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隆古，1961年雨季后期

我们只带了我们能背走的东西。

母亲一次也没有回头看过。如果不是玛玛·姆万扎的女儿们追上来，给了我们几个橙子和一只盛满了水的大肚瓶，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她们知道我们会口渴，尽管大雨已让我们的衬衫紧贴着前胸和后背，使我们冷彻骨髓，且似乎再也不可能口渴。我们要么是从没见过这样的雨，要么就是见过却忘得一干二净。暴风雨开始仅仅几个小时以后，村子里所有龟裂的路面便已成了掺着烂泥的急流。泥流呈血红色，似动脉一般搏动不息。我们根本没法在那上面走路，只能勉强踩在长满青草的路边前行。一天前，为了能下场豪雨，我们仿佛付出一切都在所不惜。可如今，我们却面对这滔天的洪水，咬牙切齿，沮丧万分。要是我们有一艘小船，看上去我们就能乘风破浪，直抵利奥波德维尔。这就是你所见到的刚果：要么是饥荒，要么是洪灾。到现在为止，雨还一直不停地下着。

那天傍晚，我们正艰难地跋涉着，前方赫然升起一束明亮的色彩，透过雨幕隐隐地闪着光。后来，我终于辨认出了玛玛·波安达横裹整个臀部的硕大粉色光团。她、玛玛·洛和其他几个人挤在路边的象耳叶下，等待着异常狂暴的倾盆大雨消停下来。她们招呼我们去那儿避雨，在雨中几乎失去知觉的我们便加入其间。很难相信地球上的雨竟会下得如此毫不含糊。我伸出手，眼睁睁看着双手从胳膊末端消失不见了。我们脑袋上方白色的轰鸣声将我们聚拢到这座小小的草丛避难所。我呼吸着玛玛们糅合着花生与木薯的气息，任由自己的思绪飘入一处美妙的乌有乡。玛玛·波安达原本耸立着的根根发辫自末端耷拉了下来，好似小花园里漏水的水管。

当雨势稍缓，变成一般的暴雨后，我们便一起出发了。女人们用叶片包裹着木薯，和其他东西一起顶在头上，要将食物带到布隆古的丈夫那儿。她们就是这么说的。那儿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政治集会。玛玛·洛则带了棕榈油，准备去布隆古售卖。她将硕大的方油桶顶在脑袋上，还和我聊天，看上去极其自在。我试着把自己的塑料大肚瓶也搁在脑袋上，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原来只要一只手扶着瓶子，我也能保持这种状态。待在刚果的日子里，我一直对这儿的女人这种携带东西的方法感到惊奇不已，但自己从来没试过一次。我能像这儿的任何一个女人那样顶着自己的包裹了，真是全新的启示！走过最初的几英里后，我就丝毫感觉不到脑袋上的分量了。

由于周围没有男人，每个人的心情都好得出奇。这种情绪还带了点传染性。我们嘲笑自己陷入泥里时那副毫不淑女的模样。女人们还会时不时地齐声唱和，甚至偶尔喊几嗓子。只要找着了调，我也会加入。父亲的使命至少在一个方面成功了：刚果人很喜欢我们的音乐。她们用自己的语言唱《十字架战士》，营造出了一种奇妙的气氛。甚至基督教里最悲戚的哀歌，《无人知晓我见过的苦厄》，被这些闲庭信步的女人唱出，也有股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味道：“纳尼奥泽姆帕西扎佐！纳尼奥泽姆帕西！”我们的确见过了无与伦比的苦厄。但在那一刻，当我们迈步向前走，任凭雨水似溪流般从我们的头发上潺潺而下时，恍然有种我们要共赴狂野冒险之旅的气势。我们普莱斯家的那份悲伤似乎已属另一个时代，根本没必要再去想了。唯有一次，我意识到自己在环顾四周寻找露丝·梅，惦记着她是否还暖和，需不需要再多穿件衬衫。随后，我忽然一惊，啊，露丝·梅再也不会和我们在一起了！事情看起来就这么简单：我们沿路走远，而她没有和我们同行。

