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尼亚·库列绍娃，大学生，二十一岁

事件记事

12月19日，白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没有人期待这会是一场公正的选举，结果早就为人所知：已经统治这个国家十六年的总统卢卡申科胜选。全球媒体都嘲笑他是“土豆独裁者”，“世界级狮子狗”，但他把自己的人民当作人质。这位欧洲最后的独裁者……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希特勒的同情，人们对此一直没有严肃看待，还把他称为“沙俄下士”和“放荡的上等兵”。

晚上，在十月广场（明斯克的主要广场）上，数万人聚在一起抗议选举舞弊。示威者要求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并举行没有卢卡申科参加的新大选。和平抗议遭到特种部队和防暴警察的暴力镇压，首都周围的树林里埋伏着戒备中的正规军……

总共有七百名示威者被捕，其中包括七名总统候选人，虽然他们还有免遭逮捕的人身豁免权……

选举结束后，白俄罗斯特工部门夜以继日地工作。全国各地开始了政治镇压：逮捕，讯问，搜查公寓、反对派报纸和人权组织办公室，没收电脑等办公设备。许多人被关在奥科列斯季诺监狱或者克格勃的看守所，被威胁将因“煽动群众罪”和“政变未遂”罪而面临四至十五年监禁，这就是今天白俄罗斯政府对和平抗议所做的定性。由于担心迫害和严厉的专制，数百人逃离了这个国家……

——摘自2010年12月—2011年3月的报纸报道

感情记事

“……开开心心，并不严肃”

我不使用自己的姓氏，是用的我外婆的。当然，这是因为害怕……所有人都期待英雄出现，但我不是女英雄。我没有做好准备。在监狱里，我想到的只是我妈妈，挂念的是她有心脏病。她会怎么样呢？就算我们胜利了，被载入历史教科书，但是我们亲人的泪水呢？他们的痛苦呢？理想，这是最强大的东西，有着可怕而无形的力量，它无法衡量，是无价的，是另一类物质，是一种比妈妈更重要的东西。你必须做出选择，但你却没有准备好……现在我知道，当克格勃乱翻你的个人物品和书籍，查看你的日记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进入了我的房间……（沉默）今天我正要来找您，妈妈打电话给我，我告诉她要去见一个著名作家，她却哭了起来：“保持沉默。什么都不要对她说。”很多陌生人都支持我，但是亲戚朋友却没有，这是因为他们爱我……

参加集会之前，我们聚集在宿舍里争论，关于生活和这样一个主题：谁去参加集会？谁不去？要回想一下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好吧，大概就是这些：

“你去吗？”

“我不去。去了会被学校勒令退学，并且被抓去当兵，带着自动步枪到处奔波。”

“我要是被开除了，父亲马上就会把我嫁出去。”

“少废话，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如果每个人都害怕……”

“你想让我成为格瓦拉？”（说这话的是我的前男友，我也会将他的故事讲给您听。）

“一点点自由而已……”

“我会去，因为我已厌倦了在独裁下生活。他们就想让我们做没有思想的牛马。”

“好吧，我可不是英雄。我只想学习，只想读书。”

“有一则‘苏联分子’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凶恶如狗，沉默似鱼。”

“我只是个小人物，一切都事不关己。我从来没有投过票。”

“我是革命者，我要去……革命了，痛快！”

“你有什么革命理想？资本主义是新的光明未来吗？拉美革命万岁！”

“在十六岁的时候，我责怪父母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因为我爸爸有个工作。我以为他们都是愚蠢的，而我们截然相反！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说话！可是现在我和他们一样，也成了顺民，循规蹈矩。根据达尔文的理论，不是强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中庸者才能够活下去并且繁衍后代。”

“冲上去的是傻瓜，不去的人更糟。”

“愚蠢的羊群，是谁对你们说过，革命就是进步。我支持革命。”

“对我来说，什么‘白军’，什么‘红军’，我都不在乎！”

“我是革命者……”

