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米拉·马利克娃，技术员，四十七岁

女儿的故事

那个时代，所有人生活都一样糟

你熟悉莫斯科吗？昆采夫斯基区……我们就住在那里的一个五层楼上，是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我们和外婆团聚时就搬过去了。外公去世后，外婆独自住了很长时间，眼见她的身体越来越弱，我们决定搬过去，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对此我很高兴，我爱外婆。我和她一起去滑雪、下棋。外婆真棒！爸爸……还有爸爸，但是爸爸和我们一起的时间总是很短。他很任性，在家里和哥们儿一起大喝特喝，妈妈就赶他出去……他在封闭的军工厂工作。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爸爸会在周末给我们买来礼物，糖果、水果，他总是想弄来最大的鸭梨和苹果给我一个惊喜：“闭上你的眼睛，尤列奇卡。好了，睁开吧！”爸爸笑得真好看，直到有一天，他失踪了……离开我们之后，他和一个女人同居了，那人是我母亲的朋友。后来她也受够了他酗酒，把他赶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但如果他还活着，他应该会来找我……

在我十四岁之前，家里人生活得很开心。那是改革之前，生活很正常。直到资本主义开始，电视上大谈“市场化”。对于这一切，大家都不太明白，但也没有人解释。一切都是从人们可以痛骂列宁、斯大林开始的。年轻人咒骂，老年人沉默。如果听到有人骂苏联共产党，他们就从无轨电车上下去。我们学校一个年轻的数学老师反对共产党，而另一个年长的历史老师则支持共产党。外婆在家里说：“现在是投机倒把的人取代了共产党。”妈妈不同意这个看法：“不是的，”她说，“我们将拥有一个公平美好的社会。”她经常去参加集会，兴奋地向我们转述叶利钦的讲话。但是我们的外婆没有被她说服：“把社会主义拿去换了香蕉，换了口香糖……”她们一大早就开始争论，直到妈妈出门上班，晚上下班回来又会继续争。电视里一出现叶利钦，妈妈就立刻坐到椅子上去看：“一个伟人啊！”外婆就不断地画十字：“罪人啊，上帝宽恕他吧。”她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她投票给久加诺夫。

后来每个人都去教堂，外婆也跟着去，开始画十字、吃斋，但她只信共产主义……（沉默）外婆喜欢给我讲战争的故事。那年她十七岁，主动申请上前线，在那里她和外公坠入爱河。她梦想做一个电话接线员，但她参加的那个部队需要一个炊事员，于是她就当了一名炊事员。我外公也是炊事员。他们一同在医院里照顾伤员。伤员们会疯狂地尖叫：“冲啊！冲啊！前进！”她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可惜的是，我只记得一些片段……护士总是备着漂白粉，药片和药粉用完的时候，她们就用漂白粉做成药丸哄骗伤员们，免得伤员们骂人，用拐杖打她们……那个时候没有电视，谁都没见过斯大林，但所有人都盼望看到斯大林。我外婆也是一样，直到去世，她都很崇拜斯大林：“如果没有斯大林，我们就得去给德国人舔屁股。”她还说粗话呢。妈妈就不喜欢斯大林，她叫他“小人”和“凶手”……如果说我对这个问题很有思考，那是骗人话。我的生活，就是想着快乐，还有初恋……

妈妈是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一名技术员。我们的关系就和朋友一样，我会和她分享自己所有的秘密，即使是别的孩子不会和母亲讲的事情，我也会和妈妈讲。在我眼里，她不是一个成年人，而像是一个大姐姐。她喜欢读书，喜欢音乐，喜欢这样子生活。外婆才是我们家的“领导”……妈妈回忆说，我小时候非常听话，她从来不需要哄我，劝我。真的，我爱妈妈……我喜欢自己长得像她，而且越来越像，几乎就是一模一样。我喜欢这样……（沉默）我们并不富裕，但是生活不错。周围全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妈妈的朋友来了，大家就一起聊天、唱歌，很开心。我从小就会唱奥库扎瓦的歌：“一个士兵生活在世界上/美丽而勇敢/但他是一个孩子的玩具/其实是纸做的士兵……”外婆会烤好美味的饼子，端到桌子上。很多男人追求妈妈，他们都给她送花，给我买冰激凌，甚至有一次她问我：“我能结婚吗？”我当然不反对，因为我妈妈那么漂亮，我不愿意她孤独一人，我希望有一个幸福的母亲。她在街上总是引人注目，引来一个又一个男人回头。“他们这是干啥啊？”我小时候总要问。“我们走！加油！”妈妈笑了，笑得很不寻常。真的，我们过得很好。后来我一个人回到我们住过的街道上，看着我们旧房子的窗户。有一次我忍不住就去按了门铃，那里已经住着一个格鲁吉亚家庭。我猜他们以为我是乞丐，想给我一点儿钱和食物。我哭着跑走了……

