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没有修饰的十个故事勇气和勇气之后

塔尼亚·库列绍娃,大学生,二十一岁

事件记事

12月19日,白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没有人期待这会是一场公正的选举,结果早就为人所知:已经统治这个国家十六年的总统卢卡申科胜选。全球媒体都嘲笑他是“土豆独裁者”,“世界级狮子狗”,但他把自己的人民当作人质。这位欧洲最后的独裁者……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希特勒的同情,人们对此一直没有严肃看待,还把他称为“沙俄下士”和“放荡的上等兵”。

晚上,在十月广场(明斯克的主要广场)上,数万人聚在一起抗议选举舞弊。示威者要求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并举行没有卢卡申科参加的新大选。和平抗议遭到特种部队和防暴警察的暴力镇压,首都周围的树林里埋伏着戒备中的正规军……

总共有七百名示威者被捕,其中包括七名总统候选人,虽然他们还有免遭逮捕的人身豁免权……

选举结束后,白俄罗斯特工部门夜以继日地工作。全国各地开始了政治镇压:逮捕,讯问,搜查公寓、反对派报纸和人权组织办公室,没收电脑等办公设备。许多人被关在奥科列斯季诺监狱或者克格勃的看守所,被威胁将因“煽动群众罪”和“政变未遂”罪而面临四至十五年监禁,这就是今天白俄罗斯政府对和平抗议所做的定性。由于担心迫害和严厉的专制,数百人逃离了这个国家……

——摘自2010年12月—2011年3月的报纸报道

感情记事

“……开开心心,并不严肃”

我不使用自己的姓氏,是用的我外婆的。当然,这是因为害怕……所有人都期待英雄出现,但我不是女英雄。我没有做好准备。在监狱里,我想到的只是我妈妈,挂念的是她有心脏病。她会怎么样呢?就算我们胜利了,被载入历史教科书,但是我们亲人的泪水呢?他们的痛苦呢?理想,这是最强大的东西,有着可怕而无形的力量,它无法衡量,是无价的,是另一类物质,是一种比妈妈更重要的东西。你必须做出选择,但你却没有准备好……现在我知道,当克格勃乱翻你的个人物品和书籍,查看你的日记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进入了我的房间……(沉默)今天我正要来找您,妈妈打电话给我,我告诉她要去见一个著名作家,她却哭了起来:“保持沉默。什么都不要对她说。”很多陌生人都支持我,但是亲戚朋友却没有,这是因为他们爱我……

参加集会之前,我们聚集在宿舍里争论,关于生活和这样一个主题:谁去参加集会?谁不去?要回想一下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好吧,大概就是这些:

“你去吗?”

“我不去。去了会被学校勒令退学,并且被抓去当兵,带着自动步枪到处奔波。”

“我要是被开除了,父亲马上就会把我嫁出去。”

“少废话,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如果每个人都害怕……”

“你想让我成为格瓦拉?”(说这话的是我的前男友,我也会将他的故事讲给您听。)

“一点点自由而已……”

“我会去,因为我已厌倦了在独裁下生活。他们就想让我们做没有思想的牛马。”

“好吧,我可不是英雄。我只想学习,只想读书。”

“有一则‘苏联分子’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凶恶如狗,沉默似鱼。”

“我只是个小人物,一切都事不关己。我从来没有投过票。”

“我是革命者,我要去……革命了,痛快!”

“你有什么革命理想?资本主义是新的光明未来吗?拉美革命万岁!”

“在十六岁的时候,我责怪父母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因为我爸爸有个工作。我以为他们都是愚蠢的,而我们截然相反!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说话!可是现在我和他们一样,也成了顺民,循规蹈矩。根据达尔文的理论,不是强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中庸者才能够活下去并且繁衍后代。”

“冲上去的是傻瓜,不去的人更糟。”

“愚蠢的羊群,是谁对你们说过,革命就是进步。我支持革命。”

“对我来说,什么‘白军’,什么‘红军’,我都不在乎!”