“没有用！军车上坐满了光头佬，轰轰开过来，警棍朝着你脑袋瓜子抡，仅此而已。政权就应该是强硬的。”

“去他妈的毛瑟枪同志吧……我从来没有许诺要当革命者。我就想把大学念完，然后就去做生意。”

“脑子炸了！”

“恐惧，是一种疾病……”

开开心心，并不严肃。许多人在笑着唱着。所有人都彼此相爱，情绪高昂。有的举着海报，有的背着吉他。朋友们用手机给我们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在互联网上发帖。大家都在行动……我们也都知道：市中心的院子里挤满了装满士兵和警察的军车。军队正在往城里调动。不管我们相信不相信，心情都有些忐忑，但那不是恐惧。恐惧突然间消失了。是的，首先，有这么多人一起……数万人啊！形形色色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多人集会过。我是不记得有过……再说我们是在自己家门口。归根到底，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宪法赋予了我们权利：集会、示威、游行自由，言论自由……我们受宪法保护！这是免除恐惧的第一代人，不被殴打的第一代人，不被枪杀的第一代人。如果被判刑十五天呢？你想想吧！那就会在互联网上留下记录的。当局别以为我们只是盲目跟着牧人走的羊群！

我们还用电视机取代了人们的思想。为了应付万一，我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杯子，因为我已经知道在牢房里是一个杯子十个人用。我还在背包里放了一件温暖的毛衣和两个苹果。我们一边游行，一边互相拍照，要记住这一天。我们戴着圣诞面具和闪光的滑稽兔子耳朵，都是中国制造的玩具。圣诞节就是这样……天在下雪，多么美好的景致！我没有看到一个醉鬼。如果有人手上拿着啤酒罐，会被立即拿走倒掉。有人发现屋顶上有个人影：“狙击手！狙击手！”所有人都欢呼起来，朝着他挥手：“到我们这里来吧！跳下来吧！”真有意思。以前，我对政治非常冷漠，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去体验这样的感觉。我经历了这么多，但我从未放弃听音乐。音乐对我来说就是一切，不可替代，到了痴迷的程度。我旁边还走着一个女人——为什么我没有问过她的名字？本来你们应该写写她的。我是被其他事情所占据了，因为周围一片欢乐，对我来说一切很新鲜。这个女人是和儿子一起来的，儿子看上去只有十二岁，是个学生。一个警察上校发现了她，就在扩音器里破口大骂，说她是一个坏母亲，没有理智。但是所有人都为她和她儿子鼓掌。一切都是自然地发生，没有人事先约定。这是相当重要的……了解这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总是感觉羞愧。在乌克兰有迈丹革命，在格鲁吉亚有玫瑰革命，人们都在嘲笑我们说：明斯克是苏联共产主义的首都，是欧洲最后的专制据点。现在我生活在另一种感觉中：我们出来了。我们不怕了。这是主要的，是最重要的……

双方对峙：我们和他们。这边有一类人，那边是另一类。这看上去很奇怪……一些人举着标语和画像，另一些人则全副武装，组成战斗队形，手持盾牌和警棍。他们都是肩宽背阔的家伙，真正的美男子！他们怎么会对我们动手？他们会打我吗？他们都是我的同龄人，我的同代人。事实上他们当中就有从我们村里出来的小伙子，我都认识。当然，他们现在站在这里了。我们村里有很多人来明斯克当了警察：克利卡·拉图什卡、埃里克·卡兹纳切耶夫……都是很正常的小伙子。他们和我们都一样，只不过是戴了肩章。他们会来进攻我们吗？简直不敢相信……哦，不管怎样吧……人们嘲笑他们，调侃他们，还劝说他们：“弟兄们，你们难道会向人民开战吗？”雪还在下着，下着。然后……嗯，有点儿像阅兵了……军令传来：“隔开人群！保持队形！”大家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隔开人群！”出现了瞬间的寂静。接着，突然响起盾牌的声音，有节奏的盾牌撞击声……他们行动了……以横排队列推进，用盾牌和警棍撬开空间，就好像猎人追逐野兽，捕捉猎物。他们前进，前进，前进。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士兵，除了在电视上。后来我从一个同村小伙子那儿得知……上级这样开导他们：“如果你们在示威群中看到的是活人，那可就太糟糕了。”他们都是像狗一样被训练。（沉默）呼喊声哭号声响起一片。有人大叫“他们打人了！他们打人了！”我亲眼看到他们在打人。要知道，他们打人时会产生亢奋的感觉，产生快感。我记得他们打人时的那种愉悦……仿佛是在训练中。一个少女的声音在尖叫：“你在做什么啊，浑蛋！”这尖利的高音，冲破了喧嚣。那情景真是太可怕了，一时间我闭上了眼睛。我穿着白色外套，戴着白色帽子，一身洁白地站在那里。