不久，外婆病倒了，她这个病总是想吃东西，每隔五分钟就跳起来到楼梯上大喊大叫，敲打墙壁，说我们要把她饿死。妈妈带她去过一个特殊的诊所，但最后还是决定自己照顾她，她很爱外婆。外婆经常从橱柜里拿出战争时候的照片，一边看一边流泪。照片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不像外婆，但确实是她。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就是这样的，是的……直到去世，外婆都在坚持看报纸，她对政治很感兴趣。但生病时，她的床头只放了一本《圣经》。她叫我一起念：“尘归尘，土归土，灵魂归于赐灵的神……”她不断地思考死亡：“我这样太辛苦了，孙女。太无聊了。”

那是个周末，我们都在家。我走进外婆的房间，发现她的情况很差，只能躺着，已经不能走路了。她呆呆地望着窗外。我给她喂水喝。过了一会儿，我再去看她，叫她，她不答应，我抓住她的手，冷冰冰的，眼睛依然睁着，盯着窗外。我之前从来没有面对过死亡，被吓哭了。妈妈跑过来，马上大哭起来，她合上了外婆的眼睛。必须打电话叫救护车……他们很快就到了，可是大夫问妈妈要钱，否则不开死亡证明，也不送外婆去太平间。“你们想怎么样呢？这就是市场经济！”我们家里已经没钱了，妈妈早就被上一个老板辞退了，找了两个月工作，还是没有找到，无论哪里招工她都跑去应聘，但是那些地方早就已经排上长队了。妈妈毕业于技术学院，有红色的毕业证书。她本来希望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但这个愿望甚至难以启齿，因为有大学文凭的人们都在做售货员、洗碗工、打扫办公室。一切都变了……街上都是我不认识的人，大家身上似乎都裹着一层灰色，没有别的颜色。“这都是你的叶利钦、你的盖达尔干的好事……”外婆说，当时她还活着，“瞧瞧他们都对我们做了什么？战争差点儿就要爆发了。”妈妈沉默不语，出乎我的意料，她竟然不反驳了。我们总是这样看着家里的每一件东西：它能不能卖些钱？后来都没什么可卖的了……外婆的退休金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我们只吃得起一种灰色的通心粉……外婆一辈子攒了五千卢布，存在银行里，在过去这是很大一笔钱，用她的话说，可以活到死，还够送葬的。可是一夜之间，这些钱只够买一张电车票、一盒火柴。他们欺诈了人民……外婆最怕的就是我们随便把她的遗体装进塑料袋或者用报纸裹住，草草埋了。但是棺材是天价，人们下葬时用的容器五花八门……外婆的女友费妮亚奶奶过去是一名前线护士，她去世的时候，女儿就用一张旧报纸把她裹起来埋了，军功章也一起这样子埋了……她女儿是个残疾人，靠捡垃圾过活。一切都是那么不公平！有一次，我和女友们去购物，看到商场里的香肠都有漂亮的包装。在学校里，穿连裤袜的同学嘲笑那些买不起连裤袜的。她们就这样嘲弄我……（沉默）但是妈妈已经答应过外婆，一定要用棺材为她送葬。妈妈发过誓。