“我是革命者……”

“没有用!军车上坐满了光头佬,轰轰开过来,警棍朝着你脑袋瓜子抡,仅此而已。政权就应该是强硬的。”

“去他妈的毛瑟枪同志吧……我从来没有许诺要当革命者。我就想把大学念完,然后就去做生意。”

“脑子炸了!”

“恐惧,是一种疾病……”

开开心心,并不严肃。许多人在笑着唱着。所有人都彼此相爱,情绪高昂。有的举着海报,有的背着吉他。朋友们用手机给我们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在互联网上发帖。大家都在行动……我们也都知道:市中心的院子里挤满了装满士兵和警察的军车。军队正在往城里调动。不管我们相信不相信,心情都有些忐忑,但那不是恐惧。恐惧突然间消失了。是的,首先,有这么多人一起……数万人啊!形形色色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多人集会过。我是不记得有过……再说我们是在自己家门口。归根到底,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宪法赋予了我们权利:集会、示威、游行自由,言论自由……我们受宪法保护!这是免除恐惧的第一代人,不被殴打的第一代人,不被枪杀的第一代人。如果被判刑十五天呢?你想想吧!那就会在互联网上留下记录的。当局别以为我们只是盲目跟着牧人走的羊群!

我们还用电视机取代了人们的思想。为了应付万一,我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杯子,因为我已经知道在牢房里是一个杯子十个人用。我还在背包里放了一件温暖的毛衣和两个苹果。我们一边游行,一边互相拍照,要记住这一天。我们戴着圣诞面具和闪光的滑稽兔子耳朵,都是中国制造的玩具。圣诞节就是这样……天在下雪,多么美好的景致!我没有看到一个醉鬼。如果有人手上拿着啤酒罐,会被立即拿走倒掉。有人发现屋顶上有个人影:“狙击手!狙击手!”所有人都欢呼起来,朝着他挥手:“到我们这里来吧!跳下来吧!”真有意思。以前,我对政治非常冷漠,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去体验这样的感觉。我经历了这么多,但我从未放弃听音乐。音乐对我来说就是一切,不可替代,到了痴迷的程度。我旁边还走着一个女人——为什么我没有问过她的名字?本来你们应该写写她的。我是被其他事情所占据了,因为周围一片欢乐,对我来说一切很新鲜。这个女人是和儿子一起来的,儿子看上去只有十二岁,是个学生。一个警察上校发现了她,就在扩音器里破口大骂,说她是一个坏母亲,没有理智。但是所有人都为她和她儿子鼓掌。一切都是自然地发生,没有人事先约定。这是相当重要的……了解这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总是感觉羞愧。在乌克兰有迈丹革命,在格鲁吉亚有玫瑰革命,人们都在嘲笑我们说:明斯克是苏联共产主义的首都,是欧洲最后的专制据点。现在我生活在另一种感觉中:我们出来了。我们不怕了。这是主要的,是最重要的……

双方对峙:我们和他们。这边有一类人,那边是另一类。这看上去很奇怪……一些人举着标语和画像,另一些人则全副武装,组成战斗队形,手持盾牌和警棍。他们都是肩宽背阔的家伙,真正的美男子!他们怎么会对我们动手?他们会打我吗?他们都是我的同龄人,我的同代人。事实上他们当中就有从我们村里出来的小伙子,我都认识。当然,他们现在站在这里了。我们村里有很多人来明斯克当了警察:克利卡·拉图什卡、埃里克·卡兹纳切耶夫……都是很正常的小伙子。他们和我们都一样,只不过是戴了肩章。他们会来进攻我们吗?简直不敢相信……哦,不管怎样吧……人们嘲笑他们,调侃他们,还劝说他们:“弟兄们,你们难道会向人民开战吗?”雪还在下着,下着。然后……嗯,有点儿像阅兵了……军令传来:“隔开人群!保持队形!”大家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隔开人群!”出现了瞬间的寂静。接着,突然响起盾牌的声音,有节奏的盾牌撞击声……他们行动了……以横排队列推进,用盾牌和警棍撬开空间,就好像猎人追逐野兽,捕捉猎物。他们前进,前进,前进。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士兵,除了在电视上。后来我从一个同村小伙子那儿得知……上级这样开导他们:“如果你们在示威群中看到的是活人,那可就太糟糕了。”他们都是像狗一样被训练。(沉默)呼喊声哭号声响起一片。有人大叫“他们打人了!他们打人了!”我亲眼看到他们在打人。要知道,他们打人时会产生亢奋的感觉,产生快感。我记得他们打人时的那种愉悦……仿佛是在训练中。一个少女的声音在尖叫:“你在做什么啊,浑蛋!”这尖利的高音,冲破了喧嚣。那情景真是太可怕了,一时间我闭上了眼睛。我穿着白色外套,戴着白色帽子,一身洁白地站在那里。