“把脸对着雪地，婊子！”

囚车是一种奇怪的车，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它。这是专门运送囚犯的汽车，整个车身都是钢制的。“把脸对着雪地，婊子！动一下我就揍你！”我趴在人行道上……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这样……大脑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想法。唯一现实的感觉，就是寒冷。他们用皮靴踢我们，抡着警棍把我们驱赶进囚车。他们使出了最厉害的招数，踢打人们的下身。“打他的鸟蛋，球！叫他再干女人！”“打断他的骨头！”“用尿浇他们！”他们一边打人，一边对事件过程进行哲理概括：“操你妈的革命！”“你把祖国卖了多少美金？浑蛋！”五米长二米宽的囚车，设计装载量是二十个人。但了解情况的人们说，那次塞进了超过五十人。心脏病患者和哮喘病人也要抓！“不许看窗外！低下头！”他们骂骂咧咧，说我们是“卖身美国佬”的“乳臭未干的白痴”，害得他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足球赛。他们一整天都藏在大篷布车中，只能在塑料袋和避孕套里尿尿。所以等他们跳出来时，个个都像饿极的凶恶野兽。也许他们本身并不是坏人，但他们干着刽子手的工作。这些看上去正常的家伙，只是系统里的一颗螺丝钉。打还是不打，不由他们决定，但他们既然是打手，就先出手打人，然后才用脑子想，也许根本不用去想。（沉默）囚车开了很久，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又掉头。去哪里？完全不知道。他们打开车门的时候，有人问：“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得到的答案是：“去库洛帕特”（斯大林大肃反时代的受害者万人坑）。这都是有性虐待倾向的笑话。囚车在城里转悠了很长时间，因为所有的监狱都人满为患，我们就在囚车上待了一晚上。那个夜晚，室外温度是零下二十多摄氏度，而我们被塞在一个铁箱里。（沉默）我应该恨他们，但我不想恨任何人，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恨别人。

一个夜间警卫换了几次班。面孔我不记得了，他们都穿着相同的制服。但是有一个人……我现在就是在大街上也能认出他，我会通过他的眼睛认出他。年纪不大也不年轻，一般男人，没有什么特别。他做了什么？他打开囚车的门，敞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看到我们冻得发抖，他就特别开心。我们所有人都穿着夹克和人造皮革的廉价靴子。他一边看着我们一边笑。他并不只是奉命而行，而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这样做的。另一个警察就递给我一块巧克力：“喏，拿着吧。你干吗要跑到这个广场上来？”人们说，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读索尔仁尼琴。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在图书馆借到一本《古拉格群岛》，但当时我对他不了解。那是一本很厚很枯燥的书。我只读了五十页，就读不下去了，十分遥远的故事，就像是特洛伊战争。斯大林是一个说烂了的主题。我和我的朋友们对这些事情的兴趣不大。