我的思绪漫无边际地飘散开来，直到它发现了阿纳托尔。有些很特别的想法压在我心上，我很想告诉他。比如，绿曼巴蛇的口腔是纯净的天蓝色，还有我们像但以理那样在地上撒了灰，捕捉到了六个脚趾的脚印。这件事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过。阿纳托尔在基兰加也不安全，和我们的处境一般无二。但也许没有人是安全的吧，毕竟有太多的事情都颠倒了黑白。布隆古召开政治集会的目的是什么？在阿克塞尔罗特的窝棚里，艾达看见的那个嘲笑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们真的要去杀了卢蒙巴？我们穿越丛林时，听见了远处的枪声，但女人们都没提，我们也就没吭声。

我们沿着奎卢河边的小路往上游走。我们一家住在基兰加时，我一直认为文明世界在我们的下游，因为船都是那样驶往班宁维尔的。但当母亲从村里步行出发时，她问了好几个邻居哪条路通往利奥波德维尔。她们都说，最好往上游走。两天后，那条路就能带我们抵达布隆古。在那儿，它和另一条宽一点的西向路交会，我们便可经陆路去往首都。邻居家的女人说，路上会有卡车，也许我们可以搭到车。母亲问她们，她们自己是否走这条路去过利奥波德维尔？她们面面相觑，十分吃惊，竟有人问这样的怪问题。没有，她们都说没有，她们没理由走那条路啊。但她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有个愉快的旅程。

事实上，我们的鞋子里都是泥，衣服上也满是烂泥，和愉快完全沾不到边儿。蚊子曾因长时间的干旱而奄奄一息，如今正大肆繁殖，从树林的地面上似黑云一般升腾而起，塞满了我们的嘴巴和鼻孔。我学会了抿起嘴唇，慢慢地透过牙齿缝呼吸。还好，我没被蚊子噎住。等到它们盖满我们的双手和脸孔，留下一条条鞭痕一般的红肿之后，就会顺着袖管往上爬，叮我们的腋窝，我们全都死命地挠着。路上的蚊子仍无穷无尽地涌起，犹如一道道烟柱。它们总在我们前方移动，害得我们心惊胆战。但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一天下来，我们已经走到了之前从未想过要去的地方。

入夜后没多久，我们便来到了基亚拉村。玛玛·波安达邀我们去她娘家坐坐。她父母和两个尚未结婚的姐妹一块儿住在那儿。那两个姐妹看上去比玛玛·波安达要老上二十岁，我们实在搞不清楚她们到底是姐妹呢，还是姨妈。可是，能进屋，不用再被雨浇泼，还是挺高兴的！从屠宰场被救回来的母牛也不可能更高兴了。我们蹲坐在她家那把大水壶四周，用手抓着吃富富和恩萨基蔬菜。玛玛·波安达年老的双亲看上去一个样——两人个子都很小，秃头，嘴里一颗牙都没了。塔塔漫不经心地看着门外，玛玛却听得仔细，时不时地会认真点点头：玛玛·波安达一个劲儿地在讲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们意识到，那是在说我们，因为我们听见了恩约卡——蛇——这个词儿出现了许多次，还有耶稣这个词。故事讲完了，那老太太便久久地打量起母亲来，同时还把褪了色的蓝色缠腰布一遍遍地朝自己平坦的胸脯上裹。过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走向雨中，没多久就回来了，手里拿了只煮熟的鸡蛋。她把蛋递给母亲，做手势让我们吃。母亲剥开蛋壳，我们把它分成小块，小心翼翼地用手塞入口中。其他人则密切地注视着我们，好像期待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似的。我不清楚这宝贵的鸡蛋是否是治愈悲伤的特效药，抑或她们仅仅以为我们需要蛋白质，好苦撑过这趟可怕的征程。