“把脸对着雪地,婊子!”

囚车是一种奇怪的车,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它。这是专门运送囚犯的汽车,整个车身都是钢制的。“把脸对着雪地,婊子!动一下我就揍你!”我趴在人行道上……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这样……大脑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想法。唯一现实的感觉,就是寒冷。他们用皮靴踢我们,抡着警棍把我们驱赶进囚车。他们使出了最厉害的招数,踢打人们的下身。“打他的鸟蛋,球!叫他再干女人!”“打断他的骨头!”“用尿浇他们!”他们一边打人,一边对事件过程进行哲理概括:“操你妈的革命!”“你把祖国卖了多少美金?浑蛋!”五米长二米宽的囚车,设计装载量是二十个人。但了解情况的人们说,那次塞进了超过五十人。心脏病患者和哮喘病人也要抓!“不许看窗外!低下头!”他们骂骂咧咧,说我们是“卖身美国佬”的“乳臭未干的白痴”,害得他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足球赛。他们一整天都藏在大篷布车中,只能在塑料袋和避孕套里尿尿。所以等他们跳出来时,个个都像饿极的凶恶野兽。也许他们本身并不是坏人,但他们干着刽子手的工作。这些看上去正常的家伙,只是系统里的一颗螺丝钉。打还是不打,不由他们决定,但他们既然是打手,就先出手打人,然后才用脑子想,也许根本不用去想。(沉默)囚车开了很久,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又掉头。去哪里?完全不知道。他们打开车门的时候,有人问:“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得到的答案是:“去库洛帕特”(斯大林大肃反时代的受害者万人坑)。这都是有性虐待倾向的笑话。囚车在城里转悠了很长时间,因为所有的监狱都人满为患,我们就在囚车上待了一晚上。那个夜晚,室外温度是零下二十多摄氏度,而我们被塞在一个铁箱里。(沉默)我应该恨他们,但我不想恨任何人,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恨别人。

一个夜间警卫换了几次班。面孔我不记得了,他们都穿着相同的制服。但是有一个人……我现在就是在大街上也能认出他,我会通过他的眼睛认出他。年纪不大也不年轻,一般男人,没有什么特别。他做了什么?他打开囚车的门,敞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看到我们冻得发抖,他就特别开心。我们所有人都穿着夹克和人造皮革的廉价靴子。他一边看着我们一边笑。他并不只是奉命而行,而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这样做的。另一个警察就递给我一块巧克力:“喏,拿着吧。你干吗要跑到这个广场上来?”人们说,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读索尔仁尼琴。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在图书馆借到一本《古拉格群岛》,但当时我对他不了解。那是一本很厚很枯燥的书。我只读了五十页,就读不下去了,十分遥远的故事,就像是特洛伊战争。斯大林是一个说烂了的主题。我和我的朋友们对这些事情的兴趣不大。