进监狱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你包里的所有东西都倒在桌子上。感觉如何？就好像在脱你的衣服……而真正的脱衣服也是：“脱去内衣，分开双腿，与肩同宽。坐下。”他们要在我肛门里找什么？他们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我们。“面对墙！看地上！”一直命令我们要看地板。他们非常不喜欢我们看他们的眼睛：“面对墙！我说过了！面向墙壁！”到哪儿都要排队……连上厕所都要排队，“排好队，一个紧跟一个！”为了忍受这一切，我设置了一条线：这边是我们，那边是他们。审讯，调查，录口供……审讯中他们说：“你应该写：‘我承认自己有罪。’”“我罪在哪里？”“你说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吗？你参加了大规模骚乱……”“那是一场和平抗议活动。”于是他们开始施压：你会被学院开除，你妈妈也会被解雇。她作为老师，怎么能有这样一个女儿？妈妈！我一直在想着我的妈妈……他们明白这点，所以每次审讯都是以这样的话开始：“你妈妈哭了”，“你妈妈住院了”，然后才问，你叫什么名字，当时谁在你身边，谁散发传单，然后签字，写上日期。他们还保证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而且立刻释放回家。必须做出选择……“我不会给你们签任何字。”我对他们说。但是每天夜里我都会哭。因为妈妈住院了……（沉默）成为叛徒很容易，因为爱妈妈……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承受一个月。他们笑道：“好，你想当卓娅吗？”这些年轻的家伙还很快乐。（沉默）但我很害怕……我曾经和他们一起去商店购物，在同一家咖啡馆喝咖啡，一起乘坐地铁。干什么都在一起。在平常生活中，“我们”“他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怎么分辨得出来？（沉默）以前我住在一个善良的世界中，现在没有了，以后也不会有了。

在牢房里关了整整一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从来没有照过镜子。我本来有个小镜子，但是自从我的背包被检查后，它就消失了。钱包也不见了。我总是想喝水。口渴难忍！但只有吃饭时才给水喝，其余时间他们就会大骂：“喝厕所里的东西吧。”而他们自己在喝汽水。从此以后我就觉得总是喝不够水，也总是把冰箱里装满矿泉水。我们身上都有味道了，没地方洗澡……有人找到一小瓶香水，大家就轮流闻一下。我们在外面的朋友们此刻正在写学习大纲、坐在图书馆里复习功课、参加考试。我还想起了各种日常生活琐事，我还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笑）我知道，快乐往往是由很小一件东西带来的，比如一粒糖、一块肥皂。一间三十二平方米的牢房，本来应该关五个人，但实际上关了我们十七个人。必须学会在不足两平方米的空间里生活。最痛苦的是晚上，几乎无法呼吸。很久都睡不着，大家只能说话。开始几天谈政治，后来谈的就只有爱情了……

“……不想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自愿的”（牢房里的谈话）

——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剧本走，一切都在原地绕圈子。人民就是一群羚羊，权力是一头母狮。母狮从羊群中选择了一个牺牲品，把它吃掉。其余的羚羊看了母狮一眼，继续低头吃草。母狮就按照顺序一只一只挑选羚羊。每当母狮子推倒一只牺牲品时，剩下的羚羊都松了一口气：“不是我！不是我！我还可以活下去。”

——我喜欢博物馆里的革命，有一种浪漫的气息，就像童话一样。没有人招呼我，是我自己去广场想看看革命是如何进行的。确实很有意思，但我的头和肾脏都被警棍打伤了。年轻人走上街头，这是一次“儿童革命”，人们这样称呼它。当然是现在这样说的。我们的父母就留在家里，他们坐在厨房里，谈论我们做的事情。他们经历过，所以他们害怕，但我们没有苏联的回忆。我们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共产主义，我们没有恐惧。在明斯克住着二百万人，我们走出来的才有几个？三万人……旁观的人更多：他们站在阳台上，从汽车里面鸣笛，为我们欢呼：加油！孩子们，加油！而拿着一罐啤酒坐在电视机前的人们永远是最多的。事情就是这样，上街的只有我们，书生气十足的浪漫主义者，所以这不是一场革命……