我们都已精疲力竭，浑身发着抖。雨水和烂泥让每一英里路都延长了十倍。艾达羸弱的那一侧身子不停地痉挛抽搐着，蕾切尔则似乎处于失神的状态。老太太很担心，大声对她女儿说，客人会死在她家里，这种事会带来坏运气。但她并未把我们扔出去了事，对此我们实在感激不尽。她那骨瘦如柴的胳膊慢悠悠地晃动着，从门口的木柴堆里抽出一根棍子，开始生火，好让我们待在这屋里取暖。烟雾让人喘不过气，但着实让我们摆脱了蚊子。我们把自己紧紧地裹在她们递给我们当毯子用的多余的缠腰布里，坐在地板上，置身于陌生人中间，沉沉地睡去。

夜晚一片漆黑。我听着猛砸茅草顶的雨声和雨水漏下来的静静的滴答声，唯有在此时，我才想起了父亲。“他们说是你苫盖了这片屋顶，现在要是下雨，你就不应该从房子里跑出去。”父亲再也不和我们在一起了。父亲和露丝·梅都不会了，就这么简单。我心里很疼，就像骨头断了一般，因为我还挣扎着想要在这片终于让我找到自己的新地方站起身来。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小妹妹了，这我知道，但我之前尚未想到我连父亲也失去了。我这辈子都是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如今我的身子却毫无征兆地跟向了母亲身后。她的两颊和下巴似盐晶一般闪烁光芒，和其他女人一道绕着火堆膝行。她浅色的眼眸定定地望向远方，那是他无法跟随前往的地方。父亲不愿擅离岗位，追随我们，那是铁板钉钉的事。他没法做那样的事，使自己成为上帝眼中的懦夫。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心里的上帝像他心里的那样，时刻留心寻找人类的弱点。

透过隆隆的滚雷和雨声，阿纳托尔那平静的、特有的嗓音传至我的耳边：现在要是下雨，你就不应该从房子里跑出去。阿纳托尔将整座村子的愤怒翻译成了一个平静的句子，那句子能将意志坚强的人钉于地面。让人惊讶的是，母亲和父亲都变成石头时，他们的硬化方式却截然不同。

我想象他仍站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僵立于洪水之中，为里三层外三层无穷无尽的孩子施洗。那些孩子会在中途跑开，再带着些需要他祝福的新面孔回来。我从来就没明白过父亲在这世界上的任务究竟有多么庞大。有多么庞大或是夸张。我的睡眠时断时续，有个奇异的梦，沉甸甸的，让人难受，我不得不动来动去，好让自己脱身。煮熟的鸡蛋堆成了山，当我用手碰到它们时，鸡蛋就变成了孩子。这些黑眼睛的孩子神色凄苦，哀求我能不能给他们一捧奶粉，或我的衣服，反正我有什么就给点什么吧。但我什么都给不了你们，我对他们说。我的心犹如铅块，带着我往下沉。因为不管这话是真是假，都可怕至极、错误至极。每次只要渐渐睡去，我都会再次下沉，穿越这场难堪的梦里那灼热潮湿的气息和深蓝色的绝望。最终，我总算将之抖落，却已毫无睡意，只是紧紧地搂着肩头那块散发着汗味和烟味的纤薄棉布。心力交瘁的感觉始终陪伴着我，而我就这么聆听着雨声捶击屋顶。从现在起，我再也不会亦步亦趋了。现在我怎么可能跟着母亲离开这儿，逃离我们的所作所为呢？