进监狱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你包里的所有东西都倒在桌子上。感觉如何?就好像在脱你的衣服……而真正的脱衣服也是:“脱去内衣,分开双腿,与肩同宽。坐下。”他们要在我肛门里找什么?他们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我们。“面对墙!看地上!”一直命令我们要看地板。他们非常不喜欢我们看他们的眼睛:“面对墙!我说过了!面向墙壁!”到哪儿都要排队……连上厕所都要排队,“排好队,一个紧跟一个!”为了忍受这一切,我设置了一条线:这边是我们,那边是他们。审讯,调查,录口供……审讯中他们说:“你应该写:‘我承认自己有罪。’”“我罪在哪里?”“你说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吗?你参加了大规模骚乱……”“那是一场和平抗议活动。”于是他们开始施压:你会被学院开除,你妈妈也会被解雇。她作为老师,怎么能有这样一个女儿?妈妈!我一直在想着我的妈妈……他们明白这点,所以每次审讯都是以这样的话开始:“你妈妈哭了”,“你妈妈住院了”,然后才问,你叫什么名字,当时谁在你身边,谁散发传单,然后签字,写上日期。他们还保证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而且立刻释放回家。必须做出选择……“我不会给你们签任何字。”我对他们说。但是每天夜里我都会哭。因为妈妈住院了……(沉默)成为叛徒很容易,因为爱妈妈……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承受一个月。他们笑道:“好,你想当卓娅吗?”这些年轻的家伙还很快乐。(沉默)但我很害怕……我曾经和他们一起去商店购物,在同一家咖啡馆喝咖啡,一起乘坐地铁。干什么都在一起。在平常生活中,“我们”“他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怎么分辨得出来?(沉默)以前我住在一个善良的世界中,现在没有了,以后也不会有了。

在牢房里关了整整一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从来没有照过镜子。我本来有个小镜子,但是自从我的背包被检查后,它就消失了。钱包也不见了。我总是想喝水。口渴难忍!但只有吃饭时才给水喝,其余时间他们就会大骂:“喝厕所里的东西吧。”而他们自己在喝汽水。从此以后我就觉得总是喝不够水,也总是把冰箱里装满矿泉水。我们身上都有味道了,没地方洗澡……有人找到一小瓶香水,大家就轮流闻一下。我们在外面的朋友们此刻正在写学习大纲、坐在图书馆里复习功课、参加考试。我还想起了各种日常生活琐事,我还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笑)我知道,快乐往往是由很小一件东西带来的,比如一粒糖、一块肥皂。一间三十二平方米的牢房,本来应该关五个人,但实际上关了我们十七个人。必须学会在不足两平方米的空间里生活。最痛苦的是晚上,几乎无法呼吸。很久都睡不着,大家只能说话。开始几天谈政治,后来谈的就只有爱情了……

“……不想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自愿的”(牢房里的谈话)

——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剧本走,一切都在原地绕圈子。人民就是一群羚羊,权力是一头母狮。母狮从羊群中选择了一个牺牲品,把它吃掉。其余的羚羊看了母狮一眼,继续低头吃草。母狮就按照顺序一只一只挑选羚羊。每当母狮子推倒一只牺牲品时,剩下的羚羊都松了一口气:“不是我!不是我!我还可以活下去。”

——我喜欢博物馆里的革命,有一种浪漫的气息,就像童话一样。没有人招呼我,是我自己去广场想看看革命是如何进行的。确实很有意思,但我的头和肾脏都被警棍打伤了。年轻人走上街头,这是一次“儿童革命”,人们这样称呼它。当然是现在这样说的。我们的父母就留在家里,他们坐在厨房里,谈论我们做的事情。他们经历过,所以他们害怕,但我们没有苏联的回忆。我们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共产主义,我们没有恐惧。在明斯克住着二百万人,我们走出来的才有几个?三万人……旁观的人更多:他们站在阳台上,从汽车里面鸣笛,为我们欢呼:加油!孩子们,加油!而拿着一罐啤酒坐在电视机前的人们永远是最多的。事情就是这样,上街的只有我们,书生气十足的浪漫主义者,所以这不是一场革命……