——你们以为一切都是靠恐惧维持的？都是靠警察和警棍？你们错了。受害者与刽子手可能达成协议。这是苏联共产主义时代留下来的。达成默契和交易，这是很重要的。人们全都明白，但都保持沉默。他们就是希望换来一份体面的收入，哪怕只够买一台二手“奥迪”，还能去土耳其度度假。你试着跟他们去谈民主，谈人权吧……那些在苏联时代生活过的人马上就开始回忆：“我们的孩子还认为香蕉是生长在莫斯科。你看，现在……我们有一百多个香肠品种！还需要什么自由啊？”今天很多人希望回到苏联，不过必须要有很多很多香肠。

——我不是去参加集会的，本来只是到广场上和朋友做伴，在海报和气球中闲逛一下。而且说实话，我喜欢上了那里的一个小伙子……事实上我是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排斥政治。我就喜欢油煎大饼，对善恶之争感到厌烦……

——他们把我们赶进一个简易板房。整夜都要对着墙站着。早晨又下令：“跪下！”我们就都跪下。又命令说：“站起来！举起手来！”一会儿双手放在脑后，做一百个仰卧起坐；一会儿要单腿站立……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了什么？问他们，他们不回应。上面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这样就有权力感了……有个小女孩恶心了，晕倒了。第一次被审问时，我还对着审讯者的脸笑，直到他说：“小丫头，我现在就会打得你全身冒气泡，然后把你扔到关满刑事犯的大牢房去。”我没有读过索尔仁尼琴，我想审讯者也不会读过。但是我们都知道……

——审讯我的人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原来我们还喜欢同一些书，比如鲍里斯·阿库宁、安伯托·艾柯……“你是怎么撞到我手上来的？”他说，“我是专门对付腐败分子的。那可是个美差！他们的事情一切都很清楚。可是你的案子……”他很不情愿做这个活，觉得受了羞辱，但他还是做了。像他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官员、审讯员、法官。一些人打人，另一些人在报纸上说谎，第三种人抓人、判决。斯大林时代的国家机器并未荒废。

——我们家里还保存着一些普通的旧笔记本。我爷爷把他一辈子的故事都写出来留给子孙。他熬过了斯大林时代。当时他被投入监狱，受尽拷打：他们把防毒面具套在他头上，不让他呼吸到氧气；脱光他的衣服，用铁棒或门把手插他的肛门……在我十年级的时候，妈妈给了我这个笔记本：“你是个成年人了，应该知道这一切。”那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

——只要恢复集中营，就不愁找不到看守。这种人遍地都是！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我看着他的眼睛，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总是口沫横飞。我看到他们像梦游一样，迷迷瞪瞪，恍恍惚惚，忽左忽右地乱打一气。一个男人倒下了，他们就用盾牌压住他，在他身上跳舞。他们都跟巨人一样，两米多高，每个人都八十到一百公斤重，养得又肥又壮，达到角斗士的体重。防暴警察和特种部队中都是这种大块头，就像伊凡雷帝的卫兵……我不想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自愿的，我尽全力不去这么想。他们也要吃饭。这些小伙子，他们仅仅是读过中学就到军队服役了，但他们的收入超过大学教师。以后还将一直这样下去，这是必须的……之后他们都会说自己是在执行命令，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无辜的。他们今天就找到了一千个借口：“谁来养活我的家人？”“我发过誓的。”“我不能脱离队伍，就算我想这样。”他们对任何人都会这样做，在任何情况下，对许多人这样做……

——我只有二十岁。今后怎么活下去？我想我还会到城里去，但是我会害怕抬起眼睛……

“那是你们的革命，我们还是苏维埃政权”

