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兰加，1960年9月

过了三个礼拜低气压的郁闷日子后，我终于让露丝·梅起了床。我只是说了句：“露丝·梅，宝贝，起床吧。我们去外面随便走走。”对母亲我就没什么辙了。但我花了很多时间照料露丝·梅，我觉得现在我应该知道什么对她有益。她需要有东西让她发号施令。那时候，我们的宠物大多都逃了，要不就被吃了，像玛土撒拉那样。但刚果还有很多上帝的造物，可以让我们玩得开心。我带露丝·梅去外面晒太阳。但不管去哪儿，她都会瘫下来，一点力气都没有，就像只被机器压过的袜子猴玩偶。

“你觉得小斯图尔特去哪儿了？”我问她。我提起那个名字只是想让她高兴，并以此来承认那是她的小獴獴。她没把它抓住并关起来，或者说也没有特意照料过它，而且小斯图尔特的名字不过是取自故事书里一只虚构的动物，也就是一只老鼠的名字而已，但我无法否认它整天都围着她转。

“它跑掉了。我也不在乎。”

“看这儿，露丝·梅。蚁狮。”

不像去年的这时候是雨季，现在是漫长而又奇异的旱季，软软的尘土铺展在我们的院子里，呈现出一大块一大块的白色。院子里到处可见一小撮一小撮凹下去的漏斗形陷阱，蚁狮就藏身在底部，等待着可怜的昆虫落入，被吞噬掉。我们从来没亲眼见过蚁狮，只见过它们那些很难看的自制工事。为了让露丝·梅开心起来，我告诉她它们看上去就像狮子，有六条腿，个子很大，像她的左手那么大。我其实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但鉴于刚果生物的普遍形态，那种体格应该还是有可能的。露丝·梅还没生病的时候，认为她只要趴在地上唱着歌，就能把它们诱出来：“坏虫子，坏虫子，快从洞里跑出来！”有时她可以唱一整个下午，即便根本不管用。露丝·梅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认死理。然而现在我这么跟她提议了，她反倒只是歪着脑袋，根本提不起兴致。

“我太热，唱不动歌了。反正它们也不会出来的。”

我决定给她来点激将法。如果我无法在露丝·梅的心中发现任何火花，恐怕我会陷入恐慌，或者哭泣。

“嘿，看这个。”我说。我发现一列蚂蚁正沿着树干往上爬，便从那队列里拈出几只。那些可怜的蚂蚁运气太糟，被挑出来的时候正和兄弟们忙着自己的事呢。就算蚂蚁有自己的生活，我还是没怎么细想就蹲下来，把半个身子已被我的手指捏扁的蚂蚁扔进了蚁狮的陷阱。从前有人把基督徒送去喂狮子，如今这句话成为艾达爱用的讽刺，意指我成心把她留在那条路上让她被吃掉。但艾达并不比一只蚂蚁更像基督徒。

我们蹲在洞口，等着。蚂蚁在软软的沙地陷阱里挣扎着，直到一对钳子突然伸过来，把它们攫住，尘埃轻轻扬起，它们被拖到沙土之下。完了，就这么回事。

“别再这么干了，利娅。”露丝·梅说，“蚂蚁又不坏。”

我觉得尴尬，竟然被自己的小妹妹教训起对待昆虫的道德来了。通常，残忍的行为能激发出露丝·梅的无限热情，而我想尽办法只是为了让她振作起来。

“好吧，就算是坏虫子也得吃饭呀。”我指出这一点，“每样动物都得吃东西。”我想，就算狮子也是这样的呀。

我拉起露丝·梅，替她掸去颊上的灰尘。“坐到秋千上去吧，我来给你梳辫子。”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屁股兜里揣着一把梳子，就是想给露丝·梅梳梳头发。“等我给你编好辫子以后，就给你推一会儿秋千，好吗？”

