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兰加，1960年9月

后来，突然我就被从后面推着，被别人的手拉着上了船。我们在水面上了，前往安全之地。阿纳托尔在我身后爬了上来。我见他肩上扛着露丝·梅，犹如扛着一头刚遭猎杀的羚羊。我震惊不已。

“她还好吧？”

“我觉得她是睡着了。二十秒前还在大喊大叫呢，你母亲和艾达都跟着塔塔·波安达在前面。”他说。

“赞美上帝。艾达没事吧？”

“艾达很安全。蕾切尔是个魔鬼。你父亲正在布道宣讲法老的军队和瘟疫。所有人都没事了。”

我蹲下身，下巴抵着膝盖，看着自己的赤脚慢慢地从赤褐色变成斑点，再变成白色。蚂蚁四散而开，慌慌张张地往独木船的底部冲去。我现在几乎感觉不到痛——我凝视着的那双脚好像变成了其他人的。我紧抓着船舷，突然害怕自己会呕吐或晕厥。当我能再次抬起头时，我平静地问阿纳托尔：“你认为这是上帝之手的干预吗？”

他没有回答。露丝·梅在睡梦中呜咽着。我等他的回答等了很长时间，最后我判定他没听见我的问题。

然后，他只是说：“不。”

“那是为什么呢？”

“这世界总是能给你各种理由。不下雨，蚂蚁没东西吃，诸如此类。恩松贡亚总是到处跑，那是它们的天性。不管上帝在不在乎，都是这样。”听上去他这是在挖苦上帝，很有理的挖苦。这一晚就像一场梦，从我体内冲刷而过，犹如洪水中的一道湍流。在这超出了控制的梦中，阿纳托尔是唯一一个呵护并帮助了我的人。上帝没有。我试图穿透紧贴着河流的浓重黑暗，搜寻对岸的位置。

“上帝憎恨我们。”我说。

“不要因为蚂蚁不得不这么做就去指责上帝。我们都很饿。刚果人和刚果蚂蚁没多大区别。”

“那它们就一定得蜂拥到一座村子里，把人活生生地吃掉？”

“它们遭遇的困境越严重，就会反弹得越强。如果它们咬你，那是因为它们只知道这么做才能活下去。”

船上挤满了人，但在黑暗中，我无法分辨出那些弓着的背。阿纳托尔和我讲的是英语，旁若无人。

“那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伤人是对的？”

“你知道我也是人。我不必告诉你我是什么。”

我所知道的是，阿纳托尔想尽各种办法帮了我们，我的家人都没能这样寻找彼此。而我妹妹正睡在他的肩上。

“可你认为他们对白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就算你自己不那么干。你说你是个像Jeune Mou-Pro一样的革命者。”

一个陌生人用黝黑强壮的手臂划着桨，载我们向前驶去。我发着抖，冷得要命。我发现自己最怕阿纳托尔发火。

“事情没你想得这么简单。”他最后说道，听上去既未生气，也不怎么和蔼，“现在不是解释刚果革命运动史的时候。”

“艾达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下令要杀死卢蒙巴。”我突然坦白道。把这句恶心的话憋在嘴里许多天后，我终于对着这艘受蚂蚁侵扰的船一吐为快。“她是在阿克塞尔罗特的无线电里听到的。她说他是个替美国人干活的雇佣兵杀手。”

我等着阿纳托尔对此有所回应——但他没有。寒冷就像水一样在我腹内膨胀着。不太可能是真的，但艾达总是有办法知道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她给我看了阿克塞尔罗特和另一个男人之间的谈话，这段话就写在她的日记本上。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没什么安全感了。拥有甜筒冰激凌、新款“Keds”帆布鞋和我们喜欢艾克的那片无忧无虑的土地究竟在哪儿？我本以为自己很了解那个国家的规则。我能把它当作家园的那个地方又在哪儿？

“这是不是真的，阿纳托尔？”

河水在我们脚下流动，远去。寒冷踩着某种节奏一股股涌入。

“我说了，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我不管！我们反正都会死的，所以只要我乐意，我就说。”