我们是在晚上被释放的。记者们和朋友们都等在监狱外面，我们被带上一辆囚车，然后被扔在城市的各个郊区。我被扔在了沙巴内的什么地方，靠近一片大石头，附近有新建筑物。这里真的好可怕。我失魂落魄地站在那儿，朝着灯光的方向走去。身上没有钱，手机早就没电了。钱包里只有一张收据，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证明我们支付了在监狱中所有开销。我甚至还不知道，这就是我一个月的助学金……我和妈妈就靠这点钱勉强为生。父亲去世时，我才上六年级，十二岁。继父把他自己的薪水全都用来喝酒作乐了，他是个酒鬼。我恨他，他毁了我和妈妈的一生。我经常努力赚些外快：分发信箱广告，夏天在小摊上卖水果或者冰激凌。我在黑暗中走着，往事涌上心头……几条狗从我身边跑过去，但是哪儿都看不见人……所以，当一辆出租车停在我身边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把地址告诉了司机，但也对他说：“我身上没有钱。”出租司机出乎意料地马上猜到：“啊，啊，是‘十二月党姑娘’吧（我们在12月份被拘捕）。上车吧。我已经拉过一个参加的姑娘回家了。他们怎么在夜里才释放你们啊？”他就这样载着我一个人，把我送回了家。他还问：“为什么要在晚上释放你们？”他一边开车，一边还教我斗智斗勇：“你只要装傻就行了！装傻！我1991年在莫斯科读书，也参加过游行示威。我们那时的人可比你们多。我们胜利了。我们梦想每个人都可以开一家公司，都可以致富。可是怎么样呢？在苏联共产党时代，我是个工程师，现在转方向盘。我们赶走了一批浑蛋，又来了一批浑蛋。黑色的、灰色的、橙色的，他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政府可以毁掉任何人。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只相信自己和家人。就算一批又一批白痴发动一次又一次革命，我也只管拼命干活。这个月要挣钱给女儿们买上衣了，而下个月呢，要给老婆买双靴子。你是个漂亮女孩，去找个好小伙子吧，最好赶快嫁人。”我乘着他的车进了城。到处是音乐声和欢笑声，情侣们在接吻，这个城市……就好像我们不存在一样。

我好想跟自己的男朋友说说话。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年，都计划好了。（沉默）他本来答应我说他会参加集会，但是没有来。我等着他给我一个解释。好了，他出现了，身上干干净净没有一丝尘土。他是跑过来的，姑娘们把房间留给了我们两个。他都解释了什么啊？！荒唐可笑！原来，我成了一个“简单的傻瓜”“杰出的人物”“天真的革命家”。“事先警告过你的，你怎么都忘记了？”他教育我说，“纠结于那些你无法影响到东西，是不理性的。”有一种观念是要为别人而活着，对此他不能苟同，他可不希望死在路障上。这不是他的志向，他的目标是事业。他想要赚很多钱，想要带游泳池的房子，想要生活充满笑容。今天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可能性，让人眼花缭乱……你可以周游世界，乘坐豪华邮轮，但它们很昂贵；你也可以去买一座宫殿，但它也很昂贵；你也可以在餐厅喝甲鱼汤，只要付得起钱。钱！钱！钱！就像有一位物理老师教导我们的：“亲爱的同学们！请记住，钱可以解决一切，甚至微分方程。”这就是严酷的生活真理。（沉默）可是理想呢？宣泄之后，什么结果都没有，不是吗？也许您能告诉我些什么？您毕竟是在写书……（沉默）在全体大会上，我被学院开除了。所有人都举手赞成，除了我最尊敬的一位老教授。这一天他也离开了学校，是被急救车拉去了医院。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同宿舍的室友们都安慰我：“请别见怪，是系主任威胁我们，说要是不举手，就把我们赶出宿舍……唉！”这些女英雄们啊！

我买了回家的车票。在城里的时候，我很想念我的乡村。当然，我不知道我想念的是怎样的乡村，大概我是怀念童年时的乡村。当时爸爸总是带着我从有蜂巢的大木架子上取蜂蜜。他先用烟把蜜蜂熏走，以免蜜蜂蜇到我们。小时候我很可笑，我以为蜜蜂也是鸟……（沉默）我喜不喜欢现在这个村子呢？年复一年，他们还像以前一样过日子。跪在地上用铁铲挖自家菜园里的土豆，喝自己酿造的酒。他们每天喝酒，到了晚上连一个清醒的人都见不到。他们投票支持卢卡申科，为苏联解体惋惜，为战无不胜的苏联军队惋惜。有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个邻居坐在我旁边，喝醉了酒大谈政治：“我真想亲手痛打每一个脑残的民主分子。他们给了你们什么？好吧，说实话！对这些人开枪是必要的。我的手绝不会哆嗦。美国必须为这一切负责……希拉里·克林顿……我们的人民是坚强的。我们经受了改革的苦难，我们也一定会挺过革命的动乱。我从一个聪明人那里听说，这场革命是犹太人策划的。”公交车上所有人都支持他：“不会比现在更糟糕了。打开电视，全世界到处都在轰炸、开枪。”