不管玩什么，露丝·梅似乎都没多大兴趣。我让她坐上的秋千，是内尔森用从河岸边找来的抹了油的粗绳子帮我们挂上做成的。秋千座是一个装过棕榈油的长方形旧油桶。村里的孩子都会来玩我们家的秋千。我把梳子上的灰尘抖落，开始把露丝·梅一块块打结的黄色头发捋顺。这么做很难不把她弄疼，但她连哼都不曾哼一声，我觉得这是个坏兆头。

从眼角的余光，我瞥见阿纳托尔站在我们家院子边上的甘蔗丛里，身子几乎被掩住一半。他不是在砍甘蔗，他不嚼那玩意儿——我觉得他对自己坚固的大白牙和门牙之间的小牙缝颇为自负。但他就那么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我想他说不定看见我捉蚂蚁喂蚁狮了，一下子臊得脸上绯红了起来。这似乎很孩子气。青天白日之下，我们在基兰加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很幼稚。包括父亲走在河岸边自说自话，母亲衣衫不整地晃来晃去，都很幼稚。给露丝·梅梳头发似乎至少有点母性的味道，而且也很符合现实需要，我便专注在这上面。我不由自主想象出一幅画面，父亲抡着黝黑的臂膀从河里摸出鱼来，母亲挺着黑黢黢的大乳房用木杵猛捶木薯。然后，习惯使然，我会背诵忏悔诗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但我并不确定自己的所想究竟犯了哪条戒律——尊敬父母，还是不要觊觎邻人的父母？还是更笼统，要忠实于自己的种族？

阿纳托尔开始朝我们走来。我挥了挥手，对他说：“姆博蒂，阿纳托尔！”

“姆博蒂，贝埃内－贝埃内。”他说。他给我和姐妹们都取了特定的名字，不是其他人喜欢用的那些侮辱性的词语，比如白蚁，或本杜卡，那是艾达的名字，意思是拐着腿走路的人。阿纳托尔不愿告诉我们他取的那些名字是什么意思。他揉了揉露丝·梅的脑袋，以刚果人的方式和我握了握手，就是握手时用左手抚着右臂。父亲说这种传统是表明他们没藏任何武器。

“有什么新闻吗，先生？”我问阿纳托尔。父亲总是这么问他。尽管第一次家庭晚餐的状况极其糟糕，父亲还是相当倚赖阿纳托尔，甚至还有点神经质地期待着他的造访，我是这么觉得的。阿纳托尔总是知道外面世界——至少是基兰加之外的重大新闻，让我们很是惊讶。我们不确定他是从哪儿听来这些消息的，但最后都得到了证实。

“一大堆新闻。”他说，“不过，首先，我给你们带了一只装在布袋里的猪。”

我就喜欢听阿纳托尔讲英语。他的发音有点英国腔，挺优雅的。“先”说成“显”，“带”说成“逮”。但他每个音节都重读，所以听起来还是很刚果腔——一只装在布袋里的猪——好像没有哪个字愿意统领这整个句子的音韵顿挫。

“包袱。”我说，“母亲说‘千万别买包袱里的猪’，就是叫我们别瞎买东西。不过我猜包袱就是布袋吧。”

“好吧，反正这里边也不是猪，你们也不用买。如果你能猜出是什么，你们的晚餐就能加菜了。”他搭在肩上的绳子系着一只褐色的布袋，他把它递了给我。我闭上眼睛，上下颠动着袋子估摸它的分量。乍看像是鸡的体格，但它太沉，应该不是鸟类。我把袋子举起来，仔细打量着袋底鼓得圆圆的部位。有些地方尖尖的，也许是肘部。

“乌姆翁得拉！”我喊道，像个孩子似的上蹦下跳，是丛林里的兔子。内尔森用曼格万西豆和芒果炖的兔子肉，就连蕾切尔也禁不住想吃，可见味道真的很好。

我猜对了：阿纳托尔兴奋地笑起来，露出了白牙。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他在我们眼中是什么模样了，当时我们都被他满脸的疤痕惊得目瞪口呆。然而现在我只看见阿纳托尔这个男人，穿着白衬衫和黑裤子，有着宽宽的肩膀和窄窄的腰肢，总是笑眯眯的，步伐很欢快。一个对我们很友善的男人。除了疤痕，他的脸上还有许多有趣的特征，比如杏仁状的双眼，还有精致的尖下巴。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喜欢他。

