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М-я，建筑师，五十九岁

母亲：

……我不能够再……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尖叫声。谁在尖叫？我不知道。是我自己，还是邻居在尖叫？她在楼梯上闻到了瓦斯气味，打电话叫警察。（她起身走向窗边）秋天，不久前还是一片黄澄澄，现在由于下雨，全部黑了下来。即使在白天，光亮也在很遥远的地方。从早上起，天色就是昏暗的。我打开了家里所有的灯，全天都开着，还是觉得不够亮……（她又回来，坐在我对面）起初我梦见我已经死了。我童年时，就很多次看到有人死去，后来我忘了这些……（擦眼泪）不明白我为什么哭？我自己全都知道，我知道自己生命中的一切……在梦中，有很多很多鸟在我头顶上盘旋，撞击着窗户。我醒来的时候，感觉好像有人在我的头旁边。有人站在那里。我想转身看看是谁，却有些害怕，有一种预感：不应该转头去看。不能看！（沉默）我在想另一件事，关心着另一件事……不是马上考虑这个……你问我的童年……（她用双手捂住脸）我现在还可以感觉到……感觉到妈妈和继母的香甜味道。我看到了高山，木头搭起来的瞭望台，上面有士兵，他们冬天穿着羊皮大衣，春季穿着军大衣。还有铁床，很多铁床摆在一起，一张挨一张……我以前觉得，如果我对什么人说出这些，我就会想离开这个人，从此再也不要见他。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深深地、深深地隐藏起来的……我从来没一个人生活过，我曾经在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住过——它叫卡尔拉格，之后又被流放。我住过孤儿院，住过宿舍，住过公共房……周围总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身体，其他的眼睛。我四十岁才有了自己的房子。上级分给了我和丈夫一间两居室公寓，那会儿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还是像住集体宿舍时一样，习惯性地往邻居家跑，借面包，借盐，借火柴，所以周围的人都讨厌我。我从来没有独自生活过，无法习惯。我还总是盼望有人来信。期待收信，收信！现在我还在等待……就是此刻我也在等待……一位女友去以色列投奔女儿了，她写信给我问道：“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社会主义之后的生活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你走在熟悉的大街上：法国商店、德国商店、波兰商店，所有名字都是外语的。外国袜子、外国毛衣、外国靴子、外国饼干和香肠……到处都找不到我们的苏联产品。我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全都是：生存就是斗争，强者战胜弱者，这是自然规律。我们必须长出利角和铁蹄，穿上盔甲，弱者无人需要。到处都要有强壮的肘臂，肘臂，肘臂。它叫法西斯主义，是卍！我感到震惊，感到绝望！这些都不是我的，不是我要的！（沉默）要是有人在我身边，有什么人……我丈夫？他已经离开我了。我很爱他……（突然笑了）我和他是在春天结婚的，当时樱花盛开，丁香满园。他也是在春天走的。但他还常常回来……在梦中回来看我，他不断在说着什么，但一切都是不可原谅的了……而在白天，我沉寂得就像聋子和瞎子。我与往事的关系，就如同与一个人的关系，如同与活人的关系……我还记得《新世界》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所有人都读过，全都受到震撼！这么多的对话！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此这么感兴趣、这样惊奇？对我来说，他写的都是我熟悉的、完全正常的事情：囚犯、劳改营、粪便……还有——禁区。

我的父亲1937年被逮捕，他曾在铁路上工作。妈妈到处奔波，四处解释，证明爸爸是无罪的，抓他是一个错误。这样她就把我忘了，当她想起来时，想弥补时，为时已晚。她喝了各种脏水，又进过热水浴缸。于是，生出了我这个早产儿……但我活了下来。我很多次都大难不死。好多次！不久，我妈妈也被逮捕了，我和她一起被带走，因为不能把孩子独自留在公寓里，我那时只有四个月大。妈妈事先就把两个姐姐送到我姑姑住的村里，但是内务部下达的文件说：必须把孩子送回斯摩棱斯克。在火车站他们直接把我姐姐带走了：“孩子在孤儿院长大，说不定长大还能成为共青团员。”连地址都没给。过了很多很多年，等我们找到她们时，她们都结婚了，已经有了孩子。

我和妈妈在劳改营，一直住到我三岁。妈妈记得，那时经常有小孩子死亡。在冬季就把死者堆在大木桶里，死者就在那里一直躺到春天，老鼠把尸体都咬烂了。到了春天安葬时，掩埋的只是支离破碎的尸骸……三岁以上的孩子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安置在孩子营房。从四岁起——不，大概五岁之后，我就记事了，一切都历历在目……早晨我们通过铁丝网看到我们的妈妈：她们被点名，然后带走去工作。她们走进我们被禁止进入的区域。后来有人问我：“姑娘，你是哪里人啊？”我就回答说：“禁区。”禁区那边是另一个世界，有着莫名的、可怕的、我们所没有的存在。那里是戈壁，是沙漠，只有干燥的茅草。我觉得那里的戈壁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除了我们之外，那里没有别的生活。一些士兵看守我们，我们以他们为荣，他们的帽子上都有小五星……我有一个小伙伴，叫鲁比克·契林斯基。他带我穿过铁丝网的空隙去看妈妈。在所有人排队去餐厅时，我们躲在门后。“你不喜欢喝粥吗？”鲁比克问我。我一直想喝粥，非常喜欢喝粥，但是为了看我的妈妈，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我们钻进营房去看妈妈，但是营房是空的，所有的妈妈都去干活了。我们都知道妈妈不在营房里，但还是爬过去，闻闻那里的一切。铁床，用于饮水的铁槽，甚至一条条铁链子，都有妈妈们的气味。土地的味道，妈妈的气息都有一种香味……有时候，我们在那里看到别人的妈妈，她们躺在床上咳嗽。有一个妈妈在咯血，鲁比克说，那是托莫奇卡的妈妈，托莫奇卡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她妈妈很快就死了。后来托莫奇卡也死了，我一直在想：托莫奇卡的死讯应该告诉谁呢？要知道她的妈妈也死了啊……（沉默）过了很多很多年，我还常常回忆起这件事。我妈妈不相信我的记忆：“你当时只有四岁。”我告诉她，那时她穿着帆布鞋，鞋底是树皮做的，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大袍子。她惊呆了，哭了起来。我全都记得……我记得妈妈给我带回来一小块香瓜，虽然只有纽扣大小，包在破布里，但是好香啊。我还记得有一次男孩子们叫我去和小猫玩，但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猫。猫是他们从外面带进来的，禁区内根本没有猫，猫在禁区内根本不能生存，因为那里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都剩不下。一直以来我都习惯于看着自己的脚下：或许会找到什么吃的。我们吃过草叶、树根、石苔。我们很想喂喂小猫，但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在吃了东西后给它我们的唾液吃！它还真吃。吃了！我记得母亲想要给我一块糖。“安妮卡，拿着这块糖！”她通过铁丝网对我喊道。看守赶她回去，她倒在地上。看守抓着她的黑色长发，拖着她往前走……我很害怕，我不知道什么是糖。孩子们也没有一个知道什么是甜味，他们看到这情景都吓坏了，但是明白必须把我藏起来，于是把我推到了中间。孩子们一直把我围在中间：“因为我们的安妮卡跌倒了。”（哭）不明白我为什么哭？我为所有事情哭，我知道自己生命的全部，但是我会忘了我要说什么。我表达的意思不完整……是吗？我的意思不完整？

……恐惧并不只有一种，有很多让我们恐惧的事，大大小小都有。我们害怕长大，害怕长到五岁。到了五岁，我们就会被送往孤儿院，我们知道那是很远的地方，离妈妈很远。我现在都还记得，我被送到第五区第八号孤儿院。一切都被编了号，那里不是叫街道而是叫排：第一排，第二排……我们被装上一辆卡车，就要开车了。妈妈们跑过来，死死抓住车帮，尖叫哭号。我记得妈妈们全都哭了，孩子们哭的却不多。我们不调皮，我们不淘气，我们也不笑。我是在孤儿院才学会了哭。在孤儿院我们被殴打，我们被告知：“可以打你们，甚至杀掉你们，因为你们的母亲是敌人。”我们从来不知道爸爸在哪儿。“你妈妈是个坏人。”我记不清那个女人的脸了，就是她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我妈妈是好人。我妈妈很美丽。”“你妈妈是坏人，她是我们的敌人。”我不记得她是否说过“消灭”这个词，反正她说过类似的话，可怕的话……是的……我都害怕记起它们。我们没有辅导员或老师，这些我们听都没有听过，我们只有指挥员。指挥员！他们手上总是握着一把长尺，随便什么事情就能打人，很简单，很随意……我倒很想他们把我身上打出一个窟窿，那样他们就不会再打我了。结果窟窿倒是没有，但全身长满了脓疮。我感到很高兴……我的朋友奥列契卡脊椎上有几个金属钉，所以就不能挨打了，我很为她高兴。大家都好羡慕她……（久久凝视着窗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我很害怕，可是我怕什么？我不知道……（思考）我们喜欢夜晚，总是期待夜晚快点儿来。黑暗，漆黑的夜晚。到了晚上，值夜班的弗罗霞阿姨就来看我们。她很善良，给我们讲阿列努什卡和小红帽的故事，还总是在衣袋里装些麦粒，谁哭了就给几粒。最爱哭的是小丽丽，她早上哭，晚上也哭。我们都有疥疮，厚厚的红疮长在肚子上，小丽丽的腋下也有水疱，脓汁都爆裂了。我记得孩子们之间也互相举报，这么做会得到奖励。小丽丽是告状最多的……哈萨克斯坦气候恶劣，冬季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夏季四十摄氏度高温。小丽丽在冬天死去了，要是她能活到草长出来就好了……也许熬到春天她就不会死，不会了……（声音含糊不清）