终于到家了。打开门，看到妈妈坐在厨房，正在清洗大丽菊花的根茎，它们在地窖里受冻了，根部有些腐烂。天气变化无常，菊花害怕霜冻。我开始帮妈妈干活，就像回到了童年。“你们在首都怎么了？”妈妈问，“我从电视里看到人山人海，大家都在高呼反对政府。我的上帝啊！真可怕！我们村里人都担心要打仗了：村里有些人的儿子在特种部队服役，另一些人的孩子是到广场上喊口号的大学生。报纸上说他们是‘恐怖分子’，是‘土匪’。我们这儿的人都相信报纸。那是你们的革命，我们还是苏维埃政权。”房子里飘着缬草的香味。

我听说了村里的新闻……深夜来了一辆汽车，两个穿便衣的人，就像1937年来人抓走我祖父一样，抓走了经营农场的优尔卡·施维德，还搜查了他家，带走了电脑。护士安尼娅被解雇了，因为她去明斯克参加了集会，登记加入了反对党。她家还有一个小宝宝。一个男人喝醉酒后还去打她：打你这个反对派分子！至于在明斯克当防暴警察的那些小伙子，他们的母亲就夸耀儿子们获得了巨额奖金，还带回了礼物。（沉默）他们将人民分成了两半……我去俱乐部跳舞，整晚都没人邀请我。因为……我是个“恐怖分子”，他们怕我……

“它可以转变成红色”

一年之后，在莫斯科开往明斯克的列车上，我们偶然相遇。车上的人已经睡了，我们继续谈。

我在莫斯科上学，经常和朋友一起参加莫斯科的集会。很亢奋！我很喜欢在那里看到的人们。当我们走上明斯克广场时，我还记得当时那些人的面孔。但我不认识自己的城市了，也不认识那里的人们。他们已经变成另一类人了。但我还是很想家，非常想家。

我坐在去白俄罗斯的火车上，难以入睡。半睡半醒，蒙蒙眬眬……一会儿梦见我在监狱里，一会儿在宿舍里，一会儿……全都回忆起来了，耳边有男人和女人的喧闹声……

——他们把我们扭起来，双腿绑到头上……

——他们把一张纸垫在我后腰上，这样就不会留下痕迹，然后用一个装满水的塑料瓶打人……

——他用一个塑料袋或防毒面具套住我的头。好了，接下来……您知道的，不到一两分钟，我就失去了知觉。他家里也有妻子，也有孩子，在家里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他们一个劲地打，打，打，打……他们用皮靴、皮鞋和跑鞋踢我们……

——你以为他们只学习了跳伞，学习了从直升机上放下缆绳滑落到地面？他们也学习了斯大林时代教科书上的那些本事……

——学校告诉我们：读蒲宁和托尔斯泰吧，那些书能够拯救人。为什么这些都没有传承下来，反倒传承了用门把手插入肛门、把塑料袋罩在头上呢？

——他们的工资提高了两倍、三倍……我怕他们真会开枪。

——在军队里，我发现我很喜欢枪。虽然我的父母都是教授，我是在书籍中长大的。但我想有枪。那是个好东西！几百年来人们都把它用得很好。有枪就有快乐。我就想摸到它，擦干净，做好润滑。我喜欢那种味道。

——你认为革命会是怎样的？

——橙色的，就是狗尿撒在白雪上的颜色。但是，它可以转变成红色……

——我们在前进……