“是你自己捕杀的吗？”

他举起双手。“我很想说是的。这样，你就会认为你们的朋友阿纳托尔是个好猎人。唉，可惜啊。这是一个新来的学生今天早上带过来当学费的。”

我看了看袋子里面。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不自然地往后蜷着，因为脖子断了。是掉进陷阱里被抓的，不是被射杀的。我把袋子紧抱在胸前，抬头斜着眼看阿纳托尔。“如果我没猜对的话，你真的会把它带回去吗？”

他笑了。“我会给你很多机会猜对的。”

“好吧！你在学校里教孩子们数学和法语时，是不是也这样宽宏大量？他们肯定从来没学到过任何东西。”

“哦，不会的，小姐！我会用棍子猛敲他们调皮的脑袋，把他们无地自容地打发回家。”我们都笑了起来。我才不会上当呢。

“来吃今天的晚饭吧，阿纳托尔。加上这只兔子，我们可吃的就太多了。”事实上，这只孤独的兔子只够炖上一小锅，吃完饭洗盘子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饿——这种体验我们还在适应之中。但在基兰加，表达感谢的方式就是如此。至少我学到了那么一点礼仪。

“也许吧。”他说。

“我们会炖上一锅的。”我承诺道。

“集市上的曼格万西豆价格很高。”他指出，“都是因为干旱。所有的菜园都干涸了。”

“我正好知道谁家有：玛玛·恩古扎。她让自家孩子去溪中取水来浇灌的菜园。你没见过那菜园吗？都引起轰动了。”

“没有，我不知道这个轰动。看来我得和塔塔·恩古扎搞好关系才行。”

“我对他不熟。他肯定是不会和我说话的。没人和我说话，阿纳托尔。”

“可怜的贝埃内。”

“真的！我在这儿连一个朋友都没有，除了内尔森和帕斯卡，可他们就是两个小男孩！还有你。像我这个年纪的女孩都有了孩子，也很忙。而男人看到我就像看到想咬他们的蛇似的。”

他摇着头，哈哈笑了起来。

“他们真是这样，阿纳托尔。昨天，我坐在野草丛里，看到塔塔·姆万扎在安置渔栅。当我站起来，想让他教我那是怎么弄的时，他立刻就跑开了，还跳进了水里！我发誓真是这么回事！”

“贝埃内，你太调皮了。塔塔·姆万扎不想被人看见自己跟年轻的姑娘说话，这你都知道，会引起丑闻的。”

“哦。”我说。可是为什么我跟基兰加的任何一个完全有自主性的男人说话就会引起丑闻，而跟阿纳托尔就不会呢？不过我没问。我不想让我们的友谊蒙上阴影。

“我正好还知道，”我说着，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羞答答，“上个礼拜天，恩古扎家所有的母鸡都给麝猫叼走了。所以，玛玛·恩古扎肯定愿意用曼格万西豆换鸡蛋，你不觉得吗？”

阿纳托尔灿烂地笑了。“聪明的姑娘！”

我也笑了，但不知道接下来还能说什么。我觉得有点尴尬，就回身继续替露丝·梅梳头发了。

“她今天像是个忧郁的小姑娘。”阿纳托尔说。

“她病了，在床上躺了好几个礼拜了。母亲也病了。你没注意到吗，前几天你来的时候，她就站在门廊上，望着空中发呆。父亲说她们两个都会好起来的，可是……”我耸了耸肩，“应该不是昏睡病吧，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是，现在不是采采蝇的季节，这个时候在基兰加几乎见不到昏睡病。”