——你们以为一切都是靠恐惧维持的?都是靠警察和警棍?你们错了。受害者与刽子手可能达成协议。这是苏联共产主义时代留下来的。达成默契和交易,这是很重要的。人们全都明白,但都保持沉默。他们就是希望换来一份体面的收入,哪怕只够买一台二手“奥迪”,还能去土耳其度度假。你试着跟他们去谈民主,谈人权吧……那些在苏联时代生活过的人马上就开始回忆:“我们的孩子还认为香蕉是生长在莫斯科。你看,现在……我们有一百多个香肠品种!还需要什么自由啊?”今天很多人希望回到苏联,不过必须要有很多很多香肠。

——我不是去参加集会的,本来只是到广场上和朋友做伴,在海报和气球中闲逛一下。而且说实话,我喜欢上了那里的一个小伙子……事实上我是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排斥政治。我就喜欢油煎大饼,对善恶之争感到厌烦……

——他们把我们赶进一个简易板房。整夜都要对着墙站着。早晨又下令:“跪下!”我们就都跪下。又命令说:“站起来!举起手来!”一会儿双手放在脑后,做一百个仰卧起坐;一会儿要单腿站立……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了什么?问他们,他们不回应。上面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这样就有权力感了……有个小女孩恶心了,晕倒了。第一次被审问时,我还对着审讯者的脸笑,直到他说:“小丫头,我现在就会打得你全身冒气泡,然后把你扔到关满刑事犯的大牢房去。”我没有读过索尔仁尼琴,我想审讯者也不会读过。但是我们都知道……

——审讯我的人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原来我们还喜欢同一些书,比如鲍里斯·阿库宁、安伯托·艾柯……“你是怎么撞到我手上来的?”他说,“我是专门对付腐败分子的。那可是个美差!他们的事情一切都很清楚。可是你的案子……”他很不情愿做这个活,觉得受了羞辱,但他还是做了。像他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官员、审讯员、法官。一些人打人,另一些人在报纸上说谎,第三种人抓人、判决。斯大林时代的国家机器并未荒废。

——我们家里还保存着一些普通的旧笔记本。我爷爷把他一辈子的故事都写出来留给子孙。他熬过了斯大林时代。当时他被投入监狱,受尽拷打:他们把防毒面具套在他头上,不让他呼吸到氧气;脱光他的衣服,用铁棒或门把手插他的肛门……在我十年级的时候,妈妈给了我这个笔记本:“你是个成年人了,应该知道这一切。”那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

——只要恢复集中营,就不愁找不到看守。这种人遍地都是!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我看着他的眼睛,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总是口沫横飞。我看到他们像梦游一样,迷迷瞪瞪,恍恍惚惚,忽左忽右地乱打一气。一个男人倒下了,他们就用盾牌压住他,在他身上跳舞。他们都跟巨人一样,两米多高,每个人都八十到一百公斤重,养得又肥又壮,达到角斗士的体重。防暴警察和特种部队中都是这种大块头,就像伊凡雷帝的卫兵……我不想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自愿的,我尽全力不去这么想。他们也要吃饭。这些小伙子,他们仅仅是读过中学就到军队服役了,但他们的收入超过大学教师。以后还将一直这样下去,这是必须的……之后他们都会说自己是在执行命令,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无辜的。他们今天就找到了一千个借口:“谁来养活我的家人?”“我发过誓的。”“我不能脱离队伍,就算我想这样。”他们对任何人都会这样做,在任何情况下,对许多人这样做……

——我只有二十岁。今后怎么活下去?我想我还会到城里去,但是我会害怕抬起眼睛……

“那是你们的革命,我们还是苏维埃政权”