可是，想到我们的所作所为，我又怎么能待得下去呢？

我们没能在第二天到达布隆古。第三天，我们都发了热，身体最终向蚊子的强势攻击缴械投降。在这里度过了那么多个月，我一直以为疟疾只是一个偷偷摸摸的敌人，但如今它在我身上落定，真实得不能再真实。我能感觉到毒液在我的血液里流淌，犹如厚重的、遭玷污的蜂蜜。我想它应该是黄色的。起初，我十分恐惧，因寒冷和失措的心跳而战栗。仿佛毒液正在我的胸腔里升腾而起，我的心却在下沉。但即便我能用语言将这种恐惧形容出来，也没人来听我说这些。我们头上的雨水将所有的声音都冲刷得一干二净。我们不停地走啊走啊，径直穿越疲惫，远远地超越疲惫。于是最终，我抵达了那种奇异的、迟缓的平静。当我的身体在忽冷忽热中辗转交替，我想象着蜂蜜色的寄生虫正在我金色的器官里大摆宴席。当我发现自己的脸孔似火炉般滚烫，我竟开心地用脸来暖我冻僵的双手。雨水犹如寒冰，鞭笞着我的胳膊。树木燃烧起来，笼在粉色的光晕里，抚慰着我的双眼。我在泥地里弄丢了一只鞋子，也顾不上管了。然后，我又弄丢了另一只。我的双腿在我身下怪异地扭曲起来。到了某一时刻，我只觉得一阵难以抵御的虚空袭来，就躺倒在树下，催促母亲和其他人继续前行，别管我。

我对自己怎么来到布隆古毫无印象，据说是被几个男人放在小木板上抬过去的。当时那些人正好从丛林的营地里出来。旱季期间，他们就在那儿制木炭。我这条命是他们捡回来的。很遗憾的是，我连一张脸、一个声音，甚至他们抬着我时的步伐节奏，都记不起来了。我担心自己当时对他们不太礼貌，像露丝·梅那样骂脏话。她得了疟疾发烧后总说胡话，有时就会那样。我想我再也不会知道当时的情况了。

那时的布隆古就是一个兴奋的旋涡。我是逐渐才意识到这一点的，还以为这定然是因为我们的到来。“我们不太可能成为庆典的原因”这个念头并未出现在我脑中，因为我被太多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环绕着，比如，男人们敲着鼓，头戴棕榈叶冠跳舞，那叶冠就像从他们的脑袋上发出的芽苗。女人们则头插长长的粉红色羽毛，顺着她们的背脊拖垂下来。埃本·阿克塞尔罗特的飞机降落在波浪般起伏的粉色草地上，机翼周围环绕着舞动的火焰。后来，我们待在了某人的房子里。在那漆黑的避难所中，我看见阿克塞尔罗特变了，变得很怪异。安德伍德罐头上画的魔鬼的犄角从他滑溜的长发中探出，发出炽热的光。他就坐在窗前，面对着母亲。一条活动的尾巴犹如潜行的丝绒蛇在他身后椅背的横档间匍匐游走。我无法不去注意那凶险的躁动。他用左手握着尾巴，想让它在他说话的时候消停一会儿。讨论的是蕾切尔。母亲的侧脸映在窗上的影子变成了盐晶，反射着所有光亮。

其他人来来往往，在黑暗中穿行。我就躺在茅草屋顶下的黑暗里，避居于梦和雨的洞穴之中。有时，我认出床边站着外公沃顿，他正耐心地等着我出招。我愧疚而震惊地发现我们正在下跳棋，而我走神了。外公极其漫不经心地告诉我，我们俩都已经死了。

父亲只来过一次，眉间与舌上缭绕着蓝色的火焰：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蓝色的话语线从他唇间吐出的气息上缓缓升起。我注视着，心醉神迷。在这些蓝色话语触及茅草顶的那一刻，它们却变成了一排蚂蚁。清晨，黄昏，又是清晨。我一直注视着它们络绎爬至尖尖的屋顶上的洞中，背着它们微小的重负暴露于天光之下。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吃惊。阿纳托尔·恩甘巴的在场尤其如此。一天清晨，他来到了这儿。之后每天，他都会用一个马口铁杯将苦茶端到我的嘴边，再三呼唤着我的名字：“贝埃内－贝埃内。”最真的真理。在我全部十六年的人生历程中，我几乎未曾想过自己除了被上帝心不在焉地咕哝几句，还能值得上什么关照。如今，身居这座充满匪夷所思之物的避难所，我却漂浮起来，沐浴在溢满宽恕的温暖水流中，猝不及防也不必设防。我没有能量去改善自己。如果阿纳托尔能将我所有深彻骨髓的罪孽裹于一块毯子里，并对我说我就是善，那我何不相信他呢？