我们上学读书了……被教导最多的，就是要热爱斯大林同志。我们人生中的第一封信都是要写给他，寄到克里姆林宫。那时候就是这样……当我们学习俄语字母时，就发给我们白色的纸张，听写出给我们最慈祥的、最敬爱的领袖的一封信。我们热爱他，我们相信他会回信给我们，会送给我们礼物，许多许多礼物！我们看着他的照片，我们觉得他是那么漂亮，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人！我们甚至争论过，献出多少年的生命去换取斯大林同志一天的寿命。在5月1日，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一面小红旗，我们一边走一边开心地挥舞旗子。我们按照年龄排队，我年龄最小，所以总是排在最末尾，就总是担心发不到小红旗，怕旗子突然不够了！我们总是被教导说：“祖国，是你们的母亲！祖国，就是你们的妈妈！”可是我们只要一见到大人，就要问他们：“我的妈妈在哪里？我的妈妈是什么人？”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妈妈在哪里……第一个找来的是丽塔·梅尔尼科娃的妈妈。她给我们唱摇篮曲，她的声音非常好听：“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屋内的灯光逐渐暗淡/门洞没有吱嘎声/老鼠在炉子后面睡着……”我们没听过这首歌，但我们记住了这首歌。我们求她：再唱一遍吧，再唱一遍吧。我不记得她什么时候唱完的，因为我们都睡着了。她告诉我们，我们的妈妈都是很好的人，我们的妈妈都很美丽。所有的妈妈都是美丽的。我们的妈妈都会唱这首歌。我们等待着……但是后来却遭受了可怕的失望，她告诉我们的不是实话。其他的妈妈们来了，她们都不漂亮，而且还生着病，她们也不会唱歌。我们哭了，号啕大哭……不是因为见面快乐而哭，而是因为悲痛绝望而哭。从那时起我就不喜欢谎言，不喜欢梦想……不应该用谎言安慰我们，不应该欺骗我们：你的妈妈仍然活着呢，还没有死。后来却发现，妈妈并不美丽，或者妈妈已经不在了……不要骗我们！我们都不爱说话，沉默寡言。我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什么话，我只记得彼此间的触摸……我的女友瓦利亚·克诺琳娜就经常触摸我，我也知道她想做什么，因为所有人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我们都知道彼此最隐秘的事情：谁在夜里尿床，谁在梦中大叫，谁发音不准确……而我总是喜欢用汤匙磨自己的牙齿。一个房间里有四十张铁床，到了晚上就下令：把手掌放在脸颊下，所有人面向右侧躺好。所有人必须同时这样做。所有人！必须行动一致，就像是动物，甚至是蟑螂，但我就是这样受的教育。我至今仍然如此……（转向窗口，所以我一时看不到她的表情）夜里我们躺在一起，也是一起哭起来。大家一起哭着说：“我们漂亮的妈妈们要来了……”但一个女孩突然说：“我不喜欢我妈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她都不来看我？”我也生妈妈的气。在早上我们要一起合唱……（这时她开始唱歌）“温柔的朝霞染红了/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城墙/全苏联的土地/在霞光中苏醒……”多么优美的歌声。对我来说，这首歌和此刻是最美丽的。

5月1日！世界上所有的节日中我们最爱的就是5月1日。这一天，给我们发了新外套和新裙子。所有外套都是一个样子，所有裙子也都是一个样子。你要认得自己的服装，在上面做标记，至少要有一些结头或折痕，证明这是你的……我们被告知，祖国就是我们的家，祖国在关心我们。在五一游行之前，院子里扛进来一面大红旗，敲起了小鼓。这时发生了一件惊奇的事情：一位将军到我们这里来祝贺节日了！我们这儿的男人只有士兵和军官，这个人却是将军，裤子上有条纹装饰。人们都跑到高楼的窗户上，看将军怎么坐在车里向我们挥手。“你知不知道爸爸是什么？”瓦利亚·克诺琳娜有一天夜里问我。我不知道，她也不知道。（沉默）我们有一个叫斯捷潘的男孩，他总是端起双臂，好像搂着人似的，他沿着走廊转圈，自己跟自己跳舞。我们觉得很搞笑，但他根本不在意。一天早晨，他死了，病死了，是猝死的。我们很久都没有忘记他……听说他父亲是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官，官非常大，也是一位将军。后来我的胳肢窝下也出了水疱，爆裂了，痛得我直哭。再后来，伊戈尔·科罗廖夫在衣柜里亲吻了我。我们是五年级的同学。我开始康复，活了下来……再一次活了下来！（哭了出来）

难道现在还有谁对这些感兴趣吗？告诉我还有谁？早就没有人感兴趣了，没人需要这些了。我们的国家都没有了，永远没有了，只剩下我们，衰老的讨厌鬼，带着可怕的回忆和受迫害的眼光……我们还活着！但是我们的过去还剩下了什么？只有一种说法：斯大林用血浇灌的土地，赫鲁晓夫在上面种上了玉米，所有人都嘲笑勃列日涅夫。而我们的英雄呢？报纸上有人写文章说卓娅是因为从小患有脑膜炎，导致精神分裂症，情绪激动才放火烧了房子。说她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是酒后扑向德国人的机枪，并没有救出他的战友。保尔·柯察金也不再是英雄……他们都是苏联的僵尸！（安静下来）我至今仍然经常梦见集中营，我还是不能看到牧羊犬，依旧害怕穿制服的人……（流泪）我再也不能这样……我曾经打开煤气，打开四个炉灶，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我什么都没有留下，为了……不要害怕死亡……（沉默），似乎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我好像闻到一个小孩的头发的味道……我的窗前一棵树都没有，只能看到屋顶……屋顶……（沉默）我把一束鲜花放在桌子上，打开了收音机。最后，我躺下来，躺在地板上……所有想法都是来自那里……

不管怎样，我就是这样走出了劳改营，走出了铁门，铁门在我身后当的一声关上。我自由了，我被释放了。我一边走一边说服自己，不能回头！生怕有人会追上我，将我抓回去，一切又会重演。走了一会儿，我看到路边有一棵小白桦树，普普通通的白桦树。我跑向它，抱住它，身体紧紧贴住它，旁边有一簇灌木，我也抱住它。我第一次这么快乐，全身心的快乐！（长时间的沉默）

一位邻居闻到煤气味……警察破门而入……我在医院恢复了神志，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在哪里？我又回到劳改营了吗？好像我没有另一次生命，什么都不再有了。我先是听到了声音，然后是剧痛，全身疼痛。我动了一下，喘气都困难，动一下手臂，睁开眼睛我的身体就是整个世界，然后世界破碎了，飘散在头顶上：我看到一个穿白色大褂的护士，白色的天花板，很长时间我才恢复意识。我身边是个生命垂危的女孩，好几天了，全身插满管子躺在那里，嘴上是个氧气面罩，她甚至都不能喊叫，看上去已经没有救了。我看着那些管子，想象着细节：如果是我躺在那里，奄奄一息，但我又不知道自己即将死亡，我将不存在。我已经徘徊在那个世界了……（停止）您不会已经听腻了吧？没有？听腻了就告诉我，我就不说了。

