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哥拉，桑扎蓬博

“很久以前……”阿纳托尔在黑暗中说着，我闭上了眼睛，随着他的故事翩翩飞去。我们都可以说上了年纪，近三十年来，我们一直都在照料小胳膊小腿和嗷嗷待哺的嘴巴，可如今，我们竟能在自己的床上两人独处，这实在让人震惊。塔尼尔到了十岁，就不想和我们睡了，他要自己的小床，而且态度坚决。大多数像他这么大的男孩子仍旧会和一大家子人挤在一块儿睡，但塔尼尔却铁了心：“哥哥们都有自己的床！”（他没意识到他们也都不喜欢孤独——连上大学的马丁都交了个女朋友。）他满头的卷发往前冲着，决心要挺直身子，把这世界一口吞下去。这神态着实让我吃惊不小，他太像露丝·梅了。

在我们这张阿纳托尔所谓的婚姻新共和国的床上，我丈夫会跟我说起世界的历史。通常，我们会从五百年前说起，当时葡萄牙人驾着他们的小木船，试探着驶入刚果河河口。阿纳托尔左顾右盼，模仿葡萄牙人震惊的表情。

“他们看见了什么？”我总是这样问，虽然我早就知道答案。他们看见了非洲人。男男女女黑如夜色，正在明亮的阳光下沿着河岸散步。但没有赤身裸体——正好相反！他们头戴帽子，脚蹬软靴，身上套着一层层异国风情的裙子和长袍，像是不嫌热似的，这是事实。我见过第一批探险者匆忙赶回欧洲后出版的那些素描图册。他们汇报说非洲人活得像国王，甚至穿着王室才穿得起的面料：丝绒，锦缎，织锦。他们的报告只有一点没说对。刚果人是通过捶打某些树木富含纤维的树皮，或从酒椰果实中提取出线来织布，从而做出漂亮布料的。他们做雕刻装饰家里时，用的都是胡桃木和黑檀木。他们锻造铁矿石，将之打造成武器、犁铧、乐器和精致的珠宝。刚果王国在税收和整合政府部门的工作方面效率非常高，葡萄牙人对此惊叹不已。他们虽无书面文字，口述文化却极为丰富，以至于当那些天主教神父用字母来对应刚果语的语汇时，诗歌与故事便如洪水决堤般喷涌而出，印成了丰硕的作品。教士们沮丧地发现，刚果早已有了自己的圣经，数百年来他们已将它深深地烙在了记忆里。

虽然刚果王国给他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欧洲人却沮丧地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农贸”的概念，所有食物均是就近消耗。所以这里没有城市，没有巨型种植园，也没有两地间运输货物所必需的道路。王国是由许多条穿越森林、长达数千英里的小径联结而成的，若遇水阻隔，人们便在河上用编织的藤蔓拉起一座静悄悄摇晃的悬索桥。我是根据阿纳托尔的描述构想出这幅画面的：男人和女人身着里三层外三层的裙子，悄无声息地行走于森林的小径上。有时，当我旧疾复发，躺在他的臂弯里时，他就会这样安慰我，给我讲一整夜的故事，不叫我做噩梦。奎宁只能勉强抑制我的疟疾，现在这里已经有抗药菌株了。我发烧时做的噩梦总是千篇一律，这最初的警示表明我离被疟疾击倒已然不远了。那股熟悉的深蓝色绝望侵入了我的睡眠，我正在过河，回首望着乞食儿童那一张张脸：“Cadeaux！Cadeaux！”随后，我就在我们两人的国度里醒来，发现我们正躺在倾斜的蚊帐之下，月光将它染成了银色。这时我总是会想起布隆古，我们最初就是在那里像这样躺在一起的。当我因发热而全身发抖、说着胡话时，阿纳托尔便会搂着我，将我宽恕，使我得到救赎。对我来说，我们的婚姻是一段极其漫长的康复期。

现在，他们正在走回家，贝埃内。挽着一篮子从森林里采的棕榈果和兰花，他们还在唱歌。

唱什么歌？

哦，什么都唱。唱鱼的色彩，还唱着如果他们的孩子是用蜡做的，那他们该有多乖巧。

我笑了。他们是谁呢？有多少人？

就只是路上走着的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是夫妻。

他们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孩子没和他们在一起？

还没有。他们上个礼拜刚结婚。

哦，明白了。那他们是牵着手的吧。

那当然。

那个地方是什么样？

他们就在河边，在从未被伐光的森林里。这些树都有一千年了。蜥蜴和小猴子一辈子都住在树上，根本就没下来过。它们住在世界的屋顶上。

但我们在下面的小径上，那儿很黑吧？

黑得很舒服。那种黑，你的眼睛会越来越喜欢。现在下起了雨，但大树的枝叶太稠密，只有一丁点水雾透过浓荫落了下来。我们身后新长出的恩比卡藤蔓从地面往上卷曲、攀爬，我们的脚印变成了小水洼。