这便是我对那场令人意外惊喜的求爱所能做的全部解释了。当我从长达数月的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生命的航道变窄了。我仿若裹挟着大量红泥的洪水，沿着那航道奔流而去。我相信自己非常幸福。

我说不清楚在母亲离开之前，我们在这儿待了有多少个礼拜，或此后又有多少个礼拜流逝。我能待在避难所里，全拜好运所赐。这间窝棚是阿纳托尔的学生的，那位学生的父亲原先住在这儿，但如今已经过世。我们走了之后，阿纳托尔也很快离开了基兰加。他现在会花许多时间到邻近的几个村子里和人聊天，组织一些大型活动。他在布隆古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朋友和资源，我想待多久，就能待多久。但母亲不能，母亲根本就坐不住。

她离开的那天，我印象极深，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湿漉漉的清晨。雨水稍歇，阿纳托尔认为我已经好多了，可以离开蚊帐几个小时了。我们可以一起走得远一点，到克温戈和她们道别。蕾切尔已和她那个魔鬼救世主飞走了。我则无法离开布隆古，因为我的身体还浸泡在毒液里，不能承受过多的蚊虫叮咬。但母亲和艾达想要离开。刚好一个生意人从利奥波德维尔开着卡车来到了这儿。在雨季，这简直就是个不容怠慢的奇迹。他载满了一车的香蕉，想要回城。对成批爬上他的卡车想要搭车的刚果女人，他激烈地挥动着棍子把她们赶了下去。但那生意人把母亲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只是避开了她严厉的蓝色眼眸，心想兴许还是有地方让这白种女人搭个车的。于是，在绿色的香蕉大山上，他搭了个窝，足够让母亲和她的一个孩子容身。我以为是艾达的瘸腿和母亲的绝望博得了他的同情，后来才听到流言说，若是让白种女人安全抵达利奥波德维尔的大使馆，就能得到大笔酬金。

卡车是橘黄色的，我还真记得这个。阿纳托尔和我也搭车搭了尽可能远的路，为她们送行。我隐约听见阿纳托尔向母亲承诺会对我好：他会好好待我的，只要我准备好回家，他就会送我走。好像还说到了其他人，肯定是那个头上长犄角的男人，说他又和别人飞走了，但不是和蕾切尔。当我们全挤在香蕉大山上危险地颠簸时，我凝视着母亲和艾达，试图记住自己还剩下的家人。

抵达肮脏的克温戈河河岸，我们便遇到了一个问题。老式的平板渡船前一天还能行驶，生意人是这么说的；可眼下它却在对岸懒散地浮动着，任凭他怎么吹口哨挥胳膊都没用。两个渔夫驾着一只独木船出现了，告知我们那渡船搁浅了，因为没有动力。这似乎是正常情况，且不管怎么说，都并非难以克服。拆下卡车的引擎盖，取出电池，让渔夫把它带过克温戈河，装到渡船上——当然，是要付钱的。生意人付了钱，然后没完没了地骂骂咧咧。这么大清早，这样的骂声听来很是刺耳。大概是因为他已估计到，在这段漫长的旅程中，这头一件让人恼火的事情只是个开始吧。（如果把母亲和艾达算作头两件令人恼火的事情的话，那这就是第三件。）我们得知，渔夫要先把电池装上去，让渡船的引擎发动起来，再把船开到我们这儿。然后，我们就能把卡车推上渡船，到了对岸再将电池装回去。