妈妈……当我到了六年级，妈妈找我来了。她在集中营度过了十二年，有三年我们在一起，九年被分开。现在他们要把我们送到一个永久流放点，但允许两个人待在一起。那是一个早晨，我正在院子里，有人叫我的名字：“安妮卡！我的安妮卡！”从来没有人这样叫我，没有任何人叫过我的名字。我看到一个黑发女人，就尖叫起来：“妈妈！”她抱住我，用同样可怕的声音大喊一声：“孩子爸爸！”因为我年轻时长得非常像父亲。幸福的时刻！百感交集的快乐感受！那些日子，我开心得都不认识自己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幸福。真是百味杂陈……但很快……很快我就发现，我和妈妈彼此不理解，我们成了陌生人。我想加入共青团，要与那些想要摧毁我们美好生活的看不见的敌人斗争。我母亲看着我，哭了，但是什么都没说……她一直在害怕什么。在卡拉干达，我们得到了身份文件，被流放到一个叫别洛沃的城市，比鄂木斯克还远，在西伯利亚的最深处……我们走了一个月，我们在车上颠簸，一路上不断等待被转交，在沿途的内务部门登记，按照预先被安排好的路线继续走下去。不能住在边境地带，不能靠近国防设施和大城市，有一份长长的清单规定我们不能在哪儿居住。至今我也不敢在晚上观看万家灯火。夜里我们从火车站被赶出来，只能在街道上流浪。暴风雪，严寒。居民区灯火点点，那里的人们在温暖中生活，烧着热茶。我们不得不敲门求助，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过夜……“我们身上有犯人的气味……”我的母亲说。（她哭了，她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哭了）我们在别洛沃一开始住的“公寓”，只是一个地窖。后来有五个人住在这个地窖里，但是它已经是我们的家了。我患有肺结核，虚弱得站不起来，不敢咳嗽。9月份……所有的孩子都去上学了，我不能走路，被送进了医院。我记得，医院每天都有人死去。索尼娅死了，万尼亚死了，斯拉维克死了……我不怕死，但我不想死。我刺绣很漂亮，还有彩绘，人人都称赞我说：“真是个聪明的小姑娘。你应该去上学。”我就想，那我为什么要死去？由于某种奇迹，我活了下来……有一天我睁开眼睛，桌上放着一束红樱桃。谁送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意识到，我必须活着……我会活下去！我回到家里——回到那个地窖里。这段时间，妈妈中风了几次。我很了解她，我看到的已经是一个老年妇女。就在那天，她被送到了医院。而我在家里找不到吃的，甚至连食物的气味都没有。我不好意思和别人说这些事儿……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已经倒在地板上，几乎没气了。有人带来了一小杯温热的羊奶……一切的一切……我记得自己的一切，死了，又活了，又死了……（再次转向窗外）等我的身体好些了，红十字会买票把我送上火车，把我送回到故乡斯摩棱斯克，进了一所孤儿院。我就是这样回到家乡的……（哭泣）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又哭？我知道一切，我知道我生命中的一切……在那里我长到十六岁，有了很多朋友，男孩子们开始追我……（她笑了）追求我的都是很漂亮的男人，都是成年人。但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特点：如果我喜欢一个人，我会很害怕。我害怕受到关注，害怕别人注意到我。这样追我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我约会时总是带着女友。如果他们邀请我去看电影，我不会单独赴约。我第一次去见未来的丈夫时，就带着两个女友。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记得这件事。

斯大林去世那天，孤儿院所有的孩子都排起队，打起红旗。送葬队伍很长很长，我们都立正站好，一直站了六到八个小时。有人晕倒了……我哭着想：我已经知道没有妈妈的生活是什么样，但没有斯大林该怎样生活？如何生活？……不知为什么，我担心战争会爆发。（哭）

再说我妈妈……又过了四年，我已经进入建筑学院读书，妈妈从流放地返回了。她只带了一个小木箱，箱子里是一个锌制的养鸭女工雕像——我现在还一直保存着，不会扔掉，还有两个铝勺和一堆破袜子。“你是个糟糕的女主人，”妈妈骂我，“连缝缝补补都不会。”我当然会补袜子，但是我知道，妈妈带来的这些袜子上的破洞，是永远都补不好的。谁都补不好！我有奖学金，十八卢布，妈妈的退休金是十四卢布。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堂了：有面包吃，想吃多少都行，还有足够的茶喝。我有一件运动服，还有全棉的裙子，是我自己缝制的。在学院里，冬天和秋天我都穿着运动服，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了一切。如果我走进一个正常的房子，一个正常的家庭，看到人家坐在那里悠游自在，我会想，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东西？这么多汤匙、叉子和杯子……我总是被最简单的事情难住，很简单的东西……例如，为什么要有两双鞋？我对于那些东西都无动于衷，对日常生活没有要求。儿媳昨天打电话来说：“我在找一个棕色的燃气灶。”厨房装修之后，她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换成棕色的，家具、窗帘、餐具，一切都按外国杂志上的摆设。还要在电话机上挂个钟表。她按照广告和报纸装修公寓，一切都是在《买卖》杂志上看到的。“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以前所有人的事情都很简单，那时的生活很简朴。而现在呢？人人的胃口都填不满……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挥动着手）我很少去看我的儿子，他们家里一切都是新的、昂贵的，就像办公室。（沉默）我们之间变得陌生了，成了素不相识的亲人……（沉默）

我想记住妈妈年轻时的样子，但我想不起来，我只记得生病的她。不止一次，我们互相拥抱，但是没有亲吻过，我们之间没有说过充满爱的词语，至少我不记得。我们的母亲们曾经两次失去我们：第一次是我们很小的时候，从她们身边被抓走。第二次是她们老了回到我们身边时，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孩子成了陌生人……别人改变了她们的孩子。另一个母亲养育了孩子：“祖国，就是你们的母亲，你们的妈妈……”“孩子，你的爸爸在哪儿啊？”“还在监狱里。”“你的妈妈呢？”“也在监狱里。”我们只知道自己的父母在监狱里，很远很远……我们从未和他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我都想离开我的妈妈，逃回孤儿院。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了……她从不读报纸，从不参加游行，也从不听收音机。她不喜欢唱歌，而我唱起歌来，心脏都会跳出胸口……（轻声唱）“敌人永远无法使你/低下你的头颅/我亲爱的首都/我的黄金莫斯科……”我被街上的活动吸引，我参加阅兵日游行，我喜爱体育节。至今我还记得那种奔放的情绪！和大家一起前进，你已经成为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感觉是如此幸福。但是和母亲在一起却没有。我一直就没有修补过来。直到妈妈死去之后，我才拥抱和抚摸她冰冷的身躯。她已经躺在棺材里，我心中才唤醒深深的柔情！深深的爱！她穿着旧靴子躺在那里，她连一双高跟鞋或者凉鞋都没有，而我的鞋子套不上她浮肿的脚。我只是在这个时候才说了很多安慰她的话，承认我多么爱她，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再听到了。我一遍一遍地亲吻她，说我多么爱她……（哭）我感觉到她还在这里，我相信她还在……

她走进厨房，很快就招呼我：“午餐上桌了。我总是独自一人，虽然很想和谁一起吃顿饭。”

完全没有必要回去。因为……是的……可我还是跑回去了！我太想了！五十年了……五十岁那年，我又回到了那个地方……我日思夜梦的地方。

那是个冬天。我经常梦见那里的冬天……外面是那么冷，连狗和鸟都看不到。玻璃蒙上一层雾气，白烟从烟囱里冒出，在空中形成一个烟柱。在夏末时节，草已经停止生长，布满了沉重的灰尘。而我……我就是想去那里。已经是改革时代了。戈尔巴乔夫……集会……所有人都上了街。人人兴高采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喊什么就喊什么，想在哪里喊就在哪里喊！自——由！自——由！不管前面有什么，反正过去的已经过去。对另外一些东西的期待，让我们急不可待……再次出现了恐慌。很长一段时间，我早晨都不敢打开收音机：会不会一切突然间又结束了，一切都取消了？我一直心存疑虑。晚上，人们涌向体育场，就像在智利……对于“智囊团”来说，一个体育场足够了，其余的人都自我沉默。他们自己不来，也不被带来……报纸开始发表劳改营的回忆。他们的照片。瞧瞧那些眼睛！劳改营里人们的目光！它们看起来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沉默）我做出了决定：我要去，我要回去！为什么要去？我也不知道，但我必须去……我安排了假期，过了一个星期，又过了一个星期……但是我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我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要去看牙医，阳台门还没有刷，反正是各种瞎找的理由。一天早上，我正在粉刷阳台门，又对自己说：“我明天要去卡拉干达。”我还记得，脑海里的声音是那么响，我对自己说，于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去。出发，就是一切！卡拉干达是什么？是个绵延数百公里的光秃秃的草原，夏天酷热。斯大林时期，在这个大草原上建了几十个劳改营：斯捷普拉格、卡尔拉格、阿尔日勒、别斯钦拉格，数以十万计的犯人被流放到这里……他们是苏联的奴隶。斯大林死后，拆除了劳改营，去掉了铁丝网，出现了一座城市卡拉干达……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要去！