那个女医生看到我们没有钱，扭头就招呼急救车开走了，只留下外婆和我们……

我们和外婆的遗体在一间屋子里待了整整一个星期……妈妈每天用高锰酸钾擦洗外婆，把湿床单盖在她的遗体上，关闭了所有的窗户和通风口，用湿被子掖住门缝。这些事都是她一个人做的，我害怕去外婆的房间，总是飞快地跑到厨房，然后马上就回来。慢慢地，遗体开始发臭……真的，说起来真是罪过，我们还算幸运：外婆生病后消瘦得厉害，浑身只剩一把骨头……我们打电话找亲戚帮忙……我们有很多亲戚，半个莫斯科都是，但突然就找不到人了。他们都没有拒绝——拿来了大罐的腌洋葱、黄瓜和果酱，但没有人拿钱来。他们过来坐坐，哭一场，就离开了。我记得，没有人留下现金。妈妈的堂弟在工厂工作，厂里用罐头当工资发，他就给我们送来了罐头。有什么办法呢……当时，这些都被视为正常现象。生日礼物就送一块肥皂、一管牙膏……以前我们的邻居都很好，确实都很好。安娜阿姨和她的丈夫……他们收拾东西，搬到乡下父母那里，孩子早就送过去了，他们帮不到我们。瓦利亚大妈……怎么能找她帮忙呢？她的丈夫和儿子都酗酒。我妈妈有很多朋友……但他们也是如此，家里除了书，什么都没有。他们中有一半人都没有工作……电话也掐断了，我们联系不上他们。共产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形同陌路。大家都在紧闭的门内生活……（沉默）我希望这只是一场梦，我只是睡着了，早上醒来，外婆还在。

那个时代，匪帮走在大街上甚至不必把枪藏起来

他们是谁？出现了一些神秘的人，他们好像知道了一切：“我们了解你们的困苦。我们会帮助你们。”他们打了电话，医生就来了，开了死亡证明，然后警察也来了。我们给外婆买了一口体面的棺材，租了一辆灵车，上面铺了很多花，花儿都是外婆喜欢的颜色。外婆曾经希望身后葬在霍凡思墓地，那座老墓地很有名气，但我们没有钱去打通关系，可是那些人给办到了，还请来了牧师为她祈祷。一切都如此完美。我和妈妈只能站在那里哭。指挥这一切的是伊拉阿姨，她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在她周围总是有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她的保镖。其中一个在阿富汗打过仗，这一切使得妈妈得到了安慰，她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打过仗，或者坐过斯大林的劳改营，那个人就不可能是坏人：“怪不得！他也吃过这些苦！”妈妈相信，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社会是不会让人独自受难的。我们都记得外婆说过的故事，在战争中人们都互帮互助。大家都是苏联人……（沉默）然而现在已经是另外一种人了，不完全是苏联人……我说的是，现在我才明白，今非昔比了。这是一伙强盗抓住我们做交易了，可是当时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叔叔和阿姨，我们一起在厨房里喝茶，他们用糖果招待我们。伊拉阿姨看到我们空空如也的冰箱，就带来了好多食品，还给了我一条牛仔裤——那时候人人都祈祷能有一条牛仔裤！大概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我们已经习惯了和他们在一起，这时他们向妈妈建议：“卖掉你们的三居室公寓，买一个一居室的吧。您将得到一笔钱。”妈妈答应了……她在咖啡馆有一份工作：洗碗、擦桌子，但是钱很不够用。他们已经开始讨论我们要搬去哪里，到哪个区。但我并不想转学。我们就在附近找房子。

就在这当口，其他团伙也开腔了。那个头目是个男人，沃洛佳叔叔，他开始和伊拉阿姨争夺我们的公寓。“为什么你只要一居室？”沃洛佳叔叔对妈妈大喊，“我给你在莫斯科附近买一幢大房子。”伊拉阿姨开着一辆老旧的大众车，沃洛佳叔叔则有一辆高级奔驰。他有一把真枪……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匪帮在大街上走动，甚至都不需要把手枪藏起来。所有人，只要有能力，都给自己家装上了铁门。在我们的门廊，有天晚上来了一帮人，带着手榴弹找一个商人。那是一个小铺子，彩绘胶合板搭起来的，卖各种杂货：食品、化妆品、衣服、伏特加，等等。来人要求店主给他们美元，他的妻子不想给，于是他们就把热熨斗放在她的肚子上，而她已经怀孕了……没有一个人报警求助，每个人都知道：土匪有的是钱，可以买通任何人。但是不知怎的，人们都很尊重他们，没有人抱怨……沃洛佳叔叔不和我们慢慢喝茶，直接就威胁我妈妈：“如果你不给我这个公寓，我就抓走你女儿，你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女儿了，别想知道她的死活。”我躲在朋友家，好几天不敢去上学。我哭了一天一夜，怕他们去抓妈妈。邻居看到有人来找了我两次，骂着脏话。最终，妈妈让步了……