“好吧，那就好，因为我听说昏睡病会死人的。”我一边说一边梳着头发，感觉自己已经被这个单调的动作催眠了。枕着辫子没日没夜地睡觉，一直汗流不止，已经让露丝·梅金黄色的头发皱成了反光的碎波浪。我顺着她的后背把头发往下梳时，阿纳托尔凝视着。他的笑容在那安静的一分钟里迷茫起来。

“确实有一则新闻，贝埃内，既然你问了。但恐怕不是什么好新闻，我就是来和你父亲谈谈这件事的。”

“他不在家。不管什么事，我都可以转告他。”

我琢磨着阿纳托尔是否会觉得我这个信使还不够格。我注意到，刚果男人甚至不会把自己的妻子或女儿当作理智的或重要的人对待。尽管就我所见妻子和女儿揽下了所有的活计。

但阿纳托尔显然觉得我是可以托付的。“你知道加丹加省在哪儿吗？”

“在南边，”我说，“钻石矿都在那儿。”阿克塞尔罗特先生把父亲和我从利奥波德维尔载回来时，我听他们谈起过。显然，阿克塞尔罗特先生经常去那儿。所以我就这么猜了。不过，我猜的时候带着父亲招牌式的自信。

“钻石，没错，”阿纳托尔说，“还有钴矿、铜矿和锌矿。我们国家有你们国家想要的任何东西。”

这让我不自在起来。“我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了吗？”

“和你无关，贝埃内。”

和我无关，和我无关！我一听这话，心里就乐开了花，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但你也说对了一半，是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他说，“你听说过莫伊兹·冲伯这个名字吗？”

我想必听说过，但不太确定。我先点了点头，但后来又承认道：“没有。”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定不要再假装自己知道很多事情。我要成为我自己，利娅·普莱斯，渴望学习一切有待了解的东西。只需看看父亲，我就明白，当你想显示自己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时，就会什么东西都学不到了。

“莫伊兹·冲伯是隆达部族的领导人。从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来看，他就是加丹加省的领导人。几天前，他又成了他自己成立的加丹加国的领导人。他宣布加丹加已经从刚果共和国里分离出去了。”

“什么？为什么？”

“现在他可以自己和比利时人及美国人做生意了，你明白了吧。他毕竟有这么多矿藏。你们国家的一些人一直在鼓励他做出这个决定。”

“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和卢蒙巴做生意呢？他才是被选出来的那个人。他们应该都知道这点啊。”

“他们知道。但卢蒙巴并不急于跟外国人做买卖，他只忠实于自己的同胞。他想要建立一个属于刚果人的统一的刚果。而且他也知道，来自南部的每一颗加丹加钻石都可以支付利奥波德维尔一名教师的薪水，或者养活北部瓦雷加一整座村庄的孩子们。”

我既觉得窘迫，又觉得困惑。“为什么那些生意人要把刚果的钻石弄走呢？美国人到那儿去又要干什么呢？我以为刚果属于比利时。我是指以前。”

阿纳托尔蹙起了眉头。“刚果是刚果的，一直都是这样。”

“嗯，这我知道。但……”

“睁开你的眼睛，贝埃内。看看你的邻居，过去他们真的属于比利时吗？”他指向院子外，越过那些树，那是玛玛·姆万扎的房子。

我说了句蠢话，觉得很难受。我照他的命令看去：玛玛·姆万扎变形的双腿和高贵的小头颅都裹着浅黄色的棉布。她坐在厚实的尘埃里，仿佛长在那儿。她面前是一小丛火堆，火苗舔舐着她满是凹痕的煮饭的罐头。她仰着身子倚在后撑的双手上，抬脸对着天空喊着话。她的儿子们心不在焉的回应从泥巴屋里齐声传来。敞开的门边上，两个大女儿正站在高高的木臼边捣木薯。一个女孩举起捣棒，另一个女孩就杵向窄洞——一上一下，完美均衡的节奏犹如活塞在抽动。我常常注视她们，为她们挺直的后背和满是肌肉的黝黑臂膀的舞蹈深深吸引着。我很羡慕那些女孩，她们在齐心协力、完美同步地忙碌着。如果我和艾达未曾深陷于负罪和不公的纠结之中，我们大概也能对此有所感受。现在，似乎，我们全家都处于纷争之中：母亲反对父亲，蕾切尔反对他们俩，艾达反对世界，露丝·梅则是不管谁走近就会无助地拉着那人不放，而我则想尽办法待在父亲一边。我们全都纠葛于这样的憎恨之中，却又不明就里。