道路漫长……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女人，是一位来自乌克兰的教师。她一直在寻找父亲的坟墓，已经是第二次去卡拉干达了。“不要害怕，”她对我说，“那里的人们已经习惯于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奇奇怪怪的人们和石头说话。”她随身带着一封父亲的信，是父亲从劳改营发出的唯一一封信：“……不管怎样，一切都比不上红旗好……”那封信就是以这段话结束的。（沉思）这个女人……给我讲述了她的父亲是怎样在一张纸上签字，承认自己是波兰间谍的——审讯员踢翻凳子，把钉子钉在她爸爸腿上，插进他的肌肉里不断旋转，就这样逼迫他说出：“好吧，那我就是间谍。”调查员又问：“是哪国的间谍？”父亲也反问道：“通常都是哪国间谍？”他们就让他选择，德国或波兰。“那就波兰吧。”因为他知道波兰语两个单词：“dziękuję bardzo”和“wszystko jedno”。只是两个单词……而我呢，我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有一次我妈说漏了，好像爸爸因为酷刑而在狱中疯了，不停地唱歌……与我们同一车厢还有个年轻小伙子，我们两个女人谈了整整一夜，到了早上，小伙子看着我们说：“太恐怖了！太令人震惊了！”他才十八或二十岁。主啊！我们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却没人去讲述，只能是我们互相倾诉……

到了卡拉干达……有人开始开玩笑：“下——车——啦！带着你们的细软下车吧！”有人在笑，有人在哭。在火车站，我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贱人、婊子、垃圾……”都是我熟悉的囚犯语言。我立刻想起了这些话……立刻！我浑身打起寒战，怎么都不能止住内心的颤抖。我当年在那里的时候，就经常这样全身战栗。当然，我对这个城市本身并不熟悉，但向远处望去，看到了最后一排的房子，就看到了熟悉的场景。这些我都太熟悉了……那些茅草房和白灰墙……老鹰在很高的天空中飞翔，居民区的名字也很熟悉：沃尔内伊、小圣城……都是以前的劳改点。我想，就算不记得了，也会勾起回忆。在公交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位老人，他发现我不是本地人，就问：“您要找谁？”我就开始说：“这里曾经有一个劳改营……”“你是说那片营地吗？两年前，最后的一片也被拆掉了。人们用那些砖瓦建成了鸡舍和澡堂。土地被分掉盖别墅了，还用铁丝网围起了花园。我儿子在那里就有一块地……您知道的，在这里很不愉快……每逢春天，下雪或下雨时，都可能在土豆园子里挖出人的骨头。但也没有人感到厌恶，因为都习惯了。这片土地到处都有骨头，就像石头一样。人们就把它扔在地下，用靴子踩碎，踩碎就行。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抓一把黑土，翻弄一下就有……”我听得呼吸急促，简直要晕过去了。老人转向窗口指给我看：“就在那边，商店背后，正在填平墓地，准备修建澡堂。”我坐在那儿，已经快要窒息了。我还要等待什么？难道指望会竖起金字塔和烈士陵园吗？！老人还在介绍：“这是第一排，是现在街道的名字……还有第二排……”我看着窗外，却什么都没有看到，泪水遮住了眼睛。在车站上，哈萨克人在卖黄瓜、西红柿和葡萄干，还有一桶桶的果酱……“刚刚从园子里摘来的，自己家的园子。”主啊！我的上帝，我必须说……我已经快喘不上气来了，我身体内部出了什么问题。几天之内，我就全身皮肤干燥，指甲开始断裂……

我的整个肌体出现了异常。几乎要瘫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草原，它就像大海一样……我不停地走，终于倒下了，倒在一个小小的铁十字旁边，它的小横梁已经埋在地下，只露出一个小尖头。我大声哭喊，变得歇斯底里。但四周空无一人，只有鸟儿在头顶上……（短暂停顿后继续说）我住在一间旅馆里。每天晚上餐厅里都烟雾笼罩，弥漫着伏特加的气味。有一次我在那里吃饭，同桌吃饭的两个男人在声嘶力竭地争论。一个人说：“我仍然是个共产党员。我们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没有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沃尔库塔，我们能打断希特勒的脊梁骨吗？”另一个说：“我和当地老人们聊过……他们都曾经在劳改营服务或者说‘工作’过……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烧饭的、看门的，还有做一些特殊工作的。在劳改营也没有其他工作，他们对这就满意了：有工资，有口粮，还有制服，所以他们把这称作‘工作’，劳改营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份工作！一项职业！至于你们说到什么罪行，什么灵魂和罪恶；在那里坐牢的不是什么别人，都是人民，把他们送进去的、看管他们的，也都是人民；不论是外来的，或者是从什么地方征召来的，都一样。其实都是自己人，都是亲人。其实所有人都是穿着条纹囚服的犯人，全部都是受害者。真正的罪人只有斯大林一个。但是，您以为这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吗？数以百万计的犯人被审查、被逮捕、被拷问，层层逼迫，一枪就把眼前的人打死，这些都是谁做的？因为也有数以百万计的执行者啊……”服务员给他们端来一瓶酒，很快又端来第二瓶，我就在一旁听他们说。他们喝了不少，但没有喝醉。我呢……坐在那里就像瘫了一样，无法离去……前面那位又说：“他们告诉我说，劳改营已经空了，关闭了。不过夜里的风总是刮来哭声和呻吟声……”第二位就说：“很神奇啊，都开始流传鬼故事了。我们所有的痛苦就在于，我们既是凶手，又是受害人——我们是同一种人。”他接着又说：“斯大林接手的是只有爬犁的俄罗斯，留下的却是拥有原子弹的俄罗斯……”在那里，我三天三夜都没有合眼。白天就在草原上徘徊游荡，漫无目的，一直到天黑下去，灯亮起来。

有一天，一个男人进城来找我，他看上去五十岁左右，也许更老，与我年龄相仿。他显然是喝醉了，喋喋不休地说话：“您在找墓地吗？我明白，可以说，我们就生活在墓地上。可是我们……简言之，我们这儿的人不喜欢回忆过去。那是禁忌！老人们，我们父母那一辈，都死了，但是那些仍然活着的，都保持沉默。您知道，他们受的也都是斯大林式的教育。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是今天的事，谁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会朝哪个方向转……”他一字一句地说着。从他嘴里，我慢慢了解到他父亲曾是一名军官，“戴肩章的”。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他想离开这里，但上级不允许。所有人都签字保证过不会泄露国家秘密，不管是坐牢的还是抓人的，或者是看守人员。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太多了。他还听说，就连押送囚车的人也不能够放回去。表面看起来，他们在这里可以免遭战争之灾，但实际上，如果是去打仗，他们还可以返回家园，但在这里却永远不能回去了。进入了禁区，进入了系统……就把他们吸入了无法回头的地方。服刑和服役期满后，只有黑帮和罪犯才离开这些倒霉的地方。留下来的人们，后来就都生活在一起，常常住在同一所房子或同一个院子里。“唉，我们的生活，就是活受罪啊！”他重复说。他回想起自己童年的一件事，坐牢的人们如何密谋要勒死一个从前的看守，因为那家伙就是个禽兽……他们假装喝醉酒打架，把对方按到了墙边。他父亲一直喝闷酒，喝醉了就哭叫：“他妈的！一辈子都把舌头夹上了。我们全都是最小的沙子而已……”深夜，草原上。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一个受害者的女儿和一个某种人的儿子，怎么称呼这种人？称他刽子手？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刽子手。但是没有小刽子手就没有大刽子手。他们需要大量做脏活儿的人。反正，我们在这里相遇了……我们都谈些什么？说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父母亲那些事情，他们一直到死都缄口不言，带走了自己所有的秘密。但是很显然，我抓住这个家伙，强烈地激起了他的伤感。他告诉我，他父亲从来没有吃过鱼，因为据他说，这海里的鱼是吃人肉长大的。把一个人赤条条地抛进海中，几个月之后就只剩下骨头了，白白的骨头。他从哪里知道这个的？他父亲清醒时沉默不语，喝醉的时候就痛骂，但还是要履行规定的职责。父亲说自己的双手是干净的……他的儿子也很想相信这一点。那为什么不敢吃鱼？鱼令他作呕……父亲去世后，他找到了证明父亲在鄂霍次克海边服役过几年的文件，那里也有劳改营……（沉默）他喝醉了，摇摇晃晃，直愣愣地盯着我看，好像神志又清醒了。清醒而且害怕，我明白他是害怕了。他突然又恶狠狠地喊了一声……在这个人的灵魂中，深埋着太多的受害者！够了！我明白了，他们有家人，他们有孩子……虽然家人和子女并没有签过保密文件，但他们自己很明白，仍旧必须管住自己的舌头。临别时，他向我伸出了手，但我没有伸出手去……（哭）