但立马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硕大的卡车电池是老款的，太大，塞不进小小的独木船里。讨论了半天，渔夫找到了办法：将两块宽木板横搭于独木船上，但有个特殊的配置要求，即要把电池放到木板的一头，另一头则需要再用重物平衡。手头没有大石头，渔夫就瞅着我和艾达。他们认为我们中的一人可当压舱石，但担心艾达身有残疾，压不住。如果她掉进水里，那宝贵的电池也就玩完了。母亲直视着前方赞同道，我身体更强壮。没有人提到我因为疟疾发热，现在头很晕，而我也没有把这一点提出来当作借口。阿纳托尔闭口不言，听任我们家自行决定。我们已经失去太多了，他又是谁，能告诉我们该让剩下来的哪个人冒这个险？

我上了独木船。从河流特有的恶臭和河岸上到处搁浅的浮木能看出，这条河已不似雨季时那般泛滥了。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对刚果的河流了解得还挺多的。我想起不管什么时候坐船，母亲都会告诫我们：如果翻船，一定要找东西抓住才会有救！然而，刚果的独木船都是用致密木材造的，一旦倾覆，就会像石头那样沉入水底。当两个渔夫匆匆忙忙划桨穿越湍急奔腾的克温戈河时，所有这些想法都从我脑海中一一掠过。我紧紧抓着身下远远伸出船外、悬浮于河面的粗糙木板，用尽力气保持平衡。直到安全过了河，我才想起自己连大气都没敢喘一口。

也许那一切都是我想象出来的吧，那一整段插曲似乎不该如此怪异。后来我一提到这段记忆，阿纳托尔就笑我，说我是在重构故事。他声称当时我是坐在独木船的里面，而且是我主动要求上船，因为那个奇形怪状的电池的分量让船倾斜得很厉害。但这件事老是重回我的梦中，同我方才的描述如出一辙。我的整个身体悬在水面上方，在每场梦中都依次看到了一模一样的风景，嗅到了一模一样的气味。我很难再弄清楚这件事的实情，但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大脑当时仍是一片混沌。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在柴油废气和蚊子混合着升腾而起的云雾中，我一直朝母亲和妹妹挥着手，目送她们开启那缓慢却永不回头的出刚果的旅程。我希望还能记得她们的脸，尤其是艾达的。她能否感觉到我曾尽力保全她？或者说，这不过是命运的又一次分配？这命运曾让我们走了那么远，来到这个地方，而我们终于将在此各奔东西。

我的记忆补偿了我。因为我记得接下来的日子里，阿纳托尔做的每一件事。他为治愈我而煮制的混合物那种青涩的味道，他放在我颊上的手的温度。当清晨步入我们酣睡的黑夜，从茅草屋顶射入的一块块光斑。我抵着一面墙，他抵着另一面，我们分享着孤儿之间的同病相怜。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就像对蛋白质的极度渴求一般，同时，我对横亘于阿纳托尔和我之间广阔无际的尘土地深感绝望。我恳求他再靠近点，一寸一寸地靠近。当他拿着杯子给我时，我会紧握着他的手。奎宁的苦涩与亲吻的甜蜜成了我软腭上两种完美相连的味道。我以前从没爱过一个男人，我是指身体上。关于简·爱和漫画里的布伦达·斯塔尔，我已读得够多，所以知道每一个初恋情人都会显得异常强大。而当自己坠入爱河时，我正患着疟疾，这异国的谵妄综合征，就像吸食了毒品一般，于是，我的初恋更显得无所不能。现在我怎么可能爱上阿纳托尔之外的任何人呢？还有谁再能像他那样，在抚摸我的前臂时，让我的皮肤升腾起北极光的亮色？或者，像他直视我的眼睛时那样，让料峭的蓝色冰针刺入我的大脑？又有什么能像这场高烧一样，化解我父亲那幽灵般的训斥“耶洗别”，让它化作袅袅青烟，穿过茅草屋顶上明亮的小洞，飘散而出？阿纳托尔将疟疾蜂蜜色的疼痛和我血液里的负罪感驱逐殆尽。我被阿纳托尔击碎、重组，靠着阿纳托尔，我才没有出离自己的生命，而是去经历这一切。