第二天，我们就被赶出去了。他们夜里就来了：“快点！快点！先去别的地方住，直到我们为你们找到房子。”他们带来了一罐油漆，还有壁纸，开始装修了。“我们走！让我们走。”惊慌失措的妈妈只拿了一些证件，最喜欢的波兰“也许”牌香水，那是别人送她的生日礼物，还有一些喜欢的书，而我则拿走了教科书和一些衣服。我们被推进汽车……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空房子：有两张大床，一张桌子和椅子。我们被严格禁止出门，不许我们开窗户，不许大声说话。不要让邻居们听到！这所公寓里的住客显然一直在变……很肮脏！每隔几天就冲洗一次。后来我还记得：我和妈妈到了一个好像政府办公室的地方，他们向我们出示打印出来的文件，所有手续似乎都是符合法律的……我们被告知：“你们必须在这里签名。”妈妈签字，我就站在旁边放声大哭。早先我还稀里糊涂，后来突然醒悟，原来我们是被赶到乡下来了。我很想回到自己的学校，找自己的朋友，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沃洛佳叔叔走过来说：“快签字，要不我们就把你送到孤儿院，让你妈妈去村里，留下你一个人。”那儿有一些人……我记得站着一些人，还有一个警察。每个人都沉默不语，沃洛佳叔叔贿赂了所有人。我只是一个孩子，我能做什么……（沉默）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这都是些内心的隐秘，很糟糕，但都是隐秘，我不想对别人说……我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把我带到孤儿院的。那是很久以后，我没有了妈妈的时候。我被带进一个房间，他们对我说：“这是你的床，你的衣柜，你的书架……”我当时就傻眼了。晚上就发烧倒下了……我还想着回到我们的公寓……（沉默）新年了，人们点亮了圣诞树，大家都戴上面具，要办舞会了……舞会？什么舞会？我已经忘记了这一切……（沉默）我的房间还住了四个女孩。两个是小女孩，很小很小，一个八岁，一个十岁。还有两个年龄较大的女孩，一个来自莫斯科，她患有严重的梅毒，另一个是个小偷，她偷走了我的鞋子。这个女孩想回到街上……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们一直在一起，整日整夜，却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是谁……不，都不想说。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遇见了自己的热尼亚，才开始说话……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了。（沉默）

接着说，我和妈妈的悲哀故事刚刚开始……我们签了文件，被送到雅罗斯拉夫尔地区：“远是远了点儿，但你们会有一套好房子。”我们被骗了……那不是一栋房子，只是一个破旧的小屋，只有一个房间和一个俄式火炉，我和妈妈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些，我们不会生炉子。小屋随时会倒塌，墙上到处是缝隙。妈妈惊呆了。她走进屋里，跪在我面前，为给我带来这样的生活而请求我宽恕，把自己的头往墙上撞……（哭泣）我们只有一点点钱，很快就花光了。我们在别人的菜园工作，这个给一篮土豆，那个给十个鸡蛋。我学到了一个新词“以物易物”……妈妈把她最喜欢的“也许”牌香水换了一块黄油，那时候我得了重感冒……我劝她不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东西能够让我们想起家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农场主，一个善良的女人，觉得我可怜，给了我一桶牛奶。我很怕，绕过菜园子回家，遇到了一个挤奶女工，她笑了：“你躲什么？大大方方地走就是了。这里的一切都可以拿走，就说是别人给你的。”他们拿走了一切没有钉死的东西，集体农庄的主席拿得最多。人们用汽车给他拉东西。他来找我们，怂恿道：“去我的农场吧！你们不会再饿肚子了！”去还是不去？饥饿逼着我去了。早上四点就不得不起床挤牛奶。大家都还在睡觉，我就要开始挤牛奶，妈妈洗牛棚。她很害怕牛，但我很喜欢它们，每头奶牛都有名字，小烟鬼、小樱桃……我照看三十头奶牛和两头小母牛，用手推车运木屑，粪便没膝深，超过了靴子的高度。每天往车上搬牛奶罐……多少钱一公斤？（沉默）他们用牛奶当我们的工钱，如果有牛闷死了或自己在泥潭里溺死，就给我们发肉。挤奶女工喝酒喝得不比男人少，后来妈妈也开始和她们一起喝。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好朋友了。我越来越频繁地冲她吼，她就对我生气。偶尔在她心情很好的时候，也会给我读诗，她最喜欢茨维塔耶娃：“一串串红艳的花楸果/火焰一般燃烧/树叶凋落/我降生了……”只有在那时，我才又看到母亲往日的影子，多么难得。