我一直在寻找，直到最后一天……就在最后一天，有人向我暗示说：“去找找卡捷琳娜·德姆丘克吧，一个快九十岁的老太太，她记得那一切。”别人把我带过去，把她家指给我看。我看到那是一栋砖房，围了一圈高高的栅栏，我走过去敲了敲围墙门。她走了出来……这是个很老的老太太，已经半瞎了。“我听说，您以前在孤儿院工作过？”“我曾经是一名教师。”“我们当时没有老师，只有指挥员。”她什么都不回答我，转身去拿水管浇菜园。我站在那儿就是不走，绝不离开！最终，她不情愿地把我带进房子。房间里有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角落里还有一幅圣像。我记起了那个声音……虽然记不得她的面孔，但我回想起她的声音……“你妈妈是敌人。可以打你，甚至杀了你。”我认出了她！或者是因为我很想认出她？我本来可以不问她，但还是开口问了：“也许您还记得我吧？也许……”“不，不……我谁都不记得了。你们那时候还很小，瘦得浑身上下只剩一把骨头。我们是按照规定做事。”她拿来了茶叶和饼干，我坐在那儿听她抱怨儿子和孙子酗酒。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只有很少的退休金。她脊椎有病。晚年生活很苦闷。原来是这样！好吧！我想，好吧，这就是……命该如此！五十年后我们又见面了……我断定这就是她……我又想象如果是自己……这次见面有什么意思？我和她一样，也是没有了丈夫，领着微薄的养老金，弯腰驼背。除了衰老的生命，一无所有。（长时间的沉默）

第二天，我离开了………留下了什么？一片茫然和扫兴……我不知道，这都是为了谁？我梦见过草原，梦见过我在雪地里，身边是红色的罂粟花。可是现在，曾经是劳改营的这些地方，有的变成了咖啡馆，有的地方成了别墅，还有放养的奶牛在吃草。真不应该回来。不该回来！我那么难过地哭泣，那么痛苦地思索，都是为了什么呢？这一切都为了什么？再过二十年，再过五十年……一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存在过。只会有两行字留在历史教科书，对索尔仁尼琴的崇尚将按照索尔仁尼琴的方式成为历史。此前有人因为《古拉格群岛》而被监禁。我们通过偷偷复印或者传抄来阅读。我相信……我相信，如果成千上万的人开始阅读，那么一切都将有所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因为痛悔而流泪。结果怎么样？一切都在纸上写过，在纸上印过，一切都被偷偷地思考偷偷地说过。又能怎么样？这些书籍躺在书架上，落满了灰尘，人们都从旁边走过……（沉默）

我们还活着……但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就连我以前住过的大街——过去叫列宁大街，也不存在了。一切都面目全非：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和金钱挂在一起。语言词汇都翻新了：以前叫“同志”，现在叫“先生”，然而“先生”在我们这里似乎还没有习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贵族家谱，这是时尚！有人又开始喊“公爵”和“伯爵”，而早前让我们自豪的工人和农民，已经成为回忆。人人都画十字和祷告。我们认真地讨论，君主制是否能够拯救俄罗斯。大家现在都爱沙皇，在1917年那可是每个女学生都喜欢嘲笑的对象。这个国家对我来说已经很陌生了。陌生得很！以前朋友到家里做客，大家都在讨论书籍、戏剧；现在都在讨论谁买了什么，汇率多少。还有政治笑话。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只有嘲弄一切。一切都是可笑的。“爸爸，谁是斯大林？”“斯大林是我们的领袖。”“我以为只有酋长国才有领袖。”在亚美尼亚电台的节目中有人问道：“斯大林留下了什么？”亚美尼亚电台的答案是：“斯大林留下了两套内衣，一双靴子，几件长袍，其中一件是节日穿的，价值苏联货币四卢布四十戈比。还有庞大的帝国。”第二个问题是：“俄国士兵是怎样打到柏林的？”答案是：“俄国士兵没有英勇到敢于撤退。”我不再去做客，也很少外出。我在外面看到什么？节日财神！除了钱包，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而我呢？我是乞丐，我们都是乞丐。我们这一代所有的人，前苏联人……都没有账户，没有不动产。我们的东西也太苏联，分文不值。我们的资本在哪里？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就是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经历。我只有两份证明，就写在普通学习笔记本那样的纸张上：“……恢复名誉……”和“……由于缺乏犯罪证据而平反……”一份是爸爸的，一份是妈妈的。曾几何时，我为儿子骄傲过，他作为空军飞行员在阿富汗服过役。可是现在，他在市场卖货……他可是少校啊，得过两枚战斗勋章！现在成了个小商贩！以前叫“投机倒把”，现在叫“生意人”。他去波兰，带去伏特加酒、香烟和滑雪板，从那边带回柔软的布料。破烂货！到意大利带去琥珀，从那里带回马桶、水龙头和活塞。唉！我们家从来不让推销员进门！我鄙视他们！就让我成为一个遗留的苏联分子吧……也比做买卖要好得多……

在这里，我向您承认……我还是更喜欢从前那些人，他们都是自己人……我和那个国家一起成长，经历了她所有的历史。而对现在的国家，我无动于衷，这不是我的国家了。（我看她累了，就关掉录音机，她把她儿子的电话号码写下来给我）您去问他吧，我儿子会讲述……他有自己的故事……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代沟，我知道……（热泪盈眶）现在你走吧，我想单独待一会儿。

儿子：

他很长时间都不让我开录音机，后来却意外地主动建议我：“就录这段吧……反正已经成了历史，不再仅仅是父与子的家庭冲突。不过别引用名字。我不是害怕，是我不喜欢。”

……您已经知道了一切……那么，我们来谈谈死亡吧？没有什么难以理解，可是……其实……却是绝对陌生的感觉……

……至今我还是喜欢看苏联电影，其中的一些东西在现代电影中难以找到了，而我喜欢的正是这些“东西”。从小就喜欢。但到底是什么？我不能简单地表达出来。我对历史着迷，那时候读书的人很多，我读过切柳斯金等探险家的故事，读过契卡洛夫的故事，也读过加加林和科罗廖夫的故事……但我长期对1937年一无所知。有一天，我问妈妈：“我们的外公是死在哪里的？”妈妈当即晕了过去。父亲说：“以后不要再问妈妈这个问题。”我是十月革命的后代，是少先队员，我相信与否，并不重要。也许我相信你？最好不要去思考……后来我又加入了共青团。我们在篝火边歌唱：“如果朋友突然变得/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这样的话……”接着往下说吧……（他点了一根烟）梦想？我就是梦想成为一名军人。飞上天去！又体面又帅气。那时候所有女孩子都梦想嫁给军人。我最喜欢的作家是库普林。他就是一名军官！我喜欢漂亮的军装，幻想英雄般地壮烈牺牲！我羡慕军人像男子汉那样喝酒，建立男子汉那样的友谊。这些都深深吸引了我，因为我有着青春的热情。家长也都支持我。反正我从小就是被苏联书籍培养起来的：“人高于一切”“没有人不可能做到的”“人，发出骄傲的声音”。那个时候，我们大谈那些现实中不存在的“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人”……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候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而现在，他们都消失了。百事可乐的一代有什么理想主义？都是实用主义者。

从军校毕业后，我在堪察加服役。那是边境，只有白雪和丘陵。在我的国家，我最喜欢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大自然，无比美丽的景色。就是这样……绝对的！两年后，上级又把我送进军事科学院学习，我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一排排的红五星！优秀职业军人！倘若为我举行葬礼，那是要鸣响礼炮的……（喊了起来）时过境迁了……我从苏联少校变成了商人，专卖意大利的家用暖气煤气和通风设备……如果十年前有谁能预言我有今天，就算我不会痛打那位预言家，肯定也觉得这是个大玩笑。我那时是个绝对的苏联人，对于爱钱感到羞愧，执着于自己的梦想。（吸了口烟，沉默了一会儿）真让人遗憾……我们忘了很多东西，是因为事情出现得太快。世界如同万花筒一般。最初，我爱上了戈尔巴乔夫，接着又对他感到失望。我去了示威现场，大声吼道：“要叶利钦！不要戈尔巴乔夫！”大喊“打倒宪法第六条！”甚至张贴了一些传单。我们讨论又阅读，阅读又讨论。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我们的父母只想言论自由和阅读自由。他们的梦想是在人道社会主义下，过着有人情味的生活……而年轻一代呢？我们……我们也梦想着自由。但自由究竟是什么？这是一堆理论……我们想的是像西方人一样生活，听西方音乐，和他们穿一样的衣服，周游世界。“我们要改变……改变……”维克多·崔唱道。但要向何处去，我们没弄明白。所有人都在梦想中……食品店里有三升罐的桦树汁和腌白菜，有一袋一袋的香叶、意大利面条、黄油、大米、小米、烟草……消灭排长队买伏特加！可是人们还在印刷普拉东诺夫和格罗斯曼的禁书……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我活着回来了，我认为所有到过阿富汗的人都是英雄。可是当我们回到祖国时，祖国却没有了！取代祖国的是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鄙视我们！军队被瓦解，军人被抹黑、被谩骂，说我们是杀人者！从祖国保卫者变成了杀人者！所有的事情都强加在我们身上：不管是阿富汗，还是维尔纽斯和巴库。到处都在流血，晚上穿军装上街都不安全了，可能遭到殴打。因为没有食物，没有商品，人们都变得很凶恶。没有人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飞机无法飞行，因为没有燃料。飞行员坐在地上打牌，狂饮伏特加。军官的薪水只能买十个大饼。一位战友开枪自杀了……又一位紧跟着……不少人离开军队，能去哪儿就去哪儿。大家都有家庭……我有两个孩子，还有一只狗和一只猫，怎么活下去？狗被人抓去卖肉了。一连几星期，我们只能喝粥。所有这些记忆现在都模糊了……是的，趁着还有人记得当时的一些事情，应该都记录下来。我们这些军官……夜晚去卸过货车，当过保安，铺过马路沥青。和我一起干活的有博士、医生、外科大夫，甚至还有钢琴演奏家。我学会了贴瓷砖和安装防盗门，等等。后来，大家开始做生意……有人卖电脑，有人卖牛仔裤……（笑）两个人约好：一个人买来一箱子酒，另一个人卖。举手之劳！一个找资金，另一个想办法能在哪里弄到酒。这好像是政治笑话，其实都是真事。我现在什么生意都能做：从破旧的运动鞋到直升机……（停顿）