“她的两个孩子生传染病死了。”我说。

“我知道。”

他当然知道。我们村很小，阿纳托尔知道每个孩子的名字。“真是莫大的遗憾。”我说了这一句，但稍嫌不够。

他只是同意道：“埃－耶。”

“孩子是不应该死去的。”

“是的。但如果孩子不死，就不会这么珍贵了。”

“阿纳托尔！如果死的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也会这样说吗？”

“当然不会。但不管怎样，这是事实。如果每个人都能活到很老，那老年就不稀罕了。”

“可所有人都想活到老啊。这样才公平。”

“当然可以有这样的愿望，埃－耶。但若真实现了，就未见得合理了。想想看，如果我们的曾祖父母都还能四处走动，会怎么样。村里就会挤满怒气冲冲的老年人，争执着谁家的儿子最忘恩负义，谁骨头最疼，而且还总是不等孩子们上桌，就把食物全吃光。”

“这话听上去就像在描述佐治亚州的教友联谊会。”我说。

阿纳托尔笑了起来。

玛玛·姆万扎又喊了起来，还拍起了双手催促着，总算让一个儿子不情不愿地从房子里出来，拖着他那双扁平的有着粉色脚心的脚板走了过去。然后，我也笑了，因为不管老少，哪儿的人都是一样的。我松了口气，觉得自己不再像阿纳托尔那些挨骂的学生了。

“看见这些了吗，贝埃内？这就是刚果。不是没有心的矿藏或者闪亮的石头，不是那些在我们背后隐秘的交易。刚果是我们。”

“我知道。”

“谁有资格拥有它呢，你想想看？”

我不敢冒险乱猜。

“很遗憾，如今那些在加丹加做生意的人已经习惯了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我让梳子的边缘缓缓地顺着露丝·梅的脑袋当中梳下去，仔细地分出头路来。父亲说过独立之后，利奥波德维尔郊外的贫民窟有了美国的援助就会好起来。也许我是因为愚蠢才相信他的话吧。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郊外也有窝棚，黑人和白人分开居住，那可是在美国的正中心啊。

“他们在南边做的事，你们也能在这里做吗？宣布成立自己的国家？”我问。

“卢蒙巴总理说不会，绝对不会。他要求联合国出兵恢复统一。”

“那就会有战争？”

“我想，战争应该算已经开始了吧。莫伊兹·冲伯有比利时人和雇佣兵替他干活。我认为不打上一仗，他们是不会离开的。加丹加并不是唯一一个他们想要搞乱的地方。在马塔迪、提斯维尔、博恩代、利奥波德维尔也各有各的战争。大家对欧洲人的行径感到非常愤怒。他们甚至会伤及妇女和孩子。”

“他们为什么这么恨白人？”

阿纳托尔叹了口气。“那些都是大城市。蟒蛇和母鸡蜷在一起，只会有麻烦。人们见了太多欧洲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拥有的东西。人们幻想独立之后生活立刻就会变得公平起来。”

“他们就不能有点耐心吗？”

“你会有吗？如果你的肚子空空的，却发现一篮篮的面包就放在窗子的另一边，你会继续耐心等待吗，贝埃内？说不定你也会扔石头？”