已经是冬天了，马上就打霜了。在小屋里我们是熬不过这个冬天的。一位邻居同情我们，免费把我们送到了莫斯科……

这个时代，人不再是高贵的称号，而是千人千面

和你聊天，我都忘记了我本来很害怕回忆往事……（沉默）对于人，我有什么想说的？人不是坏的，但也不是好的。在学校里，我只是学习苏联教科书，见不到别的说法，我们读到的是：人，这是一种高贵的称号。可是现在，人已经不是高贵的，而是千人千面了。我也一样，有很多面，我身上有多重部分。比如当我看到一个塔吉克人（他们在我们这儿现在就是奴隶，二等公民），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停下来和他说说话。我没有钱，但我会和他聊聊天。他们和我是一种人，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让我明白，当你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外来人的时候，你就是孤身一人。我也曾住过大门口，睡过地下室……

起初妈妈的女友让我们到她那儿去。他们对我们很好，我也很喜欢那儿。那里有我熟悉的环境：书籍、唱片，还有墙上的切·格瓦拉肖像。和我们过去一样……同样的书，同样的唱片……奥丽雅阿姨的儿子在读研究生，经常整个白天待在图书室里不出门，晚上则去车站卸货车赚生活费。这在当时很普遍。在我们的厨房里，经常只有一袋土豆。顿顿吃土豆，一天只有一片面包，整天喝茶，我们只有这些东西。一公斤肉的价格是三百二十卢布，而奥丽雅阿姨的工资是一百卢布，她在一所小学做老师。所有的人都像疯了一样挣钱。厨房的水龙头坏了，我们叫来水暖工，发现他们都是博士。大家都笑了。就像我们外婆说过的，忧伤不能当饭吃……度假是没有几个人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奥丽雅阿姨假期去了明斯克，她的姐姐住在那里，是大学讲师。她们用人造毛绒缝制枕头，里面填进去一种合成纤维，这样做是为了使枕头一半是空的，上火车之前再把注射过镇静剂的小狗塞进枕头里。她们就这样运送小牧羊犬和兔子去波兰……各大市场上全都说俄语。人们往热水瓶里倒进伏特加冒充茶水，手提箱里的衬衫下暗藏钉子和锁头……奥丽雅阿姨带回家来的是一口袋美味波兰香肠。它们的味道真棒啊！

夜晚，莫斯科到处是枪声甚至爆炸声。随处可见各种摊位……聘用妈妈的阿塞拜疆人有两个摊位，一个卖水果，另一个卖鱼。有言在先：“工作是有的，但是没有周末，不能休息。”但是面对这个新事物，妈妈却不好意思和顾客讨价还价，感到羞愧。真是没办法！第一天摆开水果摊，她就躲在一棵树后面看着，还把帽子拉到耳朵上，生怕有人认出她。第二天她又送了个李子给一个吉卜赛女人……店主发现了，把她大骂了一通。金钱不喜欢怜悯和自尊……她在那儿没干多久，因为她卖不出东西……我看到一则“高等学校需要清洁工人”的广告。妈妈按照地址去应征，被录用了。那是个美国基金会，工资还不错。……我们这样就能够养活自己，在一个三居室公寓里租了一间房，另一间房的租客是几个阿塞拜疆年轻人，他们总是在谈买卖。其中有个人还向我求婚，答应带我去土耳其：“我把你偷走吧。我们有一个习俗，新娘必须要偷走。”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特别害怕。他还给我送水果，杏子什么的……房东一连几个星期喝得大醉，喝得屋顶坏了都不修，还用脚踢他老婆：“嘿，该死！你这个婊子！”他老婆被救护车拉走了……房东夜里还偷偷爬过来找我妈妈。他把我们房间的门都撬开了……