但是，我们活下来了！总算活过来了……国家也熬过来了！可是我们对于精神还知道什么吗？只要精神还在。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都不错。一个人开了个建筑公司，另一位有个小杂货店，卖奶酪、肉类和香肠，还有个朋友在卖家具。有的人在国外有投资，也有人在塞浦路斯有房子。一个是博士，一个是工程师，都是聪明人，受过良好教育。报纸上描绘了“新俄罗斯人”的形象：戴着十公斤的金链子，车上是满满的黄金和白银，简直像民间传说故事！只要不是傻子，生意成功就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就这样，我们经常见面聚会……我带来了昂贵的白兰地，但喝的还是伏特加。我们喝伏特加直到凌晨，酒醉后相互拥抱，高唱着《共青团员之歌》：“我们是共青团员，我们是志愿者……/我们因为永恒友谊而强大……”我们还记得上大学时怎么去开荒种土豆，还有在军队体验生活时好玩的事情。总之，我们都怀念苏联时期。您理解吗？我们的聊天总是这样结束：“今天已经无法无天，我们需要斯大林。”我告诉您吧，虽然我们一切都很好，又怎么样呢？就拿我来说，11月7日还是我的节日。我在这天庆祝某种伟大，我为它感到遗憾，甚至是非常遗憾。如果实话实说，一方面这让我很怀旧，另一方面也让我恐惧。每个人都想离开这个国家，去赚钱。我们的孩子？他们都想学会计。但问问他们有关斯大林的事情……完全不知道！只有大概的印象。我给儿子读索尔仁尼琴，他一直在笑。我听到了！他在笑。对他来说，一个人被指控为三个情报机构的间谍，这已经就是荒谬的玩笑。“爸爸，哪有这种不识字的调查员，每一个单词都有拼写错误。甚至枪决这个单词他们也拼不对……”他永远不会理解我和我的母亲，因为他一天也没有在苏联生活过。我，我的儿子，我的母亲……我们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虽然都是俄罗斯，虽然是一家人，但我们彼此之间是一种奇怪的关系。奇怪得可怕！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被骗了……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炼金术，是一种炼金术的想法。我们飞速向前，但不知方向在哪里。“想加入共产党应该去找谁？”“找心理医生。”我们的上一辈，我的母亲，他们很想听到的是，自己经历了一种伟大和不平凡的生活，他们深信自己的信仰有价值。但他们真正听到的又是什么？四面八方都在说，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空话废话，除了导弹和坦克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时刻准备回击任何敌人，如果能够击退的话！但是，一旦没有战争，他们的一切都崩溃了。没有人能明白这是为什么。人们需要思想……但是却没有学会思想。大家只记得恐惧和谈论恐惧……我曾经读到过：恐吓也是爱的一种形式。好像是斯大林说的……如今，博物馆空空如也，教会却天天爆满，因为我们都需要心理辅导。您以为楚马克和卡什皮洛夫斯基是治疗身体的？他们是治疗心灵的。成千上万的人坐在电视前像被催眠了一样听他们演讲，随着他们的指引走。这是毒品！是可怕的孤独感、被抛弃感造成的……从出租车司机到办公室职员，从艺术家到学者，如今所有人都陷入一种无理性的孤独感当中……生活完全改变了。现在的世界按照另一种方式被划分：不是“白军”和“红军”，也不是谁坐牢谁看押，谁读索尔仁尼琴谁不读，而是谁买得起谁买不起。您不喜欢吗？不喜欢……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我……我就不喜欢，我甚至不喜欢我自己。您，甚至还有我，我们全都曾经是浪漫主义者……天真的六十年代精英群？一群真诚的人。我们相信，我们的共产主义失败了，俄罗斯人现在急切地要学习自由，学会生活。生活！什么都想试试，都想尝尝，都想品味一下。美味食品、时髦服装、环球旅游……人们想看棕榈树和沙漠，想看骆驼……而不是满眼都是战火、燃烧，不想总是举着火把与斧头奔跑。不，我们就是想要简单的生活，想和其他人一样，但是法国和摩纳哥那种生活，是我们无法企及的！给你土地，但是可能收回；允许做买卖，但可能因此入狱。工厂会被没收，商店会被没收……这种恐惧感还是时不时刺激着小脑，缠绕着人们。要知道曾经有过怎样的历史啊？！必须要赚快钱。没有人去想任何大事业或宏伟计划，吃饱喝足就是最伟大的事了！只想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普通的平凡人……平平常常，你懂的！至于伟大事业……只有在喝了小酒之后才想起来……我们是第一个飞上太空的……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却没有洗衣粉和卫生纸。该死的厕所总是在滴水！塑料袋用过后洗净晾在阳台上。有一台家用录像机就像有私人直升机一样。一个小伙子穿着牛仔裤，我们并不是嫉妒他，只是有一种观赏的兴趣，异国情调而已！可那是有代价的！付出的是火箭和飞船的代价，是伟大历史的代价！（停顿）我对您说了这么多，说出了今天所有想说的话，但是没有人互相倾听……

……在医院里，我母亲的旁边躺着另外一个病人。我走进病房，总是先看到她。有一次，我发现她想和女儿说点儿什么，却说不出来，支支吾吾。她的丈夫也来了，她也想跟他说话，但终究也没有说。她又转身对我说了句什么……然后就看到她抓起自己的拐杖，你知道的，用拐杖去敲打挂着的点滴瓶子，敲击病床……她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发抖，在狂怒……她是想要说话。她今天能和谁说啊？您告诉我，她还能和谁说话？一个人在空虚中是不能生活的……

……我一辈子都爱自己的父亲。父亲比母亲大十五岁，参加过战争。但是战争并没有像打垮别人那样打垮他，也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战争的阴影并没有缠住他。他到现在仍然去打猎、钓鱼、跳舞。他结了两次婚，娶过两位美女。我童年的记忆犹新……我们准备一起去看电影，父亲叫住我说：“看看我们家的妈妈多么漂亮！”有些打过仗的男人总是吹嘘：“我打过枪，我埋过人，战场上血肉横飞。”我爸爸从来没有那种战争傲慢。他经常回忆一些与战争无关的事情，愚蠢可笑的事情。比如胜利日那天，他和一个战友去村里找姑娘，却碰巧抓获了两名德国俘虏。还有溜进木板厕所的人，却掉进齐脖子深的粪坑里。还说战争快结束时，已经舍不得开枪了，枪已经打够了。父亲与灾难靠得很近，但他很幸运：在战场上可能被杀死，但是没有被打死；在战争前可能去坐牢，但是也没有坐牢。他有一个哥哥——万尼亚伯父，就是不同的结局。在叶若夫时期，三十年代……伯父被放逐到沃尔库塔的矿山，过了十年与外界隔绝的日子。他的妻子被同事陷害，从五楼纵身跳下身亡；他的儿子在祖母身边长大。等到万尼亚伯父回来了，已经手臂干枯，牙齿掉光，肝脏肿大。他又回到同一家工厂上班，同样的职务，坐在同一间办公室，在同样的办公桌旁……（又开始吸烟）而他对面就坐着那个告发他的人。他们心照不宣，万尼亚伯父知道是他告密的……和以前一样，他们一起去开会、游行，一起看《真理报》，支持党和政府的政策。在节假日，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伏特加。等等……这就是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是这样……想象一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刽子手和受害者，能够坐在一个房间，通过一个小窗口向同一个会计领薪水吗？他们在战后得到同样的勋章，现在领取同样的养老金……（沉默）我和万尼亚伯父的儿子是好朋友。他从来不读索尔仁尼琴，他家里也没有一本关于劳改营的书。儿子等待着父亲回家，但等回来的是另一个人，是一个不完整的人……满脸皱纹，全身萎缩，生命很快就要熄灭了。“你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他对儿子说，“你不知道……”他的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个调查员的身影。那是一个膀大腰粗的汉子，把犯人的脑袋按入便桶，死死按住直到对方呛死。而万尼亚伯父……被全身赤裸地吊挂在天花板上，从口鼻中，从全身所有的出口中，灌入尿液。审判员往他耳朵里撒尿，大声叫喊：“你很聪明……再想出一些聪明人来吧！”万尼亚伯父想出来了，签了所有的名。要是想不出来，不签字，他的头就会被按进便桶。后来，他在板房里见到了被他想出的一些人……“是谁告的密？”他们都在猜。告密者是谁？谁……我不是法官，您也不是法官。万尼亚伯父是被担架抬回牢房的，浑身都是血和尿，还有他自己的屎尿。我不知道人类在何处终结……您知道吗？