我的肚子就是空空的，我很想告诉阿纳托尔。“我不知道。”我坦言。我想起了昂德当夫妇在利奥波德维尔的家，那里有波斯地毯、银茶具和巧克力曲奇。周围却是绵延不绝的马口铁窝棚和饥饿。或许男孩子们此刻就赤着脚腾腾腾地在那栋房子里走来走去，把近乎空荡荡的食品储藏室再度洗劫一空，然后借着窗帘将仍散发着昂德当夫妇驱虫肥皂味的厨房一把火烧掉。我没法说谁对谁错。我倒是确实明白了阿纳托尔说的蛇和母鸡共处一室意味着什么：你会循着憎恶的腹鳞追踪而去，冲它发出咆哮。我神经质地瞥了一眼自己家的房子，那儿没有地毯和茶具。可是那又怎么样呢？耶稣会保护我们吗？当他洞穿我们的心灵、衡量我们的价值时，他会发现我们对刚果邻人的爱或者蔑视吗？

“嗯，联合国的工作就是维护和平。”我说，“他们什么时候来？”

“谁都想知道。如果他们不来，总理就会威胁，说要去找赫鲁晓夫先生帮忙。”

“赫鲁晓夫。”我说着，想要掩藏自己的震惊，“共产党会帮助刚果？”

“哦，是啊，我想他们会的。”阿纳托尔一脸奇怪地看着我，“贝埃内，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吗？”

“我知道他们不怕主，他们还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有一模一样的……”我发现自己根本就说不成完整的句子。

“一模一样的房子，差不多就是这样。”阿纳托尔替我把话说完了，“八九不离十。”

“那好，我希望联合国马上就来，把事情搞定。这样一来，每件事都会变公平的，马上！”

阿纳托尔嘲笑起我来。“我觉得你是个很没有耐心的女孩，急于长大，变成一个没有耐心的女人。”

我脸红了。

“别担心赫鲁晓夫先生。当卢蒙巴说他会从俄国人那里获得帮助时，那话是怎么说的？他是在欺骗世界，就像母鸡把羽翼张开，变得个子很大，让蛇明白她是个大块头，根本吃不了。”

“虚张声势，”我说着，高兴起来，“卢蒙巴在虚张声势。”

“虚张声势，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卢蒙巴想要保持中立，这是他最想做的。他对此事的执着胜过对自己生命的热爱。他不想放弃我们的财富，但他更不想把你们国家变成敌人。”

“他的工作很棘手。”我说。

“我认为现在整个世界上没有谁的工作比这更棘手了。”

“阿克塞尔罗特先生不太看好他。”我坦白道，“他说帕特里斯·卢蒙巴是个穿着借来的西装的麻烦。”

阿纳托尔凑近我的耳朵。“有个秘密你想知道吗？我觉得阿克塞尔罗特先生是个戴着自己臭烘烘帽子的麻烦。”

哦，听了这话，我就哈哈笑了起来。

我们又站了一会儿，注视着玛玛·姆万扎好脾气地和她那个懒儿子争论着，用她那柄饭勺狠狠敲了他几下。他往后一跳，发出夸张的喊声。他的姐姐们也都指责他、笑他。我意识到玛玛·姆万扎有张特别漂亮的脸蛋，眼睛宽宽的，嘴巴很威严，头巾底下是圆滚滚的凸脑门。甚至在她出了那场可怕的事故，又失去了两个最小的孩子之后，她丈夫也没有再娶其他妻子。他们一家见惯了坎坷艰难，但似乎仍能轻松地彼此嘻嘻哈哈。我忌妒他们，忌妒的强烈程度几近于爱，几近于狂怒。

我告诉阿纳托尔：“我见过帕特里斯·卢蒙巴。你知道吗？在利奥波德维尔，我和父亲去看了他的就职演讲。”

“是吗？”阿纳托尔似乎很感兴趣，“那好，你能有自己的看法了。你是怎么看我们的总理的呢？”

我想了一会儿才理清自己的思绪。最后，我说：“我并不是每句话都能理解，但他使我很想去相信他说的每一个词，甚至包括那些我并不怎么听得懂的词。”