结果我们又开始在街上流浪了……

我们露宿街头，没有钱……妈妈工作的基金会关闭了，她只能靠打零工赚点儿小钱。我们住在路边，住在楼梯上，有人漠然路过，有人为我们流泪，还有人赶我们出去，哪怕是黑夜，也不管是下雨还是飘雪。没人帮忙，无人问津……（沉默）没有坏人，也没有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沉默）早上，我们步行到火车站（没有钱坐地铁），在火车站厕所洗手，洗衣服。我们还可以在那里洗衣服……夏天相对暖和，哪儿都可以住……可以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秋天搂起一堆落叶，就睡在树叶上，暖暖的，像睡袋一样。在白俄罗斯火车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经常遇到一个很老很老的女人，她坐在售票处附近自言自语，反复讲述一个故事：战争时期一群狼进了村，因为狼也知道村里没有男人，男人都去打仗了……我和妈妈只要有点儿钱，就会分给她。“上帝保佑你们。”她为我们画十字，她让我想起外婆……

有一次，我把妈妈留在公园的板凳上……等我回来时，看到她和一个男人坐在一起。一个很好的人。“认识一下吧。”妈妈说，“他叫维嘉，也喜欢布罗茨基。”我们都明白，如果谁喜欢布罗茨基，对妈妈来说就如同一个暗语，说明他是自己人。“怎么，他没有看过《阿尔巴特街的儿女》？”那这就是一个没开化的人！没文化的人！不是同一类，不是我们的人。妈妈总是把人分类，合她胃口的所剩无几。在我和妈妈流浪的这两年中，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很严肃，甚至有超越年龄的成熟。我意识到妈妈没有办法帮我，恰恰相反，我有一种感觉，她需要我的照顾。维嘉叔叔很聪明，他总是问我而不是问妈妈：“好了，姑娘，我们走吧？”他带着我们去他家，他有一套两居室。我们把全部家当都带上了，就是些破烂的方格包……我们简直是进入天堂了，他家就像博物馆一样！墙上挂着照片，优雅的图书室，宽而矮的老式五斗橱，高到天花板的钟摆大钟……我都看呆了！“姑娘们，别拘束，把外套脱了吧。”我们不好意思，我们衣衫褴褛，浑身都是火车站的味道，只敢站在门口。“姑娘们，勇敢些嘛！”我们坐下来喝茶。维嘉叔叔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曾是一个金匠，拥有自己的车间。他向我们展示了工具箱、包装袋里的半成品宝石、银坯……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有趣、高贵。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要住在这里，简直像奇迹一样……

家，我终于有个家了。我又能去学校了。维嘉叔叔很善良，他用宝石给我打了一个戒指。但问题是，他也酗酒，还吞云吐雾，就像火车头一样喷烟。最初，妈妈会骂他，但很快，他们就一起喝酒了。他们把书送进二手书店，我记得旧皮革封面的味道……维嘉叔叔还有些稀有硬币。他们喝酒，看政治专题节目。维嘉叔叔说话特别有哲理。他会像和大人说话一样和我交谈。他问我：“尤列奇卡，在后共产主义的学校里，你们都学些什么呢？现在他们怎么教苏联文学和苏联历史，难道都要忘记吗？”真的，我知道得很少……您有兴趣吗？这些，我想都距离我很远了，但是都没有忘记。

我还记得维嘉叔叔说过的话：

“俄罗斯的生活就应该是不幸的、贫寒的，那样灵魂才能高尚，它的意义就在于它不属于这个世界，越是肮脏和血腥，灵魂越能得到自由……”

“我们的现代化只能通过欺骗和枪炮的途径实现……”

“共产党人……他们能做什么？不过就是凭票供应和重建马加丹的劳改营。”