我们是在晚上被释放的。记者们和朋友们都等在监狱外面,我们被带上一辆囚车,然后被扔在城市的各个郊区。我被扔在了沙巴内的什么地方,靠近一片大石头,附近有新建筑物。这里真的好可怕。我失魂落魄地站在那儿,朝着灯光的方向走去。身上没有钱,手机早就没电了。钱包里只有一张收据,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证明我们支付了在监狱中所有开销。我甚至还不知道,这就是我一个月的助学金……我和妈妈就靠这点钱勉强为生。父亲去世时,我才上六年级,十二岁。继父把他自己的薪水全都用来喝酒作乐了,他是个酒鬼。我恨他,他毁了我和妈妈的一生。我经常努力赚些外快:分发信箱广告,夏天在小摊上卖水果或者冰激凌。我在黑暗中走着,往事涌上心头……几条狗从我身边跑过去,但是哪儿都看不见人……所以,当一辆出租车停在我身边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把地址告诉了司机,但也对他说:“我身上没有钱。”出租司机出乎意料地马上猜到:“啊,啊,是‘十二月党姑娘’吧(我们在12月份被拘捕)。上车吧。我已经拉过一个参加的姑娘回家了。他们怎么在夜里才释放你们啊?”他就这样载着我一个人,把我送回了家。他还问:“为什么要在晚上释放你们?”他一边开车,一边还教我斗智斗勇:“你只要装傻就行了!装傻!我1991年在莫斯科读书,也参加过游行示威。我们那时的人可比你们多。我们胜利了。我们梦想每个人都可以开一家公司,都可以致富。可是怎么样呢?在苏联共产党时代,我是个工程师,现在转方向盘。我们赶走了一批浑蛋,又来了一批浑蛋。黑色的、灰色的、橙色的,他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政府可以毁掉任何人。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只相信自己和家人。就算一批又一批白痴发动一次又一次革命,我也只管拼命干活。这个月要挣钱给女儿们买上衣了,而下个月呢,要给老婆买双靴子。你是个漂亮女孩,去找个好小伙子吧,最好赶快嫁人。”我乘着他的车进了城。到处是音乐声和欢笑声,情侣们在接吻,这个城市……就好像我们不存在一样。

我好想跟自己的男朋友说说话。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年,都计划好了。(沉默)他本来答应我说他会参加集会,但是没有来。我等着他给我一个解释。好了,他出现了,身上干干净净没有一丝尘土。他是跑过来的,姑娘们把房间留给了我们两个。他都解释了什么啊?!荒唐可笑!原来,我成了一个“简单的傻瓜”“杰出的人物”“天真的革命家”。“事先警告过你的,你怎么都忘记了?”他教育我说,“纠结于那些你无法影响到东西,是不理性的。”有一种观念是要为别人而活着,对此他不能苟同,他可不希望死在路障上。这不是他的志向,他的目标是事业。他想要赚很多钱,想要带游泳池的房子,想要生活充满笑容。今天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可能性,让人眼花缭乱……你可以周游世界,乘坐豪华邮轮,但它们很昂贵;你也可以去买一座宫殿,但它也很昂贵;你也可以在餐厅喝甲鱼汤,只要付得起钱。钱!钱!钱!就像有一位物理老师教导我们的:“亲爱的同学们!请记住,钱可以解决一切,甚至微分方程。”这就是严酷的生活真理。(沉默)可是理想呢?宣泄之后,什么结果都没有,不是吗?也许您能告诉我些什么?您毕竟是在写书……(沉默)在全体大会上,我被学院开除了。所有人都举手赞成,除了我最尊敬的一位老教授。这一天他也离开了学校,是被急救车拉去了医院。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同宿舍的室友们都安慰我:“请别见怪,是系主任威胁我们,说要是不举手,就把我们赶出宿舍……唉!”这些女英雄们啊!

我买了回家的车票。在城里的时候,我很想念我的乡村。当然,我不知道我想念的是怎样的乡村,大概我是怀念童年时的乡村。当时爸爸总是带着我从有蜂巢的大木架子上取蜂蜜。他先用烟把蜜蜂熏走,以免蜜蜂蜇到我们。小时候我很可笑,我以为蜜蜂也是鸟……(沉默)我喜不喜欢现在这个村子呢?年复一年,他们还像以前一样过日子。跪在地上用铁铲挖自家菜园里的土豆,喝自己酿造的酒。他们每天喝酒,到了晚上连一个清醒的人都见不到。他们投票支持卢卡申科,为苏联解体惋惜,为战无不胜的苏联军队惋惜。有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个邻居坐在我旁边,喝醉了酒大谈政治:“我真想亲手痛打每一个脑残的民主分子。他们给了你们什么?好吧,说实话!对这些人开枪是必要的。我的手绝不会哆嗦。美国必须为这一切负责……希拉里·克林顿……我们的人民是坚强的。我们经受了改革的苦难,我们也一定会挺过革命的动乱。我从一个聪明人那里听说,这场革命是犹太人策划的。”公交车上所有人都支持他:“不会比现在更糟糕了。打开电视,全世界到处都在轰炸、开枪。”