“那你理解得很好了。”

“阿纳托尔，加丹加离这儿近吗？”

他轻轻弹了一下我的脸颊。“别担心，贝埃内。没人会朝你开枪的。快去烧兔子吧。如果我在学校里我的办公桌前闻到了你们炖乌姆翁得拉的味道，我就会回来的。萨拉姆博蒂！”

“温达姆博蒂！”我用左手抱着右臂，和他握了握手。

他离去时，我冲他背后喊道：“谢谢你，阿纳托尔。”我不只是谢谢他的兔子，也谢谢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谢谢他说的“和你无关，贝埃内”和“你理解得很好了”。

他转过身往回走，脚步一颠一颠的。“别忘了告诉你父亲，加丹加分离出去了。”

“我不会忘记的。”

我又梳起露丝·梅的辫子，心里却想着阿纳托尔的身影，他有着宽阔的肩膀和窄窄的腰肢，白衬衫裹着他倒三角形的身材，他沿着土路走回村子，步伐平稳而坚定，渐渐离我们越来越远。我希望我们国家那些读跳舞的食人族之类的杂志故事的人，也能看见像阿纳托尔这样干净的白衬衫与友善的眼神，或是像玛玛·姆万扎和她的孩子们在一起时那样的日常场景。如果“刚果”这个词使人想起的是漫画里厚嘴唇的食人族，唉，他们对这儿的看法就彻头彻尾地错了。但你怎么才能纠正他们呢？自我们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母亲就唠唠叨叨地要我们给伯利恒高地中学的同班同学写信，但至今我们仍没有一个人动笔。我们还在犹疑，从哪儿开始写呢？“今天早晨，我起床……”我会这样开头，但不对，应该是：“今天早晨，我把紧罩着我们床铺的蚊帐拉起，因为这儿的蚊子会让你染上疟疾，病毒会在你的血液里游走，这里几乎每个人都会感染上，但他们不会因此去看医生，因为还有比这更糟的事情，像昏睡病或咔咔咔咔，或者有人把基巴阿祖加在了你身上，不管怎么说，这儿其实没有医生，也没钱付给医生，所以人们只能盼望着运气好，活到老，因为到那时候，他们就会受到珍视。与此同时，他们还是会继续做自己的事，因为他们有深爱的孩子和干活时要唱的歌，而且……”

还没写到吃早饭，纸就用光了。你得解释那些词，再用别的词去解释你用来解释的词。

露丝·梅仍旧无精打采，我就这样梳理着自己的思绪，把她的辫子编好了。我知道应该先给她洗澡，洗头发，再梳头，但这样要把浴缸拖出来，烧开十几壶的水，免得她着凉——整整一天都忙活不完。而现在我要操心的应该是曼格万西豆以及怎么给兔子剥皮。这俨然已是童年终结之后的日子了。毕竟兔子要等着你去剥皮，你还必须承认：“没有其他人会来做这事。”所以，那天没有给露丝·梅洗澡。我只是履行承诺，推着她荡了一会儿秋千，而她也确实踢了踢脚。也许这就让她开心了吧，我说不清楚。我希望是这样。阿纳托尔的话让我内心深处对事物有了新的认识。确实，疾病和死亡使孩子更珍贵。我以前常常随心所欲地拿露丝·梅的小命威胁她，只是想让她听话。现在，当我不得不面对这种可能性，即我们或许真的会失去她时，我感到在我的胸膛里，我的心变成了一个柔软的、受损的脏器，像淤青的桃子。

她一前一后地飞来飞去，我注视着她投在秋千底下白尘之上的影子。每当她抵达弧度的顶端时，她双腿的影子就会变形成羚羊般细瘦的弧形腿，底端是小小的圆蹄，而非脚。我被妹妹长着羚羊腿的这幅影像惊呆了，只觉得恐惧万分。我知道这只不过是影子，是阳光的角度使然，但你所爱的事物倏然间变得如此陌生，仍旧会让你惊惧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