“正常的人如今看起来都是疯子，像我和你妈妈这些人，新生活把我们都丢弃了……”

“西方的是老资本主义，我们的是最新鲜的资本主义，年轻的犬牙……纯粹的拜占庭式政权……”

一天夜里，维嘉叔叔心脏病发作。我们叫来了救护车。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他送到医院，他就不行了，心肌梗死。他的亲戚们赶来了：“你们是谁？从哪里来的？这儿没你们的事。”一个男人大叫：“把这些叫花子赶出去！快！”我们离开时他还检查了我们的包……

我们又流落街头了……

我们打电话给妈妈的一位表哥列沙舅舅，他妻子接的电话：“过来吧。”他们住在离小河火车站不远的一个“赫鲁晓夫式”两居室单元，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儿媳还怀着孕。他们决定了：“先住在这里吧，到阿莲娜生孩子再说。”他们给妈妈在走廊里放了一张小床，我睡在厨房的旧沙发上。列沙舅舅的工友来看他，我就听着他们的谈话入睡。活动总是千篇一律：桌子上一瓶伏特加，打牌。说实话，他们谈话的内容和维嘉叔叔的完全不一样：

“全乱套了。自由……自由在哪里，乱玩女人？我们在吃没有黄油的粗米粒呢……”

“都是犹太人……他们杀死了沙皇，杀死了斯大林和安德罗波夫，推行自由主义！现在迫切需要拧紧螺丝。我们俄罗斯人必须保持信心！”

“叶利钦在美国人面前卑躬屈膝……毕竟我们是打赢过战争的啊。”

“去教堂吧，那里的人都在祷告，可是一个个呆若木鸡。”

“很快就会暖和和快乐起来……我们首先要把给我们带来九十年代的自由派在路灯上吊死。必须挽救俄罗斯。”

两个月后，舅舅的儿媳妇生下了一个女儿。我们不能再借宿了。

我们又一次流落街头，在火车站和别人家的大门口过夜……

……

火车站，大门口……

大门口，火车站……

在火车站，执勤的警察有上年纪的也有年轻人，大冬天里他们要么把我们驱赶到大街上，要么带到小屋子里……他们在屏风后面有个专门的角落，一个小沙发……妈妈和一名试图把我拖到那里去的警察打了起来，她遭到了殴打，被拘留了好几天……（沉默）我当时感冒了……这件事之后，我病得更严重了。想来想去，决定我去投靠亲戚家，妈妈先留在车站。过了几天后，她打电话给我：“我们要见个面。”我找到了妈妈，她说：“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她让我去她家。她家在阿拉宾诺，那是她自己的房子，有的是地方。”“我和你一起去吧。”“不，你得治病。以后再来。”我送她上了电车，她坐在窗前，紧紧盯着我，好像再也见不到了一样。我情不自禁地也跳上车：“你怎么了？”“别管我。”我挥着手，妈妈就离开了。到了晚上，有个电话打来找我：“您是尤利娅·波利索夫娜·马利克娃吗？”“我是马利克娃。”“警方打来电话找你。请问，柳德米拉是你什么人？”“是我妈妈。”“你妈妈被火车撞死了。在阿拉宾诺……”

妈妈一直很小心，如果有火车经过，她会很害怕，她最怕被火车撞到，总是来回转头看上一百次：过去还是不过去？所以……不，这绝不是不幸的意外事故。她买了一瓶伏特加……为了这一切不是那么痛苦和可怕。她只是累了，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出于自愿”，这不是我说的，是她的原话。我后来一直回忆她说的每一个字……（哭）火车拖着她跑了很长一段路，他们把她送进了医院，在急救室抢救了一个小时，但依然没能挽救她。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我看到她时，她已经躺在棺材里，穿好了衣服。这是多么可怕啊……那时候我还没有热尼亚……如果我还小，她一定不会离开我，也就绝对不会出这种事……最后那几天，她常常对我说：“你已经大了，你已经长大了。”我为什么要长大？（哭）只留下了我一个人这样生活……（长时间的沉默）如果我有个孩子，我必须要幸福，要让孩子记住一个幸福的妈妈……