终于到家了。打开门,看到妈妈坐在厨房,正在清洗大丽菊花的根茎,它们在地窖里受冻了,根部有些腐烂。天气变化无常,菊花害怕霜冻。我开始帮妈妈干活,就像回到了童年。“你们在首都怎么了?”妈妈问,“我从电视里看到人山人海,大家都在高呼反对政府。我的上帝啊!真可怕!我们村里人都担心要打仗了:村里有些人的儿子在特种部队服役,另一些人的孩子是到广场上喊口号的大学生。报纸上说他们是‘恐怖分子’,是‘土匪’。我们这儿的人都相信报纸。那是你们的革命,我们还是苏维埃政权。”房子里飘着缬草的香味。

我听说了村里的新闻……深夜来了一辆汽车,两个穿便衣的人,就像1937年来人抓走我祖父一样,抓走了经营农场的优尔卡·施维德,还搜查了他家,带走了电脑。护士安尼娅被解雇了,因为她去明斯克参加了集会,登记加入了反对党。她家还有一个小宝宝。一个男人喝醉酒后还去打她:打你这个反对派分子!至于在明斯克当防暴警察的那些小伙子,他们的母亲就夸耀儿子们获得了巨额奖金,还带回了礼物。(沉默)他们将人民分成了两半……我去俱乐部跳舞,整晚都没人邀请我。因为……我是个“恐怖分子”,他们怕我……

“它可以转变成红色”

一年之后,在莫斯科开往明斯克的列车上,我们偶然相遇。车上的人已经睡了,我们继续谈。

我在莫斯科上学,经常和朋友一起参加莫斯科的集会。很亢奋!我很喜欢在那里看到的人们。当我们走上明斯克广场时,我还记得当时那些人的面孔。但我不认识自己的城市了,也不认识那里的人们。他们已经变成另一类人了。但我还是很想家,非常想家。

我坐在去白俄罗斯的火车上,难以入睡。半睡半醒,蒙蒙眬眬……一会儿梦见我在监狱里,一会儿在宿舍里,一会儿……全都回忆起来了,耳边有男人和女人的喧闹声……

——他们把我们扭起来,双腿绑到头上……

——他们把一张纸垫在我后腰上,这样就不会留下痕迹,然后用一个装满水的塑料瓶打人……

——他用一个塑料袋或防毒面具套住我的头。好了,接下来……您知道的,不到一两分钟,我就失去了知觉。他家里也有妻子,也有孩子,在家里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他们一个劲地打,打,打,打……他们用皮靴、皮鞋和跑鞋踢我们……

——你以为他们只学习了跳伞,学习了从直升机上放下缆绳滑落到地面?他们也学习了斯大林时代教科书上的那些本事……

——学校告诉我们:读蒲宁和托尔斯泰吧,那些书能够拯救人。为什么这些都没有传承下来,反倒传承了用门把手插入肛门、把塑料袋罩在头上呢?

——他们的工资提高了两倍、三倍……我怕他们真会开枪。

——在军队里,我发现我很喜欢枪。虽然我的父母都是教授,我是在书籍中长大的。但我想有枪。那是个好东西!几百年来人们都把它用得很好。有枪就有快乐。我就想摸到它,擦干净,做好润滑。我喜欢那种味道。

——你认为革命会是怎样的?

——橙色的,就是狗尿撒在白雪上的颜色。但是,它可以转变成红色……

——我们在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