……当然，我们的老人们都很可怜……他们在体育场捡空瓶子，在地铁里卖卷烟，在夜里翻垃圾桶。但是，我们的老人也不是无辜的……他们当时那些恐怖的思想、煽动性的理想，是最可怕的。（沉默）但是我永远不会跟妈妈说这件事，我试过……她会歇斯底里的！

他想结束谈话，但不知怎么又改变了主意。

……如果这些是我在什么地方读到或者听到的，我绝不会相信，但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发生的……就像一个蹩脚的侦探故事里的情节：和伊万.Д的会面。需要写出伊万姓什么吗？为什么？他已经不在了。他们的孩子们？有谚语说：儿子不能为老子负责任……对啊，那时的孩子们，现在也都是老人了。何况孙子和曾孙？我不说孙子，就说曾孙吧。他们连谁是列宁都不知道，列宁爷爷被遗忘了。但他已经有了纪念碑（停顿），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说会面……那时我刚刚得到中尉军衔，准备结婚……要娶伊万的孙女。我们已经买了结婚戒指和婚纱，我们就叫她安娜吧……很美的名字，对吗？（又点了一根香烟）她是宝贝孙女，家里人开玩笑地叫她是“宝贝疙瘩”，这是爷爷的发明，就是说她非常非常可爱。她很像爷爷，外表更是像极了。我来自一个普通的苏联家庭，全部生活都靠工资，而他们家里有水晶吊灯、中国陶瓷、地毯、全新日古利轿车，全都非常别致！只有一台旧“伏尔加”轿车，老头还不想卖掉。当时我已经在他们家里住了，每天早晨用白银茶具在餐厅喝茶。那是一个大家族，岳父岳母，女儿女婿……岳父是个教授。只要老人不对他生气，他总是说同一套话：“是的，我知道这些人……他们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嗯，都是些细节，但我当时听不懂……听不明白！后来我才想起来……那以后……少先队员们来访问他，把他的回忆记录下来，把他的照片带去博物馆。我在他家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在家休养。他以前常去学校演讲，给优秀学生系红领巾。他是个受人尊重的老战士，每个节日都会收到很多很多贺卡，每个月都有额外的食品配额。有一次，我跟着他去领食品。在一个地下室里，我们得到了长腊肠、腌黄瓜、保加利亚西红柿、进口鱼罐头、匈牙利火腿罐头、青豆还有一罐鱼肝油……在那时候，这些都是稀罕物！特权待遇！他马上接受了我：“我很喜欢军装，鄙视夹克衫。”他向我展示昂贵的猎枪：“以后都留给你了。”整个公寓的墙壁都被巨大的鹿角占满，那是他的狩猎战利品。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猎人，十年前他领导着这座城市的狩猎与钓鱼者协会。还有什么？关于战争，他谈了很多……“在战斗中向遥远的目标射击，这只是在做一件事，因为所有人都在射击……但如果是拉出一个人枪毙，就不同了。人就站在三米开外……”他总是说出这样一些故事，和他在一起不会闷。我喜欢这个老人。

我办婚礼度婚假是在仲夏时节。我们住在一幢大房子里，那种老式别墅……不是公家别墅，大概400平方米吧，我不记得到底有多大，后面有一片老松林。别墅是上级奖励给高级官员的，表彰他们的功勋，也分给学者和作家。我早上起来，老人已经在花园里了：“我的灵魂还是农民。我从特维尔到莫斯科是穿着草鞋进城的。”到了晚上，他常常独自坐在阳台吸烟。他对我没有隐瞒秘密：肺癌手术无效，医院已经宣告他即将死亡。但他一直戒不掉烟。他是带着《圣经》从医院回到家里的：“我一生都是个唯物主义者，但临死前我皈依了上帝。”那本《圣经》，是在医院里照顾重病号的修女送给他的，他要用放大镜读。午饭前他看报纸，午觉后读军事回忆录。他收集了整整一房间的回忆录，就像图书馆：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等等。他本人也很喜欢回忆，我好像看到了活着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和切柳斯金们。他总是老生常谈：“人们都爱斯大林，都想庆祝5月9日。”我和他争论说，开始改革了，俄罗斯民主的春天要来了……我真是很幼稚！有一次，家里其他人都进城了，只留下我和他两个人。两个男人在空荡荡的别墅里，与伏特加为伴。“我才不理会医生呢！我已经活过来了。”“给您倒酒？”“倒点儿吧。”闲聊起来……我并没有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没有马上想到这里需要一个牧师。一个人想到了死……但不是马上……首先还是那几年常常听到的谈话：社会主义、斯大林、布哈林、斯大林向全党隐瞒列宁的政治遗嘱……所有的都是四处听到或者报纸上看到的。我们俩喝多了，喝得很痛快！他喋喋不休说着：“你这小年轻！小菜鸟……你听我说！不能给我们的人自由！绝对不成！我明白！”他骂起娘来。如果不说粗口，一个俄罗斯人就不能说服另一位俄罗斯人。于是我也骂出来。“你注意……”我，当然……我很震惊！他劲头更足了：“要给这些闹事的人戴上手铐，让他们拿着镐头伐木去。我们需要恐惧。没有恐惧，我们就到了土崩瓦解的时刻。”（长时间的沉默）我们都以为，怪物必须有角和蹄，可是现在坐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生了病，不断揩鼻涕，还在喝伏特加……我当时就想……我是第一次这么想……永远都是受害者留下来做证，而刽子手们保持沉默。但他们正在垮台，落入一个看不见的黑洞。他们没有名字，也没有声音。他们就这样毫无踪迹地消失了，关于他们，我们什么都不会知道。

在九十年代……那时候刽子手们还活着，他们很害怕……报纸上披露了一个调查员的名字，他拷问过瓦维洛夫院士。我还记得，那人的名字叫亚历山大·赫瓦特。报纸还公布了其他几个名字，于是他们惊慌失措，打开档案，偷走了“机密”文件，消灭了罪责。这下有些人忙乱了。虽然没有人继续追踪，也没有专门统计数字，但全国范围内有几十个人自杀了。我们将他们自杀的原因归结为帝国的崩溃，归结为贫困，但是有人告诉我，自杀者都是相当富裕、声名显赫的老人。没有明显的自杀理由，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全都在有关部门工作过。当有人良心发现的时候，当有人恐怕家人知道的时候，都会非常害怕，会出现恐慌的极点。他们不会不明白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不会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身边形成了真空……对于经验丰富的活动家来说，这都是永恒的情节！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胆战心惊。在《真理报》还是在《星火》杂志上——我记不清了，刊发了一位监狱看守的信。这家伙就不害怕！他写到，在西伯利亚服役的时候，他疾病缠身，但他不惜个人健康，十五年时间看守“人民公敌”。他写到这项工作如何艰苦，夏天被蚊子折磨，冬天被严寒摧残。我记得他还写到上级发外套给体弱的士兵，而大领导就有羊皮大衣和毡靴穿。他还说，现在没有被消灭的敌人又抬头了……反革命很嚣张！这封信写得气势汹汹……（停顿）但马上就有以前的犯人回应他，他们不再害怕，不再沉默了。他们写到在劳改营里的犯人怎么样被脱光衣服绑在树上，让蚊虫慢慢把他们吃掉，直到只剩下一副骨头。冬季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没能完成日常工作的犯人身上怎样被浇上水，就像几十个冰雕立在那里，直到春天……（停顿）至今还没有任何人被审判过！没有任何人！刽子手们拿着丰厚的退休金颐养天年……我说什么好？不需要呼吁人们去忏悔，不要主观臆想什么“我们的人民是善良的人民”，其实没有人愿意忏悔，这是一项很艰难的事情。我自己就常去教堂，但是要忏悔的时候，我就犹豫了，对我来说这很艰难。真相是，人类仅仅会可怜自己，但不会可怜别人。就是这样……老人跑到阳台上，大吼起来，我的头发都吓得竖了起来！听了他的话，我毛骨悚然！关于那段历史，我已经知道了很多事，我读过沙拉莫夫……而在这里，桌子上摆着一盒糖果和一束鲜花，绝对平和的环境。但是这就是对比，让反差更加强烈。有恐惧，也有好奇，说实话好奇多于恐惧。我们总是想，想去看看万人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被安置的。

“当我被招进内务部工作时，非常自豪。用第一份工资给自己买了一身漂亮的衣服。”

