not”等等。他们已经听说（They have heard），他这样问父亲：“他们已经听说我们的帕特里斯·卢蒙巴现在正日夜兼程地赶往基兰加吗？”

父亲说：“哦，我们很少看见他们。偶尔会听见枪声。”

“求主庇护我们吧。”医生说。

父亲告诉他：“怎么，主会庇护我们的！我们会得到他的天赐仁慈，因为来这里提供援助的我们是他的仆人。”

医生皱了皱眉头。他说请原谅他，但他不同意。他称父亲为教士。“教士，对比利时来说，传教工作是笔好买卖。但以这种方式提供社会援助真是见鬼了。”

他说了那个词：见鬼！我屏住呼吸，竖起了耳朵。

父亲说：“怎么，医生，我可不是公务员。我们中有的人是按部就班地走上这条道路的，有的人则是受到了召唤。我的工作就是为黑暗带来救赎。”

“救赎什么呀！”这就是医生的回答。我真的相信那人是个罪人，敢这么顶撞父亲。我们注视着他把白色的石膏拌好，再铺在摊开的绷带上。我希望他别和父亲打起来。但如果真打起来，我希望自己能在一旁观战。我见过一次父亲打人，因为那个人不赞美主。

医生注视着我的胳膊，头也没抬地说：“我们比利时人在橡胶种植园里把他们当奴隶，割断他们的手。现在，你们美国人又在矿井里让他们当奴隶，直到他们把自己的手割断。而你，朋友，还一门心思地做着这份工作，想让他们说阿门。”

他一边包裹我的胳膊，一边说着割断手这样的话。他不停地把凉凉的白色绷带裹啊裹的，直到全部裹完。于是我的胳膊就像热狗面包里夹着的香肠一样。我很高兴，没人想把我的手割断。因为耶稣让我成了白人，我想他们是不会那么做的。

他告诉我：“这东西会让你不好受。六个礼拜后我们会把它取下来。”

“好的。”我冲着白大褂的袖子说。那袖子上有血迹，是别人的。

但父亲和医生还没完呢。他跳着脚，喊道：“就靠我来让他们说阿门？我看没什么阿门可说！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的生意把文明带到了刚果！美国人的援助是在拯救刚果。你等着瞧吧！”

医生双手握着我的白色断臂，就像握了根大骨头。他要看我的手指能不能弯曲。他扬起黄色的眉毛，但还是没有抬头看父亲一眼，说：“教士，比利时人和美国人带来的这个文明，是什么样的？”

父亲说：“怎么，修路啊！铁路……”

医生说：“哦，我明白了。”他穿着白大褂的身子弯下腰，看着我的脸，问我：“你父亲是开车把你带到这儿来的呢？还是让你坐客运火车来的？”

他真喜欢自作聪明，父亲和我都没有回答。刚果根本就没有汽车，他知道这一点。

随后，他直起身子，把残留在手上的白色东西拍掉，我能看出他已经弄完我的胳膊了。不过父亲还很想争论一番，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医生给我们打开门。

“教士。”他说。

“有何指教？”父亲问。

“我这人不喜欢反驳别人，但七十五年来，比利时造的那些路都是用来把钻石和橡胶拉出去的。也就是我们之间说说，教士，我认为这儿的人并不需要寻求你那种救赎。我认为他们是在寻求帕特里斯·卢蒙巴，他是新的非洲灵魂。”

“非洲有无数灵魂。”这是父亲对他说的话。父亲应该心里有数，因为他就是在努力救所有人。

“嗯，对，确实如此！”医生说。他往外看了看走道，然后关上门，我们还在屋里。他压低嗓门说：“上个礼拜，他们有一半的人都在斯坦利维尔为他们的塔塔·卢蒙巴喝彩。”

父亲说：“塔塔·卢蒙巴，就我所知，他是个赤脚邮递员，从没上过大学。”