热尼亚……是热尼亚救了我。我好像一直在等待他……在收容所里我们都幻想：我们住在这里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有和其他人一样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有丈夫，有孩子。到那时，哪怕不是节假日，只要想吃蛋糕，我们就可以买。我真的很渴望这样的生活……十七岁，我刚满十七岁……院长就把我叫去：“我们已经把你从供养名单中去除了。”再没有多余的话。十七岁之后就要自己去谋生。那就走吧！但我无处可去，工作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妈妈……我给娜佳阿姨打电话：“也许我可以去您那里。收容所把我赶出来了。”娜佳阿姨……如果不是她这位守护天使，我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她不是我的亲戚，但是现在她比亲人还亲，她在公共居民楼里有一间小屋子，后来遗赠给了我。对，那是现在了……她曾经和我舅舅在一起，但他早就死了，他们也不是夫妻，是以事实婚姻的关系住在一起。但我知道，他们是因为爱住在一起的。这样的人值得去找，如果一个人懂得爱，就永远应该去找他……

娜佳从来没有过孩子，她习惯了独自生活，很难忍受与别人一起生活。小房子好黑暗！只有十六平方米左右。我睡在一张折叠床上。当然，邻居玛琳娜阿姨开始提意见了：“快让她离开。”她还打电话给警察。但是娜佳阿姨站在那儿像一堵墙：“你让她去哪儿呢？”一年就这么过去了，最后娜佳阿姨还是来问我了：“你说你来住两个月，结果你在我这儿住了一年了。”我无话可说，只是哭，她也不再说话，只是流泪……（沉默）又一年过去了，好像所有人都习惯我住在这儿了。我很乖，玛琳娜阿姨也习惯了。她不是一个坏人，只是她的生活太糟糕了。她有过两个丈夫，两个都酗酒，就像她说的，都是喝死的。

她有个侄子经常来看她，我们打过招呼。很帅的小伙子。于是……那天我坐在房间里看书，玛琳娜阿姨走进来，拉着我的手进了厨房：“认识一下吧：这位是尤利娅，这位是热尼亚。现在你们开步走，出去散步吧！”我就开始和热尼亚约会，都已经接过吻，但没有确定关系。他是一名司机，经常出差。有一次他回来，我又不在了。在哪里？怎么回事？原来……我早就有问题了——要么经常窒息，要么虚弱得晕倒……娜佳阿姨逼着我去看了医生，我被诊断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您当然不知道它是什么病，是一种不治之症……是由于忧郁引起的，我太忧郁了。我想妈妈，非常想。（沉默）诊断结果出来后，我开始住院。热尼亚到医院找到了我，来看我，每天都来，还会带来苹果、橘子……就像以前我爸爸那样……到了5月，有一天，他突然带着一束玫瑰花出现了，我倒吸一口冷气——这束花要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啊。他还穿着节日的服装……“嫁给我吧。”我犹豫了。“难道你不想嫁给我吗？”我能说什么？我不能欺骗他，我不想欺骗他。我早就爱上他了……“我想嫁给你，但你必须知道真相，我是三等残疾。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像仓鼠一样，只能被抱着了。”他什么都不明白，但表情很沮丧。第二天他又来了，告诉我：“没事。我们一起面对。”等我出院，我们就去登记结婚了。他带我去见他妈妈。他妈妈是个朴实的农妇，一辈子都在田里干活。他家里一本书都没有，但我在那里感觉很好，很平静。我也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她……“没事，宝贝儿。”她抱住了我，“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沉默）

现在，我要全力以赴活下去，因为我有热尼亚，甚至还梦想生个宝宝……医生反对，但是我想生。我希望能有一所房子，我毕生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家。我了解到最近出台了新法律，按照法律可以把我们的公寓还给我们。我已经递交申请了……我听说像我这样的人数以千计。我的情况还非常复杂，我们的公寓已经转售三次了。而那些掠夺了我们的强盗，早已躺在墓地，在火并中被枪打死了……

……我们来到妈妈的墓地。在她的墓碑上有一张肖像，就像她还活着。我们把墓碑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在墓前站了很久，我很不舍得离开，在那一刻，我感觉她笑了……她幸福了，或许是因为太阳落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