“……这份工作像什么呢？可以把它比作战争。可要真是在战争中，我倒是会放松了。你向德国人开枪，他们只用德语哭喊。可是这些人呢，他们用俄语哭喊，就像自己的亲人……向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开枪就容易些，可是这些人，他们说的是俄语：‘你们都是木头啊！都是白痴啊！快把我们了结了吧！’他妈的……我们全身都是血，只能把自己的手掌在头发上抹几下……有时会发给我们皮围裙……工作就是这样的。服役嘛。你太年轻了……改革！什么改革啊！你相信那些吹牛家，听他们瞎喊：自由！自由！在广场上来回奔跑，斧头还搁在那儿呢，主人的斧头经历得多了……我都记住了！妈的！我是一个军人！上级对我下令，我就前进，我就射击。他们对你下令，你也得去。必须去！我杀死敌人，消灭害虫！这是有文件的，判决书上写着‘捍卫社会安全的最高手段’，这是国家级的判决，这是工作——不要去管上帝了！有的人没有被直接打死，倒下去像猪一样惨叫，吐血……最难受的是向微笑的人开枪，他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鄙视你。双方都号叫咒骂。这样的工作是无法忍受的，我做不到……我一直想喝水！喝水！至于狂饮之后……他妈的！下班时，他们给我们带来两个桶：一桶伏特加和一桶花露水。伏特加都是下班后发，而不是在工作前。我在哪儿读到过来着？是的，反正现在一切都被写出来了，写得很多……人们在上半身抹上很多花露水。刺鼻的血腥味有种特殊的气味，有点儿像精液……我有一条牧羊犬，下班后连它都从来不想靠近我。妈的！……你怎么不说话？你还太嫩，没上过阵……听我说！虽然很少……但是我遇到过一个士兵，他就是不喜欢杀人，就把他从行刑队调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我们都不太喜欢这样的人。有很多像我一样农村出来的兵，比城里人更厉害，承受力更强，更容易习惯于面对死亡：有人经常在家杀猪，有人经常射杀野猪，至于杀鸡，是人人都会的。对于死亡，必须习惯于看到它……头几天就是带他们去看，行刑或者押送犯人时，战士们只是在场。有时候他们也会失去理智，忍受不住。这也是个精细活……杀只兔子也需要熟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妈的！……你让人跪下，用左轮手枪几乎贴着他的左后脑勺开枪，射进左耳……快下班前，手臂垂下来，就像挂起来的鞭子，特别是执行的那个手指。如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我们也有工作计划，就像在工厂一样。起初士兵们不适应计划，生理上不适应，于是就叫医生会诊，后来还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每星期给所有士兵按摩两次，按摩右手和食指。按摩食指是必须的，这是开枪时最用力的部位。我因为用右手开枪，所以留下了右耳耳聋的后遗症……”

“……因为‘完成党和政府的特殊任务’和‘忠诚于列宁和斯大林党的事业’，我们还被授予了证书。我把这些证书夹在特殊的纸张中，收藏在一个衣柜里。一年一次，上边都送我和家人去很好的疗养院。那里有特殊的食品，有很多肉……还有身体治疗……我妻子不知道我的工作内容什么，只知道是保密工作，责任重大的工作。这就是一切。我是为了爱情结婚的。”

“……战争中要节约弹药，如果是在海边……我们把人塞满一条驳船，像鲱鱼桶一样。舱底没有哭喊，只有我们野蛮的咆哮：‘我们骄傲的瓦良格绝不向敌人屈服/对任何人都不怜悯……’我们用金属线把每个人的双手绑在一起，脚上压上石头。如果天气好，风平浪静，就能够看到舰船慢慢沉到海底……你看到了什么？黄口小儿！你能看到什么？！妈的！……倒酒吧！工作就是这样，这是职责……我告诉你，你要明白：苏维埃政权是至高无上的，我们要捍卫她，保卫她！我们晚上返回时，船舱空空的，死一般的寂静。大家只有一个念头：我们要上岸！而且我们在那里……哟……多年来我在床下都准备了一个木箱子，里面有换洗内衣、牙刷和剃须刀。枕头下有一把手枪，时刻准备朝着自己的太阳穴开枪。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不论士兵还是元帅，都是平等的。”

“……战争开始了，我马上请求上前线。在战斗中死去并不像在这里这么可怕。你知道，那是为了祖国牺牲。一切都简单明了。我解放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妈的！……我在柏林结束了战斗征程。我有两枚勋章。胜利了！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胜利之后我被逮捕了。特工早就准备好了名单……契卡的人只给我两条路——要么死在敌人手中，要么死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手中。判了我七年。我整整蹲了七年牢。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见集中营，在六点钟惊醒。为什么坐牢，没有人对我说。为了什么？！他妈的……”

他神经质地揉搓着一个空香烟盒。

也许我撒了谎。没有……我没有撒谎，那不一样……我想我不是撒谎……早上我找了个理由，编造了一些事情，就离开了。是逃跑了！这婚礼搞得一团糟。是啊……这叫什么婚礼啊？我已经不能再回到那个家了。不能了！我逃回了部队。新婚妻子……她无法理解，不断给我写信……她很痛苦，我也是一样……但我现在不是说这个，不是说爱情……这是另外的故事。我想弄明白……您想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人？对吗？不管怎样，杀人——这是一种兴趣，尽管他们不能说出来，杀人者当然不可能是普通人。他被吸引……他好奇，他邪恶得如痴如醉……几百本书都描写过希特勒和斯大林：他们的童年，他们的家庭，他们最喜欢的女人，他们喜欢的酒和香烟……我们对每一个小细节都感兴趣，都想弄明白……帖木儿、成吉思汗，他们都是怎样的人？而几百万和他们相同的小人物，同样也干了可怕的事情。但只有极少数是疯子，其他都是正常人：他们与女人亲吻，他们下国际象棋，他们为自己的孩子买玩具……每个人都以为这不是我，不是我把他吊在拷问架子上，把他的脑浆打得溅到天花板上；不是我用削尖的铅笔刺入女人的乳头。这都不是我干的，而是一个体系干的，是斯大林本人干的……甚至他会说，这不是我决定的，是党的决定……他们这样教训儿子：你以为斯大林就是我。不！斯大林是他！他指着墙上自己的肖像。不是指自己，而是指自己的肖像！死亡机器不间断地工作了几十年……它的逻辑是独一无二的：受害者就是刽子手，而刽子手最终也是受害者。好像这不是人类发明的，一切只是完全产生于自然界当中。齿轮在旋转，但是没有人有罪过。没有！每个人都很可怜，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在链条的末端是所有人！就是这样！那时候，我还因为年轻而吓得说不出话来，我今天不会再追问到底了……但我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害怕了……当我了解了所有人之后，我对自己害怕了。我害怕，因为我是个普通人，是个弱者。我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或者黄的，我是各种颜色的……在苏联学校里我们学到的是，人类原本都是好人，都很漂亮，我的母亲至今仍然相信是可怕的现实让人类变得可怕了，而人类本质上都是好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其实……人的一生都是在善恶之间摇摆着。或许你就会用削尖的铅笔刺入女人的乳头，或许你会……选择吧！选择吧！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是无法忘记……（他大声喊道）我看电视，听收音机，富人和穷人再次出现了。有人疯狂购买鱼子酱，购买岛屿和飞机，另一些人连白面包都没的吃。我们不能长期这样下去！斯大林仍然被称为伟人，主人的斧头还搁在那儿呢，主人的斧头经历得多了……你就记住我的话吧。你问……（我也在问）人类是否很快就会终结，是不是已经折腾够了？我可以回答你：椅子腿插入肛门或锥子刺入阴囊——那不是对人。哈哈，那不是对人……只是垃圾！哈哈……

（已经要道别了）好，我已经讲了整个故事……成千上万的真相已经曝光。过去，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无数的血肉模糊，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个伟大的时代。在厨房里，我们每天都在作战。但很快年轻人就长大了……他们是狼崽子，就像斯大林说的，他们很快就长大了……

再次告别，但他随即又开始说话。

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业余摄影师拍的照片，如果不知道照片上的人物是谁，会以为就是些普通军人的照片——但那是奥斯维辛的党卫军军官和士兵。照片里有很多女孩，这是在晚会和郊游时拍摄的。照片里的人们年轻、快乐（停顿），这是博物馆里保存的由我们的安全人员拍摄的照片吗？要是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那些美丽的充满人情的面孔，都是现场拍摄的……我们长期被教导说，这样的面孔是圣洁的……

我真想离开这个国家，或至少让孩子走出这里。我们都将离开。主人的斧头经历得多了……我记得……

几天后，他打来电话，不允许刊出他的采访文字。为什么呢？他拒绝解释。后来我得知他举家移民加拿大了。我再次找到他，已经是十年之后，而他同意出版这次采访了。他说：“我很高兴及时离开了。那段时间，到处都喜欢俄罗斯人，而现在又害怕了。难道您不害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