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兰加，1960年9月

我们的问题在这儿：如果父亲否决了他出于好意迎娶蕾切尔的提议，那塔塔·恩杜就会受到极大的冒犯。这件事并不仅仅牵涉到塔塔·恩杜。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戴着尖顶帽的威风凛凛的男人，反正他有领袖的名头，代表的是基兰加的意志。我相信这就是福尔斯修士说我们应该尊敬他的缘故，或至少要对他抱以重视的态度，而不要去管这位酋长是如何的匪夷所思。他并不仅仅是代表自己在说话。每隔几个礼拜，塔塔·恩杜都会和他的副手们开会，这些副手又会和各个家族开会。所以，等到塔塔·恩杜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你完全能肯定整个村子都在对你讲话。

阿纳托尔对我解释过当地的政府体制。他说人们把鹅卵石丢进碗里，获得鹅卵石最多者赢得选举——那就是比利时所谓的公平竞争，但对这儿的人来说，那很怪异。对刚果人（阿纳托尔承认也包括他自己）而言，如果有人得了五十票，另一人得了四十九票，前者大获全胜，后者惨痛败北，就会显得很奇怪。他们的意思是，这样一来，几乎半数人都会觉得不开心。照阿纳托尔的说法，一个半数人都不开心的村子永远不会消停，今后肯定会有麻烦。

这里的行事方式是百分之百、一致赞同。虽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成这一点。他们谈话、交涉、争论，商量应该做什么，直到所有人都达成一致意见为止。之后，塔塔·恩杜要确保执行过程不出差错。如果他干得漂亮，那他的一个儿子在他死后就可以当酋长。如果他干得不好，那女人们就会用粗棍子把塔塔·恩杜逐出村子，基兰加会选出一位新酋长。所以，塔塔·恩杜就是村民的代言人。那个声音现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让他从我们手上买下蕾切尔，换来几头山羊，那我们的负担就会减轻。这真的让我们左右为难。

蕾切尔简直气疯了，我生平头一次无法责备她。我很高兴他没挑中我。母亲掏心掏肺地对蕾切尔说我们不会把她卖了，但对蕾切尔而言，她想从母亲嘴里听到的并不是这样的安慰话。似乎只要一想到要和塔塔·恩杜结婚，蕾切尔就心绪不宁。所以过不了十分钟，她就会停下手头干的活，厌恶地尖叫起来。她当着父亲的面要求马上送我们回家，说她再也不愿多待一天，承受这样的羞辱。父亲用教导信徒尊敬父母的经文惩戒她。刚抄完，父亲就罚她再抄一遍！我们把白纸都用光了，所以，她只能用非常小的字把那一百节经文抄写在旧信纸和信封背面，它们都是以前还能收到信的时候留下来的。艾达和我可怜她，会偷偷地帮她抄写一部分。我们不会像以前在家时那样，抄一节收她十美分。因为就算问她要，她能拿什么来付呢？

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都没法拒绝酋长的来访。但只要他来我们家，蕾切尔的举止就开始变得很怪异。老实说，他没来的时候，她也挺怪的。但他来了之后，她会一次性穿上许多衣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甚至在这种又热又干的天气里，她也会在家里穿上雨衣。她还把发型弄得很怪。蕾切尔变成这样，可见麻烦有多大了。我们家的气氛剑拔弩张，真的。

自从独立以来，我们就不断听说黑人和白人间暴力相向的故事。然而，如果我们往窗外看去，看到的只是玛玛·恩古扎和玛玛·姆万扎在路上闲聊，两个小男孩跑到一边互相往对方身上撒尿。所有人仍旧穷得叮当响，但或多或少又很满足。独立似乎把我们这座村子忽略了，就像很久以前的那天晚上，瘟疫来到埃及，凡是门槛上标记了正确记号的，就可逃过一劫。然而，我们却并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标记，我们又该如何获得赦免。我们根本不知道一开始发生了什么，而现在，如果说情况有变，我们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又该如何应变。如今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无法言说的危机感，我们没法加以讨论，却觉得应该随时随地多加留心。母亲对蕾切尔的暴躁脾气难以容忍，她要蕾切尔整顿好自己，因为此时此地她已忙得不可开交，露丝·梅还在生着病。

露丝·梅现在整个背部都发了疹子，摸上去滚烫滚烫的。母亲每隔一个小时就得用浸了冷水的海绵给她擦澡。大多数晚上，她都蜷缩在父母的铁质双人床的床脚边。母亲最终决定，说我们应该把露丝·梅的小床搬到主屋里。这样白天的时候她就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就能多留意她一点。蕾切尔和我帮忙把小床移了过去，艾达负责抱被子枕头。我们的小床都是用焊在一起的铁管搭起来的，因此不是一丁点儿的沉。我们先得把整个蚊帐从床架子上扯下来，然后吆喝着使劲把床从墙边挪走。在床后的墙上，赫然露出的东西让我们凝神注视起来。

“那是什么东西？”蕾切尔问。

“纽扣？”我猜道，因为那些东西圆圆的，白白的。我想起了我们的嫁妆箱计划。不管是什么，它们都肯定和露丝·梅很长时间以来的某个计划有关。

“是她的抗疟疾药片。”母亲说，她说得没错。肯定有一百片之多，所有的药片都有一部分融化了，在床后的那块墙面上弯弯曲曲地排成了一条条长龙。

母亲站在那儿，看了好长时间，然后离开，回来时拿了把餐刀。她小心翼翼地把药片从石灰墙面上一片片撬了下来，放进她握紧的拳头里，共有六十一片。艾达数着数，写下了那个数字。正好是我们在刚果度过的礼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