我们来到河边后，会怎么办？

我们当然要过河。

我笑了。哪有那么简单！要是渡船坏了，另一头也没有电池，该怎么办？

在刚果王国，贝埃内，是没有电池的。没有卡车，没有道路。他们拒绝发明轮子，因为轮子没用，只会陷在泥里，徒惹麻烦。要过河，他们有桥。桥就在那儿，从岸边的这棵绿芯樟搭到了对岸的另一棵树上。

我能看见这对夫妻。我知道他们是真实的，他们真实地生活过。他们攀爬到绿芯樟枝干间搭起的平台上，女人停下来，保持了一下平衡，用一只手握住长裙的裙角，准备步入明亮的天光和大雨中。她摸了摸头发，头发都已编成了粗绳一般的辫子，脖子后面的辫梢用小铃铛系着。准备好后，她便踩到悬于水上的晃悠的藤桥上。我心跳加速，然后跟上了她步伐的节奏，从摇晃的桥面上走过。

“可如果那是一条很宽的河，”我曾经问过他，“就像刚果河那样，肯定要比任何藤蔓所能伸展的范围都宽得多，那又该怎么办呢？”

“这很简单。”他说，“那样的河根本就不该过去。”

要是真有无需渡过的河该有多好。无论对岸有什么，那些生灵都能随心所欲地活着，不被任何人见到，不被任何人改变。但那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葡萄牙人透过树丛，发现衣冠齐整、伶牙俐齿的刚果人既不做买卖，也不搞运输，只在原地安居，有什么吃什么，犹如森林里的野兽。尽管可以吟诗、可以歌唱，衣服也很漂亮，但这样的人定然算不上完整的人——只能是原始人。这个词，葡萄牙人肯定使用过，以安抚自己的良心，去做接下来的事。很快，教士们便在海岸上举办起了大规模的洗礼，将他们的皈依者运上船，载往巴西的甘蔗种植园，使之成为农贸市场这一高级神灵的奴隶。

这世上毫无正义可言。父啊，无论你在哪儿，求你宽恕我。但这世界已让一桩桩邪恶卑鄙之事落到了好人的头上，在我有生之年，是无法见到谦卑人承受什么地土了。我想，这世上还有的，只是那无可避免的趋势，让人类的错误如水般流遍他们的势力范围。这就是我回首往事所能说的全部了。寻求平衡是有可能的。重负虽难以承受，这世界却设法优雅地将其背负了起来。

时至今日，我们在安哥拉已生活了十年，住在桑扎蓬博郊外的一个农业基站。独立之前，葡萄牙人在这儿建了油棕榈种植园，半个世纪前就将原生的丛林砍伐殆尽。我们在活下来的油棕榈下栽起了玉米、甘薯和大豆，还养了猪。每年旱季，人们能外出走动时，我们的合作社便会多几户人家。大多都是小孩子和身上裹着破烂缠腰布的女人，他们悄无声息地自丛林中现身，在长年躲避战乱之后，犹如疲惫的蝴蝶，轻轻地在此落脚。起先，他们根本不说话，接下来，一两个礼拜之后，女人们通常会先开口，语调极为轻柔，却滔滔不绝，直到将背井离乡的那些地方和失去的人一一述尽。我听到的故事往往相差无几。她们这辈子绕了个圈，先是逃离家乡的村子，往城里去，在那儿直面饥饿，如今又返回这座偏远的边境小村落里，希望能在这儿养活自己。我们设法多生产一点棕榈油，拿到罗安达去卖，但我们在这儿种出的大多数作物都是就地消耗。合作社有一辆车，就是我们那辆老式的路虎。（要是它能讲故事的话，那它这辈子经历的沧海桑田也能让它讲出自己的世界史了。）但雨季九月就开始了，路要到四月才会再次通行。一年中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拿自己手头的东西对付一下，就这么凑合着过下去。

我们离边境不远，这里居民的长相和言谈同基兰加一模一样。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我竟有一种重回童年的感觉。我一直幻想着会偶遇某个我认识的人：玛玛·姆万扎、内尔森、穿红裤子的塔塔·波安达，或者，最诡异的是，父亲也会现身。显然，刚果与安哥拉的边界只不过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是比利时人和葡萄牙人随意划定的。古老的刚果王国曾经绵延整个中非地区，而当它数以百万计的最最健康的臣民被贩卖为奴，王国便土崩瓦解，但它的语言和传统并未丧失。同样跳脱而响亮的“姆博蒂”从房子敞开的窗户外传来，我总是被这声问候叫醒。女人们以同样的方式一遍遍地裹着缠腰布，将收来的油棕果放入玛玛·洛使用的那种装置里压榨。我不时听见幽灵的话语，是帕斯卡语调上扬的嗓音，他在问：贝托恩基图塔萨拉？我们干点什么呢？

但我并不是时常能听到那声音。在我们村，极少有爬树掏鸟窝这般年纪的男孩，也极少看到大模大样走在路上、弟弟或妹妹像大号的破烂娃娃般挂在身边的女孩。我注意到，无论何处，都见不到他们。战争剥夺得最多的，是十岁以下孩子的性命。那庞大而寂静的虚空慢悠悠地升上来，从我们身上穿过。战争留下的孔洞，不似大坝或马路尚能重建。