“是这样的，教士。但那人有办法发动群众，所以应该并不需要什么鞋子。上礼拜，他讲了如何用非暴力的方式走向独立，讲了有一个小时。群众太喜欢听啦，他们发动了暴乱，杀死了十二个人。”

说完，医生转身背对着我们。他在一个碗里洗了洗手，像妈妈洗完盘子那样用毛巾把手擦干。然后，他转身过来，又仔细盯着我的胳膊看了一分钟，再看向父亲。他告诉父亲在这片土地上，只有八个刚果人上过大学，没有一名刚果人医生和军官，没有一名。因为比利时人不允许他们受教育。他说：“教士，如果你想找刚果新领导人的话，别去学校礼堂。还是去监狱里看看吧——上周暴乱后，卢蒙巴先生就到那里去了。等他出来以后，我觉得他的追随者会比耶稣的更多。”

天啊！在这之后，父亲就一丁点儿都不喜欢这个医生了。竟然说有东西比耶稣好，那是大罪。父亲抬头望向天花板，又看向窗外，忍着没砸东西。后来医生打开门，我们该走了。天花板上的灯是只透明玻璃碗的样子，里面盛了半碗黑乎乎的东西，就像是咖啡，不过其实是死虫子。我知道为什么。它们都喜欢往上爬到灯里去，因为灯相当相当漂亮，就像它们很想要的东西，结果它们就被困在里面了。

我知道你要是碰碰它们的话，它们会有什么感觉。就像某个人的眼睫毛碰到你的手指那样。

回到家里后，姐姐们不得不每天晚饭时都把好吃的让给我，还要帮我穿衣服。这真是最好的事。我指给利娅看哪里可以爬上那棵鳄梨树，她就把我推上去了。我只用一只胳膊也还能爬。我只能整天和利娅玩，因为家里其他人都不太对劲儿。要不然就是她们都长大了，不想玩了。

我们只能在树上等着。我告诉她：“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喝红色的威士忌。他把酒藏在飞机的座位底下。我用脚把它滚了出来，又滚了回去。”

我年纪最小，但我还是有东西可以说的。

用不着没头没脑地等比利时军队出现。他们总是在同一时间来，就在午饭后。午后如果没下雨，所有的女人就会顶着水桶之类的东西去河边和田里，男人们则都在家里睡大觉。那时四下很安静，然后这些男孩兵就踏着正步从路上走来了，同时还用法语高唱着一首歌。那个白人很清楚谁是老大，其他所有人都只能回应，因为他们都是含的部族。啊，天哪天，我要告诉你，他们可都有鞋子穿。他们在路上一起使劲踏步子，又很快停下来，尘土都落到了他们的鞋子上。

乌鸦吉米男孩则很难看到。他们都不喜欢比利时军队，所以躲了起来，只是偶尔出来，在我们家鸡舍后面的某个地方开会。他们都蹲在那儿，听领头的讲话。他们的腿和胳膊都骨瘦如柴，可以看到骨头到底是什么样子。也没鞋穿。他们脚背上只有白色的伤疤和尘土，身上全都有深黑色的疮和疤痕。每道伤疤都很显眼。妈妈说他们皮肤上的疤痕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的皮肤是一张画满了生活的种种悲伤的地图。

我们都等着偷看他们到鸡舍后面开会。利娅告诉我，妈妈说昂德当太太说过，要是他们来的话，别去看他们。他们想要夺取整个国家，把白人都赶出去。

我说：“我想要一顶那样的红帽子。”

“嘘，闭嘴。”利娅说。可她自己又说：“嗯，我也想要。那顶红帽子挺好看的。”她那样说，是因为“闭嘴”伤害了我的感情。

男孩们说着：“帕特里斯·卢蒙巴！”

我告诉利娅那是指新的非洲灵魂，他进监狱了，耶稣特别生气。我把什么话都告诉她了！我年纪最小，但我都知道。我一动不动地靠在树枝上，和树一模一样。我就像绿曼巴蛇。有毒。我就在你身边，你根本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