如果他还在听的话，他肯定会认为我这个孩子很烦人。但我太害怕了，止不住地想要说话。我渴望他能让我安静下来，告诉我不要动。不是我的问题就行。

“我想变得正直，阿纳托尔。想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仅此而已。我想活得正直，得到救赎。”我抖得太厉害了，觉得骨头快要散架了。

无言。

我喊叫起来，想让他听我说。“你难道不相信我吗？当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主应该与我同在，可他没有！你在这艘船上看到他了吗？”

和我倚在一起的是个男人或是个大块头女人的后背，那背部轻轻移动了一下，往下沉了沉。我发誓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但阿纳托尔突然开口了：“别指望在上帝都管不着的地方还能得到上帝的保护。这样只会让你觉得自己受到了惩罚。这是我的忠告。事情一旦变坏，你就会责备自己。”

“你想告诉我什么呢？”

“我想告诉你我正在告诉你的东西。别把生活看成一道以你为中心的数学题，出来的东西都能画等号。你是好人，可坏事还是会发生。就算你是坏人，也还是会走运。”

我能明白他的意思，即我对正义的信仰幼稚得可笑，如同轮胎之于马一样，在这儿毫无用处。我感受到上帝正冲我的皮肤吹着寒气。“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来这里。”我说，“我们就是傻子，能支持到现在完全是撞大运。你就是那样想的，对不对？”

“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那你就是同意。我们就不应该来这里。”

“没错，是不应该。但你们已经在这里了，所以对，你们应该在这儿。除了对和不对，这世上还有许多词可以用。”

“你是这里唯一一个还愿意和我们说话的人，阿纳托尔！其他人根本就不在乎我们，阿纳托尔！”

“塔塔·波安达正用船载着你的母亲和妹妹。塔塔·雷库卢耳朵里塞满了树叶，却还在划着桨，而你父亲却在教训他，要他爱主。尽管如此，塔塔·雷库卢还是载着他前往安全的地方。你难道不知道，趁你们没在看着的时候，玛玛·姆万扎会把自己家的鸡生的蛋放到你家母鸡那儿？你怎么能说没人在乎你们？”

“玛玛·姆万扎这么做了？你怎么知道的？”

他没说话。我真蠢，竟然没发现这一点。内尔森有时候会在灶间里找到橙子和木薯，甚至还有肉，虽然前一天晚上什么都没剩下。我觉得我们太相信上帝的看顾，乃至把这一切当作了眷顾我们的奇迹来领受。

“你们是不应该来这里，贝埃内，但你们已经在这儿了，基兰加没有人想让你们挨饿。他们也都知道白人惹了很多麻烦，阴魂不散。”

我为自己描出一个阴魂的形象：只剩下骨头和牙齿。蕾切尔是个留着白色长发的阴魂。艾达是个沉默寡言、只会盯着人死命看的阴魂。露丝·梅是个会爬树的阴魂，小手总爱捏着你的胳膊。我父亲不是阴魂，他就是上帝，背转着身，手在身后交握着，暴躁的眼睛凝视着云层。上帝早已转身走开了。

我静静地哭了，心里的五味杂陈从眼中潸然而下。“阿纳托尔，阿纳托尔，”我低语着，“我对正在发生的状况怕得要命，这儿也没人和我说话。只有你。”我重复着他的名字，因为那名字已经取代了祈祷。阿纳托尔的名字将我锚定在土里、水里、皮肤里，将我冻结在一缸清水之中。我是水缸里的阴魂。“我爱你，阿纳托尔。”

“利娅！再也不要这样说了。”

我再也不会了。

我们驶抵对岸。不知是谁家救出来的母鸡扑棱着翅膀跳上我们那艘船的船头，雍容地踏着大步沿着船舷行进。那只鸡啄食蚂蚁的时候，板条搭成的精细的船舷颤动着。那天晚上第一次，我想起了我们家那些可怜的母鸡这一晚被关在了鸡舍里。我想象得出，它们惨白的骨头干干净净的，堆在鸡蛋上。

两天后，等到这帮迷你叛军穿过基兰加走远、我们可以回家的时候，我发现家里的母鸡确实如我所想。让我惊讶的是，它们错位的骨架竟然连摆放的位置都和我想象的一般无异。这一定就是在上帝对我背身而去的那天晚上我学会的东西：如何用鸡骨头预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