爱改变一切。我从未想过它竟有如此的力量。不过我得说，是能得到回应的爱。因为我这辈子深爱着父亲，那份爱却什么都没能改变。但如今，在我周围，凤凰木从它们漫长、干渴的睡眠中惊醒，开出大片大片猩红色的花墙。阿纳托尔穿着柔软的豹皮，在我视线边缘斑驳的阴影中移动。我渴望去体验那豹皮抵着我脖颈时的感觉。我的渴望似猎食者般毫无耐心，我根本不理会时机，只盼猫头鹰保持沉默。他离开了一两夜，我的干渴便无从安慰。他返回，我便将每一个吻倾情饮入。而我的嘴仍如干渴的洞穴般疼痛。

阿纳托尔没有接受我，是我选择了他。有一次，很久以前，他禁止我大声说出“我爱你”。所以，我得想方设法告诉他我的渴求，以及我能给予什么。我紧握他的双手，不让他松脱。而他留了下来，像耕耘一小块祖传之地一般耕耘我。因那块地上，有他的未来。

如今，我们睡在同一顶蚊帐底下，仍保持着童贞。我并不介意说出自己想要的更多。但阿纳托尔会大笑，用指关节揉搓着我的头发，开玩笑似的将我从床上推下去。然后告诉我如果我想杀生的话，就拿上弓箭，去猎头羚羊回来。班迪卡这个词，可以理解为“用箭射杀”。你瞧，有两层意思。他说我现在还没到当他妻子的时候，这是从刚果人的角度来说的。我仍在服丧，他说，还在生病，某种程度上仍旧活在另一个地方。阿纳托尔是个极有耐心的耕耘者。他提醒我，我们的安排毫无不同寻常之处：他认识的许多男人甚至会娶十岁的女孩当新娘。我十六岁了，照某些人的标准，已经阅历太深了。每个人都认为我很忠诚。我骨头里的热度已经消减，周围的空气也不再挟着火焰跳舞，但阿纳托尔仍旧在晚上穿着豹皮来找我。

我现在好多了，可以承受漫长的旅途了。我已经好了有一段时间，真的。虽然对我来说，和阿纳托尔的朋友们一起待在布隆古十分简单舒适，但接下来会怎样，我们却不愿提及。最终，一天晚上，他不得不启齿相问。我们步行至河边时，他握住了我的手。我惊讶极了，因为对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恩爱，他通常是持保守态度的。也许因为那还不算是大庭广众吧——我们能看见的也就是在对岸修补渔网的渔夫。我们站在那儿，注视着他们，落日用大笔大笔的粉色和橘黄给河流涂上了色彩。一丛丛岛屿般的凤眼莲自潺潺的流水中漂过。我想道，我这辈子还从没觉得如此心满意足，或见识过如此的美丽。就在那时，他说：“贝埃内，你的病已经好了。你知道，你是可以离开的。我向你的母亲承诺过，我会看着你平安回家。”

我的心跳骤然停止。“她认为家在哪里呢？”

“在你最幸福的地方。”

“那你想让我去哪里？”

“你会幸福的地方。”他又说了一遍。于是，我告诉了他那地方在哪儿，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对此我已经考虑了很久，想得很深入了。我下定决心，如果他能容忍我之为我，我就拒绝回到早已熟稔的舒适当中，我要留在这儿。

以无论何种文化标准来看，这都是极不寻常的求婚。我们站在克温戈河岸上，列举出我们不得不抛弃、放手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信息。尽管我舍弃了一切，但他牺牲的却多得多：比如，娶不止一个妻子的可能性。而那只不过是开了个头。即便现在，我仍然认为阿纳托尔的朋友们肯定觉得他脑子不正常。我的白人属性彻底隔绝了他的许多可能性，甚至也许会让他在刚果无法生存。但阿纳托尔别无选择。我拥有了他，绝不放手。我身上有太多父亲的影子，不得不在自己的领土上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