我在这里开授营养、卫生和大豆种植课程，女学员们尊敬地称我为玛玛·恩甘巴，却无视了我教的绝大多数内容。我们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教会村民去指望未来：要种柑橘树，要把排泄物当作肥料使用。起先，这种劝说之艰难让我很困惑。怎么会有人抵触像栽果树和改善土质这样显然有益的事呢？但对那些从记事起就在流离逃亡的人而言，学会理解和相信养分的循环需要近似宗教般的教化。

我应该理解的。我成年后，不是同合作社里的每个人一样，也在不停地流离吗？而只有现在，在耕耘了这片土地达十年之久后，我才逐渐明白，外来者搅扰非洲不成的败绩究竟有多广、多深。这里不是布鲁塞尔，不是莫斯科，也不是佐治亚州的梅肯。这里要么是饥荒，要么是洪水。除非你理解了这一点，否则你不可能去教任何事。在热带，鸡蛋花的芬芳让你沉醉，毒蛇的尖牙则会把你放倒，中间几乎没有过渡地带供你喘息。对常年在气候温和、希望和恐惧都适可而止的地方温柔生长的人而言，这实在是太令人震惊。

显然，葡萄牙人就震惊不已，于是将温柔的刚果剥了个精光，在黑暗中将他们成排锁上铁链，渡海运往他方，作为这里缺乏经济作物的惩罚。欧洲人没法设想一个理智的社会竟然不愿踏出那一步。即便现在，我们也很难不去这么想。在温带，麦浪滚滚，就像雨水一般丰沛，是最最天经地义的事。年复一年地种麦子，不用担心洪水或瘟疫；土壤能让绿色的茎秆吃饱喝足；一次次地弯腰挥着镰刀采割，就会有面包源源不断地从篮子里冒出来。基督徒能杜撰并相信五饼二鱼的寓言，是因为他们那儿的农民是可以指望大丰收的。把收成运至刚刚兴起的城市，城里人也能花得起这钱，而且根本不会注意到，或者说根本用不着关心，植物是由种子长出来的。

在这儿，你就得知道种子意味着什么，否则就得挨饿。丛林里长不出那么多东西来养活一大群人，也供不起有闲阶级。土壤是瘠薄的红土，而雨总是疯了似的落下来。在雨林里清出空地、栽种一年生植物，就如同先把动物身上的毛褪下，再剥了它的皮。土地在咆哮，一年生作物水土不服。即便你想方设法有了收成，唉，可你还需要把它运出去啊！穿越一次这里的土地，你就会真真切切地明白在丛林里修路简直就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美梦。土壤不时地分崩离析；土地会陷入犹如鲸鱼嘴巴的红色裂沟里；真菌和藤蔓像一条毯子，铺在死寂的大地表面。中非是一片喧闹的动植物群落，千万年来，它一直设法在这战栗的地质板块上保持整体的平衡——如果你把部分地区清理干净，整个板块就会变成废墟。而只要你不再去清理，平衡也就会慢慢回返。也许只要重拾古老刚果的处世之道，靠脚旅行，在身边栽种食物，就地取材制造工具和布料，人们就能始终快乐地生活在这儿。也许吧。置身于此，若不想步步走错，就需要摸索出适合这里的新的农业种植方式、新的规划、新的宗教。艾达会说，我是逆传教士，每天清晨都双膝跪地，请求皈依。宽恕我吧，非洲，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怜恤我。

如果现在我能重新触及过去、带一件礼物给父亲，我会带给他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安慰——让他明白自己做了错事，并经受住这个念头，活下去。可怜的父亲，他只是无数无法理解这片土地的人当中的一个。他将自己对正义的信仰铭刻于我的身上，再让我浑身浸透负罪感，我希望就连蚊子都别再受到如此折磨。但他那万般苛求的暴君般的上帝彻底离我而去了。我还不太明白该如何去命名那潜入我心中、取代了他的位置的信仰。我觉得这和福尔斯修士的志趣有点类似，他建议我去信仰主的造物，主的造物每天都会焕然出世，不会因翻译而减损。这里的上帝行事并不神秘。太阳都是在六点整升起又落下。一只毛毛虫会成为一只蝴蝶，一只鸟儿会在森林里养育一窝小雏，一棵绿芯樟也只会由一粒绿芯樟的种子长成。他有时会降下干旱，疾风暴雨亦会随之而来。如果我并不总是担忧着这些事情，那它们也就不能被称为对我的惩罚了。它们是奖赏，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因种子具有如此耐心而给予它的奖赏。

我父的罪并非无足轻重，但我们仍继续前行。母亲常说，没有一样东西会静止不动，除非陷进了烂泥里。白天，我的双手在劳作；晚上，当我因发热而重回梦境，看见河流在我身下很远的地方流淌时，我就会在河水的上方伸展四肢，无止尽地漂流，慢慢寻求平衡。我想醒来，于是我就醒来了。我在爱中醒来，在赤道的骄阳底下努力使自己的皮肤变成黑色。我看着自己的四个儿子，他们分别有着淤泥、土壤、沙尘和黏土的肤色，他们的孩子也会拥有无穷无尽的色彩。我明白，时间会将白色彻底地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